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國和歐洲都擁有非常悠久的歷史編纂傳統，但直到最近，這兩種傳統才有了較多的聯繫。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人知道大量有關中國的歷史傳統，可是到十九世紀，歐洲人對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地區的看法發生了急劇變化。這是一種全面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潛意識的「西方」觀念在各地歐洲人和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人對歷史、文化及政策的思考中佔據了主要地位。一個基本的論點是，歐洲在早期現代（the early modern）和現代時期產生推動歷史的作用。的確，有一些哲學家認為只有歐洲「擁有」歷史。他們認為社會變遷從歐洲發端，然後輻射開來，喚醒了世界上其他的地區，這些地區如果沒有與歐洲接觸（無論好還是壞）的刺激，很可能仍舊一直生活在沒有變化之中—亦即沒有歷史。這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相信，正因為對歐洲的挑戰做出回應，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這些古代文明才可能擁有工業化、制度化的全民教育，或者創建起現代國家。
社會學家伊曼努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歐洲世界體系」的觀點，意思是其他遙遠地區被捲入了一個由歐洲支配的經濟體系。華勒斯坦的分析非常複雜，他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聲稱唯獨歐洲才有能力構建一個世界體系」。不過，許多華勒斯坦的讀者忽略了他描述的是一個「歐洲世界體系」，而以為他描述的是以歐洲
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數十年來，關於「世界歷史」的實踐便建立在「歐洲世界體系」這種觀點的基礎之上，甚至有些根本沒有提到「歐洲世界體系」的教科書，也是圍繞著此觀念來組織。
質疑這種觀點的歷史學家中最全面和最有影響的是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一九二九—二○○五年）。他不是從研究中國開始，也沒有成為研究中國的專家，但他的觀點—中國是「歐洲世界體系」最重要且獨一無二的例外，對處於重大轉變時期的歷史學家來說是最重要的貢獻。首先，弗蘭克提醒歷史學家，華勒斯坦在描述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時，並不是想要提出分析全球的理論。「世界」（world）一詞並非必然是普世的（universal），有時也可以意味著普世的對立面—地方。如此一來，弗蘭克贊同其他許多歷史學家的看法，認為有必要從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觀點，推進到一種更具有普世性、包含內容更廣泛、更加注重唯物主義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觀點。其次，弗蘭克提出中國可能是其自身世界體系的中心，印度、東南亞、非洲的部分地區或中東可能也是如此，但他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隨後，其他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進行了研究，理解這些體系在歷史上如何發展起來，以及它們之間如何相互影響。這是一個新的探討領域，完全不同於「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
導言
Ｇ.Ｈ.威爾斯（G. H. Wells）今日主要以《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 ）等經典科幻小說聞名於世，但其實他還寫了一部頗有影響的全球史著作《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 ），該書初版於一九○一年。威爾斯在其導言中坦言，他遭遇到的難題是很少有讀者知道「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是什麼，他悲嘆太多人根本不願意學習歷史，他們若要學習漫長而複雜的英國歷史，那麼他們就只學習英國史。其實真正的歷史教育，應該包含學習法國、德國、俄國的歷史，更不用說遠離威爾斯所處的地區和時代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國家。然而，對於任何人來說，飽讀史書以全面掌握人類以往的經驗，是一項無比艱巨的任
務。威爾斯提出：
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普世史並不等於我們所習慣的民族國家歷史的總合，既比它多，又比它少。因此，普世史必須以不同的精神來研究，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本書試圖證明這一答案的合理性，本書的撰寫主要為了表明，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相較於特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特定時期的歷史，必須以更宏觀、更全面的處理方式來編纂，這種宏觀處理方式將會使它更適合一般大眾在正常時間和精力範圍之內閱讀和教育①。威爾斯並不是第一個表述這個觀念或真正嘗試「普世史」的人，但無論如何這個觀念沒有得
到廣泛接受。英國和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歷史系—大多數建於一八九○—一九○○年—只講授古典希臘羅馬世界的歷史、歐洲史和美國史（在美國）。其他的歷史，則在我們稱之為「地區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系裡講授。「東方」研究系講授中國的語言、哲學和歷史，「斯拉夫」研究系講授俄國的語言、文學和歷史，如此等等。歷史學家常常簡單地認為，我們無法從對歐洲和北美之外地區的研究中獲得關於歷史變遷的啟示。當歷史上的大轉型—革命、民族主義、工業化、世俗化—發生在歐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區時，它們只被當作是對歐洲已發生事情的仿效和響應。
在威爾斯的時代，歷史學家試圖通過簡單添加更多民族國家歷史的方法來拓寬歷史研究，這種方法正是威爾斯所嘲笑的。當今大學的歷史系不會希冀僅僅通過增加更多的歷史學家—他們每個人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就能夠獲得研究「世界史」、「全球史」或「普世史」的能力。
我們可以回到威爾斯的《世界史綱》來看看這種關係是如何運作，威爾斯的觀點是，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這些不同的群體（有時是這些職業群體中的不同世代）能夠提供一些信息，而這些信息有可能揭示出多種模式，普世史學家通過對這些模式的研究來解釋過去、現在和將來引起變遷的動力。威爾斯對這些普世模式的看法具有的獨特性，後面將予以討論，它們在今天有可能會被認為有爭議。但是，威爾斯對普世史的基本理解，亦即認為普世史不是由初級研究者（primary researchers）進行的研究，而應由那些評論初級研究以便探尋一般相關模式的人所為，這一看法仍然可以解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普世史」、「全球史」或「世界史」。沒有什麼檔案材料、文物和個人證言可供我們研究全球史。發現史實和彙編初級歷史這類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者要做的事。相反地，他們利用其他歷史學家所做的研究，對其進行比
較，關注較大的模式，並提出理解變遷的方法，以便闡明全人類歷史的性質和意義。
理解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撰寫全球史所用方法的多樣性，可能與試圖理解歷史學本身一樣復雜，全球史從社會科學中借用了分析的概念和哲學的方法，而有時候，這些概念和方法得到提煉並再度反饋給社會科學。大多數研究全球史的方法中包含了自我批評的種子，有時甚至是自我否定。其結果是，全球史學家的大量作品都是關於方法和概念的作品。一些看起來是或者被宣稱是新東西的，實際上是舊的；一些被聲稱為普世的東西實際上是地方性的；一些被推崇為客觀的東西實際上是主觀的。當歷史學家評估自我和他人，全球史的方法可能會很快改變。實際上，「普世史」和「全球史」的觀念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流派類型。我們將會看到，在佔主導地位和蓬勃發展的「世界史」流派背後，存在著一大套假設和感知的問題，「全球史」仍是一項新興事業，有一套明顯不同的假設和問題。推而廣之，（但在本書中由於篇幅有限而略去）還有比較史學家、文化史學家和國際史學家，雖然他們的著作與全球史有關，但他們有著不同的關注點和研究方法。
為了介紹對全球史進行界定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並且以大致的年代順序編排它們，我把它們整合在極為概括的範疇之下。這些範疇本身意味著提出分析的概念和敘述的策略，它們與所有歷史學家—或許對全球史學家尤為重要—密切相關。首先是「分流」（Divergence），即對事物從單一起源到隨時空變化而發生多樣性分化的敘述；接下來是「合流」（Convergence），即對不同的以及分布廣泛的事物隨時間推移而必然呈現出相似性的敘述；然後是「傳染」（Contagion），即對事物跨越邊界並同時急劇地改變其動態的敘述；最後是「體系」（Systems），即對互動結構同時相互改變的敘述。然而，關於這些範疇是否有用，這些作者和著作確切地屬於哪個範疇，以及可能有多少子範疇，同仁們很可能不贊同我的看法。的確，假如我是在一年之後寫出這本書，我可能會改變所有這些範疇，儘管如此，在我看來，這一結構在此時最具探索性價值。我希望大多數讀者能夠明白，這些不僅是分析思考的範疇，而且也是敘述結構的示意圖，在處理這些範疇之前，我將先對我們文化中宏大敘事衝動的意義及其持續性進行論述，結尾總結則聯繫屬於各個範疇的討論，與敘述中的問題及其所假定的歷史意義，以便評估全
球史現在所處的位置和它可能的走向。
按計劃，本書是一本入門讀物，如同所有此類作品，對闡述內容只能百裡挑一。書中論及的作者，在某些情況下是挑選出來的過渡性人物，在其他情況下則是典型人物。對書中略過的許多有趣的和重要的學者，我感到很遺憾，同時我也希望讀者僅僅把本書看作是一本介紹使全球史表現出獨特性的問題與技巧的入門概要。許多特定的主題—幾乎包括所有的技術，也包括繪圖—都被分析的主題和問題所取代。提供參考書目，是為了讓讀者能按照自己的興趣使程度更精進一步，了解傾心致力於普世史的許多傑出作家的著作。
全球史是什麼
首先，我們可以嘗試判定全球史在多少程度上確實是歷史。歷史學家像他們所受到的高水準訓練那樣獲取和使用原始資料。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理解一種歷史記錄賴以產生的全部社會情境，以及關於歷史記錄何以從那時一直保存至今的一些問題。他們必須掌握資料運用的技巧（語言和文字體系）、政府及其他機構保存和分類資料的方式、判斷資料真實性的方法。他們必須懂得如何認識資料中包含以及遺漏了什麼；什麼是含糊的和什麼是明確的；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觀點看法支配了資料的產生。他們必須懂得相關的科學或學科，比如考古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或語言學，這些領域可能有助於情境化──或者檢驗──資料的內容。在這方面，生產新知識的歷史學家必須極為詳細地領會當時當地的情境。在收集和分析他們能夠獲得或查閱的所有史料之後，他們必須建構起有關歷時變遷的解釋，並將其敘述成一個故事。但它僅僅是一個故事而已。儘管歷史學家一直希望採用科學客觀的語言，就像物理學家在實驗室從事物理學研究、化學家從事化學研究一樣。然而，歷史學家不能做實驗，不能真實地通過成千上萬次試驗和再生產而得出「謹慎的」解釋。歷史學家敘述的是一個他或她永遠也不能再造的故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歷史研究是具有爭論的，因為它評述的事物只發生過一次，而且歷史學家永遠處於他所希望敘述的事物之外。
在這種訓練的基礎和在生產新知識的抱負方面，歷史學家和全球史作者很少有共同之處。對於全球史研究來說，沒有方向可尋也沒有方法可用，因為史料產生的全球情境（global context）並不存在，甚至研究國際或比較主題的學者，也必須著重考察特定的地方、制度、現象或人民的歷史。而雄心勃勃的全球史作者幾乎不需要歷史學家那種研究技巧。因此，許多全球史作者不是歷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和科學家，甚至──像威爾斯那樣──是小說家。他們在掌握了他們本學科的基本技巧之後如同歷史學家，走進了全球史，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當然，歷史學家可以毫無偏見地參與，而且他們在這項工作中相對於其他人可能有一種優勢：全球史更像一門歷史編纂學的歷史分支學科，或者是對歷史撰述的研究。像歷史編纂學家那樣，全球史學家必須掌握已有研究成果，這些學術成果能夠在數量上，超過研究者可獲得的原始資料數倍，全球史學家還必須涉及許多交叉的學術領域。同樣像歷史編纂學家那樣，他們必須是對學術成果具有敏銳的批評眼光的讀者，將不太可信的東西與較為可信的東西分離開，檢驗已有的不同於其他的假說，盡可能地得出自己綜合的結論。這樣，全球史成了一種思考與寫作的模式，而不是一門學科。最後，全球史作者必須講述一種志在解釋全球規模歷時變遷的故事。
全球史學家立志尋找理解人類狀況的鑰匙：超越對過去幾個世紀的曲解，透過帝國和霸權遺留下的表面結構洞察其本質，以此來理解在全部歷史中塑造人類命運的力量，並且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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