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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前中國時報社長
陳宜中：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張鐵志：文化評論人
楊偉中：旺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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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他者的想像
……不管是李敦白，還是約書亞．雷默、約翰．奈思比、湯瑪斯．佛里曼、馬丁．賈克，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市場的黃金國，是致命的權力誘惑……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中，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則經常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讚揚過蘇聯，也大聲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彩——他們能讓德國與義大利運轉起來，至於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

一

「知識份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艾宏（Raymond Aron）感慨道。

這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國。關於世界未來的論戰中，大多知識份子人站在了左邊，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指責資本主義的異化，卻對蘇聯的種種惡行保持沉默。他們擔心打破頭腦中「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艾宏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感慨的作家。「大家想要到這個處於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安德列．紀德在十九年前訪問蘇聯歸來後寫道。像當時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份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支持者。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所寫的，「那裡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工廠、俱樂部，文化館，他看到了進步的代價。在倍受讚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裡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的傢俱，同一張史達林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的莊園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而「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維埃的模範農莊是沙皇時代的波將金村中延續，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訪問者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目睹同樣的成就。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最早開啟「扒糞」寫作風格的記者）寫道。英國的韋伯夫婦則在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產主義是一種新文明。

紀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對於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位作家羅曼•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表達出類似的疑惑，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來，五十年後才允許發表，這樣就不會驚醒同伴們的美夢。

但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音被淹沒在一片讚揚聲中。蘇聯的誘惑在它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了——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強大的納粹德國，或許還拯救了世界。

紀德的聲音被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甚至連表達的機會也沒有，他們更直接、也更殘酷的個人經歷無人理睬。蘇聯的叛逃者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很難為自己的回憶作品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則在私下的談話裡說：「蘇瓦林，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

這是誠實、也是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份子到一般大眾。既然自由市場充滿了騷亂不安、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為什麼不能創造一種計畫體制，去統一分配社會財富。蘇聯正在創造新的民主制度，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再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操縱。

當重要知識份子紛紛前往蘇聯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想前往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申請者們或多或少讀過暢銷一時的《新俄國的首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被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裡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幾千名美國人最終被蘇聯接納了，當然，他們沒有過上幸福的生活，大多在勞改地丟掉了生命。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蘇聯的態度是西方知識份子的座標。為什麼左派們能對蘇聯的罪惡保持長期的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中，雷蒙•艾宏試圖給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中，蘇聯正是這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到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了臣服於納粹德國之下。在對蘇聯的讚頌中，他們覺得融入新的歷史動力，內在的焦慮也減弱了。

二

隨著赫魯雪夫的秘密演說的公開、匈牙利革命的爆發，蘇聯神話開始褪色，它至少失去了的道德上的優越性，但它的誘惑猶在。

人們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產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每當西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甦。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珍．法蘭可斯雷蒙（Jean-Francois Revel）寫道。這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份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石油危機與經濟停滯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蘇聯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產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它的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英國首相哈樂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產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從智利到衣索比亞，共產主義者們在第三世界取得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似乎也在提高。

珍．法蘭可斯雷蒙發現，法國的知識份子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沙特與艾宏之爭。左派們似乎仍佔據著上風，他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義、軍國主義，蘇聯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莫斯科的地鐵票也不漲價，報紙上充斥了這樣的標題《社會主義：解決世界危機的唯一辦法》。他們仍遵循著沙特的邏輯：首要任務是批判法國社會、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但蘇聯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這樣美好，它沒有石油危機，卻需要大量進口小麥。讚歎莫斯科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馬鈴薯價格一直在上漲。蘇聯在人造衛星、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卻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它宣稱人人平等，卻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它說代表無產階級，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一片荒原……

即使「國家富強」也沒有人們表面看到的那樣強大。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成長的書籍與論文，曾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胡佛(Calvin B. Hoover)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並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政體，取得更快的經濟成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年代超越美國。蘇聯的經濟成長，來自於它的政治動員能力，但卻是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的，農業的普遍蕭條、大饑荒為重工業提供了資金，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為現代奴隸。它的長遠的代價同樣驚人。環境的驚人破壞，幾代的人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冷漠與虛偽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這種成功也註定不可持續。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相信這一切。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它是多元社會的特徵。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危機，它是成就與歡慶。代價可以輕易的原諒，未來總是一片光明，人們只能猜測這資訊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於法國左派來說，現實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觀點卻是另一回事，他們不願用現實來修正既成的看法。最初的真摯信念已不可避免的衰竭，最後變成了頑固的身份確認。他們與其是對蘇聯的真心讚揚，不如說是對歷史傷口的掩飾。它也是對反美情緒的延伸，他們對於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崙的昔日榮耀嗎）。他們也不願意承認蘇聯的背叛者的敍述，覺得他們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忍尼辛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誇大其詞。

蘇聯神話暗淡下來，一些新的替代者卻正在出現。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的西方知識份子們稱讚。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曾令很多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產黨也激起過普遍同情，它是個純潔的受害者。倘若蘇聯是歷史中的恒星，它發出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這些國家則像是行星，它們與恒星結構相似，但光芒更微弱。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們的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於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於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份子，連政治家與普通群眾，也都亢奮不已。

三

「速成的中國學」，比利時人西蒙．雷斯(Pierre Ryckmans，筆名為Simon Leys)創造了這個辭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們。

六、七○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他們對於一個「革命的中國」讚歎不已。他們相信毛澤東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創造了一個更平等也更樸素的社會。「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長，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在於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為什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光輝的革命。中國不僅是柏克萊、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的榜樣。游擊戰術到醫療、教育體系，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予它們鼓舞。

毛澤東與尼克森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為時髦了。尼克森與季辛吉迷戀毛澤東無尚的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向他這樣率性而為，半人半神似的統治著世界最大的國家。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合作者。即使對於那些從不支援「紅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它是美國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下，中國的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敗了，但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成功的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大眾的正義取代了對大眾的壓迫，力量取代了物力，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在訪問中國後寫道。著名記者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則相信「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裡包含這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著名記者哈里森．薩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的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到來了，也只是浮光掠影的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稱讚的廚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辭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三十年代前蘇聯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本名Elisabeth Comber，中文本名為周光湖）與譚若思(Ross Terrill)。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見證了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熟識宋美齡到周恩來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在為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並且促進經濟發展;紅衛兵則行為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減少暴力的發生……

譚若思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同類題材的著作。西蒙．雷斯發現，譚若思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他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真相。他是個詼諧、經常也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它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寫殘酷、虛假和不公，更不對此作出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於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譚若思的風格。在他的看來，譚若思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的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在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的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為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他的藝術家們刪除作品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譚若思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於樂觀，以至於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產值每年成長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致死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時，自然的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災害」——他們的記憶裡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它也不緣於「自然災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裡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文明蒙羞，而史達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這是他們的事。」珍．法蘭可斯雷蒙這樣寫道。他試圖解釋知識份子們為何嚴厲的譴責法西斯德國，卻對共產主義蘇聯持寬容態度。

黑羊的比喻冷酷，卻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認定一個直被殘暴所左右的傳統。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秘，更像另一個星球。尼克森不是感慨，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淹沒在中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於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它採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力去指責他們。對暴力的崇拜、隔岸觀火的快樂、廉價的東方主義，構成了這些中國崇拜者們的內心。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異類，他翻譯過《論語》、沉醉於中國的山水畫。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一九六七年，居住在香港的他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屍體——他們是廣東的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中國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這段經驗再次肯定了他對於中國這個判斷——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新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在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歐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怒。他的觀點在西方卻被左派嚴重的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份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紐約書評》，他接著寫道，「……這種歐洲知識份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

難道中國不是專制國家嗎？八○年代的漢學家們熱衷於與眾不同的鄧小平時代，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強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印證了他的悲觀論調。在不久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而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這個政權也將繼續。只要給他們足夠多的時間，他們將及時治療好這短暫的道德創傷。

四

道德創傷癒合之快，有甚於想像。舊神話剛剛破滅，新神話就迅速到來。「中國的革命」仍在繼續，它從意識形態轉移到商業，從文革標語到了GDP數位。又一股「速成的漢學家」的潮流到來了。他們不需要憧憬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而是要談論商業，進出口的貿易額，還要引用《論語》與《孫子兵法》的隻言片語，它們模棱兩可又意味深長。他們還有一種莫名的確信，中國再次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再沒有人比美國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現這種變化。

在一九八○年離開中國時，李敦白滿是苦澀與幻滅。他在中國已經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上唯一的外籍中國共產黨員。他在延安的窯洞裡與毛澤東談論美國，也與周恩來相熟。他被中國革命深深的吸引了，這裡不僅有為「人類的平等與正義奮鬥」的理想，他也找到一直渴望的歸屬感。

他出生在南加州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猶太人的身份令他對社會不公格外敏感。大學期間，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它給予他「糾正他周圍充滿的不公現象的希望」。接著他加入美軍，學習中文，然後被派往中國，是解決戰後中國問題的美軍代表團中的一位年輕軍官。國民黨統治區的醜陋、不公與腐敗，令他心生厭惡，共產黨的宣傳品激起他的嚮往之心。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他來到延安，認定這是個美麗的新世界——這裡人人平等，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他也發現自己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毛澤東對他倍感興趣，所有人對他特殊禮遇。

他找到了發揮才幹的機會，他把外電翻譯成中文，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與主張。他進入了斯諾、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行列，它是國際主義者們對中國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國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權對於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軍的任務結束了，他留在了中國，西德尼．瑞騰柏格變成了李敦白。但災難也隨著共產黨的獲勝到來，一九四九年一月，作為帝國主義的間諜，他被投入監牢。

牢獄生活沒有摧毀他的信念，反而讓他狂熱。他相信這是黨對於他忠誠的考驗。六年後他獲釋，對他的指控被證明是個荒誕不經的錯誤。

接下來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他模糊的感受到這個國家正在遭遇的災難，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但從未把它們視作制度上的根本缺陷。況且，他的個人生活則隨著整個國家的暗淡而節節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國人社區的中心人物，唯一可以進入中國官僚系統的外國人，閱讀普通人難以接觸的紅頭文件。

他對黨的政治忠誠也輕易壓倒了個人情感。當他的妻子與右派朋友交往時，他緊張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對此有少許不滿，也在一九六六年時徹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發，他感到中國再度進入一個新時代，新中國的所有弊病都將在新的革命中一掃而空。他擁到毛澤東周圍索要簽名，在集會上揮舞著紅寶貝書，高呼毛主席語錄。南加州的美國人穿著藍色毛式中山裝，是中國革命的魅力的絕佳展現。

文革之火燃燒了中國，燃燒了他的內心，最終也燃燒到他的身體。他再度成為了帝國主義間諜，被投入了監獄。這真是煉獄的時光，他熬了過來。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時，他的確變成了「社會主義新人」，讓他憂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與孩子，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失敗了？到處彌漫的幻滅、消沉與怨氣。

復出的鄧小平再度給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滅了。當他試圖為西單民主牆入獄的魏京生說情時，一為高級官員對他說，任何一個人想否定魏京生審判的公正性，都將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個政權看起來一點也沒有變。他決定離開。

李敦白要返回美國的消息傳出，一場挽留工作展開了。他被許以政協全國委員，可以有免費的醫療保障，隨時可以出國……「名聲，奉承，尊敬，各處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會永遠放棄了個人獨立」，他後來寫道，「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不再尊敬的體制的束縛中。」

李敦白的回憶錄出版於一九九三年，這又是兩個中國之間轉變時刻。不吝於用子彈與坦克對待自己人民的中國仍在。四年前的夏天的一個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長安街旁的兩個女兒，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彈穿過窗戶，射到了牆壁與天花板上。但另一個中國也再度誕生——它是全球最誘人的市場。這一年進入白宮的比爾．柯林頓用「建設性接觸」來軟化美中關係的緊張，用貿易來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賴於此。在西雅圖，他開設了自己的諮詢公司，是日漸密切的中美貿易的連接點。他在中國的政治關係網絡上，如今流淌著資訊、金錢與產品。中國人與美國人都需要他的經驗與智慧。他駕駛著最新款的寶馬，傾聽他對中國的分析的客戶名單中是這樣一串名字：微軟、英特爾，戴爾，寶麗來……

商業中國形象迅速的覆蓋掉政治中國。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顯著。他經歷的殘酷革命，正成為另一種浪漫，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觸，則是餐桌上興致盎然的閒話。「從毛主義到微軟的長征」，人們這樣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國，對他的記憶則已另一種方式到來。二○○六年，他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題目從《A man stay behind》變成了更煽情的《紅幕後的洋人》，像是另一種宮廷回憶嗎？他關於魏京生、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記憶，他對中國的質疑，不管多麼輕微，都被刪除了。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和諧社會」，它們都是「不和諧」的聲音。

二○○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廳裡，充滿自信的講述自己的歲月，對毛澤東的看法，像是對自己青年歲月的另一次懷舊。他是最後的歷史見證人，誰能質疑他的感受與觀點。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從薄熙來到達賴喇嘛，年輕一代的西方記者們洗耳恭聽，像是探知到中國的秘密。

他不是「速成的漢學家」，但倘若你以為這過分豐富的人生經歷，能賦予他一種特別的洞察力，則是另一種一廂情願。

他批評此刻中國人丟掉了靈魂，共產黨喪失了讓它們成功的法寶——他們沒有了指導思想，不再實事求是。當他談論西藏時感慨，「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有這麼好的外交政策、對台政策，卻有這麼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相信中國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系統——「因為美國民主是完全被金錢控制的」。

他似乎一點沒變。那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和這個滿口嘲諷的商業顧問，從未意識到中國內在的邏輯是什麼。一九四五年時，他意識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與樸素之下，是多少暴力與不公。一個信徒只選擇看到自己相信的東西，對於現實視而不見，在「拯救人民」的名義下，他對於人民從來毫無興趣，一個關心「社會主義實驗」有甚於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麼真會關心具體的人。五十年後，他意識到昔日狂熱的可笑，他變得足夠狡猾，再不願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他仍舊對中國人的真實境地，毫無興趣。他只迷戀自己的個人經驗。三十年前，他對於魏京生的宣判仍感憤怒，而現在是劉曉波，他再沒有精力、也沒有心情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命運都與中國緊密相聯，中國變成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與榮耀都來自它。他無法否認自己的一生的意義。他再度變成了另一種腐化的俘虜。

但誰又能逃脫這種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國之後的十年裡，西方知識份子普遍盛讚中國，相信這個政權已經改變。

不管是李敦白，還是約書亞．雷默、約翰．奈思比、湯瑪斯．佛里曼、馬丁．賈克，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市場的黃金國，是致命的權力誘惑……

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中，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則經常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讚揚過蘇聯，也大聲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彩——他們能讓德國與義大利運轉起來，至於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道德意識被遺忘、被遮蔽、被交換。

而現代歷史的中國人呢，要麼是革命的材料，要麼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豐富的個體，從來面目不清。魯迅的憤怒與嘲諷值得重新一提：「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我們終不能制止別人的想像，這是人類根深蒂固的弱點。在我列舉了那麼多外來者愚蠢與不誠實的例證後，我不得不承認，正是因為自我欺騙，才讓我們如此熱衷於別人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