台灣素描
一
在香港機場中華航空的櫃檯前，我領到台灣的入境許可證。一張淺綠色背景的長方形薄紙，折上兩下，變成一本護照大小的簡易證件，封面上是楷體的「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 入境許可證」字樣，上面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圖案。
一九○六年冬日的東京，在同盟會的幹部會議上，孫中山堅持當以加上紅色底的青天白日旗作為未來的中華民國國旗。是他的同鄉陸皓東繪製了最初的青天白日旗，作為一八九五年的廣州起義旗幟。藍色底上的白色太陽，意味著光明正照自由平等。起義失敗了，陸皓東成為了「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孫中山相信，紅色底襯托是對流血的革命者的紀念。
革命的成功比想像得更快的到來，也更快的幻滅。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誕生了，但到孫中山去世的一九二五年，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只在廣東時斷時續的飄揚過。革命的果實，被竊取，被轉手。他的助手蔣介石比他更殘酷也更能幹，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東北的張學良通電全國，將他的屬地換上了青天白日旗，歸順了南京中央政府。此刻，除去台灣尚在日本統治下，中國領土均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又八十年過去了，對於生活在中國大陸遼闊土地上的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只在歷史課本上見到孫中山的設想。從桃園機場通往市區的高速公路上，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孤零零的掛在一座人行天橋上，沒有風，旗布無精打采的垂下。我第一次見到了真實的旗幟。
這是我第一次到台灣。透過機艙窄小的視窗，看到原本只是白色雲層與藍色海面的視野中，出現了陸地的輪廓時，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接著是海岸線，它太平坦了，海水溫和的拍打著陸地，再接著是切割線條分明的稻田、低矮房屋、細線式的公路、河流。
它翠綠、富饒而濕潤，就連雲朵都顯得豐腴，讓人不禁想起「福爾摩薩」這個詞。據說是葡萄牙的水手們在一五四三年首次看到了台灣島，大聲用葡萄牙語喊出「福爾摩莎」——美麗的島嶼。它後來成為了台灣的英語名稱Formosa。這個故事動人，卻不見得可信。那些終日在海洋上漂泊、煩悶異常的水手們，會對每個島嶼都喊出「福爾摩莎」吧。
誤解經常是歷史的本質。據說，連「台灣」這個名字也來源於誤解。最初從台南登陸的漢人，問起當地的原住民這裡的名字。這個原住部落名叫「Taywan」，他們語言不通，就把部落名字當成了地名。漢人們回到泉州、漳州後，家鄉人問起他們去了哪裡，回答便是「去台灣」。一六八四年，當清帝國將台灣納入版圖後，它成為了「台灣府」，隸屬福建省的廈門道。
昔日的水手們從茫茫海洋而來，登陸時的喜悅可想而知。我們早晨八點從寒冷、乾燥的北京出發，在香港短暫的停留，下午四點就著陸到了這溫潤的「福爾摩薩」。那股莫名的興奮，早已不是探險者們對陌生地域的發現，更像是對各種既有認知與情緒的碎片的印證、梳理和拼貼。一切註定是熟悉又陌生的，一切也註定是清晰又混亂的……
二
我對台灣的最初印象是二十多年前春節聯歡晚會上，費翔唱出了《冬天裡的一把火》。我在北京郊區的一所小學上四年級，對於潮流一無所知，卻記住了他那副與眾不同的樣子——長長的黑褲，紅色的短上衣，脖子前面的黑領結，當然還有他那波浪式的髮型。他來自台灣。也是在那個時間的前後，來自台灣的電視劇《一剪梅》風靡了中國，我的媽媽是個熱心、容易落淚的觀眾。我也記得，一九八九的秋天，我在電視裡看到了三個少年人組成的小虎隊，《青蘋果樂園》的旋律，比那個夏天北京激烈、慘痛的悲劇，給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在九十年代初的歲月裡，比賽誰知道的來自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手多，是同學間的主要遊戲之一，男生們假裝趙傳式的酷，女生們埋頭閱讀瓊瑤的小說。
高中歲月時，我愛上了李敖，那正是個沉迷於反叛的年紀，與其說是李敖的思想，不如說是他的放肆，讓我心潮澎湃。我憧憬了台大的校園，和園中的杜鵑花。順著他的線索，我翻閱柏楊、殷海光、雷震，進而是胡適。這些匆匆的閱讀，讓我對五四一代產生了興趣。生活在北京的我，通過台灣來開始認識民國時的中國，來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傳統。
當少年的文藝情結減弱時，台灣對我的影響開始退卻。但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台灣的影響仍四處可見。台灣的商人湧入中國的沿海，他們開辦工廠，將來自內地省份的年輕男女訓練成生產線工人、將世界的訂單引入中國，他們也使卡拉OK蓬勃發展，開了連鎖的上島咖啡，空氣裡飄揚著台灣牛肉麵的味道……在大城市的跨國公司裡，台灣人與香港人仍佔據著更高的職位——他們的唯一優勢是來自於更早接受資本主義訓練的地區。
比起經濟與文化上日漸熟悉，政治上的台灣仍舊陌生。有那麼一段時間，像所有對中國政治不滿的青年一樣，我對於台灣的民主模式，滿懷敬佩。在經濟增長之後，民主政治會自然到來嗎？中國也將跟隨這條道路嗎？蔣經國是我心目中傑出政治家的典範——他懂得退出權力。我也對台灣的一代知識精英們相當折服——他們從未停止過抗爭。
對於這一切，我只是泛泛的瞭解。當陳水扁在兩千年當選後，台灣民主政治的吸引力逐漸降低了。在中央電視台的畫面上，我早已零星的見過立法會議員之間的拳腳相加，還有黑金政治。而在陳水扁的任內，政治的品格、民主的品格，似乎又繼續降低，政治逐漸變得和娛樂差不多了。也是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大陸開始陷入全民娛樂化的潮流中，公共空間變成了一個秀場。台灣再一次啟發了中國的文化潮流。二十年前是羅大佑、瓊瑤、龍應台，而這一次是吳宗憲、林志玲與「康熙來了」，政治人物與新聞也是其中一部分，從陳水扁到璩美鳳，似乎沒人真的在乎他們的政治主張。據說那些少量有機會前往台灣旅行的觀光客，最喜歡在酒店裡看台灣的政治新聞節目——一幕接一幕，比戲劇更精彩。
這是個新世界了，古老的幽靈仍偶爾來訪。三年前的初夏，連戰訪問中國大陸。「國共第三次合作」，新聞標題提醒了歷史的連續性。蔣介石與毛澤東相互廝殺的記憶被暫時擱置，讓我們回憶那些短暫的甜蜜吧。那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歲月，那是共同抗擊日本人的日子。
這的確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但誰都清楚，共產黨已經不是當初的共產黨，而國民黨也並非當時的國民黨，歷史的語境早已改變。但是，他們的確又有了共同的敵人。國民黨想戰勝民進黨，重新執政。而共產黨則視民進黨的台灣獨立主張，為瘋狂生長的毒草。
一直以來，國家的統一是不可質疑的意識形態。而統一一定是由國家政權來完成的，它要將一切異己的聲音，都納入自己的系統之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國家（State）的唯一問題就是扼制國家以外的其它力量——如商人、軍隊和宗教社團的——的發展，防止國家的最上層發生危險的分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曾這樣寫道。
到了近代，統一變得尤為重要，因為被割讓給入侵者的領土，是屈辱的象徵。洗刷屈辱的欲望驅動著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與社會。
統一台灣帶有了雙重含義。一方面，它曾因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被割讓給日本，是近代屈辱的遺產；另一方面，一九四九年後，它則被對立力量所佔據。統一既關乎歷史，也關乎此刻。既是中國傳統力量的迴響，又與近代的新經驗有關。
這種觀點或許很少被清晰闡述，卻模糊而有力的深埋於政治人物頭腦，也彌漫於中國社會。「台灣獨立」是個如此敏感的話題，在我六年的新聞記者生涯裡，我們小心翼翼的談論著台灣的議題，文字獄式的審查也一直進行著，編輯們最嚴重的錯誤之一是，在文章提到「台灣」時，忘記加上台灣地區。我記得那個氣氛緊張的早晨，在一篇報導中，一位記者在寫到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時，隨手把台灣並列在韓國、日本、新加坡之列，並稱它們為「這些國家」。他的無意之舉被扣了整整一個月的獎金。我也知道，在網路論壇上，台灣問題，就像日本的靖國神社一樣，中國青年對此是壓倒性的、不容置疑的聲音。
但是，在這種表面上的敏感與重視的背後，是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一貫情緒。前者其實從未真正對後者產生過興趣，試圖理解後者，從後者的角度來思考。表面上的好奇，經常是一種淺薄的獵奇，人們其實很少思考台灣的模式能給中國帶來什麼真正的啟發。在過去八年中，中國似乎變得更強大、更自滿了，而台灣則看似被邊緣化了……
三
十一月六日傍晚的台北，潮濕和微熱，空氣中緊張與興奮夾雜。台北正在實行交通管制，一些道路被封鎖了，車子繞來轉去，或擠在一處。大批民進黨的支持者正集結在圓山飯店門口，繼續抗議陳雲林的到來和馬英九的政府。
稱謂仍是個敏感的話題。我們到達的這天上午，馬英九在台北賓館會見了海協會長陳雲林。他們笑容滿面的握手、互示溫情，但後者無法叫上一句「馬總統」。不管北京多麼欣賞此刻的台北，在中國官方的語彙裡，馬英九只能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我在一個敏感的時刻到來。它與陳雲林的訪問有關，十一月三日，陳雲林前往台北的新聞，像是一樁尚未發生、就已被定義的「歷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以來前往台灣的最高規格的中國官員。全球的媒體蜂擁至台北的機場，記錄著專機着陸時的歷史性一刻。陳雲林的前任，風雅而望重的汪道涵，離世前仍在抱憾未能和同樣風雅而望重的辜振甫在台北相見，如今陳雲林和江丙坤實現了它。
我們生活在詞語濫用的年代，這也包括「歷史性的時刻」。它頻繁的出現，不斷的貶值，以至於經常變成政治人物和新聞記者語言上的自我滿足。我們也生活在一個缺乏勇氣的年代，以至於一點微小的進步、姿態性的改變，都變成了自我慶祝的理由。在電視畫面上，我看著那架機身上噴繪了五個福娃的專機的起飛，也知道這一行雙方將簽署的協議，但直航、直郵、更多的包機，這是雙方政府與社會早有的共識，不是什麼意外之舉。多年以來，雙方最大膽的舉措，也仍停留在經濟層面上，認定只要一起賺錢，就必定達成統一。如果海峽兩邊都僅僅是商人的話，一切早已迎刃而解。但是，社會總是由更複雜的人群構成，而每個人的需求也不僅僅是利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北京熱衷於將大熊貓送到台北的動物園、購買台南的水果、吸引台商到沿海設廠，但收效卻沒有想像的那麼明顯。陳水扁或許對經濟一竅不通，卻深諳如何挑動族群與身份意識，穩固自己的權力。
陳雲林的到來，也適逢台灣社會自身的轉折時刻。有關陳水扁貪腐案的報導已經持續了幾個月，台灣正準備將自己的前總統送上被告席，曾令人驚歎的民主嘗試中充滿了幻滅。而台灣社會似乎也正為此而撕裂，一種空前的混亂、迷惘與失落似乎正在到來。
四
站在抗議人群中，和透過電視畫面上觀看是兩回事。夜晚九點，才走過圓山捷運站，我就聽到了遠處的喧鬧。有高音喇叭傳出的講話聲，人群的吵鬧，還有一種刺耳的汽笛聲——不知它從哪裡發出。
我循人群與聲響而去，走過酒泉街旁的中山足球場時，看到藍色襯衣的員警們正鬆散的或站或立。他們很年輕，大多鼻樑上架著眼鏡，斯斯文文像是一群正在軍訓的學生。在五號門口，我看到了整齊排放在地面上的防暴服，透明盾牌、深藍色的警帽、制服、黑黑的警棍，一堆堆整齊的排列在一起，在黃色的路燈照耀下，像是一副靜物寫生，國家機器的暴力色彩被稀釋了、凝固了。一個員警孤零零的站在一旁，左手持一瓶礦泉水，遠遠的看著我，既沒有表情，也沒有言語。
從酒泉街拐到中山北路時，悠閒安靜的氣氛消失了，喧鬧撲面而來。這是我第三次身處這樣的人群中。第一次還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念大學，和同學們聚集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前，表達對美軍飛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抗議。我們按照學校，被劃分成不同的方陣，走過大使館。我忘記了自己是否也喊了口號，只記得對身處這樣的人群裡很不自在，像是一場意料之中的表演。況且，我對於周圍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同學們也很不舒服，為了一張美國簽證，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分日夜的背單詞，想方設法的瞭解不同簽證官的脾氣。第二次是二〇〇五年的上海，我乘坐的計程車被堵在路上，等待那些正在抗議日本的遊行隊伍們通過，其中的一些年輕人還砸了日本汽車和日本餐廳——儘管它們的主人都是中國人。我懷疑這些抗議，是因為它們的高度虛偽性——他們標榜自己的民族義憤，卻又深深的崇拜與渴望美國與日本；年輕人想表明自己的參與感，卻從來只對安全的、得到官方授權的話題表示異議；他們看似熱情亢奮，卻又是那麼的曇花一現，短暫的熱鬧過後，一切恢復常態。
這個夜晚的中山北路是另一幅圖景。周邊的人群鬆散，景象紛雜。青年、老人、孩子、戀人們擁擠在那裡，有人義憤填膺，頭上纏著黃色布條，上面是中英文的黑字標語「台灣是我的國家」，一些更為激進的的標牌用紅字寫著「共匪」，另一些則在要求馬英九下台，但更多的則是無所事事的站著、走著。賣烤香腸的小販生意不錯，三支烤得焦黃、油亮、香噴噴的香腸，不過五十元台幣，它們是「民主香腸」。更有趣的是汽笛喇叭，它是個二十公分高的桔紅色罐子，上面有紅色的喇叭，摁下頂上的機關，罐內的氣體噴出，發生尖利的聲音，像是警報。本地人前往體育場時最喜歡帶著它，比喉嚨裡的助威聲有力得太多了。
於是，這場抗議給我最初的印象是，它像是一場嘉年華。沿著中山北路繼續向北，人群更密集了。到了台北廣播電台與台北市立美術館一帶時，我看到了掛滿標語的遊行指揮車，一位指揮者正在喊話，但很顯然，情緒激動、卻缺乏感召力，另一輛車正在發放瓶裝水與麵包。喇叭的聲音更強了，有時後是雜亂的尖聲，有時是同時鳴響，我感覺得到耳膜的刺痛。
靠近中山橋時，鐵絲網、全副武裝的員警，他們的頭盔在燈光的照耀下閃閃發亮。橋已被封死，以防止示威群眾沖向園山飯店，陳雲林正住在那裡，這是他的六天台灣之旅的最後一夜。台灣政府出動了七千名員警確保大陸代表團的安全。一天前，陳雲林在晶華飯店被示威的群眾整整圍困了八個小時，它變成了馬英九政府無能的標誌。
全副武裝的防暴員警和抗議群眾，正隔著黑色的鐵絲網相互對視。無處不在的攝影機鏡頭，正試圖捕捉、或者創造緊張的、戲劇性的氣氛。不管抗議的人群多麼聲嘶力竭，員警們無動於衷，一些人甚至保持著微笑，泰然的面對抗議和鏡頭。
天氣有點悶熱，擁擠的人群讓我的汗流得更快。那刺耳的鳴笛聲從未減退過，有時候人們會同時按響喇叭，聲音是如此淒厲，以至於我像是突然失了聰，世界歸於寂靜，空氣像是凝滯一般。我抬起頭，正看到夜幕下的圓山飯店那金黃色的翹起的屋簷。是蔣介石決定了飯店的最初設計方案，中國宮殿式房舍和庭院，憑藉其莊重宏偉的外觀、典雅精緻的陳設，向外賓宣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那是一九五〇年代初，它是第一家五星級飯店。在很長一段時間，它是接待來訪外賓的首選之地，宋美齡是它的第一任會長。在那個國民黨政府的困頓時刻，外來的援助與承認，顯得至關重要。
房檐以下部分的視線則被巨大混凝土構造的中山高速公路檔住了。在道路上，小小的汽車在夜幕中無聲的跑動，像是另一個時空的故事。於是寂靜的高速公路、圓山飯店和眼前的喧鬧、衝突，構成了奇特的對比。
當我走到基隆河畔的新生北路時，這種對比顯得更加顯著。我爬上河畔的高牆時，淺淺的、發黑的基隆河水正有條不紊的流淌，岸邊水草茂盛，有一人多高了。那座廢棄了的中山便橋上堆滿了建築物料，還有一輛停工的黃色吊車，吊臂上懸掛著白色的條幅——安全第一。
我絲毫沒有感受到緊張。身邊那些憤怒的公眾，彼此之間是如此的客氣、溫和。幫助我爬上河畔高牆的是一個穿白色運動鞋、戴藍色棒球帽的小夥子。他站在牆頭，幫助每一個向上爬的人。他的臉短而緊湊，還有青春痘的痕跡，一點也不像他三十七歲的真實年齡。
他來自中南部彰化，是一家餐廳的經理。今天早晨，他和同伴們坐著旅行大巴來到台北，準備去「嗆」馬英九與陳雲林原定在下午的會談。他顯然被激怒了，馬英九將會面提前到上午的十一點，使得這些抗議失去了目標，現在他把所有的憤怒都轉向了圓山飯店。他是個熱心、單純而倔強的人，給我煙抽，對身旁另一個遭受員警呵斥的年輕姑娘說，我幫你報仇，然後走到員警的隊伍那邊大聲斥責。但是，至於他的訴求到底是什麼，他卻並不很清楚。從彰化趕到這裡，是為了表現他對於民進黨的支持。民進黨昔日的領導者陳水扁正醜聞纏身，新的領導者蔡英文，廉潔、理性，卻像是一位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大學女生——還不足以應付如此複雜的局面。他將氣憤轉向了國民黨，轉向了來訪的陳雲林。在一瞬間，我似乎突然明白為何在二十世紀的歷次革命中，福建人與廣東人經常是其中的主導。他們是一群仗義、卻也經常輕信的人，只要認准一個道理、一種信念，他們就會奮不顧身的投身其中，熱血戰勝了個人的得失。
示威現場的人們似乎生活在混亂的價值中。他們支持台灣獨立，打出了「共匪」的標語，卻忘記了在他們深惡痛絕的二•二八事件及後來的白色恐怖主義，「共匪」是國民黨政權最主要的敵人。他們不瞭解中國，也不會真正反對達成了三通協議。他們也被一種懊惱所左右，即使再怎麼支持民進黨，陳水扁的劣跡也是無法消除的，對於馬英九政府的憤怒，變成了他們逃避自身困境的方法。
在更多的時刻，我覺得它就像是一場狂歡。與其說憤怒來自黨派、意識形態之爭，不如說是個人情感的宣洩。高牆上坐在左側的是三位濃妝少女，像是剛剛從夜店裡出來。最漂亮的一位正在把藍色牛仔褲向白皙的雙腿上套，那條短裙實在太短了，走在牆上實在不方便。穿上牛仔褲，她大大咧咧的起身，對兩個同伴說，我去「嗆他們」，就直奔防暴員警而去。
十點鐘，我離開混亂的現場。帶者一絲興奮，像是目睹一場社會運動的表演，感到了身處人群中的亢奮和身不由己，並多少有點震驚於防暴員警的克制。十二點，吃過宵夜，我再返回中山北路時，氣氛發生了變化。
當我坐在空曠的圓山公園的長凳上時，一位中年女士走過來勸我快走，防暴員警開始行動了，他們要清場。我猶記那位女士的關懷、懇切神情，刹那間，我們像是成了親密的盟友。中山北路上已經亂坐了一團。抗議的民眾正一步步後退，盾牌與頭盔武裝起來的員警正步伐一致的向前推進。一方混亂，而另一方整齊。當剛才那些斯斯文文的員警排列在一起、行動一致時，單純的個體消失了，他們變成了一個強大的、不盡人情的國家機器。
看著他們一步步逼近，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懼。公眾跑跑停停，伸出中指，大聲的叫駡。路旁高大樹木的陰影籠罩在人們的臉上，林憶蓮演唱會的廣告畫清晰可見。一些摩托車手，焦躁的在路上轉圈，馬達發出轟鳴聲音，其中一位最大膽的說：「不能再退了，我們就不走，看他們能怎樣。」但人群仍在後退，那些拒絕後退的人和員警發生了衝突，我看到了警棍的揮舞。我也看到電視台的攝影師正四處穿梭。
那真是個混亂的景象，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激情，仿佛正在親歷歷史。到了民族西路與中山北路的路口，我決定離開人群，回去睡覺。離開現場，台北又變得寧靜祥和，路過一家飲品店時，電視裡播放著員警攻擊一名記者的場景，小小的螢幕上反復是警棍的形象……報導裡盡是衝突與暴力，而我之前看到的鬆散、平和與員警的克制，都消失了。
我在台北的第一夜結束了。
五
在誠品信義書店的咖啡廳裡，楊照向我描述了他眼中的抗議。出生於一九六三年的楊照，是台灣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個早熟的靈魂，少年時讀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種衰老的恐懼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變了。二十四歲時，寫出了小說《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後一次面對鏡子，凝視著自己六十五歲的臉上隱約的幾點淡黑色壽斑時，顏金樹突然想起父親過世那天的種種，因而恍然大悟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小說的開頭是對加西亞•馬奎斯的模仿，探索的卻是台灣的悲情。從一九二一年的「台灣議會請願團」開始，皇民化運動、抗日戰爭、二二八事件，祖父那一代台灣人見證了歷史的暴虐和嘲弄。
寫作這篇小說的一九八七年，楊照剛剛服完兩年兵役，準備前往美國讀書。那也是台灣的轉折歲月，蔣經國解除了維持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那是個街頭運動的年代」，楊照回憶說，「每周都有各種人群以各種名義上街。」深埋在社會記憶深處的憤怒、壓抑，開始釋放出來。一個驚心動魄的變革年代開始了。
楊照不後悔他錯過了這個年代。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他在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台灣發生著熾熱和忙亂的轉變。持續了四十年的威權體制瓦解了，一個巨大的權力與價值觀的真空出現了，不同的人、群體、組織，既在釋放長期的壓抑，也在尋找新的空間。此刻的台灣，也開始收穫它長達三十年經濟增長的成功。一九五〇這個破敗、落後、瀕臨破產的小島，如今成為了世界上外匯儲備第二的地區，股市不斷攀升，新竹工業區成為全球資訊產業的重要一環。經濟增長、民主轉型，西方媒體上，充斥著對「台灣奇跡」的讚揚。
「這一切來得太快了」，楊照說，「沒人覺得國民黨會垮得這麼快」。像他那一代很多有抱負的年輕人一樣，楊照準備在畢業後，去搞黨外運動，坐幾年牢，繼續奮鬥，支持他們的是對「民主」、「自由」的樸素卻頑強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長記憶裡，那個威權政府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很少想到它會消亡。
但他一九九三年回到台灣時。從前不敢設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實現。一九七九年還因美麗島事件被鎮壓的黨外人士，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一年後當初那位年輕有為、充滿正義感的律師陳水扁，還破天荒的當選為台北市的市長。一九九〇年春天時，超過五千名青年靜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向國民黨當權者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約」、「召集國事會議」、「訂立政經改革時間表」。他們把這次運動命名為「野百合」，因為這種白色小花在台灣四處生長，生命力旺盛。
楊照加入這股洪流。一九九五年，他擔任了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國際事物主任，負責接待來台的外國政客與記者，向他們解釋這個黨派的主張。他對於民進黨的使命充滿了期待。「民進黨不是個單純參與選舉競爭的一般政黨」，他後來這樣回憶當時的信念，「而是帶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黨，取得權力、任何形式的權力，都為了讓台灣變得正常。」在他心目中，昔日的政府權力無處不在，社會與民間力量過分弱小，他希望未來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權力，讓民間力量生長起來。
但十年後，這種理想開始暗淡。民進黨已執政了五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陳水扁，已可疑的贏得了第二任總統，而楊照則早已離開了民進黨的黨部，成為一名活躍的社會評論家。過去十年的台灣，演練了全民投票、政黨輪替，但是整個社會卻沒有變得「正常」起來。相反的，他發現台灣正在陷入一種敗壞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中，社會氣氛中充斥了一種無力感——「大家都覺得被自己不能認同的力量牽著走，無法反抗更無法逆勢扭轉」。
他也發現，當初寄予無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戰了。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各項政治活動，看起來正在撕裂台灣。閱讀他二〇〇五年出版的《十年後的台灣》中，我感受得到他的某種幻滅的情緒。而當他和我在誠品書店裡隔桌而坐時，三年又過去了。
於昨夜在中山北路上的抗議活動，他則掩飾不住的失望：「它或許意味著民進黨的瓦解，很長一段時間恢復不過來。」
在他眼中，昨夜抗議活動的鬆散組織，與民進黨純熟的社會運動風格，迥然不同。「指揮車停在哪裡，什麼講話，何時鼓動情緒，怎樣保持佇列不亂，這其中都有一絲不苟的安排」，他說，「但昨夜卻不是這麼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離了現場，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揮者。」
楊照穿著寬大的白襯衫，四十五歲的臉上依舊書卷氣十足，像是個剛剛上完早課的大學講師。當談到文學時，他略帶失望與嘲諷的語氣消失了。比起他以之為業的新聞評論、社會分析，小說寫作才能真正觸動他的敏感神經，讓他獲得價值的認同。
也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人一樣，文學曾是他探索世界、釋放青春躁動的主要方式。當我說起昨夜中山北路的騷動現場時。他說起了自己的少年，說起了黃春明的小說。順著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場，他少年的家就住在附近。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家在這裡經營「藝新服裝店」。他的母親手巧而幹練，自己設計與剪裁服裝。
那時的台北，仍舊像是發黃的舊照片中的場景，社會在醞釀躁動，卻仍顯得悠閒、寧靜。越南戰爭將很多美國士兵帶到這裡，他們要尋求歡樂和安慰。色情業生長起來，酒吧裡年輕女人們濃妝豔抹，想要買時髦的衣服。
「服裝店很有名，」楊照俏皮的回憶說，「她們一定會記得，衣服很時髦，老闆娘很凶，從不殺價。」你可以想像，那些成熟而妖豔的女人們，給這個少年留下怎樣的印記。當他讀到黃春明的小說《小寡婦》時，一陣驚訝和熟悉——「不就是來服裝店的那些姑娘嗎？」
當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場附近的雙城街，那個昔日的美軍流連的酒吧區。時代的氣氛早已轉變，二百米長的窄街上，擁擠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顯然，主人與顧客都不是四十年前的了。霓紅燈管依舊打出了這樣的店名「曼哈頓」、「白宮」，像是對歷史的一絲戲仿。街頭一些裸露著大腿和雙臂的姑娘，她們不再用吃力的學英文，叫自己是Amy, Betty 和Catherine了。我走進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一瓶台灣啤酒，看著吧台上那個豐滿的姑娘，動情的扭動腰肢。
除去被遺棄的氣息，我還聞到了烤香腸的味道。一個攤位上，香腸正在鐵板上滋滋作響，旁邊還擺放了一碗大蒜頭，烤香腸配大蒜，據說是絕佳的美味，還有一副骰子。賣香腸的老人，看起來有七十歲了，頭髮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腸並不好買，付了五十元，你要擲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贏了，你才拿走三根香腸，輸了，就算白付錢。
那個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現在眼前。從大陸遷來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說著各處的鄉音，日據時代留下的遺產，還有從美國舶來的披頭士、口香糖、咖啡香，就這樣混雜在一起，每個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運。
六
前往高雄的列車上，我斷斷續續的讀著黃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婦》沒有期待的那麼好看，那些姑娘們的名字太過眼花繚亂了，她們的聲音太嘰嘰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綿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與苦痛一樣透明。出生於一九三五年的黃春明，或許是台灣第一個將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經典文學形象的作家。在回憶裡，他說自己是個充滿反叛性格的人，少年時就是個打架能手。這不是對暴力的迷戀，而是對不公的義憤，他總喜歡打抱不平。文學是他釋放這種強烈情感的另一種方法，心靈最敏感時，他偷偷的閱讀禁書，那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書和蘇俄小說。這些革命現實主義，啟發了他將妓女、礦工、漁民、小職員這些經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作為小說的主人公。
《小寡婦》中的那些妓女的遭遇，是黃春明對那令人窒息的美國影響的反抗。在一九五〇至於七〇年代，美國是台灣的保護者、援助者，它是強大與繁榮的象徵。對於它的不假思索的崇拜與迷戀中，很多台灣青年甚至忘記對自身命運的探索，也忽略了這種關係中存在的不公與屈辱。讀過這篇小說的人，恐怕難以忘懷那位黃老闆的快活口氣：「現在喏，機會來了。要賺，賺美國仔才快。」
書一頁一頁的翻過，高速列車幾近無聲的從北向南，溫婉動人的高鐵小姐推著飲料車沿過道而行。窗外是一狹窄的平地，遠處是隆起的山脈——中央山脈將台灣島一分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麗的福爾摩莎；而東部的海岸線則陡峭、壯麗，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飛濺。從台北到高雄，幾近這蕃薯狀島嶼的一北一南，只需要一個小時四十分種。台灣變小了，更緊湊了，情緒的表達也更容易了。橫穿中部的濁水溪，也是政治版圖上的藍、綠兩色的分界限。國民黨的支持者們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則是民進黨的票倉，越往南，綠色越深。深綠的支持者們，經常早晨坐高鐵趕到台北，在示威抗議之後，晚上再坐列車回家。
前往高雄，是為了去看林懷民的雲門舞集的一場演出。九日晚上七點，高雄縣立體育場，雲門的舞者將為本地觀眾表演。成立於一九七三年的雲門舞集，是過去三十五年台灣變遷的縮影，也是整個社會不斷前行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誰也料想不到，現代舞蹈——二十世紀中國最薄弱的藝術表現形式——會帶動整個社會的情緒。
還是要從一九七二年說起。那一年，二十五歲的林懷民從美國留學歸來。他是個英俊、敏感、生命力過分充沛的青年。他是個天才式的人物，十四歲開始在《聯合報》發表作品，二十一歲時即以小說集《變形虹》成為重要的青年小說家。一九六九，二十二歲的他前往美國密蘇裡大學攻讀新聞系，接著轉入愛荷華大學學習小說創作。
在這裡，對舞蹈的熱忱，壓過了寫作。身體伸展與扭曲的的美感一直吸引著他，十四歲時，他就曾以第一筆稿費報名了芭蕾舞班，來美國時，他還把一雙舞鞋塞進了行李。而現在，儘管他長大了、骨頭也硬了，卻準備從頭開始，至少「成為一名舞評家」。他在愛荷華大學藝術系畢業後，又來到紐約的瑪莎•葛蘭姆現代舞蹈學校學習……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國時光也給林懷民帶來了很多別的改變。六十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種學生運動、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歲月，林懷民深刻的感受到「年輕人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對遙遠的中國也產生了微妙的影響，狂熱的迷戀毛澤東的西方年輕人，不瞭解中國正在經歷的悲劇，只是將其當作一種理想主義來追隨，林懷民則對其中的「赤腳醫生」大為讚歎——青年人到廣闊的鄉村去，為貧苦人民服務。
還是在美國，他旁觀到了台灣的羞辱。一九七一春天，美國宣佈將位於台灣東北海域的釣魚島交予日本，引發了台灣青年的「保釣運動」，他也是熱烈的參與者之一；這一年的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台灣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受困與孤立。
困境拉近了個人和社會的聯繫。林懷民回到台灣，想辦一個中國人自己的舞蹈團。在一九七〇年代初的台灣，他肯定也和黃春明一樣感到困惑與不安，來自西方的影響充斥著台灣，但青年人卻對自身的文化傳統缺乏瞭解。一代青年開始尋找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情感。在愛荷華大學，林懷民就曾被莊周夢蝶的典故感動，並改變成舞蹈。而此刻，他想表現台灣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來，中國人從福建渡海來台，歷盡艱辛的生活與繁衍，創造了台灣的繁榮。他將這劇舞蹈命名為《薪傳》，但是當他想去重慶南路的書店街上找關於台灣的歷史書時，卻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經殘破——台灣人似乎對自己的歷史渾然不知、也不感興趣。
《薪傳》的上演，或許是所有藝術家渴望、卻難以碰到的機遇，藝術家觸到了時代的神經，個人感受與社會情緒交織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的日子，台灣再次像是汪洋中的一條小船，台灣人則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來的命運如何。「那時台上、台下的情緒都非常激動，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懷民回憶說，「跳‘渡海’時，舞者是淚水汗水齊飛，觀眾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來的三十五年，雲門舞集不僅征服了世界，在全球四處演出，成為富有盛名的舞蹈團，更重要的是，它還深入台灣的城市與鄉間，把舞蹈帶給了台灣的普通人，就像林懷民當初設想的，它成為了藝術上的「赤腳醫生」。
那個心中交織著理想與激情的二十五歲年輕人，如今已經六十一歲了。十一月七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見到他。上一次，是二〇〇七年的春天，我從北京的保利劇院的觀眾席上，遠遠的看著一席黑衣的他和演員們謝幕，他的身材精幹、有力。我也記得看到他編導的《白蛇傳》時的詫異，古老傳說，竟以這種方式演繹出來。
這一次，他要帶我去小巷深處的一家餐廳吃飯。台北正落著小雨，計程車把我們放在師大旁的一條道路上，他要帶我去一家昨天才來過的幽靜餐廳。我們共撐著一把綠、白相間的大傘，在師範大學旁的路上走過來、走過去，一次次的經過便利店、小裝飾店，他怎麼也想不起路來。「真是該死」，他會突然跺下腳，表示對自己沒有方向感的憤慨，不過這不妨礙他突然停下來，盯著路邊破舊的DVD架，看上兩分鐘，邊看邊說：「我很少出門，什麼都新鮮。」
他打通餐廳的電話，說「我是林懷民，我看到了這家屈臣氏，然後怎麼走。」他中氣十足，即使在吵鬧的街頭，仍顯得格外清晰有力。聽到「我是林懷民」，街旁原本歪頭來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幾倍，他們的微笑中充滿著好奇與敬佩。他是個六十一歲的偶像，一座活生生的、依舊在生長的歷史紀念碑。
整餐晚飯，我們沒有提及舞蹈的藝術，談論的卻是政治與社會。他對於政治保持著藝術家式的敏感，又有著罕見的清晰。那個作家林懷民依舊從未消亡。我想起了他幾個月對我的同事所說的話：「我現在做的好像與政治沒有關係，在過去差不多十年裡，都是非常純粹的作品。可是，我覺得它的政治意義還在，因為在政治混亂的時候，我認為美是最重要的東西。」是啊，在一個價值混亂、人人短視的年代，一些永恆的東西，經常為時代提供稀缺的確定性。林懷民的朋友，另一個早熟的靈魂，美學家蔣勳也在場。我們說起了蔡元培「用美學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個中國價值觀、政治世界空前混亂的年代。蔣勳仍相信，這理念是可以實現的——「宋代的中國不正是如此嗎? 」
七
高雄一直下雨，風不斷的把行人手中的雨傘吹翻了面。在旗津島上，我在一家叫鴨腳的海鮮店裡吃螃蟹，老闆祖籍江蘇，他的父親是國民黨一九四九年來台的老兵。「能統一」，他聽說我來自北京後說，「柏林牆兩邊能統一，海峽兩岸為什麼不行」。
雨中登上鼓山，遊覽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是原住民的發音，英國人將之拼寫成「Taoko」，漢字則成了「打狗」。那是個滿是農業氣息的台灣，北部的基隆被稱作「雞籠」。當日本人一八九五年接收之後，它變成了高雄——Tao的發音在日文中是「高大」，Ko則是「雄偉」。
建於一八六五年的英國領事館，是台灣捲入了英國人海上霸權的遺產。我坐在露天平台的陽傘下，看著雨打院子裡的海棠樹葉，紅樓旁的一面米字旗，被雨淋濕垂落在那裡——帝國的年代早已退卻。
才過五點，天已近乎全黑。狹長的高雄港，靜謐詳和，對岸有集裝箱的吊臂，亮著燈光的高樓，和一個觀光的摩天輪。往來於旗津島嶼和高雄碼頭間的渡輪內燈光通明，在墨藍色的海面，它們像是兩個巨型的燈籠，悠然的飄過洋面。我忘記了，是誰唱過一首《港都夜雨》。
在高雄的捷運站裡，我碰到了一個熱心的年輕人。「是在鳳山站下，你們是去看林懷民的演出吧，我也去。」他頭髮短短的，臉圓圓的，上面青春痘的痕跡尚未褪清，鼻樑上架一幅黑色窄邊眼鏡，一臉學生的稚氣。
在車廂裡，他坐在我們對面。得知我們來自北京後，他的談興濃烈。他今年二十五歲，剛剛從東沙島服兵役歸來，在之前他在台北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而現在，他正準備公務員的考試，他想當一名消防隊員。
「我喜歡蘇東坡」，他說，「他寫詩、旅行、喝酒，還修繕了西湖，活得真是瀟灑。」五年前，他去過江南的蘇州與杭州，喜歡那裡的小橋、流水，和房屋上翹的飛簷，他也發現，上海很現代，比台北的樓更高，燈光更明亮，更富現代氣息。
他遺憾對這些瞭解得太少了。十年前他上中學時，台灣的教科書開始不斷壓縮中國歷史的內容，台灣的內容則不斷增加，中國變得日益抽象。
「北京好像大得不得了」，八月份時他還通過Google Earth來尋找鳥巢，結果發現這個著名的建築在北京地圖上是那麼不起眼的一點。
我們還談起了陳雲林最近的訪問。他不喜歡發生在圓山飯店前的大規模示威，因為那不符合「待客之道」，他也說兩岸之間沿襲了共同的語言與文化，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與協商。「主要的問題是在政治上，你們要平等的對待我們，不要總以為錢可以解決問題，把我們當成小弟，尊嚴可能更重要。」
我喜歡他談話的方式。或許缺乏足夠的知識背景，卻很願意坦誠自己的想法，也尊重你的意見。台灣南部的高雄，算是民進黨的重要堡壘，如果按照顏色劃分，它是深綠。捷運中的樞紐站是「美麗島站」，二十九年前，正是一群激進的青年，在此進行第一場大規模的挑戰國民黨當局的行動，開始了台灣的民主之旅。在一張當時的黑白老照片上，我看到了大批手持火把的遊行群眾，他們沿中山一路向新興分局前的大圓環前進。那一天是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照片當中的指揮車上，是當時黨外人士的領袖人物，高舉火炬的是姚文嘉，他身旁的則是施明德——臉上是特定時代、特定年紀的意氣風發。
我和少年人在鳳山站分手了，他打開那輛折疊自行車，約好我們呆會兒在會場見面，然後消失在雨夜中。走前我問他名字，他說「叫我鮪仔好了，不是梁朝偉的偉，是魚字旁的那個，你們好像是叫金槍魚。」
演出因為雨而推遲了，我沒見到鮪仔，一直在想他的父親必定是位漁民。高雄縣體育館前站著另一些青年，穿著黃色的雨衣，正對每一個試圖進場的人說抱歉，「演出改成明天了，請到時候來」。我跟著其中的一位進入他們的休息廳，更多的年輕人擁擠在那裡，潮濕、嘈雜、還有青春的活力塞滿了每個角落。燈光昏暗，我分不清誰是舞者，誰是工作人員。只知道，他們屬於雲門二團，已經在高雄縣待了兩個星期，進行了三十場大大小小的交流，中小學、社區、醫院、鎮公所。
林懷民對毛澤東在四十年前「赤腳醫生」的憧憬實現了，雲門成了「赤腳舞者」。相比於他們在倫敦、柏林、紐約、悉尼的演出，深入到台灣的三百一十九個鄉去，似乎才更是他們的使命所在，前者的認可，使得後者的實現更為可能。原定今夜的這場演出，吸引了附近的兩萬名觀眾。我不禁會想，那些兒童的、少年人的眼睛，看到舞台中央的表演，會產生什麼樣奇妙的反應，或許他們此刻懵懂無知，但終有一日，埋藏在心底的美，會在這些心靈中以各自的方式展現出來吧。
在電話那端，林懷民大聲的對我說著抱歉，除去多了點沙啞，我估計這麼多年，他的聲音從未改變過，就像他的頭總是那樣的昂起。他在排練時是個不折不扣的暴君，如果你接觸過他本人，聽到他能把問路、抱歉，都說的聲若洪鐘，到了六十一歲還坦誠最喜歡李敖和陳映真的反叛精神，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八
窄門咖啡的老闆娘，與少年時喜歡的文藝小說上描寫的一模一樣。個子不高不矮，歲數不輕也不特別滄桑，捲曲的長髮，鵝蛋形臉，上面總掛著笑，膚色微黑，抽煙，像是小資產階級與吉普賽女郎的混合體。
我坐在咖啡館的窗邊，已是中午，悠閒的台南沿著窗外的南門路緩緩展開了。摩托車比台北街頭少得多，轟鳴聲像是給些必要的音效，免得這座城市在中午就沉沉睡去。穿過南門路，是忠義國小的操場，一群孩子們正在奔跑、喊叫，過了一會還排起對，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緊臨忠義國小的是台南孔廟。它的紅牆黃瓦，看起來比我去過的很多孔廟更講究。建於萬曆年間的它，是台灣深受中央帝國影響的有力證明。媽祖廟保佑了渡海來台的移民的生命，而倘若他們真想光宗耀祖、有一個燦爛的未來、將自己的遺產一代代傳下去，那麼熟讀聖賢書，參加科舉制，才是最可靠的途徑。因為戰亂、饑荒、壓迫，一代代人從中原遷徙到昔日的邊陲之地，他們帶去了文化、倫理、生活習慣……多年以後，那些昔日的文明中心荒蕪了，而邊緣卻似乎保留了更多的傳統。如果你去福建沿海，或是廣東的潮汕地區，你可能會發現這裡更像是個被儒家倫理籠罩的社會，就連人們的發音，也更接近古代中國的音律。那些最初來台的人們，也在這裡複製出一個個小型的中國社會吧。
就是在禮門後的空地上，張銘清被擠倒了。十月二十一日那一幕，讓這座四百年的孔廟，煥發了意外的生機。工作人員熟練的把我們帶到空地邊，說「就是這裡」。肯定前來詢問的人太多了，以至於就差在黃土地上用白粉筆描出一個倒下的身體，然後在旁立上標牌「張銘清被推倒處」。
十月底時，這則新聞在中國大陸引發了爆炸性的反應。它和陳水扁的弊案一樣，被視作「台灣失敗的民主」的象徵。它也再次加重了人們對於粗俗的民主實驗的固有印象。議員門相互謾駡、大打出手，如今又將客人推倒在地，富有諷刺性的是，還是在「禮門」之後。多少世代以來，「禮」不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嗎？他們從小就要學會彼此的相處的藝術。
下午的孔廟，遊客寥寥。我坐在一棵古樹下的長椅上發呆，它該有幾百年的光景了，枝幹粗壯而繁多，樹葉茂盛，像是可以遮蔽住整個天空。一位老先生慢慢的走過來，坐在長椅的另一端。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灰色夾克裡面的紅色運動衫，與他的年齡不相稱的耀眼。
「您會講國語嗎？」我大聲的問他。這裡是台南，人人習慣說台語。他的年紀大概有七十歲了，我擔心他聽不清。
「不用這麼大聲，我聽得清。」他的國語標準而流暢，讓我吃了一驚。我忘記閒談是怎麼開始的，似乎當我問了他何時出生的，在哪裡學的國語，他一生的故事就開始伴隨著喃喃自語而滑出了。
出生在一九二四年，日本撤離時，他已經二十一歲，在台北一家師專裡讀書。既然日語不再學了，他就轉學英文。畢業後，他在一家女子中學教英文。接下來，他倍受命運捉弄，因為心直口快，他成為了白色恐怖年代的犧牲品。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關在牢裡十三年。出獄時，青春已逝，又帶罪在身，找不到工作，也很難結婚成家。一位來自鄉下的婦人最終成為了他的妻子，她為人做保姆，剪裁衣服，養活家庭。他也在高雄的出口加工區找到一份工作，台灣的出口型經濟正在起飛，他為那些往來的訂單、交易，撰寫英文信件。不久，他們還有一個男孩子，一個安穩的家庭建立起來了。
如今，他又變得形單影只了。兒子在新竹的一所大學裡教書，很少回家，而那個在他人生低谷時期到來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每天下午三點，他總要來孔廟前的這片空地鍛煉，他喜歡靠在孔廟門口一個圓滑的石墩上，不斷將身體後傾，仰起頭，舒展後背與脖頸的肌肉。他讓我學他的姿勢，這時候我滿眼都是那棵古樹的茂盛枝葉了。他讓我順著他手指看過去，兩個合攏的樹枝就像是正在張開的溫暖而遼闊的手臂。「我覺得她就在那等著我呢，要我過去找她」，他喃喃自語說，我感覺得到，思念與孤寂正一刻不停的侵蝕著他……
坐過國民黨的監牢，我原以為他會是個堅定的台獨份子，結果他指著孔廟院子內那些石雕的漢字「天佑台灣」說：「台灣人太狹隘了，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不是台灣的孔子，也不僅是中國的孔子。」
我很想知道他的政治主張。但他一定要我們去他家做客，然後去請我們吃鐵板燒，他願意邊吃邊聊。接著，他騎一輛摩托車先去了，它還是三十年前買的，那時台灣剛剛富裕起來，摩托車是方便、自由與現代的標誌。
鑽進只容兩人的電梯，到了三樓，就是他的家了。一間客廳、一間臥室，都不過七八平米大。房間裡堆滿了書、雜誌、報刊，像是個離休的大學教授的臨時居所。客廳的牆上是幾幅老畫像，滿是那個穿藍色長袍的清朝中國的味道。在屋內，則是他的妻子的黑白照片，她有一張寬切安詳的臉，似乎可以承受命運的各種安排。
我還看到了一張十多年的照片，他正站在中央揮舞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照片上的他，比現在面色紅潤得多。那是新黨成立大會的那天，他是新黨的支持者。他最仰慕的政治人物是朱高正。十多年前，朱高正是台灣政壇上不可錯過的人物。他一九五四年出生於雲林縣，自稱朱熹的第二十六代孫。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並赴德國波恩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對康德推崇有加。回到台灣後，他成為了民進黨第一批黨員之一，入選了立法委員後，他開創了在立法會中大打出手的風氣，被稱作「立法拳王」。但在九十年代之後，他與民進黨愈走愈遠，堅持中國統一的理念。到如今，歷史已逐漸忘記他了。
離開他家時，老人堅持送我一本朱高正的小冊子《‘台灣意識’的困境與出路》。然後，我們一起散步去那家他最喜歡的鐵板燒店——「太貴的我請不起，我們就去這家吧。」夜晚即將到來，天邊的紅霞已連成了一片，我們穿過一幢幢房屋、一家家商店、餐廳、一個個路口，安靜而不無蕭條的台南……
做菜的年輕師傅，英俊而羞澀，像是台灣版的江口洋介。老人家喜歡和他開玩笑：「不要叫我阿公，都把我叫老了」。他說，老人家總是獨自來，叫一份蝦仁，一碗飯，一碗湯，一杯可樂。這裡幾乎從未來過大陸的客人，一個服務生湊到我面前：「長城穿過北京嗎？」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得意對店裡的另一個服務生說：「穿過，你錯了。」
飯後，老人家堅持送我們到下一個旅行地點，赤嵌樓——鄭成功接受荷蘭人降書的地方。他把我們送到門口，然後一個人獨自走路回家。夕陽下，他低著頭，挺著胸，瘦弱的身軀緩緩的離去。
九
清晨的淡水河畔，除去靜靜的水面，修長的白鷺鷥，我還看到了一群少女迎面走來，都把頭髮染成了黃色，眼影濃重，穿著一樣的短裙，露著白晃晃的腿，像是從日本新宿街頭直接走到了淡水。
她們和自由廣場上的集會的年輕人，都代表著新台灣。昨夜，我經過廣場，那塊白板上面寫著一百八十小時，這群年輕人已在此靜坐了將近八天了，其中大部分時刻，是連綿的陰雨。
這是一九九〇年的野百合運動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自稱為野草莓運動，他們這一代經常被稱作草莓族——柔軟、易腐爛。他們在表明，我們也積極參與社會的改變。他們有了新一代的手段，利用網路創造聲勢，吸引媒體的注意。
我聽過其中三個年輕人的對話，他們都裹在黃色雨衣裡，背後的中正紀念堂不知為何籠罩在一片藍光之下，其中戴眼鏡的小夥子說：「這樣也不是辦法，我們不能為了反對國民黨，就支持民進黨，也不能再讓他們就這樣亂搞下去，我們就再組黨吧。」
我多少能理解他們的憤怒，憤怒中有被欺騙，還有深深的困惑。幻滅與希望，終結與新生，迷漫在此刻的台灣。他們看到台灣在日益強大的中國面前，失去自我。看到曾經民主希望的陳水扁，如今成為了階下囚，是貪腐的象徵。
我感到內心的混雜情緒。一方面，我擔心這如今的理想又要變成未來的幻滅？但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勃勃的生命力正在綻放，年輕人相信自己能夠改造社會，他們不憚於表達自己的感受，並隨時可以付諸行動。
余華：活在喧囂的國度
一
一九八二年，余華二十二歲了，他決定成為一名作家。之前五年，他每天八小時，在浙江一個叫海鹽的小縣城的一所牙科醫院裡拔牙。他相信自己至少見到了上萬張嘴巴，卻仍發現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和整整一代中國作家一樣，對余華而言，文學與其說是一種內心壓抑不住的才情的釋放，不如說是對單調生活的最有效的逃離。「作曲與繪畫太難了，而寫作只要認識漢字就行，」一九九七年，他謙虛而認真的回憶說，「我只能寫作了。」
此時，他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作家了，一九九一年他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一年後人們又看到了《活著》，一九九五年他完成了《許三觀賣血記》。在此之前，批評家把他劃入了先鋒派小說家的行列，他像北村、蘇童、格非一樣，是八〇年代最後幾年中國文壇最讓人興奮的幾個年輕人，他們對於中學作文式的寫作厭倦透頂，正探索一種與眾不同的寫作方式。
但更廣泛的承認似乎仍未到來。三部長篇小說的印數加在一起仍不超過二萬冊，儘管其中一兩本得到了中等規模的獎項，比如中國時報的十大好書獎，張藝謀在一九九四年把《活著》搬上了螢幕，那更是導演而非作家的作品。
他居住在北京五棵松的一處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公寓內。他多年的朋友陳年記得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場景，後者當年是《北京青年報》二十七歲的年輕記者，前去採訪三十六歲的作家余華。見面的氣氛誠懇而緊張。在採訪進行到一半時，陳年被扔進一個黑黑的小房間裡，余華把巴哈的唱片放進唱機後離開，半個小時後，他回來詢問仍莫名其妙的記者，你覺得巴哈怎麼樣。
這可能是余華第一次接受大眾媒體的採訪，以《北京青年報》在當時的影響力，採訪使余華收到了一個小說家都想像不到後果——他兒子的幼稚園老師找上門來，詢問能否幫助她的兒子上小學，因為他顯然是個名人。陳年也記得，在一九九六年的那個暑假，余華如何不知疲倦的從五棵松騎上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北京大學，再加上一個北大青年老師韓毓海，三個人坐在學校的草坪上。「我們在一起胡說八道，相互打擊，沒個正經。」陳年回憶說，「余華是個驕傲的人，和朋友在一起又是滿口放肆的傢伙，激動起來還口吃，他從不懷疑自己是最好的小說家。」一九九六年初時，余華對獨立採訪者許曉煜說：「我認為我始終是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列的。」
但在此後將近十年中，余華沒有出版任何小說，他開始在《收穫》雜誌上斷斷續續的發表隨筆，卡夫卡與川端康成，布林加科夫與福克納，波赫士與三島由紀夫，他回憶這些年輕時癡狂喜愛的經典作家，他也開始講述音樂如何影響了他的寫作，它和文學一樣都代表了對於敘述的迷戀，他想起了一九七五年，在他仍是個初中生時，如何突然間愛上了作曲，用整整一個下午，將魯迅的《狂人日記》譜成了曲。
是隨筆而非小說，使我第一次對余華產生興趣。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買到《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華在《收穫》上讀書筆記的合集。那個時候，我們喜歡各種各樣的文論，從T‧S‧艾略特到班雅明，從愛德蒙‧威爾遜到米蘭‧昆德拉，他們談論如何寫作小說與詩歌，比小說與詩歌本身對我更有吸引力。廚房的秘密比餐桌上的菜肴更讓我興致盎然。
我完全被《我能否相信自己》的敘事迷住了，一句接一句構成了一條綿延的河流，我只能順流而下。我懷疑自己從未看出其中的特別之處，只是覺得它寫得幾乎像是波赫士的隨筆，在每一句話後面，我都讀到了更悠長的意味，那的確是個「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緊接著，《高潮》又出版了，他將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和霍桑的《紅字》放在了同一坐標系中，儘管「他們置身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完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運……」然而，「他們對內心的堅持卻是一樣的固執和一樣的密不透風……他們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們獲得了類似的方式，在歲月一樣漫長的敘述裡去經歷共同的高潮。」
二
我從未學會文本分析，在文學理論家們強調余華作品中的「暴力」、「冷酷」色彩時，余華在我心目中卻是一個溫暖、富激情，又有點無賴孩子氣的形象。我從來都不是文學青年，對中國文壇的興衰一無所知。因為隨筆，我開始閱讀余華的小說。令我激動的是，它們看起來一點都不先鋒，而是像極了我心目中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我被敘述的節奏、人物的命運牽引著，頭也不回的往下讀。
但我得承認，我仍主要用隨筆、甚至警句閱讀者的眼光在讀余華的小說。他小說的序言比小說的主題更讓我著迷。我一遍又一遍的讀著不同小說的中文版、韓文版、日本版、義大利版的序言，那裡面充滿了讓我擊節讚賞的語句。《許三觀賣血記》的序言是這樣開頭的：「這本書表達了作者對長度的迷戀，一條道路、一條河流、一條雨後的彩虹、一個綿延不絕的記憶、一首有始無終的民歌、一個人的一生。」在《在細雨中呼喊》的韓文版序中，他又寫道：「這本書試圖表達人們面對過去時，比面對未來更有信心。因為未來充滿了冒險，充滿了不可戰勝的神秘，只有當這些結束以後，驚奇和恐懼也就轉化成了幽默和甜蜜。這就是人們為什麼如此熱愛回憶的理由。如同流動的河水，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語言裡永久而寬廣的蕩漾著，支持著我們的生活和閱讀。」
從一九九九年夏天到二〇〇〇年的冬天，在很多安靜的下午與夜晚，我縮在沙發上、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想像著是什麼人寫出了這樣的文字。我從他偶爾給大眾報刊撰寫的隨意性的小文章裡，知道了他生活的一些片段，他的父母都是醫生，他如何躺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涼爽的水泥板上度過炎熱，在夜深人靜之時，躺在小床上，透過樹梢看到月光的抖動，夜空的深遠和廣闊與無邊無際的寒冷，給了他持久的恐懼感；第一次戰戰兢兢前來北京改稿的經歷，他有一個叫漏漏的兒子，他是多麼高興能夠搬到北京來住，他在這裡不需要主動和任何人說說話，是個真正的陌生人。
也就是在這幾年中，對於余華更廣泛的承認終於到來。南海出版公司最初發現了這位作家的市場價值。那是一種窄窄的、不帶勒口的開本，康笑宇的封面設計，儘管內頁的紙張不無粗糙，我買的幾本都有蛀蟲的痕跡，但在當時仍不失包裝精美。它們在書店裡都成為了長銷書，他主要作品開始以不同的版本進入國際市場，國際性的獎項也接踵而來，他開始周遊世界，去歐洲簽名售書、去美國的大學做講演、去義大利為中學生分析「活著與生存」的差異，去韓國做訪問，參加不同國家的文學節……在世俗意義上，他的確已經是個大作家，甚至可以說沒有一位中國小說家比他更聲名顯赫。
也是在這幾年中，中國社會的運轉速度進入了一個新的時刻，它變得空前的喧嘩與躁動，所有人都把他們所有的慾望釋放與表達出來，它混亂、粗俗而生氣勃勃。而對於作家而言，寫作也突然變得蓬勃且氾濫，他們曾經宣稱詩人已死，小說已死，作家在八〇年代的風光無限，已徹底的讓位於商人、娛樂明星，但由於媒體的爆炸、網路的興起，突然之間，每個人都在宣稱自己在寫作小說、劇本、詩歌、隨筆，但與此同時，寫作不再被稱之為寫作，而是寫字。
在這種喧鬧的映襯下，余華那些往昔的作品，那些飽含深情的閱讀、音樂體驗，散發的光采顯得真實而動人。他引用著賀拉斯的名句，用崔護「人面桃花相映紅」的詩句向日本人解釋「活著」的意義，乃至於我毫不懷疑，他不屬於我們的時代，而是從屬所有時代的傑出作家的行列。
三
二〇〇五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三，我第一次見到了他。一個月前，他十年來的第一部小說《兄弟》的上半部出版了，不需要再多的時間檢驗，我們已經知道了它肯定是二〇〇五年最受矚目的文化事件之一。首先是長篇小說、其次是短篇小說、然後才是隨筆，在余華的內心中，它們的重要性是如此順序排列的。可能即使最親密的人也不知道，整整十年中，焦慮感如何困擾著他，沒有一個長篇、一個中篇，甚至一篇短篇都沒有。
無論是封面設計還是第一頁正文，《兄弟》都讓我既驚詫又失望。在前幾頁，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本一流網路小說家的作品，語言粗糙重複。是的，我一口氣讀了兩章，但很大程度是被林紅的那個可能曼妙的臀部所吸引的，像劉鎮上的所有人一樣，獵奇感牽引著我。這些文字與那個我熟悉的余華相去甚遠。他選擇了在一個傍晚見面，他那個著名的、相當有禮貌的兒子漏漏為我們開了門。在客廳的西邊牆上是一排又一排的唱片架，東牆則堆放著一疊雜亂的過期報紙雜誌，一台飲水機不和諧的矗立其中。他穿著灰色的短褲，暗青色的、有些褶縐的T恤衫，短簇的頭髮，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年輕得多。
他客氣的讓我們坐下，談話開始了，我卻不知道如何開始。我應該告訴他，多年來他的作品是如何在我內心中激發出溫暖和詩意的嗎？還好，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開頭方式。與一九九六年陳年相見時不同，他不會再有任何緊張不安。他已經習慣面對媒體的談話。僅僅在過去的四個星期中，他已前往了四個城市，接受數不清的彼此重複的採訪。
「前兩天，我接受了三十五個採訪，有面對面，也有電話的。」他以這種方式開頭。他態度和氣，聲音似乎既有點尖利又有點沙啞，但音量足夠高，有一種顯而易見的快活和興奮。然後他談起這本書如何暢銷，在不到一個月內印量就達到了二十五萬冊。對我而言，接下來是一段艱難的心理適應期。余華談起了他如何在當當網上查看讀者留言，發現其中大部分人都持肯定的態度，他甚至還抱怨了新浪網的發言限制，它影響了更多人對《兄弟》做出評價。「沒有一口氣讀完更好的評價了，」他說，「我對於這些網友的反應比那些批評家的更重視。」
事實上，他只願談論的不是書本身，而是它引起的反響。至於作家的使命、敘述的藝術，這樣的詢問大部分被他一句帶過。總之，他沒有說出任何我所習慣的、一心期待的那種意味深遠的語句。他斜坐在沙發上，右腿翹在左腿上，雙手似乎總也安靜不下來，不是摸摸這裡，就是碰碰那裡，隨著談話的繼續，他身體傾斜的角度越大，以至於我擔心他會像上課時調皮的小學生一樣，從課椅上溜到地板上。整個過程中，他還會穿插著接一兩個採訪電話，把剛才對我們說的一段話再公平的送給對方。一些時刻，眼前的情景讓我恍惚，彷彿是在面對一個精明的商人在沿街兜售他的撥浪鼓。
誰都讀得出他的隨和裡面蘊含的自負。他為自己在《兄弟》中的粗糙語言辯護說：「如果你習慣了《許三觀賣血記》的開頭，不一定喜歡現在這麼嘈雜的開頭。但是當十三年前，《活著》剛剛發表的時候，文學批評界一片否定之聲。他們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認為我這樣的先鋒作家不應該寫這樣的小說。」況且，他還相信「凡是容量足夠大的作品，就無法同時做到精緻，它們必然是衝突的。」
「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那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的眾生萬象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四百年間的動盪萬變濃縮在了四十年之中。」在《後記》中，余華為小說的基調做出了說明，這種說明對於小說家而言顯得過分直白。
這種對比的確讓他亢奮異常。今日中國社會的光怪陸離與文革時的普遍性的瘋狂，一樣給他刺激與靈感，前者是慾望的極度氾濫，而後者卻是慾望的極度壓抑。他不止一次的說，新浪網的社會新聞給予他源源不斷的靈感，他相信這種荒誕性給予了中國作家令人嫉妒的創作題材，就像南美洲大陸的混亂曾經給予魔幻現實主義作家的刺激一樣，一個把自己家的祖墳修建得像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河北農民，與《百年孤寂》裡長尾巴的情節難道沒有相似之處嗎？
在《兄弟》裡，在談話時，那個我臆想中的從容而富有節奏感的余華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有點世俗的浙江海鹽人，只是看不出他是否給人拔過牙。但我得承認，他的確沒有必要將他那一面更為敏感、深情的一面暴露給我們，過多的採訪使他必須學會機械而禮貌的應對，採訪者不是他小說裡的主人公、需要鮮明的個性、被認真的對待。我猜想，他根本不會留意你是誰，重要的是，他需要把這本書推廣出去，這是雙方都需要的工作。當他偶爾說到斯湯達爾筆下的朱利安握到雷納夫人的手的那一段描寫時，那個我期待的余華顯靈了：「那麼一個簡單的動作，它驚心動魄的就像拿破崙的一場戰役，」他在說完後，還不忘加上一句：「真他媽的精彩。」他說起了他的妻子和《收穫》雜誌的兩位編輯是他最好的評判者時，那種真誠簡直令人感動。
寫長篇小說是一項艱難而漫長的訓練。余華不斷的強調說，體力肯定比才華更關鍵。「有些時候你興奮不起來，不是別的原因，而是因為你的身體不夠興奮。」余華說，漫長的努力隨時可能被一次小胃病或是意外的感冒所擊垮，所以在寫作期間，他經常要突擊性的鍛鍊，以使自己的身體健康並興奮起來。《兄弟》是不到十個月的產物，之前他在美國講學，在東部與西部之間遊蕩，在之前他已經一個字一個字的敲出了三十幾萬字，「它或許符合你的期待，語言比《許三觀》還精緻。」最終，他還是讓它安靜留在了電腦硬碟裡。他需要突破，就像他的朋友朱偉說的，「他需要寫一些和之前的《活者》、《在細雨中呼喊》不一樣的東西。」
「先鋒派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始終不滿足於現狀。過去，幾乎我的每一篇小說都能引起評論，如果我用我所熟練的、被稱為余華式的寫作，繼續寫下去的話，寫到今天，也會受歡迎……但是，我就是不滿意，我寫不出更好的東西……我就發現必須否定自己，這時我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先鋒派了。」在一九九六年那篇《我永遠是個先鋒派》的訪談中，他對許曉煜說。「十三年前，《活著》剛剛發表的時候，文學批評界一片否定之聲。他們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認為我這樣的先鋒作家不應該寫這樣的小說。而《兄弟》也可能類似。」二〇〇五年時，一九九六年的那段表白再次找到了呼應，「一部小說剛出版的時候，一片叫好的話是比較可怕的，因為它可能是短命的。當你是一片批評的時候，往往生命力會很強。」
談話的氣氛從未熱烈起來，就像夏日悶熱的夜晚，你看到雲層厚積，風已起，卻不見雷電的到來。有幾次，明顯的冷場出現了。我始終未能從驚奇感中擺脫出來，而余華則依舊保持著他的心不在焉，卻沒有絲毫急躁的情緒。他的妻子正和十二歲的兒子在大院裡的活動室打乒乓球，他得意於兒子發現了《三劍客》、《基督山恩仇錄》、《塊肉餘生記》比《哈利波特》更好看，兩天後他準備要去新加坡參加一個文學節。一直到九月三日之前，他不準備從事任何緊張的精神活動，決定這個日期的原因是他在那天將到新浪網作客聊天，談《兄弟》，之後，他就準備回到小說裡，回到李光頭與宋鋼的命運裡，外部世界不再與他有任何關聯。
我們起身告別，他站起來送行，鬆鬆垮垮的姿態，就像是和隔壁的鄰居吹完牛後，帶著不願繼續、也不願意結束的漫不經心。那一瞬間，我又想起了那個二十二歲的小鎮牙醫，他站在醫院的櫥窗前，看著空空的街道發呆，看到文化館的職員以工作的名義在大街上閒逛時的羨慕；也想起了《活著》開頭裡那個把毛巾別在腰帶上，走起路來啪噠啪噠打在屁股上，走在鄉間與田野裡采風的年輕人；或許還有那個小學生，他把所有的鞋都穿成了拖鞋，把所有的課本都捲成了圓柱體，塞在口袋裡……
那次見面使我精心塑造的余華形象破裂，我甚至懷疑把文學解讀得讓人心神蕩漾的人可能根本不是他，不過是一個精靈恰巧寄居在他體內。
兩周後，我從《兄弟》的第三章讀起。我放鬆了要求，它比我從前的感覺好得多。其中一些段落讓我感動。我記得宋鋼在進城時，把青菜放在李光頭家門口，然後再回去賣菜，而兩個孩子在小鎮的街道上瘋狂的跑著，尋找著毫無血緣關係的另一個兄弟；他們在看到曾經高大無比的父親瞬間變成了一個軟弱無力的人時的心情……語言依舊粗糙，但我開始期待它的下半部，或許它將呈現出另一個讓你驚歎的世界，或許它可能只是延續了上半部的水準。《兄弟》即使未能與之前的作品相比，也是一部不錯的作品。余華毫不猶豫的向我表明，一個作家的創造力沒有枯竭之時，只要身體狀況良好，他就可以繼續寫下去，因此「在一個作家沒有到達八十歲之前，不要輕易給他下判斷。」不管這是真正的自信還是盲目的自負，這都表明《兄弟》是余華的一個旅程的開端，轉捩點的作品不是因為它多麼傑出，而是它標誌著新的可能性。當然，對於余華來說，所有的寫作都理應是為作家的內心服務的（儘管他其實也不可避免的很在乎市場承認），那麼別人的評價就更不值得理會了。
在《兄弟》裡，那個叫余拔牙的人物形象佔據了幾百字，讓我再次想起了那個年輕的、悶得發慌、一心想周遊世界的牙醫余華，在過去的二十三年裡，他的個人故事正像很多作品中的主題：命運是如此難測、不可言說。但在這種充滿詭譎的命運裡，每個人卻可能依靠不同類型的奇特的力量而與命運共處，並總是抵達到一個陌生的奇妙之地。正如余華在一九九七年對青年時代寫作的回憶：「在潮濕的陰雨綿綿的南方，我寫下了它們，我記得那時的稿紙受潮之後就像布一樣的柔軟，我將暴力、恐懼、死亡，還有血跡寫在了這一張張柔軟之上。這似乎就是我的生活，在一間臨河的小屋子裡，我孤獨的寫作，寫作使我的生命活躍起來，就像波濤一樣，充滿了激情。」
四
下半部的《兄弟》，沒給我帶來喜悅，事實上，它是驚人的糟糕。鄉鎮企業家的粗鄙慾望、處女選美大賽、隆胸藥的推銷員，讓余華津津樂道的荒誕軼聞是小說的主角。原本的主人公消失了，他們的勉強存在，似乎就是為了串聯起這些碎片。余華在拚命的追趕這個光怪陸離的鍍金時代，以完成他最初設定的雄心——中國人在六十年間的戲劇性轉變。他太沉浸在這些荒誕的奇觀中，為此樂不可支，卻沒興趣做出任何細膩與深入的探究。你也感覺得出，即使這些荒誕，他也缺乏足夠體驗，他依賴的是報紙、網路與談話、新聞與傳言。
《兄弟》讓嚴肅讀者倍感失望，但它仍帶來了市場成功，不僅在中國，也是全球範圍。在劍橋的鬧市區，在巴黎第八區的小書店，在班加羅爾發著霉味的二樓書店，我都見到了不同版本的《兄弟》。余華，就像張藝謀的電影、海爾電器，是我在旅行時碰到的少見的中國標識之一。從美國到歐洲，他穿梭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間，發表演講、接受採訪，為陌生人講解當代中國。一位中國記者發現，余華已變成了一名技巧高超的演講者，知道如何自如的控制語氣、節奏，知道何時該插入一個笑話了。小牙醫不僅變成了大作家，還變成了國際明星。
看到英文版的《兄弟》時，離我上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余華時，五年過去了。中國變化的速度比所有人預想得都更快。五年前，人們還嘗試性的探討中國崛起，今天則不容置疑的宣稱「中國統治世界」。人們總是先被物質力量震驚，然後才會感興趣它的內涵。這個要統治世界的中國到底怎樣思考，有著怎樣的內心？
魯迅曾經抱怨這是個「無聲的中國」，中國人不能分析自身。八十年過去了，中國仍是「無聲」的，誰也說不清這個國家內部的複雜變化。但中國遠不是那個衰退、富有觀賞價值的古老文明，而可能決定世界的命運。世界理解中國的慾望更為強烈。中國當代藝術家、電影導演，還有中國模式的理論家們，湧入了西方市場，他們是窺探中國內部的捷徑。
余華是這股浪潮中最重要的作家，《兄弟》符合外來者對於中國的期待。六十年來，它從紅色的共產主義到鍍金的資本主義，它是人類行為的試驗場，必然怪象叢生。余華曾把當代中國的混亂比作馬奎斯筆下的南美洲，它們都是「魔幻的現實」。但《兄弟》卻與《百年孤寂》相去甚遠，中國的悲劇與荒誕沒有激起深層的、普遍的情感，它變成了這股「中國熱」的消費品，充滿了獵奇。
再次閱讀余華，是因他的散文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借由「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這十個詞彙，余華希望能夠「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詞彙中……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可以將在當代中國翻天覆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在氣質與主題上，它是《兄弟》的延續。余華似乎喜歡上了中國解釋者的角色，他不僅通過虛構故事來描寫中國，他還準備直接做出詮釋。他或許也想追隨很多偉大作家的道路，他們不僅說故事，還是個智者。
很多人對此表示讚歎，余華表現出一個中國作家罕見的勇敢。他在這本書裡批評了毛澤東、六四鎮壓、現政權的腐敗、政府對於高經濟增長的過度依賴，在中國主流作家裡，他是第一位這樣做的。這也是令人心酸的讚歎，作家本應是一個社會天然的批評者，但在日益封閉、自滿、壓制的中國社會裡，這種態度倒成了例外。
我的感受是複雜的。是的，它仍有很多迷人之處，余華保持著敘述的從容，對生活中荒誕的敏銳捕捉，很多段落、尤其是與他的童年記憶相關的描寫，仍讓我哈哈大笑，它讓我想起了十年前最初閱讀到他的散文時的快樂。他覺察到中國歷史的連續性，狂熱的三十年革命與拜金浪潮的三十年，並沒有表面上那麼大的差別。「為什麼我在討論今日中國的時候，總是會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時期？這是因為這兩個時代緊密相連，儘管社會形態已經截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內容依然驚人的相似。比如我們以全民運動的方式進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又以全民運動的方式進行了經濟發展。」他在《山寨》一章中寫道。
與此同時，他的弱點也暴露出來。和大多數同代作家一樣，他沒接受過太多的正規教育，他們幾乎全部依賴於直接經驗和個人感受力，借由中國社會提供的豐富素材，他們可能迸發出特別的創造力。但去理性的分析社會是另一回事，這需要你掌握更多的分析工具，更廣闊的知識背景，而余華沒有這個能力，在最初的敏銳發現之後，他沒有能力探測得更深入、更全面，而是在同一種分析中打轉，不斷的重複。這情有可原，我們不該要求一位作家也是思想家。
隨著閱讀的深入，我慢慢意識到這不僅僅是知識結構與分析能力，它可能還蘊含著某種更深的危機，這危機不僅與余華有關，也是一代中國作家的困境。它或許還解釋了《兄弟》讓我不適的原因。
不管是《兄弟》還是《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余華從未試圖進行真正的道德與價值上的追問。他聰明的列舉種種例證，質疑流行的觀念，在時空中穿梭，但他從未試圖做出追問——倘若眼前問題重重，到處是欺騙與躁動，什麼才是有意義的人生與社會？
這種追問不是為了找到「怎麼辦」式的答案，而是重建意義系統的努力。正因為缺乏這種追問，中國的苦難與荒誕，才僅僅變成了觀賞與消費，它轉化不成更普遍的人類經驗、更高級的藝術表現。這或許與余華這一代人的經歷相關，他們出生與成長在一個充斥著空洞道德的年代，在多年的欺騙後，道德與意義徹底破產了，人們不再相信這些光輝的詞彙。嘲諷與功利主義變成了自我保護與自我實現的主要方式。這也解釋了《活著》這本小說和這個詞彙，能讓這麼多中國人心顫不已，在一個意義崩潰的時代，唯有活下去的動物本能才是真實的，而余華為這卑微的慾望賦予了更高（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存在）的意義。
道德與意義追問的缺失，也表現到余華的敘述上。只有個人責任，才是道德與意義的最終承載者。一直以來，他宣稱要為內心寫作，但他從未試圖逼近自己的內心。在閱讀《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你強烈的感覺得到，他在為一群國外的讀者寫作，他簡單化、說明式、方向明確的努力，蓋過了想要探索的慾望和必然伴隨的未知。在行文裡，他也從未自我質疑與追問，彷彿一切就是如此。我在他的文字裡，看不到他的內心，他精明的組合文字與感受，他太精明了，他的產物精美卻沒有靈魂。
對意義的放棄，也多少解釋了《兄弟》中混亂的敘述。因為缺乏內在的價值與意義，雜亂的社會現象在小說中也以雜亂的描述出現，他沒有淨化它們，只任由它們蔓延。
我要承認，我的懷疑可能太苛刻了。這種情緒就像是一次逆反。昔日過度崇拜，而現在則太過刻薄。我多麼希望，余華能如他五年前所說的，把作家的創作力維持到八十歲。但如今，我很懷疑這一點，因為他缺乏那股真正的道德激情，正是這激情，而不是敏銳與機巧，才是驅動一個偉大作家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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