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體西用 慈禧太后
太后遲暮
孔子說過一句著名的話，認為到了六十歲，君子應該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譯注：作者在此有誤，子曰：六十而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慈禧太后到了六十多歲，似乎變成從心所欲的高手了，而踰不踰矩則是另回事。至於精神寄託方面，她不仰仗泛道德的儒家思想，而奉行講究儀式的佛教。她篤信宗教還滋長了自己的虛榮。她愛拍照，多幀顆粒粗大的黑白照片捕捉下她打扮成觀音菩薩，簇擁在她周遭的宦官們也都穿上僧袍。有一次，慈禧向她的女官兼外語通譯德齡說：「我不高興的時候就會扮觀音，所以衣服也是現成的，每次我扮了觀音，我就想我是觀音啊，要以慈悲為懷，這樣就舒服一些。等照了觀音像之後，我就可以時時拿出來看看，告訴自己，我是觀音，要大慈大悲。」（譯註：摘自德齡所著《清宮二年記》）
只是，晚清時代把慈禧太后跟「大慈大悲」美德連在一起的人，大概不會很多。即使是尊敬她的德齡，都暗示慈禧性格有幾許殘酷，「每當他們不能回答，或者是他們知道的比太后少的時候，我們總可以看出太后非常得意。」她顯然體會到陣陣抑鬱，對德齡說自己「一切失望透頂」。而她經常暴怒起來。一位清朝官員目睹她發怒，形容她火氣爆發的樣子為：雙眼「射出異光；顴骨突出，額上青筋暴露，張口露牙，彷彿脫臼。」（譯註：吳永）
一切籠罩在慈禧頭頂的烏雲，乃因她是女人，儒家認為這太不成體統。為了遵循儒家歧視女性的偏見，慈禧主持朝議，與她軍機處的大伯小叔們討論時，必須「隔簾」，她一定很好奇：若自己是鬚眉男子，宮廷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傳記家華納(Marina Warner)推測，慈禧會喜歡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流的「士大夫」，原因在「她生命中那些男人──她性無能的父親、縱情放蕩的丈夫、孱弱的兒子，還有幾千名圍在她身邊的宦官──都讓她渴望男人的剛健、英勇與強壯」。只是到最後，慈禧唯一可靠的模範男性只有她自己。德齡在《清宮二年記》裡寫道：「但是太后喜歡做男人，要我們都用男性稱呼她。」
在宮中，慈禧的自信因周遭人的奴膝婢顏而變強。只是她一生最後十年，為了爭取帝國民心士氣，她奮戰不已，卻難阻劣勢，而一八九八到一九○一年爆發的「拳亂」，使得大清國運一去不返。
大約與百日維新同時，華北貧窮地區心懷怨恨的農民開始以武術團體（因此才有「拳民」這個名稱）結成幫派，攻擊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那些人之所以會受到憎恨，是因為他們依托在外國傳教士的保護下，有法律及經濟特權，而傳教士又因不平等條約而享有治外法權。拳民運動漸成氣候，很快地，武裝團體威脅的對象便不限於中國基督徒，散居鄉間的外國傳教團，甚至住北京市心使館區的外國使節，都成攻擊對象。慈禧太后面臨兩難處境，當時主管清廷「總稅務署」的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描述得很完整，「若拳民不受鎮壓，使節團（外國駐北京公使）便威脅採取行動──若是試圖鎮壓拳民，這個極為愛國的組織就會轉化為反朝廷運動。」
慈禧受政治自保的本能驅使，但同時她長久以來想為中國堆積如山的國恥復仇，所以支持拳民，這是致命的決策。她一度新生復仇的妄想，竟支持拳民攻擊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節區，這裡比鄰紫禁城，僅徒步就能抵達。誠如赫德預測，拳民團圍攻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發了毀滅性的反應，一支由八國合組的遠征軍趕來解圍。隨著夷人軍隊進逼，慈禧再度被迫離開龍椅與京師。
天下事能比專制君主喪失掌控時更怪異者，大概沒多少，慈禧逃離紫禁城時的光景也不例外，宦官、宮女突然丟下她，不願跟隨。她一度以暴君式的自憐抱怨說：「我一共有三千個太監，可是他們都跑了，我要查點都來不及。有些還當面對我無禮，把我貴重的花瓶跌在石板上打碎了。他們知道我們沒有時間去責罰他們，因為情形非常緊急，我們馬上就要動身了。」當慈禧動身、不光彩地逃難之際，看來她最終踏上了其政治上的被遺忘之途。
她那支篳路藍縷的皇家隊伍必須拂曉即行，薄暮才休，最後抵達遠在西邊的古代帝都西安。兩千年前，秦始皇在當地用殘酷的法家方法統一了中國，然後替自己營造陵墓，帶著數千個塑形完美的陶俑士兵埋進地下。時年三十的光緒帝坐騾車趕路，而他的姨媽則擠在轎子裡，冒著酷熱，一路上顛顛晃晃。夏天的暴雨淋濕了這支西行隊伍，愈來愈多的宮僕丟下太后、皇帝，任他們聽天由命去吧，而地方官員倒是竭盡所能，妥善接待流亡朝廷。只是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想維持太多皇家排場，實在很難。
這支皇家「馬戲團」拖泥帶水地，終於抵達西安之後，慈禧形容自己下榻處「又舊又潮濕，對於身體極不適宜」。來到這兒，她終於撤消自己先前支持拳民的決定，此時呼籲鎮壓他們。如此，她背叛了自己的臣民，還被迫支持再度肆虐神聖帝都的外國軍隊。
然而，這次敗北似乎最後讓慈禧相信有必要進行激烈的改革，一九○一年元月二十九日，拖了這麼久，她以光緒之名果決地發布《變法上諭》，宣布說，「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現在慈禧也公開接受更全面地學習西方。「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積習。捨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但是，在打這場最後的改革「壕溝戰」之前，她還得在另一張條約紙上蓋上御璽，叫在北京解救使館區拳民之圍的蠻夷回家，如此她才能結束西安流亡，返回京師。又一次，她仰賴一直忠心的李鴻章出面收拾亂局，結果是《辛丑條約》簽定於一九○一年九月，結束了這場衝突，但一樣付出苛刻的賠償作為代價。清廷被迫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給勝利的八國，分三十九年給付。八國武斷設定賠款金額為每個中國人拿一兩出來，當時清朝人口估計大約四億五千萬，這真是冷酷的羞辱之舉。
一九○二年元月某一天，冬寒澟洌，慈禧慢慢地返回北京。這次有部分路段，她坐火車──是她首度體驗當時中國人口中說的「火輪車」。但她進入紫禁城，心就沉了下去。「當我看到宮中這一番景況，又是一番傷心，一切都變了！許多名貴的器皿不是被偷了便是毀了……我那天天禮拜的白玉觀音也不知被誰砍斷了手指。」
慈禧曉得，戰勝的洋兵們曾經坐在她的寶座上拍照嘲弄──最大的褻瀆。隨著那群西方來的不法之徒前來的，是修身甚嚴的何德蘭牧師(Reverend Isaac Taylor Headland)，他一八九○年便來北京教書並傳教。這位好奇的牧師趁慈禧流亡西安之便，來親眼瞧瞧紫禁城。「我進入她（慈禧）的寢宮。其他人也進來了，坐在她的榻上，請朋友替他們拍照。我可不准自己如此。我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裡，毫無遮攔，驚奇、敬佩地瞧著那張床：縟麗的刺繡床帷，從天花板掛下來，垂到地板上，黃色緞子做的床墊有十英尺長，硬枕大而渾圓，精緻的絲質床罩捲了起來，彷彿以備太后返宮。房間的對面則是磚做的炕床，跟華北尋常人家可見的一樣，那是她的宮女睡觉之處，或者坐在那裡，靜如鬼魂，等候那位統治全人類三分之一的唯一女人回來休息。」
儘管自己國家及閨房被入侵，但慈禧放下她的身段，一等回到紫禁城，馬上致力於贏取至少一些有影響力外國人的歡心。的確，她展開類似魅力攻勢的舉措，甚至邀請外國公使的夫人們進紫禁城接受款待。例如美國公使夫人康格(Sarah Conger)，本來觀察力敏銳，最後也著了慈禧的道兒。有一幕大概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寫的，康格夫人自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第一次覲見那位女霸王時，只看到一位上了年紀，但「明亮又快樂」的婦人，其「臉龐煥發著善意」。一九○二年再見慈禧時，康格又對她心生同情，在一封信裡，她描述慈禧如何「雙手握著我的手，感動到不能自己。等到她能控制自己聲音時，慈禧說：『我很後悔，也為最近帶給你們的麻煩而難受。真是犯了大錯，中國此後要當外國人的朋友。那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中國將保護外國人，我們希望未來能當朋友。』」
何德蘭牧師的太太一樣中了慈禧魔咒。她說：「她（慈禧）會握住來賓的手，用最熱切的方式問道，前來宮中，路上是不是累了；夏天噓寒，冬天問暖；點心合不合我們胃口，她也會表示關心；她會用最誠懇的口氣說，大家能夠相逢，實在是神明慈悲；每個來看她的賓客，儘管以前對她懷有偏見，但都會為她這種微妙有別的關心，而對她著迷，這展現她完全有當女主人的能力。」這跟巴恪思筆下狂熱追憶似水年華的女子，簡直判若二人。何德蘭夫人說：「只要有機會，她總是很熱心，想學外國的做事方法跟制度。」
康格夫人甚至說服了慈禧嘗試一項國際公關大顛覆，讓人替她畫肖像，送到一九○四年於聖路易市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上展出。康格的朋友、肖像畫家卡爾(Katherine Carl)小姐花了好幾個月逗留於北京，繪製那幅油畫。可是，慈禧看到卡爾那麼傳神地捕捉到她的相貌，就要求那困惑的美國畫家在畫作上加工，把臉龐修飾年輕十來年──堪稱藝術美容手術！卡爾的畫作現收藏在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可能肖似慈禧年紀較輕時的模樣。
慈禧長壽，治國又久，到了最後十年，她終於允許政府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她對德齡說：「我的生命尚未結束，以後將要做出些什麼事來，也沒有人能料到。或許有一天我能做出一番不尋常的事來，教洋人吃驚，或者做一些跟我已經完全相反的事。」拖了那麼久，此時慈禧倒希望出力，把張之洞塑造成伊藤博文之流。張之洞此時獲命擔任「新政」的建築師，進行通盤改革；而最終，新政的目標在軍警部隊的現代化，修訂法典，起草國家憲法，另開放教育系統。
慈禧所推動的最激烈──也最令社會動盪──的改革，應該是一九○五年廢止科舉考試。一千年來，泰半的光陰裡，考選官員是看學子們對四書五經的熟稔程度，然後簡拔公職。她認為自己這一招可算是抄捷徑，開放政治系統，吸收新的血液及外國思想。然而，這項改革卻也叫一整個世代有志當官的人、及他們的家族頓失所依。如此堅定地放棄傳統，叫各地方鄉紳階級的保守派都反彈了。一位有志當官的不滿士子寫道：「此舉只為富強，彼等全然不復談及綱常。此制全旨在強國傷民，方方面面涉及使用夷學，改變中國。悲夫。」延宕那麼久，慈禧只用一招改革，就重重損害朝廷對中國菁英階級的掌控力。
慈禧廢止科舉同時，也讓新政的改革者為朝廷拉拉臉皮，修訂法典，把傳統的六部重新組織成各部門，冠上現代名稱如外務、郵政及通訊及商業等等。雖然落後許久，她也學明治天皇，成立「憲政編查館」，派官方的五大臣考察團出國，研究外國憲政模式。五大臣返國，一九○六年七月向慈禧作簡報，另公布他們的見解，中心結論為，「其他國家變得富強的真正原因，在它們有憲法，公決而定〔要務〕。君民一體，無法分割。」換句話說，整個儒家政治體系的「中體」必須變更。
然而，當負責落實憲政考察團建議的立憲小組成立時，他們判斷認為：中國人需要一段「籌備時期」方能自治，為期至少十到十五年。從威權統治到憲政政府之間，需經一個過渡時期這一誘人念頭，在二十世紀的其他時光也頻頻閃爍，讓自治高掛天邊，可以看卻搆不著。
同時，反滿情緒已開始爆發，以撕裂舊有的方式，浮現到公共生活表面。畢竟，滿人是外來者、少數異族，卻主宰了占絕大多數的漢族中國人；漢人仍受制於滿人風俗，如法律強迫男子必須剃髮留辮等等。一九○三年，一個住在上海外國租界的十八歲中國人出版了叛逆的小冊子《革命軍》，他主張，中國麻煩的根源，實在慈禧及她的滿人同胞。年輕的作者鄒容寫道：「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爾，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爾。於我漢人無與焉。」換句話說，富強必須由漢人跟全國整體共享。鄒容的主張令讀者像被電到了。
一九○七年，慈禧日益孤立，而被憎恨的滿洲朝廷再次發生震盪，一名漢人愛國志士刺殺了滿洲人安徽巡撫。慈禧焦急地想化解所有這些升高之中的種族緊張──舉例來說，取消滿漢通婚禁令。但隨著中國人愈發偏好更激進的方案以化解國家頹勢，而且也開始把一切病弱歸咎於滿人朝廷，因此，民族仇恨如脫韁野馬，愈來愈強。
除了身邊那一群人，幾乎人人都認定慈禧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全部差錯，尤其是，她還固執地堅持在她心愛的新夏宮裡，進行另一項昂貴的重建計畫；跟一八六○年的圓明園一樣，一九○○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拳後，頤和園遭外國人洗劫破壞。她認同時代在變，一九○三年下令裝電燈，接下來則是中國第一條電話線，用來連接北京西北郊的頤和園跟紫禁城。而且慈禧變了，愛上拍照，拍了很多張相片，供個人及政治目的使用。但這些僅是現代性的外表裝飾品，而非廣及全國的、真正的、尚未完成的各項現代性計畫，這導致中國持續落後給世上其他地方。
一九○八年秋天，慈禧過世了，比她的外甥晚一天。二○○八年，刑事鑑定科學家指出，依據光緒屍身的檢驗結果，他是死於急性砷中毒，於是懷疑慈禧指示人毒死他的說法又甚囂塵上，但她是否有參與依然只能推測。她自己的出殯行列及下葬計畫，倒是做得貼切她的身份而風光。一九○九年十一月，文武百官、喇嘛、滿洲官兵、騎駱駝的蒙古人，還有忠心的宦官們由紫禁城出發，以八十四人扛著她的靈柩，走了四天，抵達北京以北的清代皇家陵園。慈禧跟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一樣，花了十年以上精心制定計畫，以便下葬到豪華陵墓。她擺明了不忌諱開支過度，奢華地置辦玉器、金銀香爐等華麗的陪葬飾品，以便陰間有伴，估計花了八百萬兩銀子。
只是，就算花這麼多錢蓋的皇陵也保護不了她的屍身。隨著中國接下來陷入混亂，盜墓賊一九二八年破壞她的棺槨，能帶走的全部竊取，過程中還作踐她的屍身。後來滿洲人成立小組，修好陵墓，設法復原她的屍體，他們在報告中寫道：「吾人輕輕翻轉御體，令其仰躺，見面容慘白，雙眼深陷如窟窿，下唇有受損跡象。」很像李鴻章在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時，慈禧即使死了，也未能「保住顏面」。
自一八六一年起，慈禧藉著在自強派、文化保守派及清流鷹派之間不斷遊走，從而維繫了清政權。只是在此過程中，她牽制住了中國，沒能落實中央集權下的現代化政策，而那是明治日本成功轉型的關鍵。她的最後失敗，讓許多重要思想家深信：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更深入、廣泛的救方。這種體會剛萌芽時，翻譯家兼社會哲學家嚴復最能掌握他那世代人的絕望、迷惘。他悲哀地寫道：「此（自強改革）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為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譯註：嚴復《原強》。）嚴復再說：「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譯註：嚴復《論世變之亟》。）
僅在慈禧死後三年，上天回應了政治改革激進派的禱告。清朝終於崩潰，而共和國宣布取而代之。由帝制中國轉型到共和中國，打開了一個令人設想如何達成富強、取得尊敬的新空間。只是，這場以共和之名的政治實驗，就以它想解決嚴復所稱的「勝古」的問題而言，依舊失敗得轟轟烈烈。
第八章
統一 蔣介石
委員長茶會
在公開場合，蔣介石是挺拔、自命神聖的「委員長」、值得自豪的中華民國總統兼國民黨總裁。私底下他的外形就遠沒那麼莊嚴宏偉了。跟當代許多中國領袖一樣，他從未能把北京官話講得純熟自如，而且用他的母語浙江方言說話時，音調很高，幾乎像唱京戲，跟他的軍事背景、嚴峻面容、剃光的頭殼、守紀律態度，實在很不協調。
他流亡台灣時間很長，而在一九六○年代早期，有時會辦「茶會」，招待當時求學於台北、屈指可數的外國學者、學生。茶會地點在他的總統府，一棟半世紀前，日本殖民台灣時代所蓋的陰鬱紅磚大廈。茶會是由國民黨的「青年救國團」組織的；救國團是官方青年組織，致力於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神聖任務，進而「拯救同胞」，而大陸當時則是由毛澤東統治了。在總統府堂皇的沙龍之一等候委員長現身，大概不難想像一九○○年代初期，外國公使夫人獲邀到紫禁城與慈禧太后茶敘時，她們做好身心準備的各色光景。
蔣介石抵達茶會，光是他出現便極具吸引力。畢竟他曾經是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領袖；一九四三年應邀參加開羅會議，一度還被抬高到「四大領袖」之一，與丘吉爾、羅斯福、史達林並稱（但最後史達林拒絕參加該會）。（498）二十年後，此時的他變成無冕流亡元首，被放逐到孤懸的亞熱帶小島。一九四九年，蔣被迫放棄國家、人民，可恥地被死對頭毛澤東追著逐著，不光采地流亡到此一島嶼前哨站。在此，他以幻想來統治自己一度主宰於「大陸」的那個國家，而中國正統則在台北以近乎虔誠的方式訴說著。
多次茶會期間，蔣委員長個人身上有許多自相矛盾，變得明顯起來；他學會以軍事紀律及新儒家的自制，來緩和自己的脾氣；對他真實的屈辱處境而言，堪稱止痛藥膏。（499）在公眾視線下，尤其置身外國人當中，他很不舒服，便靠著躲進高度制式化的跋扈與超然，來彌補自己的不夠從容；這麼做似乎經過計算，想留下一種至少是有力的印象。而且從遠處看，如此擺姿態是有一定力量。只是靠近端詳，他那麼僵硬，散發出來的不安全、脆弱感，便不止一點點。他穿著完美的中山裝，端起茶杯湊到薄薄的雙唇，你可以感受到他努力維持一種禁慾派的恬淡，既莊嚴冷靜又高傲冷漠，散發出幾許威嚴氣氛，而他知道自己當前的職位欠缺那些。的確，他自己現身在這麼襤褸的一群外國學者（有些人是騎腳踏車剛抵達的）之前，只是再度印證他由全球權力等級跌得有多慘，這個念頭實在很難壓抑。
外國人離開總統府時，都有一種感受，就是面見了一位悲劇人物、驕傲的人，他從天上跌入地獄，刑罰無法減免，如此的恥辱他得自己去克服。跟其他許多中國領袖一樣，蔣介石終生想恢復民族的光榮，方法是號召中國人誠如他所述：「救國自救，以造成一個獨立平等的中國和自立自強的國民。」（500）但是此時他人在大陸沿海的一個島上，陷入孤立困境，成為又一個想把富強帶給中國但告失敗的活生生例證。
一九六○年代前幾年，生活於台灣的感受便是：這塊土地感覺自己撞到歷史死胡同。學生，尤其美國學生，受到嚴格禁止，不得穿越寬約一百英里的台灣海峽，前往「真正的中國」。要接觸到那塊「應許之地」，得坐巴士到基隆港以南的海岸，然後在小漁村附近搭帳篷，帳篷空間便充當「閱覽室」，再用小小的、電池為動力的電晶體收音機，偷聽來自北京的違法廣播。在星空下躺在沙灘上，聽著滿是靜電干擾的政治廣播，廣播頻道裡，奇異的北京方言嗶嗶剝剝，感覺真的很刺激。刺激的歷史大戲在台海此岸，就以如此渺茫難尋的虛張聲勢上演完畢，只讓蔣介石跟他的流亡「政府」在堂皇的革命實驗中，憑添更多「俱往矣」的氣味。
（摘錄本章第一節）
第十章
不破不立 毛澤東（之二）
天安門廣場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站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前，向全體委員發表賀詞說：「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通用性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十月一日，他再次邁步向前，這次站在數萬名呼歡的民眾之前，用他高亢、幾乎口齒不清的湖南腔，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這幕場景，好像一齣曲目很長的京劇之壓軸，這麼盛大場面，可想而知唯一的舞台就是站到天安門上。
明、清皇朝時代，正對著宏偉天安門的那塊Ｔ型空間，被稱為「御道」；有條窄窄的千步廊，是供皇帝侍衛們離開紫禁城之用，有時天子冒險到外邊世界，也走那條路。御道是「大內」與外頭俗世重疊而極少的交界線之一；皇帝家族則在大內生活，行使統治。這兒也是朝廷各部衙門所在地；皇帝詔書則放在「金風雲朵」裡頒佈下來；欽犯被綁來這兒殺頭；還有應試士子等黃榜貼出，也在這裡。
然而，天安門作為政權象徵的重要性，已經被五四運動改頭換貌了。學運人士及新文化知識分子在那兒示威，把天安門重塑為公開抗議的場合，此後變成磁吸地，頻頻供現代示威運動如民粹人士、民族主義者使用，還釋放反政府情緒。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再遭洗禮，這回不僅有示威，還流下鮮血，學生們抗議十三位愛國人士在上海遭英軍射殺而示威，當時統治北京的軍閥竟下令部隊開槍。魯迅以令人難忘的文句回憶此一悲劇時刻：「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隨著人民共和國的降臨，廣場開始又有另一新角色──變成毛澤東新中國的具體呈現，還有他執迷於把自己弄成不朽、自己就是新中國的標誌。過程之中，毛把天安門廣場轉化為他革命後新「中央王國」之最中心象徵。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現代認同的這些陰陽面，既具現為國家權力還有人民對它的反抗，也是毛澤東自己人格相鬥不已的面向。他愛自然流露、天翻地覆、群眾示威及農民的草根性，但也專注於控制、紀律、正統及位高權重的裝飾排場。
中國人民百年來對抗分崩離析、政府無能、帝國主義剝削、長期落後與難忍的恥辱，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十月現身天安門廣場是一勝利里程碑沒錯，但絕非劃下句號。在毛澤東矛盾不休、長期鬥爭及「不斷革命」的意識形態宇宙裡，從來沒有真正的終點線，只有鬥爭期間短短的間歇。正如他與蔣介石國民政府打內戰時，曾經警告說：「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一九四九年還有很多好戲還沒上演，而且毛澤東需要更宏大的舞台。因此，一從延安抵達北京，他第一批計畫之一，便是把天安門之前的空間，轉變為堂皇的公共廣場，氣勢要配得上讓他躍登權力之巔的革命。鑑於毛的革命排場跟之前的孫中山、蔣介石一樣，因此他很快就叫人把呼喚忠誠的巨幅毛澤東肖像畫，掛到天安門拱門正上方，這件事真是無足為奇。此一一模一樣，經證實只是更廣大計畫的開頭而已；計畫要把中國及中國共產革命「品牌重造」，而他是偉大先驅，他的面容就是其商標。接下來此一商標變成全球最著名商標之一。
儘管他反封建，但借用會聯想到帝王的事物，革命分子毛澤東毫不顧忌，而且回收歷史元素，加以利用，讓他的新統治名正言順。首先，他把新的共黨領導班子搬進中南海，也就是紫禁城外的皇家宮殿湖池建築群。中南海由明、清兩代帝王營造，供泛舟宴飲之樂所用，可憐的光緒帝被慈禧太后監禁於瀛台，瀛台也在中南海。正如古時帝王，毛澤東跟他的革命班底就在這裡，在高聳朱紅色城牆背後、遠離「人民」的中南海，避居起來，統治國家。毛澤東甚至把天安門輪廓弄到中國的新國徽上。
一九五○年代初期，毛澤東跟他的蘇聯顧問都完成大膽新計畫，想把天安門前的御道擴大為堂皇的閱兵場地，有位熱心者亢奮宣稱：「大到足以容納十億人開會。」毛是如此存心想超越莫斯科紅場，以至於中方計畫者很快便發現：他們跟蘇聯的建築顧問意見相左。莫斯科紅場面積只有二十英畝，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小兄弟」造出來的新設計圖，竟要天安門廣場涵蓋驚人的一百英畝。經證實，規模真的很重要，尤其在競逐社會主義「大哥」一事，更是如此。
對於天安門廣場擴大新計畫，中國官方建築師群狂喜發作，謳歌宣稱：「主席的心胸廣如大海，飛越舊城牆及步道，刺入未來。」毛澤東渴望有個大型集會場，在自己新型統治期間，可以適當地公開接受愛戴，因此斷然否決古蹟保存派人士的計畫；其中有梁啟超兒子、在美國受教育而飽受推崇的建築師兼計畫家梁思成，他懇求毛澤東保留北京舊城中心。梁思成的替代方案是在西郊構建嶄新的政府建築群，相當巴黎拉德芳斯區(La Defense)或巴西新都巴西利亞的中國版，兩者也興建於一九五○年代末期。毛談到梁的計畫時說：「我花二十年打進來，現在他要把我趕出去。」主席此時已下決心，要開推土機，在老北京歷史心臟裡，開出自己通往未來之路。
中國現代史自開始以來，特色便在破壞與建設交替發作，但兩股衝動都沒替環保及古蹟保存留下多少空間。一九五八年黨中央委員會集會上，拆除北京巍峨老城牆還有各式各樣古代建築結構的問題提了出來；北京城牆建於明代，加上防禦工事最寬可與曼哈頓區第五大道相比。(page 315)毛主席漫不在乎地說：「北京……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他繼續說：「有人批評我好大喜功，喜怒無常，不愛古董。沒錯！我是好大喜功。至於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有人愛古董也不差。（但）若我愛古董，今天我們開會就到周口店去開了。」（周口店是史前考古人類學著名地址，北京猿人發現地點。）
現代天安門廣場一九五○年代末期竣工時，超過一萬六千戶古代四合院、一批古代皇家建築，還有很大部分的北京城牆，都被拆除了。新廣場若光是規模還不足以令人敬畏，毛還下令在東西兩側各蓋一座龐然大廈：西邊即德魯伊教風味的人民大會堂，東邊巨大建築物裡容納中國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今日合併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兩座巨廈都花一年時間匆匆蓋好，搶在毛澤東計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大遊行之前落成。
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之後，中共在滿載政治意義的天安門廣場正中心，蓋好巨大紀念館，把毛的屍身安放在內，讓廣場變成規格全面的毛澤東聖地，紀念他的一生還有他領導的革命，當然也是他的豪華墓地。今天冷漠的毛主席紀念館依然展示他脫水而安息的遺體，館場變成介於蠟像館及皇陵之間的混合物，轉念想想，也可以是觀光勝地。
即使過了幾十年，毛的遺緒大多已遭丟棄，但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還是很難不把它想像成毛澤東財產。巨大廣場東側有無花果樹，離開其蔭影遮蔽，往外到平坦巨大的空間，會體會到一種感覺，就是被流放到一巨大水體上面；水體已安靜下來，但不知怎地還有威脅感。一邊的水岸愈離愈遠，而對岸的登陸點依然好遙遠，兆頭很不吉祥。這麼遼遠的空曠會讓一個人覺得很渺小、無遮無掩，這種感覺似乎正中下懷。
靠著建造這麼巨大的公共空間，毛澤東實在把紫禁城跟夏宮的堂皇壓了下去。中國歷史學家侯仁之及建築師吳良墉回憶說，天安門廣場完成以後，壯觀的紫禁城似乎「退居到次要地位」，類似廣場的「後院」。
（摘錄本章第一節）
第十一章
黑貓白貓 鄧小平(之一)
德州的中國牛仔
一九七九年二月，有一天晚上，夜空下著雨，一輛大轎車轉過一條陰暗的鄉間道路；轉角處有個油漆剝落的招牌，上頭寫著：「賽門頓：德州牛仔競技場：東方遇見西方的地方」。轎車停到停車場某車格，本德堡郡幾名警長原本歪靠在大捆乾草旁用牙籤剔牙，聽戶外大喇叭播威利‧尼爾森(Willie Nelson)唱的《威斯忌河》(Whiskey River)，此時停止雜事，集中注意力，開始用無線電對講機通話。轎車門打開，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走出來，他是中國的統治者，此時正來美國造訪九天。
鄧小平進入競技場時，穿牛仔馬靴打波洛領帶的德州人呈方陣隊形，端著盛滿大片豬肋排、豆子加馬鈴薯沙拉醬而凹下去的紙盤，由高往下看著他，而他開始使勁地握他們的手，宛如競選中的小城政客。等在這些身材超大德州人一旁的，是身穿暗色毛裝、本來不會現身在此、稀稀落落的幾個中國人。他們是鄧小平特使團的成員，前來與美國締結正式外交關係，執政三十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首度這麼做。
中國特使團一在場邊就座，年輕的騎馬女郎便策馬小步快跑入場，攜帶美國、中國國旗及德州州旗。一位女騎士在鄧小平之前勒馬停住，由馬鞍鞍橋側身，送上一頂十加侖牛仔帽。鄧小平誇張地把帽子往頭上一戴，幸好他有耳朵，那頂德州尺寸的帽子才沒滑下來遮住他的臉。但是他笑得很愉快，向上揮動新帽子，群眾則爆出歡呼與吶喊。要象徵中國新開始與西方打情罵悄，戴上斯特森(Stetson)牛仔帽應該足以傳達訊息了，但鄧小平接下來突然離座，沒多久再次出現時，他已坐上一輛舊式馬拉馬車。他像個選美皇后繞行競技場，由馬車打開的窗戶往外揮手，群眾又一次報以瘋狂的讚揚。
透過這些簡單而誇張的肢體語言，鄧捎出訊號，不僅向美國人表示中美關係進入新紀元，也向他的同胞透露：中國最近向外頭世界開放、國內進行大膽經濟改革，循此而往將永續長存。鄧小平在德州戴上外國十加侖牛仔帽的鏡頭，透過中國人首度由海外向國內直播，向中國人保證：他們的世界真的變了，毛澤東搞的政治死亡之舞終於結束了，而鄧小平的大西部牛仔競技就此展開。
誠如這次劃時代之旅所示，鄧小平的革命膽量絕不亞於毛澤東，而他的目標也完全一樣：為國家取得富強及榮耀。一九八○年，鄧小平對來訪的羅馬尼亞外賓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在使國家富強。」一九八五年，他的政策初步取得成功，在高峰期他再解說：「誠如我們以往的革命，改革之設計……在解脫中國的貧窮落後。」但他的路子跟毛的完全不同。鄧對於改變中國之認同、文化或政治系統──十九世紀改革派稱為「體」的東西，不感興趣。取而代之的，是他不顧一切，想把經濟的「用」改頭換貌，不管是什麼，凡是能強國富民而有必要的，他都願做。
由於鄧小平無懼於向較先進國家汲取、學習，馮桂芬的老點子，也就是學自西方而自強，變成鄧小平改革努力的中樞關鍵。只是，有件東西他是不打算借自西方的，那便是政治。就那個方面，也就是叫批評的人閉嘴而言，事實證明鄧小平之殘忍無情，跟毛差不多。比如公開倡言民主制度的魏京生，在鄧小平訪美過沒多久，就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名，被判刑下獄。鄧小平夢寐以求的是「後政治」歲月，經濟開發能夠進行，不受干擾，不管是毛澤東的群眾政治，或是個人主義的自由派民主，都不能來搗蛋。
鄧體察到，中國人民因革命及多次群眾運動，已經元氣大傷，因此操控方向，遠離馬克思主義叫人分裂的政治路線。只是，一旦掌權了，要醞釀一種新的狂熱──創造好東西，也就是賺錢──他可毫不猶豫。一九八○年代中期，他把自己的「反革命」取名為「改革開放」，這種改革血統不純，令人陌生；列寧開立的國家紀律處方，還有傅利曼(Thomas Friedman)謳歌的自由市場經濟學，都拿來混著用。他用簡單格言如「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是好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搞激烈的平均主義、中央集權及群眾動員，來實踐自己嚴厲的烏托邦願景，反襯的是中國去烏托邦現實。鄧小平不要這些，他讓經濟開發，變成共產黨還有當時中國人生活的存在理由。
但鄧小平不僅是反毛、反革命，而他的改革開放樣板扭轉了文革浩劫。畢竟，這個人曾經出力設定途徑，供中國走了幾十年來到二十一世紀，而且年紀老到能回憶晚清時代，中國人過的是什麼生活。其他人努力卻失敗，未能將中國現代化，苦辣的教育灑在百多年中國歷史景貌上，鄧小平都親身閱歷過了。唯有檢視他的生平，能才完全瞭解鄧小平另類新中國的願景是如何演化出來。
（摘錄本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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