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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二章 我小時候的右派狗崽子記憶〉
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天空是深藍色的，藍得像一塊璀璨的藍寶石，蘭州的南北兩山上都飄浮著淡淡的雲彩，奔騰的黃河就從這兩山之間滾滾而過。班主任岳維宗老師急匆匆找我談話後，我連夜就去了外祖父家，將學校的意見告訴了兩位老人，問他們能不能給我提供住宿和生活接濟，讓我在蘭州等幾個月我馬上要面臨分配工作了。外祖父和外祖母聽了我的話面面相覷，他們不知說什麼好。他們自從被北京紅衛兵抄家後，在打、砸、搶的風暴裡整日生活在驚恐之中。當時，紅衛兵們將外祖父從屋子裡拉到院子裡，跪在冰冷的土地上。這些「革命小將」認為外祖父是舊官僚、是右派分子，揮舞著彈簧鋼鞭劈頭蓋頂在他的臉上身上瘋狂地抽打。一個讀書習字做學問的老人怎能招架住如此凌厲打罵，外祖父被彈簧鞭抽打在臉上、身上，血肉橫飛、棉花飛舞，他只有用手護著頭躲避紅衛兵的彈簧鋼鞭。就在這時另外一些翻箱倒櫃的紅衛兵搜出了外祖父在「五四」時被從監獄釋放出來的照片，和他與楊虎城將軍的合影，北京紅衛兵才手下留情不至於像其他被抄了家的人被當場活活打死。但抄家後留給兩個老人心理上的陰影一直消散不去，他們每日裡聽到的都是這個人跳進了黃河、那個人上吊自殺了，加之此時每天大喇叭裡吼叫著無產階級專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自身難保的他們自然就顧不了我了。這樣我只有兩條路：一是到甘肅省天水地區清水縣和我1968年插隊的姊姊一起去插隊落戶，一是跟著父母到我的老家甘肅省臨夏縣劉集公社團結大隊去。我選擇了後者。我的班主任老師岳維宗告訴我，「你不去我們蘭州四中的知青點甘肅省清水縣可能對你不利，那我就在學校革委會給你開一張插隊落戶的證明，你是一個插隊知識青年以後對你可能會好一點。」這樣我就帶著蘭州四中革委會給開的一張到甘肅省臨夏縣劉集公社團結大隊插隊落戶的證明，隨著我的父親、母親到了我在夢裡都沒有去過的一個陌生地方插隊落戶。
我是三歲上成為一個右派狗崽子的。那年甘肅省電業局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右派名額任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的父親趙恒民（趙永綱）。因為父親是南京金陵大學電機系畢業的，這在知識分子極少的大西北就很扎眼了，再加上他是計畫科的副科長兼基建科代理科長。當時的計畫科就相當於現在的計畫處，分管的是甘肅全省的電力計畫工作，計畫科和基建科裡是甘肅省電業局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1957年年初首先是大鳴大放、開門整風。當時，甘肅省電業局和全省、全國一樣，通過廣播、報紙、牆報等各種新聞媒體，大肆宣傳、積極動員人們大鳴、大放、大辯論，並反覆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切切實實地幫助共產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並召開座談會請來知識界、文化界、新聞界、教育界、宗教界各種人士暢所欲言。我父親和剛解放時的一大批知識分子一樣那時對共產黨的政策深信不疑，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了希望，當看到中國共產黨要開門整風，要實現民主的舉措後大為興奮，他想中國有希望了，被封建專制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民終於遇到了英明的偉大領袖。他每天拿著中央的文件讓科室裡的人員給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開門整風。剛開始人們還在觀察，到了後來人們就暢所欲言了，反右運動開始後這一切都成了父親的罪名。是他動員甘肅省電業局的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且他是有自己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可我對父親的這一切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父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據我母親說，父親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幼兒園裡很多小朋友整天對著我喊，「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於是，我就揮舞著小拳頭大聲對著他們喊：「我爸爸不是右派，我爸爸不是右派！」
到了上小學時，我的夢中時常會出現一片蔚藍色的天空，天空如大海，清澈透明，映出自由飛翔的銀色海鷗，和引吭高歌的金色黃鸝，一首悠揚的曲兒唱出滿天的星斗，柔美如鮮花怒放，鏗鏘似鐘鼓齊鳴。一次寫作文時我不經意流露出我想長大後駕著飛機翱翔在祖國的藍天，然而，由於父親是右派分子，學校少先隊輔導員一本正經地對我說道：「你知道什麼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異想天開了，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你如何真正的脫胎換骨，怎樣與你爸爸澈底劃清界限。」此話像一瓢冰涼刺骨的冷水劈頭蓋臉潑灑在了我的頭上，讓我稚嫩的身體在寒風中打了個激靈。那年「六一」兒童節上，我果然就成了班上少數幾個沒有戴上紅領巾的小學生之一。全班大多數同學整整齊齊地排著隊，讓老師給戴紅領巾，而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則孤零零地站在台下。我的眼睛含著淚水，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被這樣對待，我只知道我父親是右派。這件事情對我打擊很大，它給我幼小的心靈早早地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陰影，讓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人生的坎坷，使我早早地體驗到了封建王朝株連九族政策的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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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點燃我希望的書籍〉
記得那些日子裡，學校讓小學生們寫大字報，各班到教導處領紙張筆墨。小學生們肚子裡沒有多少墨水，大多數大字報一開頭首先是毛主席詩詞中的「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然後滿篇的胡言亂語、粗言髒話，可是這個時候這種語言卻非常時髦。剛開始寫大字報時同學們顯得非常興奮，爭先恐後揭發某些老師，可同學們又不知道怎麼去寫，個別老師就啟發指導同學們去把某些老師們平時講過的話，掐頭去尾給編寫出來。有一天，學生們把一位教唱歌的音樂女老師堵在一間教室裡，學生們從窗戶裡扔進石塊、垃圾，把墨水瓶打開，將紅、黑墨水潑灑到這位女老師的身上。這位女老師長得不算很漂亮，但她非常注意穿著整潔時髦，這在我們一個不起眼的小學校裡就成了非常靚麗的一道風景，自然也就成了同學們想像的資產階級。
這天學生們剪了她的頭髮，給她剃了個陰陽頭，一半黑一半白，臉上塗滿了墨水。這位女老師渾身上下流淌著紅、黑墨水，平時嬌弱的她此時站在教室的角落驚恐得就像一隻不知所措的小鳥，她沒有辦法阻擋從各個方向飛來的各種髒汙，她沒有低頭，飛來的各種汙穢劈頭蓋臉落在她的身上和頭上。
我們69屆初中學生，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六年級小學生。1966年6月小學相繼停課，我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這時候為止了。小學不再管我們了，到了中學不是到工廠就是去農村，有時還讓解放軍來教我們拼刺刀和齊步走，沒有好好靜下心來學習過一個學期。我當時就用木頭自己製作了一把拼刺刀的木槍，解放軍還專門到我們小學來給我們教怎樣拼刺刀。我是稀里糊塗地從蘭州電力小學升到了蘭州第四中學初中部69屆三班的。
到了中學在我記憶中比較深刻的是，英語老師每堂課都教我們一些毛主席語錄，可我印象最深是她反覆讓我們讀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也就是「毛主席萬歲！」我們的植物老師是一個四川人，他一口濃重的四川口音，我現在記下的只有他教我們說的「細胞的構造」這一句話。可沒上幾堂課就讓我們去「學工、學農、學軍」，讓我們到蘭州當時的近郊馬灘公社勞動，到蘭州四中跟前蘭州市七里河區吳家園一個做磨面機輥子的車間進行生產。這些勞動由於都是住在農村和工廠，對我們這樣一些從小沒有離開過父母的孩子們來說，就覺得很新鮮刺激。
初次離開父母好似脫離了長久束縛的羈絆，就像自由飛翔在藍天下的小鳥一樣感到非常興奮。我們打著紅旗，排著隊唱著歌向馬灘方向走去。馬灘這地方是黃河蘭州段西固城下來黃河邊的一處淺灘地方，這裡由於在黃河邊上，水車裡打出的水將每一塊地都可澆灌，旱澇保收，不靠天吃飯，種著各種各樣的蔬菜和莊稼，這些蔬菜主要供給蘭州市民的生活。我們到了這裡，農民們是很不歡迎的，他們害怕我們傷害了蔬菜，只讓我們幹一些無關緊要的活計，地裡面的技術活根本不讓我們參與的，所以我們一天到晚無所事事。好在黃河邊上渠水潺潺，有很多小動物我們可以去抓，我們也可到黃河邊上去游泳嬉耍。我們班有個綽號叫「水牛」的，他很會做燒烤「田雞」。蘭州黃河岸邊的田地裡青蛙很多，我們就到大田裡捉青蛙，捉來青蛙讓他給我們做。可這做烤「田雞」是很殘忍的，在青蛙的腿腳處撕開一點皮，然後給青蛙活剝皮，剝了皮後再放到火上烤。可在這個火紅年代長大的孩子們，對這一切做得卻是那麼坦然。被活剝了皮的青蛙四肢和身上紫紅色的，可牠們還在蠕動奔跳，兩隻眼睛緊緊盯著我，我感到心裡是那麼害怕。可是，「水牛」用夾子夾了這些鮮紅蠕動的青蛙後，又放到火上烤。他一邊烤，一邊將烤熟的青蛙放進嘴裡，他吃得那麼香甜。「水牛」的舉動吸引了我們。剛開始我們從他的手裡搶被烤熟的青蛙，到了後來我們也學著自己燒烤青蛙吃。
這些日子的學工學農學軍，讓我們短暫地遠離了文化大革命的戰場，可是蘭州如火如荼的造反聲浪，不長時間後重新又把我們拉入了現實殘酷的鬥爭。我們蘭州四中揪出來的老師都是學校各類科目中的佼佼者。記得有一個英語老師叫梁儀，他的右手殘疾，用左手寫著一筆大氣舒展、瀟灑秀麗的中文和英文字。一個教物理的王越老師，腿部殘疾，每次被鬥爭時一瘸一拐被一個初二的女學生攙扶上來。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女學生敬佩王越老師的才華，她是自己陪著王越老師上鬥爭會的。在那個年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人們唯恐躲避不及，可是她卻將王越老師扶著一同走到了批鬥台上。剛開始紅衛兵們推搡恐嚇阻攔這個女學生，不讓她上到批鬥台上去的，可是她以女性的堅韌堅持一定要陪王越老師。由於她的執著和深明大義，這個女同學和後來調到蘭州大學的王越老師結婚了，患難見真情兩個相愛的人終於走到了一起。還有一個物理老師臉黑瘦黑瘦的，他被學校紅衛兵打著，讓站在桌子上放的一把翻過來的凳子腳上，手裡還讓舉著一個裝滿了水的臉盆。我們看的人都感到非常驚險，可是這個老師手裡舉著一盆水，卻站在凳子腳上紋絲不動一直堅持將鬥爭會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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