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媒體好評】
在其論說中，記者要納入的是一種中立關係，以顯現其專業。以這點來看，這本書成功了。甚至是一個謙卑印記的教訓。──《streetpress》

這本書不是示威，而是個比許多論文說得更多的報導。我們看了會一直笑、產生憐憫、感到震驚或是憤慨不已……一旦看完這本書，我們自知將再也不會用同樣的眼光看事情了！──《Le monde》

【國外讀者讚譽】
這次的調查，歐貝納給了我們一個投入工作的完美記者典範，絕不是對日常生活上的偷窺或是危言聳聽，而是血淚的見證，替那些在當權者眼中重要的經濟模式下無法發聲且被...

【摘文1】

前言
　　發生了金融危機。記得嗎？以前曾經發生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去年。
金融危機。大夥兒的話題總離不開這個，但只是不知所以然地閒聊，也拿不出解決辦法，甚至連眼睛都不知該往哪兒看，在在讓人覺得這個世界就要分崩離析。然而，我們周遭的事物似乎始終待在原處，像是動也沒動過。
　　我是個記者：我覺得自己彷彿面對一個因為再也無法掌握而難以理解的事實，甚至不知該如何訴諸文字。僅餘的「危機」二字似乎轉眼間也和股市行情一樣貶值了。
　　於是我決定前往一個與我毫無關聯的法國城市，匿名尋找工作。這想法很簡單。在我之前已有其他許多記者做過同樣的事，而且技巧高明：有位美國白人記者扮成黑人，有位德國金髮記者扮成土耳其人，有位年輕法國記者化身遊民，有位中產階級女性變成窮人，而我必須將這些拋諸腦後。我呢，已經下定決心見機行事。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這才是令我感興趣的。
　　康城（Caen）似乎是理想之選：既不太北邊也不太南邊，既不太小也不太大，而且離巴黎又不太遠，對我而言這應該是個優點。我只回過兩次家，來去匆匆，因為那邊有太多事要做。我租了一間附家具的房間。
　　我保留了我的身分、姓名、證件，但只帶著一張通過高中會考的業士文憑去登記失業。我自稱剛剛和同居二十多年的男人分手，由於這段時間都由他供養，所以無法提出任何工作證明。
　　我把頭髮染成金色，眼鏡再也沒有拿下，也沒有領取任何補助。
　　只有極少數幾人留意到我的名字，而且態度相當篤定而堅持，其中包括一名安置輔導員、某電話服務中心的人事主管、某清潔公司的老闆。我否認自己是記者，反駁說只是同名，後來也就不了了之。只有一次，有個人力派遣中心的年輕女子很有技巧地拆穿了我，我請她保密，她照做了。我所遇到的男男女女，絕大多數都沒有提出疑問。
　　我打定主意要在尋求有了結果那天，也就是取得長期工作合約那天罷手。本書敘述的正是這段追尋過程，從二○○九年二月至七月，持續了大約六個月。書中的人名與公司名稱，我都刻意加以變更了。
　　在康城，我還留著那間附家具的雅房。今年冬天我回到那兒寫了這本書。

二○一○年元月，巴黎


【摘文2】

二、屠宰
是就業中心提議我從事清潔工作的。一切發生得太快，我其實還有點搞不清楚狀況。我在二○○九年三月初正式登記失業，心裡並無明確的想法。將來一定會有幾個工作機會，在作決定之前也會有時間加以衡量。總之，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第一次面談，才短短十來分鐘，諮詢人員便以理性的口吻對我說：「關於你想進入職場的個人計畫，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往清潔的專長方面去找。」我剛聽到自己應了一聲「好」，諮詢人員已經拉起我的手用力握了握，一面帶我走向出口。就這樣，結束了。
登記當天的十點四十五分左右，我和另外十四、五人在康城八家就業中心的其中一家等候著。人很多，但鴉雀無聲，一種憂慮、凝重、幾乎可以觸摸得到的安靜，放大了每個聲響。每樣事物的構想彷彿都是為了製造一種淡淡的不舒服，讓人一點也不想安坐，甚至於除了辦理手續所需要的時間之外，一刻也不想多待。整個中心是一間大廳，同時兼做服務台、等候室與處理事務的電話室。此外也可以在這裡上電腦看看有什麼工作機會。這些功能之間並沒有任何隔板隔開，無論辦什麼事都得站在和人一樣高的窗口前，人就好像在顏色單調的牆壁間隨風飄來飄去，就連諮詢人員也是一樣。他們也沒有椅子或辦公桌。每個人好像都盡量避開唯一能坐下來的地方：幾張設置在一個螢幕前、以金屬條焊接在一起的椅子。螢幕上不斷播放著一支就業中心的影片，並以唱兒歌的語調反覆地說：「你有權利但也有義務。你可能被除名。」
有些日子，風平浪靜，等候的隊伍順利地往前推進沒有衝突。有時候，則可能會有人突然大發雷霆。今天早上，發脾氣的女人就排在我前面。不過一開始還算冷靜。「我接到通知說有一個餐廳服務生的工作，一天幾個小時，地點在康城隔壁的一個市鎮政府。你們跟我說：『你條件完全符合，會優先錄取。』然後就再也沒有下文。兩個月後，我接到一通電話跟我說結果他們錄取了另外一個人。」她提高了聲調。「可是那個人在電話裡告訴我說另一個人──取代我的那個，不是打電話給我的那個──並不適合，所以前一個人──打電話給我的那個──要我再來一次，因為最後工作還是會給我。」窗口的諮詢人員解釋說她找錯地方了。「我們這裡並不管雇用的情形。我們只負責為雇主和應徵工作的人牽線。」
周遭的人開始不高興了。大家竊竊私語說這個女人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接著換另一個人發脾氣：「根本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一名年輕人抗議道：「要是每個人都像這樣心裡有什麼就說什麼，會變什麼樣？」
那個女人完全不在乎，滿腦子只想著自己的事。「我是在這裡看到徵人啟事的，所以你們要負責。我要跟你說發生了什麼事。到最後另外那個人沒能做好，他們就想：那只好重新聯絡第二人選，那個老女人，也就是我啦。」我看著這個「老女人」素著一張臉、髮髻挽得整整齊齊、名牌運動褲燙出一條摺痕，一手緊抓著黑色漆皮包。她應該比我年輕得多。
就業中心的人一再對「老女人」說她得去找雇人的市鎮政府。但她似乎一發不可收拾。「結果他們雇用了第三個人。」她大大吸了口氣，再次開口時聲音更響：「我有哪裡比不上她們？」這時已經吶喊起來：「我需─要─工─作。」
整個中心頓時停擺。影印機朝空中射出白光，最裡面的電腦上方也開始探出一張張臉來。此時只聽到響個不停卻無人接聽的手機，和影片中單調的聲音：「你有權利但也有義務。你可能被除名。」在場的人彷彿被催眠似的，目光緊緊跟隨著被婦人甩前甩後的黑漆皮包，就像盯著網球賽的球。
忽然有位諮詢人員從走道上冒出來，用宏亮而冷靜的聲音安撫她，並將她拉到一旁，遠離等候隊伍。這位諮詢人員只能想到一件事：萬一她身藏武器呢？他經常和同事說起這個。他們常說悲劇總有一天會發生，總有一天會有人跑進中心來把他們痛打一頓或是朝他們開槍，到時候會死人，可能一個也可能好幾個。這些時候，他腦海裡總會浮現一個畫面，是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名美國高中生在學校大屠殺後的景象。一樣是淺淡的牆面，只是染了血；一樣是四腳過於細瘦的椅子，只是東倒西歪；一樣是一塵不染的地面，只是屍橫遍地。播報員形容為「殺戮」。
諮詢人員看著這個老女人。她此時頭髮有些凌亂，臉上有幾處紅斑，一臉茫然像剛被叫醒的人。他用機械化的口吻說：「這位女士，我們一起來看看你的資料。」他想起前一天也說過同樣的話，對象是同樣怒氣沖天的一名年輕女子和一條狗。
前幾天，在東部某地，聽說有其他同事被某個使用者關起來。服務中心裡的意外事故愈來愈多，有一本名為「安全手冊」的特殊冊子已開放供索取。
這一切不會有好結果的，該諮詢人員十分肯定。他無法集中注意力在婦人的資料上，好像一時弄不清狀況。這時候婦人說話的聲音變得沉濁、機械化：「先生，我把我的識別號碼和個人密碼告訴你。」
「我們一起來看看，好嗎？你知道你所屬服務中心的名稱和為你服務的人的姓名嗎？」
「當然，我每次來都把文件準備得很齊全啊，先生。」
稍遠處，等候隊伍悄無聲息地往前推進。有個人又開始打起專供求職者使用的電話。只聽見他說：「喂，是我，你幫我準備好培訓要用的文件了嗎？」接著又說：「我發誓，你要相信我，我不會再亂搞，都已經三十了。」沉默片刻後，又說：「不是，不是坐三十年牢，笨蛋。是我的生日。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再是小孩子了。」
我被叫到走道盡頭的一個房間，身分證件影印之後，填寫表格。談話內容主要只圍著一個重點打轉，那就是我最好先去找觸角不同的輔導中心，地點在康城的另一頭。在那裡，他們會「引導我尋找工作」。我得在當天下午過去，最晚也是第二天早上。總之兩邊的程序間隔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這是行政運作的新規定。一切都要按時完成，才不會讓統計數字堵塞住。女職員偷偷笑了笑說：「行政機關一定要有效能。」然後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我：「你也一樣，不是嗎？」
同一天，下午兩點十分，公車把我送到那裡，及時趕上。這次，地點在紀念館區。在插滿旗幟的宏偉廣場上，我迷失在造訪和平歷史博物館的觀光客群中。
輔導中心比較高大，簡直像廠棚一樣。裡面有許多小隔間，每個隔間裡擺了一張桌子兩張椅子，當中用薄薄的隔板分開，沒有連到天花板，像屏風一樣。面談就在話聲嗡鳴、人來人往中進行。
一名女諮詢人員目視著我走上前來。一個下午，她會陸續看到十來個新登記者，在進行就業輔導之前得先填一張評估表。以前，面談的時間並無限制。後來開始下令將時間縮減為半小時，再來是二十分鐘。同事之間都說這像屠宰家畜，每個人對於要保證找到工作都很不滿，但指令很清楚：「你們已經不是來這裡作公關，那個時代結束了。現在要有數字。要學會稱呼求職者為『顧客』。」這是正式命令，上級下達的。
長久以來，就業中心的工作人員主要是由社工擔任。從今而後，招募的對象將以業務人員為優先考量。「你們要知道這是個新行業，你們以前所認知的已經不存在了。」主管們三令五申。
這個氣氛其實存在已久，但就在幾個月前忽然颳起一陣恐慌風，始終未曾平息。剎那間，在二○○八年冬天，危機正式爆發。收音機裡早、中、晚說個不停。每天總會多出三千名失業者向就業中心報到，才幾個星期，未處理的檔案已堆積達七萬份。這種情形前所未見。巴黎的領導階層一想到無法趕在聖誕前夕發放失業金，民眾將走上街頭，紅色聖誕也將夾著彩飾與暴動的旋風席捲全國，便驚恐萬分。所有人馬全部出動將檔案放行。總算驚險地過關了，但從此以後一切再也不同以往。
只有目標沒有改變：不管經濟情勢如何，結算業績要一次比一次好。二○○九年的徵才媒合率要比二○○八年高出百分之三，徵人啟事的數量也要提升百分之十三。但只限於網路：如此便能避免求職者親自到中心來，電話線也才不會擠爆。增加產能是當前第一要務。
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以後會如何呢？女員工不禁嘆息。她正準備起身迎接我，卻已經有另一人上前請我坐到她的隔間去。她有鑑定好顧客的眼光，也就是能夠迅速媒合成功，將來不會來蓋上「長期失業」致命戳印的顧客。要是一家中心有太多長期失業者，就會造成阻塞，團體獎金也就泡湯了。
所以說，好顧客要有一張小小證書、一點小小經驗、一輛小小的車。這叫做側寫。
「你有車嗎？」
「沒有。」
她盯著我看。壞的開始。車子，這是雇主首要條件，即使工作上不需要也一樣。這會讓你有個定位，這能證明你至少擁有一個可以加油的東西、你不怕出遠門、你的行動範圍不小。
「單身女性？五十幾歲？沒有特殊專長，也沒有近期的薪資單？」
我的諮詢人員眼中，所有紅色信號燈都閃了起來。我剛剛進入統計上的高風險區。
她試著問最後一個問題：「你有小孩要扶養嗎？」
當我回答沒有，也頭一次發現她鬆了口氣。
隔壁隔間裡，有個男人低聲詢問有關電工的職訓班。
他說他有自己的習性，有一定的生活水準。「我已經徹底放棄餐廳之類的工作。可能會計畫把房子賣掉，孩子們都搬出去了。可是我需要培訓。」
我的這位諮詢人員問我想做什麼。
「什麼都可以。」
我以為我的遭遇會讓她精神為之一振，不料她似乎覺得稀鬆平常。她看了一下我的履歷，只有一張業士文憑，接著做過幾個微不足道的店員或服務生工作，再來就什麼都沒了。
「這二十年來你都做了些什麼？」
我把對繆索夫婦說的那套說詞又說一遍，我對每個人都是這麼說的，這是我的藉口：我認識一個男人，靠他養活，後來被他拋棄，以後我得重新工作。我在腦子裡把情節反覆溫習了幾遍，覺得並無破綻，甚至還替這個男人捏造了職業，以免遭到追問答不出來。他在巴黎地區當修車工人。我正打算把生平一股腦兒全說出來，卻被諮詢人員客氣地打斷：
「其實就跟所有人一樣。」
隔壁的男人此時正在解釋自己以前是憲警，而且重覆好幾次，每次都會以不同的口吻變化音節語調。有個聲音回應道：「先生，請聽我說。培訓班很昂貴，我們有列了一些優先報名的條件，但你並不符合。請你務必體諒。」沉默片刻。「畢竟你已經五十九歲了。」下一位求職者已經站起來，身上還穿著大衣。
我無權申請任何補助。諮詢人員盯著我出神，似乎真的很替我擔憂。
「你想不想過新的生活？清潔人員，你覺得如何？清潔工作未來很看好，不過現在就得作決定。這個市場正在全力建構中，再過不久就會關閉。清潔工作的培訓班已經開課，可以拿到特殊業士文憑，甚至可能有研究所文憑。再過一兩年，公司行號只會錄取有文憑的清潔女工，到時候像你這樣沒有專業資格的人就太遲了。你應該現在就投入，否則以後一點機會都沒有。」
隔壁隔間裡，下一位顧客已就座。他一開口就說即使賺不到最低工資也無所謂。諮詢人員卻抗議道：「這是什麼新方法嗎？你已經是今天第三個這麼說的人了。你知道這樣不合法嗎？」
「可是是我自己提出的，應該可以不是嗎？」
諮詢人員沒有再反駁。她說：「你以前是行銷顧問，業務的工作你覺得呢？不過要提醒你，有時候每星期要往返巴黎三次。」
「好，我可以做。」
在隔板這邊的我也向諮詢人員表示，我完全同意當清潔工。我可以參加「清潔業」的一日培訓班、一場「履歷」講座，還能以統計高風險的名義參加一間私人事務所提供的「求職陪同」服務，為期三個月。有一張紙上註明我的「主要專長與工作條件為場所與表面的日常清潔、回收紙張、清潔家具與附屬物件（菸灰缸、垃圾桶……）、多處工作的管理與後續處理」。我在底下簽了名。
我甚至待不到十五分鐘。後來談及此事，有些人問我是不是被迫接受這類工作。絕對不是。那天，我甚至覺得對這位諮詢人員充滿感激。


【摘文3】

六、啟事
所有人都警告過我，要是碰巧看到烏斯特罕渡輪的徵人啟事，要小心。不要去。不要答覆。想都不要想。忘了這回事。我所遇見的人當中，誰也沒有在那兒工作過，卻是眾人說詞一致：那裡比任何一個地方都糟，糟過土耳其營造商（付的工資比在土耳其還少，有時候甚至不付錢），糟過牡蠣養殖業者（讓你等退潮等上幾個小時，再下海去搖動牡蠣網袋，不管天候如何），糟過種植蔬菜（苦苣和紅蘿蔔會讓你累得直不起腰），糟過弗勒里（Fleury）的地下洞穴（這原是昔日的採石場，後來戰時的防空洞，如今成了蘑菇場，只需半天工就能讓你粉身碎骨）。蘋果呢，也是讓人吃足苦頭，不過季節還沒到。這些工作全都是勞役加苦工，但全都比烏斯特罕的渡輪好。
一如每天早上，我又來到就業中心。現在已經混熟了，知道哪架印表機能正常運作、知道用哪支電話幾乎可以隱密地說話、知道如何替影印機換紙。平常，我會走進去直往裡衝，試著瞄準唯一一台可以坐著找啟事資料的電腦，而無須站在小小的電腦查詢台前。今天，那位子空著。這肯定是天意，我敢確定。
我脫掉帽子，把大衣披在椅背上，很小心翼翼，因為大衣常常是溼的。接著拿出紙筆和厚厚的粉紅色塑膠檔案夾，裡面有幾個透明內頁袋放了有關「我的情況」的文件。所有的失業者都會有一個，即使不會讀寫的也不例外。這是我們的特殊標記。有些人甚至光從檔案的厚度與編排就能看出他人在尋找工作方面花了多少時間與精力，就好像生物學家可以從金龜子關節的粗細判定牠們的年齡。
在服務台，有個汗流浹背的人正在大聲抗議：「我知道我沒有預約，但我只是想請你銷掉我檔案上的電話號碼。我擔心要是有雇主打了電話卻沒人接，就會洩氣不想再打。」
「為什麼？」職員問道。今天是一個身材不高的金髮女子。
「不通了。」
「什麼不通了？」
「我的電話。」
「為什麼會不通了？」
「因為錢的原因被斷線了。」
「可是你不能就這樣跑來，你得先預約。」
「好，我們冷靜一點。我再重來一次：小姐，請你幫我預約時間。」
年輕金髮女子顯得萬般無奈。「很抱歉，先生，現在已經不能直接預約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新措施，我們不得不照辦，請務必體諒。以後，只能電話預約。」
「可是我已經沒電話了。」
「在中心的最裡面有電話供你使用，不過我先告知你一聲：要打專線三九四九，這會連線到剛成立的總機。因為大家狂叩，可能要等很久。」
「很久？」
「有時候要幾個小時。」
我的外套在椅子四周的地板上滴出幾條細細的水流。今天早上，我在等幾個工作的答覆：一家社會醫療中心的清潔人員、康城一家旅館的夜間櫃台人員、「蒙德維２」購物中心一家化妝品店的打掃人員，和一家園藝用品店店員。電腦已經開始根據我的資料尋找相符的工作，主要還是打掃，也有少數銷售、一些季節性工作，總之全都是短期的又不需要任何資歷。有幾天，整個下諾曼第區的搜尋結果也才不過二十多個。我最喜歡註明「無經驗可」的工作：這讓我覺得門栓被拉開了，出現了一點可能性。這種情形幾乎從未發生過。我已經好幾天沒看到任何長期合約或待遇高於最低工資的全職職缺了。就業中心的人員對我說這是正常現象。「在你的尋找範圍內根本已經沒有這類工作。不久以後，恐怕哪裡都找不到了。很難說。」
我眼前開始出現今天的工作機會。幾乎每一個我都瞭然於心，還是同樣那幾個，有時會連著幾天循環出現。
－在杜維，清潔某高級精品店外牆、人行道與玻璃。每天工作一個半小時，週一至週六，九點到十點半。須具清洗玻璃經驗。
－在布雷維（Bréville），為某團體洗碗盤餐具、打掃公共空間和房間等雜務。工作分時段（上午九點到下午兩點半與下午七點半到晚上十點），假日與週末輪休；不供宿，兩個月合約，具餐飲服務經驗者尤佳，福利供食。
－在蒙德維，打掃銀星商定發展區內某家商店，週二與週三上午九點半到十點半，要清洗地板、除塵、消毒衛生設備、倒垃圾。會用刮刀清潔玻璃者尤佳。須積極、自律、細心、動作迅速，具經驗，能讀寫。兩天合約，共兩個小時。
－在康城，征服者威廉路的「快馬」，要會做披薩、要騎摩托車送貨、要維護店內整潔，一週工作七天，時間上午十一點半到下午兩點半、下午六點到晚上十一點。待遇法定最低工資。
－在翁夫勒（Honfleur），依照衛生標準打掃某旅館房間，必須能從早上五點半開始準備早餐。不供宿，須具備英語能力，類似經驗兩年。
－在伊弗（Ifs），負責各種搬運工作、修剪草地、維護與簡單的修理、遞送汽車零件。五個月合約，限殘障人士。
－在麥維法蘭西維灘（Merville-Franceville-Plage），負責確保建築內整潔無瑕，還要打掃衛生設備、活動房屋與所有設施。合約四個月，每週工作四小時。

我發現有一個新的啟事。
－在康城，參加一場全國性的巡迴宣傳活動。急徵。

我打了電話，不可思議的是沒有占線。接電話的男人自稱是「manager」。他向我解釋這個巡迴宣傳活動是在某星期六下午，到市中心的人行步道去發送體香劑樣品。「你超過二十五歲了嗎？那你幹嘛還浪費我的時間？你明知道就這類工作而言，這是不利的一點。你外貌如何？金髮？紅髮？什麼型的？艷麗？搖滾？我可先告訴你，我手邊有一大堆應徵者，再有一個不利條件，我就掛了。」
在就業中心大廳裡，等候的隊伍有氣無力地左右搖擺，還配合著某人大大的嘆氣聲，到底是誰我始終找不出來。我身後有個女孩正笑著講電話。我認識她，或者應該說每天都會在這裡遇見她。她有著無可動搖的好心情。「我們得繳二十歐元的電費。可是媽，我發誓，我本來已經把暖氣調低到十五度，可是冷得快死了，所以又調回十八度。這樣還是很冷，但我不敢再往上調了。」她又笑起來。青年就業輔導站的人剛剛建議她去報考「運動服銷售」類別的職業業士文憑。她說好。這樣可以賺到兩年的薪水，反正她聽懂的意思是這樣，那個人說得太快了。「我其實比較想在餐館裡工作，跟你一樣，可是我不敢說。」她又笑了，然後往放在前面的小袋子摸出一顆巧克力花生，喀喀地咬起來。「總之今天還好，你別擔心。我跟桑德琳借了三歐元。明天，看看情形再說。媽媽，掰掰。」
就在同一時間，短短一行字出現在我的螢幕上。
烏斯特罕清潔公司徵渡輪工作人員，不分男女。無經驗可。
來了，這聲名狼藉的徵人啟事。我立刻撥了電話，無法抗拒。隔天九點半到總公司面試，地點在烏斯特罕的夏科堤道，要帶身分證件和彩色照片。
第二天，天空一片白茫茫，不全然是霧，而是像薄紗般的輕霧，彷彿掩覆了所有噪音，只偶爾冒出一艘小船或一輛單車的聲音。位於烏斯特罕的夏科堤道沿著來自康城的運河，直到注入英吉利海峽的河口。公司的建築就杵在那兒，有點靠外海方向。有隻迷你捲毛狗吠叫起來。「安靜點，拿破崙。」一個尖尖的聲音喊道。一八五七年，尤金妮皇后和拿破崙三世為十四公里長的運河與兩座閘門舉行開通儀式，預計將藉由連繫康城的新興工業區為烏斯特罕港口帶來繁榮。數個世代以來，無論是寵物、船隻或活動房屋都持續以他們名氣鼎盛的姓名取名，而當年的事件，還有他付諸東流的雄心壯志，也只能靠這個來紀念了。
一家專門賣酒給長途卡車司機的商店的霓虹燈招牌，在碼頭上一閃一閃像燈塔一樣。對面有二十來艘老舊漁船都用繩子穿過繩環繫住，是一個綽號「香港」的荒涼小港，最近沿海有一些為了賺錢不擇手段的人，就是從這裡出海去捕狼鱸和扇貝。更遠那端是另一處烏斯特罕，從這裡看不到，那是賭場和里華貝拉（Riva Bella）海灘所在，每到不下雨的禮拜天，便有一支支義大利捲筒冰淇淋描摹出午後一家人出遊的景象。
公司辦公室和四周圍的船棚很類似，低矮而實用。入口處有個壯漢，留著蘋果酒顏色的小鬍子，正在痛罵一名應徵者。「這是你第二次來應徵了。上一次你有時間和車子的問題。這些都解決了嗎？沒有？那你為什麼還來？再見。其他人坐到桌子旁邊。」
我們男男女女約有十來人。我們很快就看出那個小鬍子壯漢肯定就是老闆，後來我聽到渡輪的人（尤其是最卑微的那群）交談時總喜歡提到他，若非稱之為「大老闆」，便是以更恭敬的語氣稱呼他的名字「傑夫」。傑夫住在另一個城，離烏斯特罕有一百多公里。每天天色未亮，他就要趕兩小時車程在天濛濛亮之際到達港口，就在第一艘來自英國的渡輪靠岸前不久。
傑夫會公開模仿員工，甚至於說話或走路方式，都模仿得維妙維肖。這是很受歡迎的消遣娛樂。他一會兒挑釁、開玩笑、責罵，一會兒又稱讚、鼓勵。
傑夫有時候會在某個工作時段上渡輪去，而且很明顯偏愛早班。總有人會事先洩漏消息：「你知道嗎？傑夫今天要來。──那又怎樣？──沒怎樣啊。」這人回答得幾乎若無其事，只是那個「啊」的語調透著一些玄機，雖然沒有明說，卻也猜得出今天碰上他的人將會有不一樣的一天。
傑夫一個接一個看著坐在桌邊的我們。誰也不敢脫下外套，有個人甚至還戴著安全帽和手套，好像預期自己也會被打發走，而且情況會不堪到必須倉皇逃離。「把你們的身分證件拿出來，我要影印。明天早上要參加訓練，後天開始上班。通常每天有三班渡輪，早上六點一班、下午兩點一班、晚上九點半一班。我們要在船抵達後到再次出發前這段時間內打掃。你們先從晚班開始做，每星期六天，星期三休假。在船上的工作會持續到晚上十點半，也就是付一個小時的基本工資。之後再看情形。有沒有問題？」
我們交出證件。
「最後一件事。」傑夫說：「住在康城的人必須要有車，因為你們的工作時間沒有公車可搭。我也建議你們共乘分攤油錢，要不然光是汽油就會把薪水給耗光了。你們每個月領兩百五十歐元多一點，另外還有假日或週日獎金。」他將我們的證件攤成扇形拿在眼前揮舞，像耍牌技似的。「沒有人後悔嗎？大家都聽明白了？沒有人要退出？」他看著我說：「你，你有車嗎？」我立刻撒謊：「有，當然有。」傑夫繼續盯著我看。「你說有就有吧。」
他登記姓名後將證件還給我們。「你們可以走了。」好啦，結束了。簽了六個月的約，面談十分鐘，除了傑夫之外，我對同桌的其他人都幾乎毫無印象。
開始在康城找工作之前，我想像的招募過程和這次一模一樣，就像助人一臂那麼簡單而突然。但此刻我仍驚魂未定，如此輕而易舉太叫人震驚了，因為到後來我已體認到即使只是代班一星期的工作，也得經歷一連串考驗與卑躬屈膝。回程的公車上，我甚至仍不敢置信地自問這是真的嗎？我真的錄取了嗎？
再來只剩一件事，就是明天得找到一輛車。我第一個就想到菲利浦。在拜約共進午餐後，我們通過一兩次電話，但他一接起電話，我立刻想到他根本沒有交通工具。我心想打電話給他真是愚蠢，不過還是跟他聊了一下。菲利浦總有話題可聊，這是他的長處之一。他剛剛簽了一份合約──「在綠地工作三個月」──他邀請我星期天過去。要是我一口答應，他就準備那道了不起的奧洛夫式小牛肉。他還可以向貝洛特紙牌牌友借一輛摩托車，那麼我們晚上就能一起出去，「也許可以去看一場自由式摔角，你覺得呢？」車子的事他完全束手無策，為了安慰我便急著給我一點承諾：「今年春天，我會第一個帶你去康城的園遊會。」去年，他差點抽中一台iPhone，抽獎攤位就在摩天輪旁邊。「你知道嗎？只差那麼一點點就拿到手，那麼今天我就會是用它跟你講話了。」他說話時，我不停想著車子的事。他聽出端倪便又開始叨叨絮絮：「換作是我，真的會害怕找不到車。你要是搞砸，就死定了。真好笑，你沒車竟然會想去找工作。住的地方，他們從來不問，你要睡橋下也可以。可是車子呢，就絕對不能少。我還以為你沒這麼笨呢。這點大家都知道。」他沉默片刻。「是啊，你還是趕快去找車吧。」接著又重覆一遍：「不然你就死定了。」
我覺得自己正在搞砸第一份，恐怕也是唯一一份工作。菲利浦頓時把我給激怒了。我對他說：「那你呢？你也沒車啊！你怎麼辦？」
「離婚和車子，我只能選一個，沒辦法兩邊都支付。我們想也沒想，就這樣分手了，可是後來我根本付不起贍養費。還差點就搬回去和父母住。至於工作，你想知道全部實情嗎？真正的實情嗎？我剛剛跟你說的那三個月合約，不是綠地的工作。我這麼說是想向你炫耀，感覺比較高級，聽起來很環保。其實我是要到工廠去包裝雞蛋。以前，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我曾經去屠宰場幫忙卸下卡車載來的牲畜，更早以前還曾經給魚去刺剝皮，好幾個月身上都是臭魚腥味。而這些工作，要不是有我的左眼，就是讓我得到殘障證明的左眼，可能也找不到。」
「就是女人都很喜歡的那隻左眼。」
菲利浦笑了：「總之我放棄了我的事業，就這麼簡單。」
「你本來想做什麼事業。」
「我想自己做生意。」
「什麼樣的生意？」
「我不喜歡談這個，不過我信任你。我知道這個計畫很瘋狂，對我來說太遙不可及，但我還是會堅持。我想要有一輛披薩餐車，一輛屬於我的餐車。要注意喔，別搞混了。不是賣薯條，也不是賣北非香腸，而是賣披薩。」
我非得找到車不可。現在能救我的只有一個人了：維多莉亞。我飛也似地奔向沃塞爾區。維多莉亞坐在餐桌前，把一堆報紙整理成一小疊一小疊。她列出要做的事、要打電話找的人。她聽說有一對夫妻朋友有輛舊車用不著了，想賣掉。但是他們不急，可以借我開幾個禮拜，讓我利用這段時間想辦法解決困難之後再還車。我們立刻出發去看車。車主人戲稱它為「曳引機」，因為噪音大速度慢。這是一輛一九九二年的墨綠色飛雅特，柴油引擎，後座還有兒童安全座椅。我忍不住上前擁抱兩位車主。


【摘文4】

八、牙齒
我無意間在某購物中心撞見一個工作機會。還是清潔工作，但這回在速食店。「我告訴你地點，你能在十五分鐘內到達嗎？」
我正要將曳引機停妥，忽然聽到有人敲車窗。一位穿著制服的女員工站在水窪間等我，兩條辮子從她的小帽子底下鑽出來，兩截赤裸粉紅的小腿在雨中發亮，好像麥芽糖似的。她說：「其實這工作找到人了。」購物中心內坐著一群人，每個都把推車車頭向著大賣場，等候開門。現在是八點四十五分。「還有四十五分鐘。」有人說。
往科勒維（Colleville）方向的海邊，有一個夏令營在找「女雜工」。營長來見我時彷彿接待前來喝茶的朋友：「天哪！你老遠從康城過來啊？一定累壞了。」我們的腳步聲喀嗒喀嗒回盪在空空的建築內、在散發積塵味的走廊間，甚至於在樹木光禿的庭院中。一個鋪著地磚的全白房間裡，幾張短短的長方形鋁桌在刺眼的日光燈下閃著光芒。我問說：「這裡是醫務室？」
「不，是配膳間。」
衛生命令禁止烹飪。不得光著手碰觸任何東西，不管是食物或是小孩。食物會由卡車運來，真空包裝，已經烹調好，就連生菜也已準備好。接下來，我們得穿戴上罩衫、手套、便鞋、塑膠防護帽和口罩，全副武裝地將容器裡的東西倒到盤子上，稍後再以同樣裝扮將盤子端上食堂餐桌。
用餐之前、當中與之後，必須把建築物擦得發亮，時間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兩點，中間可以自由休息一下，但不算錢。下午六點再開始工作到晚上九點半。「這是為了小朋友們的幸福著想的柔性學校。」營長最後拍著手總結。至於每星期工作幾小時、合約類別、薪資多少，她都沒有概念，只能確定週末和假日也要工作。她想找一個誠心誠意的人，就這麼簡單。她嘆氣道：「如果在法國還有這樣的人的話。」
我完全不挑時間、日子和工作，這點以堅定的口氣多強調幾遍，我想應該會有幫助。現在唯一的不便就是渡輪的工作。假如這裡的合約比較有利，那邊倒是可以放棄，不過我得多了解一點詳情。營長對我的行為感到傷痛，她也老實地告訴我。「我也一樣不好過。你只顧著關心你的小肚皮，根本就想像不到。我常常納悶像你這樣的女人腦子裡都在想些什麼。你們到底想要什麼？大家都在喊失業，但你瞧瞧，我一個人也找不到。我也不留你了，親愛的女士。」
我發現往聯軍登陸海灘方向再過去，還有另一個夏令營也在找人。由於出發前已先加了油，便決定直接過去看看。曳引機一開始忽然熄火，接著便再也不肯發出一點聲響。我正開始擔心，它卻又若無其事地重新發動。在流質天空下，曳引機駛過諾曼第這個掛滿聯軍旗幟與彩燈、充滿軍隊氣息的角落。這氣氛有如進了駐紮營地和大眾舞廳，就好像聯軍登陸、巴黎解放都才剛剛發生過。
偶爾會有一絲光線穿透雨幕，照見天邊一長條又濃又黑的東西閃閃發亮。看起來像柏油路，其實是大海。村子裡的麵包店都有英語的箭頭指標。我找不到那個夏令營。有個兼營出租大戰期間軍服的旅館老闆建議我跟著吉普車隊走，那些經過修復的車上坐滿八十多歲的美國人，正要出發前往海灘朝聖。「你一直走到大賣場，然後一過蓋滿塑膠花束的坦克車就轉彎，沿著類似重建的軍營往前走會經過一個加油站，再走五百公尺就到了。」
我找到了。營長非常親切。已經有人錄取了。
我猛催曳引機的油門希望盡快回到康城。中午過後，就業中心幫我安排了一個講習：「學習如何寫履歷」。
在中心的停車場上，有幾位諮詢人員將車門微開，各自坐在車上吃午餐，餐巾紙就攤開鋪在方向盤上。他們在談論幾天前北省（Nord）另一個辦公室有位同事自殺。
「他好像是在就業中心的樓梯上吊的，其他人八點來上班的時候看見了。」
「前一天，他還送了一束黃水仙給坐在隔壁的女同事。」
「聽說我們這裡以後不許再上網。我想就不是不讓我們知道這類的事。」
「聽一個女同事說，已經發生過幾次自殺未遂。她會再打電話跟我說其他細節。」
「小心點：電話搞不好會被監聽。」
「對，還是打到家裡比較保險。」
「你知不知道在外面談論就業中心的事可能會被起訴？聽說有個人就因為向媒體發表意見，惹上了麻煩。」
他們各自關上車門。
門口旁邊有兩個女人在等著跟我上同一堂課，這時太陽忽然從一朵雲背後勉強露了個臉。
「你們有上過『求職信』的課嗎？」一人問道。
「沒有，但我去試過『生活助理』的課。」
她沒有入選。
「我們被問了一些有關政府的問題。二十題我才對三題，覺得自己好沒用。」
另一人差點岔了氣：「有關政府的問題？太不要臉了吧！我們哪會知道！」
服務櫃台前忽然爆出吵鬧聲。「又是他！」那兩名女士其中之一小聲地說。吵鬧的是一名打著領帶的四十多歲男性，溼溼的頭髮還保留著梳子梳過的條痕。我們誰也聽不懂他想做什麼，老實說「我們也不在乎」，另一位女士說。
「那『如何寫應徵信』的課呢，你們去上了嗎？」
「我去上的是『發揮自身才能』。」
前一人壓低聲音說：「你有沒有聽說關於這些職訓課的謠言？如果不去上課，好像會被除名。」
這回換服務櫃台的諮詢人員大喊，聲音大到讓我們的對話再次中斷。因為又下起雨來，我們最後還是進到中心內。
「動手啊，你就揍我吧，別客氣。」女諮詢員吼道。
領帶男吼得更大聲：「不可能，我才不想為了你去坐牢，那未免太讓你稱心如意了。」
「沒關係，揍我吧，你就來吧。」
那人略一遲疑後轉身就逃，本想跑向出口卻誤跑進通往廁所的走道。其他幾個諮詢員正在廁所洗手台清洗午餐餐具，鏗鏗鏘鏘的。結果領帶男把自己鎖在女廁裡面。大廳的人則為了要不要把這件事記到「安全手冊」上，猶豫不決：「是提了比較麻煩還是不提呢？」有個就業中心人員卻認為無須大驚小怪：這年頭，求職者抓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每個人都在沉思。要是通報的話，領帶男恐怕會受罰。
我和兩位女士繼續談我們的話題。
「那你們知道有一堂課叫『利用電話找工作』嗎？」
「不知道，我去上過『如何利用民間扶助會的包裹均衡烹飪』，不過就業中心好像沒有這個課程。」
「這些玩意兒還是很花時間的，到頭來比工作還慘。」
這時候廁所裡面開始咚咚響。還是那個領帶男。他被鎖在女廁裡面，拔不開門的插梢。
我們的講習課開始了。
本來應該有十二個人，卻只來了九個，一開始仍舊是那亙古不變的練習：自我介紹。有位年輕女孩大笑不止，就連自己的名字也說不出來。還有個脖子上刺了一隻大蜘蛛的青少年，說不知道為何要向陌生人述說自己的生平，也不明白為何要學習寫履歷，甚至不懂為何要把履歷交給可能成為雇主的人。他是糕點師傅，糕點師傅彼此都認識，知道怎麼用他們專屬的語言說話，不需要履歷。隨著他火氣愈來愈大，脖子上那隻蜘蛛的腳也好像開始動起來。「沒有人非要留下來上課不可。」負責講習的人員說。她依然彬彬有禮，瞪著一雙淺淡、透明、外凸的眼睛看我們。「這是為你們提供幫助，不是強迫性的。」
有名學員接聽電話，也沒想到放低聲音：「沒有，沒有，你沒有打擾我，我在上假職訓課。我五分鐘後到。」他說完就走了，蜘蛛人和狂笑的女孩也同時離開。
講師開始說道：「雇主們會收到數百封求職信，已經足以把他們淹沒。所以我不敢說他們最想看到的是能力。他們想找的是一個能吸引目光的人。你們無論如何都要突顯自己。」她似乎深信不疑。
「履歷」課將教導我們掩飾坑疤、腫塊、倒楣遭遇、低潮期、洩氣的經驗、缺乏專長，甚至於最不討喜的空白履歷，也就是履歷上幾乎什麼都沒有。她用那雙淺淡的眼珠看著我：「就像你的。」
她給了一些我們誰也不可能自己想得出來的公式，諸如「多樣化經驗」或「轉業能力」等等。有位女士擔心記不住，便請我幫她寫在公車卡背後。
講師繼續說：「雇主平均會花三十秒到兩分鐘的時間看一份履歷。不要提及你物質上的困境、你的離婚、你的失業。要讓他想和你見面：完全實話實說並非好事。在提到某個細節之前，先想想這會不會讓閱讀者對你不滿意。稍有疑慮就不要寫。」
如果履歷能「吸引人」就成功了。但要注意，「成功」不代表得到了工作。「你們也知道，目前並沒有工作機會。」講師又隨即改口：「有啦，但是不多。成功是代表獲得面談機會，這已經很了不起，這是一個能讓你獲得非常豐碩成果的階段，但你必須挺得住。面談時你要面對好幾個人，所以要作好心理準備。」
她問了剛才在門口交談的兩名女士之一：「你想找什麼工作？」
「我長久以來都在推動兒童戲劇研習營，但現在有點不確定。」
「想一想如果有個雇主問你為什麼到他的公司應徵，你要怎麼回答？」
女士吸了口氣說：「我來應徵是因為我現在失業，但我知道這樣回答不好。」她抿著嘴、眨眨眼，做出全神貫注的所有表情。接著臉部恢復正常說道：「我想不出來。」對自己的無知十分沮喪。
「你說得沒錯，回答說自己失業並沒有幫助。大家都失業。你也不能回答說：『我喜歡這個工作因為很輕鬆。』那麼該怎麼回答呢？那位女士，你有其他想法嗎？」
講師此時轉向一個噸位極大，從一開始上課就安靜地正襟危坐在教室最後面的女人，她那雙眼睛彷彿肉堆中裂開的兩條縫，一頭黑髮──但非常稀疏──往後繃得緊緊的，嘴裡一顆牙也沒有。當講師對她說話，她只勉強地動了動那顆看不出年齡的印第安酋長頭，好像想趕走惱人的蒼蠅。
老師仍不死心：「那位女士？你有沒有聽到？女士？女士？好吧，我來公布答案：你得稱讚這家公司，但也得推銷自己。要說『任何時間我都能配合』之類的話。最重要的是必須展現出願意在某些事情上讓步。現在，只有已經很資深的員工才能拒絕禮拜天工作，你們不要冒這個險。就算被問到你不會做的事，也要說會做，反正到時候總有辦法解決。別忘了去面談的時候要穿著整齊，尤其要準時。這是雇主最常抱怨的兩件事。如果你的評價比大多數人好，也許就能獲得短期派遣工作。目前也只有這類工作了。」
另一名女士舉手發問。「昨天我聽新聞報了兩次，那個報導是真的嗎？不管哪一行都沒有工作了嗎？卡布爾將會出現很多失業者嗎？我在職業顧問所 就從來沒遇見過。我看不出和以前有何不同。生活並沒有比較差，從很久以前就不怎麼樣了。」
有個男人接話道：「說什麼金融危機，該不會又是變新把戲想騙我們吧？」
他後面另一個男的說：「危機、危機，都不知道已經聽多久了。已經那麼多工廠倒閉，至少可以想辦法換個新說法吧。」
頓時間整間教室裡群情激憤。「他們上電視一直不斷地說情況愈來愈糟，卻一臉管我們去死的表情。他們向來很會嚇人。會不會趁這個機會讓我們吞忍更惡劣的事？比方說加稅？」
「我才不相信什麼危機。從一開始我就這麼跟我先生說。他也有同感。」
女講師若無其事地發下一些小冊子，裡面說明了如何撰寫履歷。大部分的人都沒帶走，因為內容太多、字又太小。很快地，連我在內就只剩下兩人試著在本子上打草稿。寫完後，我們問講師新的履歷要去哪裡打字列印。他們完全沒有準備相關設備。
離開教室走進中心大廳時，我聽到有人說：「請你冷靜一點，到那邊去坐。」但我連頭也沒回，一心急著出去。
因為有最後一個工作機會要確認，地點是布蘭維某個露營區。我決定直接去登出啟事的清潔公司，康城的「無瑕」。
佛沃女士在辦公室見我，那空間小得簡直就像緊鄰人行道。已經有兩名應徵者正在對她說她們不計任何條件，禮拜天也可以工作，而且具有轉業能力。她們想必也上過同一堂講習，我發覺自己出師不利。一面隔板背後，有三名職員一言不發地在整理帳目。
輪到我了。佛沃女士長長的臉上帶點憂鬱，五官不太分明，好像被生活給磨平了似的。她看了我的履歷，用出奇溫柔的聲音說：「我能不能請問你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工作？」
我把修車工人老婆的故事說了一遍。
「你領取哪些補助？失業補助金嗎？」
「不，什麼都沒有。」
「連社會安置最低收入補助也沒有？」
我支吾著說我寧可不要。她抬起頭若有所思地盯著我看：也許有個工作適合我，也是露營區，但不在布蘭維，而是一個叫白馬的營區，位在珍珠海岸附近一座鄉鎮。這份合約是每週六上午三個半小時，由公司提供廂型車並安排共乘。她得先和老闆談談，只有他同意才算數。我們談話之間，電話響了，我聽到佛沃女士回答：「已經找到人了。」我星期六得再回來到露營區去。我也說不準能不能談得成。
離開時，我的手機螢幕上閃著瑪莉露的名字。自從我們一起受雇在渡輪上工作，她就猛傳一些令人不堪其擾的簡訊：「今晚別忘記我，要來接我喔。」「你能不能借我一瓣蒜頭？」「你知道哪裡能買到烤肉用的木炭嗎？」
瑪莉露住在康城運河邊，一個現代化的住宅區。我打電話到她家的時候還太早，大概八點十五分。老實說，我很急著去烏斯特罕。她和她的男人在一片漆黑中吃晚飯，燈一盞也沒開，因為害怕社區裡的「年輕人」看見窗口的亮光會來找麻煩。瑪莉露小心翼翼地拉開窗簾一小角。停車場上有一群四十多歲的人圍著一台汽車音響在喝啤酒。她壓低聲音問我：「你看到那些人了嗎？」
「他們？年輕人？可是他們比你老得多了！」我說。
「年輕人就是混混的意思。」她的男人說得直截了當。
他在一個馬口鐵盒裡疊了幾堆硬幣，這時開始數起來。瑪莉露看著他，沉浸在愛裡，接著推開盤子。她說牙痛，她老是牙痛。每回一痛起來，她總認為看牙醫是最冒險的解決之道。太複雜、太痛苦、太貴，總之是很奇怪的想法。她摀著臉頰，氣惱的神情讓她圓圓的臉蛋更顯稚氣：「反正只要有牙醫靠近我，我就揍人。」
前幾天晚上從渡輪回來以後，她打電話叫到府急診，醫生給她開了止痛劑，就能再忍忍。她要等到所有的牙齒都蛀光，再到醫院做全身麻醉，一次通通拔掉。「現在大家都這麼做。」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剛從月亮下來。她的男人已經經歷過了。手術過後醒來牙齒都沒了，卻一點感覺也沒有，很快就能回家，吃完一個月的泥狀食物以後，再訂全副假牙，這個社會保險有給付。下半輩子就都不用再煩惱了。
我說服瑪莉露還是再試著去看牙醫，最後一次，就算是為了我吧。她說得沒錯，要找到牙醫太複雜了。願意收免費醫療保險（提供給低收入者的社會保險）患者的醫生少之又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要等兩個月。
今天晚上，瑪莉露隔著堆滿食物的盤子看著我說：「我沒告訴你嗎？牙醫打電話來了。兩天後有空出一段時間。」我答應開曳引機陪她一起去。
我們幾乎是最早到達烏斯特罕碼頭。有幾個女孩用手機在聽音樂，開得很大聲。她們把手機拿在手裡，四五個人並排在廣闊的停車場上邊走邊跳舞，一旁有幾輛閃閃發光的銀色重型卡車。
巨大的白色渡輪從遠方緩緩靠近，有點模糊、不真實，一點一點地占滿了水與霧之間的天際。我感覺好像等這一刻等了一整天。


【摘文5】

二十、長期合約
我們有六個人。大家都怨死了。要去的地方是白馬營區，這就不用說了。方絲華最後終於宣布下一個工班還是有我。再給我一次機會。這句話沒有明說，但我似乎聽到了。
壞消息是杜拉維太太以後不來了（方絲華顯得很尷尬，很少見她這樣），她離職了。關於她的消失沒有更多詳細的原因，就和先前所有消失的人一樣。我聽到之後震驚不已，說話的聲音一定怪怪的，方絲華才會用比以往都更像牛仔的態度又說：「總之我還在啊，這才是最重要的對吧？」這次她又說對了。原來的組員當中，只有我們兩個留下來。我們看著對方：愁眉苦臉的同時也笑了起來。
四個新人，三女一男，已經在無瑕的前院裡準備坐上廂型車。這一天，每個人都多少有點孤注一擲。我是從商定發展區過來的，剛才力戰了一段髒得可怕的階梯。工作結束後，和其他同事在販賣機旁喝了杯咖啡。方絲華因為疲倦焦躁，手裡的杯子抖個不停。偶爾情緒一上來，她好像便完全不受控制。還有些時候則彷彿處於迷糊狀態，靜默不語，像是精疲力竭。「小心點，你工作過頭了。」瑪格莉特對她說。方絲華會嘟噥著說沒什麼大不了，可能是昨天吃的肉片，也可能是細菌感染。總之不是她的問題。接著她突然挺直腰桿，顯示自己強壯得很。瑪格莉特開始說起一個姪子領聖餐的過程，我們其他人卻都各懷心事。關於翻倒水桶的事，她仍是隻字未提，想必是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感覺到我們之間有一種不自在感。這是我和她共事的倒數第二天。
現在還不到八點半，廂型車剛剛發動朝白馬前進，珍菲佛（片刻前拉開車門才認識她）對我詳述她每天一大早要跑二十五公里的路去趕兩份工（「真的很恐怖，芙蘿倫絲，那些辦公室到處都是工地泥巴。不過我也沒抱怨，這已經夠了不起了」）。我們談起她的丈夫（「謝天謝地啊，芙蘿倫絲，他已經走了。」），也談起錢。珍菲佛以前一天到晚聽人在談錢，一天到晚看人在數錢，連最小的銅板都有，現在她買東西前一定會先問清價格。她說：「錢哪，應該是我童年最重要的回憶。」
沿路上兩旁都是農地，間雜著花花綠綠、掛滿彩旗的加油站，像極大眾舞廳。空氣清澄透明，使得一切明亮耀眼，而這條我爛熟於心的道路此時卻好像第一次走。有時，車流速度會因為某輛休旅車而放慢，但最後大家都會按著喇叭超車。一陣陣度假氣息隨著熱浪旋風從廂型車的車窗吹了進來。
當無瑕的馬迪厄先生建議珍菲佛接下露營區的工作，她抱持相當積極的態度。積極到極點。積極得正如就業諮詢人員要你展現的那般。她甚至很興奮。她要向他們證明她已做好一切準備，她會成功的。
到達露營區後，我走路變得僵硬，動作也因為不祥預感而顯得不自然。那兩個兇女人幾乎看都不看我們一眼（這是慣例的一部分），就開始針對上星期的缺失一一告誡。每個人都面露窘迫，只有方絲華例外，她很難得能按捺住沒有粗暴地回嘴。接下來，兇女人很不甘願地將小屋鑰匙交給我們，好像覺得我們不配似的，眼神中也已經充滿下星期準備丟出的嘮叨訓斥。當方絲華抬頭挺胸接過鑰匙串，我們全都腳步生硬地轉過身去。
在工具間，她對我們解釋說昨晚她在家裡考慮了很久，而且為了讓我們明白所謂「考慮」的意思，還用食指敲了幾次前額。方絲華也同樣受到無瑕「譴責」，原因在於她的帶領成效：她必須解決這長久以來遲到與人手不足的問題。所以從此以後我們改為兩人一組，此外為了提升動力，以後將依小屋計酬，也會更準時給錢。就是這樣。清潔劑和剛剛割過的草地的味道交混在一起。小組分配好了，大家都欣然接受。我們準備動工了。
就在這時候馬迪厄先生突然出現，臉頰上鬍子剔得光光的很清爽，皮膚還發亮，好像剛洗完澡似的，只是神情稍微有些不自然。他微微一笑，又更不自然了些。馬迪厄先生說服了市鎮政府和白馬重新協商他自己簽訂的那份合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他很有信心。他摩摩手掌、看看天空，戴上太陽眼鏡後又拿下。可以了，他微笑說道：「我來分組。」
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不對勁，竟大聲地說：「我們剛剛分好了。」
馬迪厄先生一百八十度往後轉面向我。他試圖壓制住脾氣，卻不完全成功：「我再說一遍：我來分組。這件事由我來做。」
杜拉維太太要是在的話一定會笑得開懷。我彷彿看到她睜大了頑童般的眼睛，那張長著雀斑的臉往我耳邊附靠過來，低聲說：「你不但要閉嘴，還要縮起肩膀，讓兩隻胳臂無力地垂在身前，好讓他知道你有多後悔打開自己這張大嘴巴。」我就是這麼做的。
馬迪厄先生重新戴上太陽眼鏡，然後依不同順序分組。
我和羅朗一組，他是個金髮矮個兒，很可愛，一面清洗十二號小屋的桌子，一面慷慨激昂地陳述自己的「志向」：「我好喜歡這一行。我是在一年前誤打誤撞進來的，現在離不開了。」剎那間刮起一陣強風，把百葉窗吹得劈啪響。有一家人頂著強風，試圖收起折疊躺椅。
到了第三間小屋，我們在平底鍋的掌控與床單分類上已經開始手忙腳亂。到第四間，我們就像無頭蒼蠅到處撞來撞去。第五間，頭昏腦脹、臂膀痠軟無力。還剩下三間。這時下起雨來了，剛開始只是毛毛雨滴，小到我們並未立刻察覺。結果放在外面的布製品全被淋溼了，地板也得重新擦過。工作從未在一點半，甚至於兩點以前結束。新人一個個了解到自己時間的安排正在開始瓦解。有人說非得去接小孩不可，但我們所有人都被綁在一起，因為只有一輛車。她們的這一天始終像懸在一根細繩上搖搖晃晃，直到此刻災難終於發生。現場有一種四散潰逃的氛圍，每個人都忙著打電話通知學校、丈夫，找人照顧小孩或是替大孩子開門，還要再另找一個人去買菜。「如果還要臨時付錢請人看小孩，我這一整天的工資就都沒了。」一個金髮女孩悲嘆道。
我從窗戶看到兇女人其中之一正騎著自行車在打轉。我們小屋的門猛然打開，馬迪厄先生走了進來。「你們做得怎麼樣了？」也不等我們回答，他便衝向羅朗。「你是怎麼擦這張桌子的？難不成你想轉賣還是什麼的？事情不能這樣做嘛。」他冷不防地從羅朗手中搶過抹布，然後在距離他的臉幾公分處將抹布對折兩次，好像準備替他擦臉似的。緊接著馬迪厄先生以有如威尼斯船夫的動作，但卻瘋狂快速地擦起桌子來，口中一面嚷嚷：「動作要大、要有活力。你也該醒醒了，真要命。」他又走了出去。
下午四點，馬迪厄先生對方絲華說：「經過你重新安排以後，工作時間還是拖延了。恭喜啦。」方絲華臉上的汗水閃閃發光，她幾乎已不能走路，結實的肩膀鬆垮晃蕩，好像裡面的肌肉都被消耗光了。卻不知她哪來如此厚實堅定的聲音？哪來如此自信的口吻？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沒問題，我們辦得到。」
羅朗發誓絕不再回來，「絕對、絕對不回來。這是在侮辱我們這份偉大的工作。」珍菲佛驚恐不安。她已經走不動，全身發抖，接下來還有另一個工作，她呆呆地反覆說道：「我怎麼做得到？我得吃東西。哪裡可以找到東西吃？」

我和私人事務所的亞斯特禮女士還有最後一次面談。再過幾天，她就要和一位女性友人去葡萄牙度假。她伸出豐滿的手臂給我看，簡直就像賽馬場周邊那些別墅花園裡的雕像手臂。「我只怕曬太陽。你有沒有看到我多白？」
整體而言，在就業中心送過來的求職者當中，這家私人事務所能為一半的人找到工作（亞斯特禮女士用的是「安排職務」這個字眼，我也覺得這樣說比較正確）。今年，她將無法達到百分之五十的配額。太難了，太多危機了。我不敢請她明說我是屬於哪一邊。
她最後給我一個建議：我應該把眼界放高。我會不會打電腦，哪怕只是一點點？她仍堅持道：「你的檔案是我手邊頂尖的一份。如果有適合你的工作，我會繼續打電話給你。」她也建議我隨時可以再過來影印一些東西或是上網。和她握過手之後，我步下樓梯。
我到就業中心打算針對陪同計畫做個評估，卻發現裡面似乎空盪盪的。有幾名顧問特地從巴黎來為中心的職員辦一場「心理輔導」。諮詢人員都被叫去參加，就像他們叫求職者來一樣。他們必須輪流當著所有人的面談論自己的「問題」，就像他們叫其他人開口一樣。他們還聽到了自己曾經提出的說詞：「要學習對原本的工作死心。你不可能影響局勢或是挺身對抗政策：最好還是放手。若是抗拒的話，可能會得憂鬱症。如果哪天真的受不了，就開車到城郊繞一繞，到野外去大叫幾聲。」二○一三年總統大選過後，就業中心本身好像也會被納入一項社會計畫之中，進而開始裁員。
我在商定發展區還剩最後一個早上。除了渡輪之外，其他一切都不確定。下午和維多莉亞一起度過，我們開車沿奧恩河穿越康城。太陽狠狠地照射在灰灰暗暗、顏色有如板岩的河水上，兩旁高大方正的建築林立，都是在大戰轟炸後重建的。維多莉亞想帶我去看看她那個年代印刷工會傳單的地點之一。我們沿著一排新的獨棟房屋往上走，米色與栗色屋牆，看起來好像英特超市裡用塑膠盒包裝販售的奶油蛋糕。四○年代末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城裡有一部分人仍繼續住木板屋，但如今卻只剩「瑞典屋」了，這些以石材和木材搭建的房屋是在巴黎解放後，由瑞典政府提供的。由於屋子蓋得非常堅固、設計也十分精良，住戶始終都不想離開。我們停在一棟磨石粗沙岩建成的小別墅前。「印傳單，應該是在這裡。」維多莉亞大膽猜測。有一道窗簾拉開來，窗框裡出現幾張人臉的黑影。維多莉亞又不確定了。我們於是離開。
每到一個轉角，就會撞見她的一段歷史。這些過往不斷浮現，讓她夜裡總睡不好。為了轉移她的注意力，我便帶她去看我在商定發展區工作的那棟大樓。到達以後，她臉色變得更蒼白：「這是以前諾曼第冶金公司的所在啊！」如今放眼望去只見遍地荊棘之處，正是在將近十年前，占地數百公頃、康城人稱「勞工堡壘」的舊址：這裡的確像是由三十多棟建築形成的城鎮，一座座高爐生產的鋼鐵在二十世紀初還曾經讓克魯索（Le Creusot）與沙爾地區（La Sarre）相形失色。ＳＭＮ的噪音與色彩感染了整座城市，每張照片都能看到紅紅的天空裡有五管煙囪的影子，連續的隆隆聲也會隨風傳到大街小巷，只偶爾被尖尖的鳴笛聲打斷。
自七○年代起，就有人在談危機。自九○年代起，就有人在談關廠。但誰也沒想到會真的發生。即使ＳＭＮ成千成千地解雇工人，工會仍繼續號召抗爭，管理階層也才剛剛重新整修了員工餐廳、重漆了外牆。維多莉亞的先生在那兒工作，他無法想像自己還能有另一種生活。當工廠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正式停工，當晚他就病倒了，病得很嚴重，和其他許多人一樣。
工廠被一片一片、一磚一磚地以炸藥摧毀了：一九九三年二月，煉焦爐的煙囪首先倒下，接著是一九九四年的高爐，然後是二十米高的三根煙囪、軋鋼廠與水塔、煤炭塔、石灰爐、長達數百公尺的中央工場、廢鐵儲放倉、轉爐煉鋼廠與中央煉鋼廠，還有剛剛建造完畢、本該能讓工廠起死回生的連鑄設備。最後消失的是渣堆，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如今什麼都沒了，除了兩棟布滿塗鴉的荒廢建築和幾段湮滅在青苔底下的鐵軌。原野再度恢復原野的樣貌，在昆蟲的嗡鳴聲中生氣蓬勃。維多莉亞下了車凝望著荒野，整個人站得筆直彷彿聽到國歌一般。
康城的人很少再提起這座隱沒的工廠：曾經歷那段時期的人會避免打這兒經過，他們若非繞路就是把頭轉向另一邊。而今天在新公司裡工作的人，多半都說不知道這件事。只占據舊廠址一小部分的商定發展區，在十年後已進入第二代企業。以電子業為主的第一代，如今也開始裁員了。今日，整座城內就以醫院的雇員最多。
維多莉亞覺得頭痛，我則是覺得睏。我知道我不能睡。西薇打電話來：渡輪舉行工會選舉，她剛剛當選為員工代表。她拜票拜了幾個星期，如今勝出，卻仍不敢相信。她剛剛才結束第一次值班，這是為了讓所有人來確認是否都已領到加班費。
我問她：「結果怎麼樣？」一個人也沒來。
第二天，我在五點十五分到達商定發展區時，所有人都已經到了。大夥兒趁著裝熱水的時間，匆匆地閒聊。方絲華拿到先生送的生日禮物了。儘管擔心時間會有些許耽擱，大家還是忍不住驚呼道：「結果呢？他送什麼？」方絲華紅著臉拉拉稍嫌寬鬆的粗毛線衣，用手梳了一下沖澡後還有點溼溼塌塌的短髮：「做一天的美容spa。」
我讓她們走在前頭，瑪格莉特步伐矯健，跟在後面的方絲華微微扭動腰部，像套上韁繩的馬一樣拉著推車，第三人離她幾步遠，像在做慢動作。我心裡忍不住這麼想：「組裡面有一個像我這樣老是打翻東西、做爆時數的人，她們一定覺得討厭死了。」
我在負責的區域裡做完了階梯，現在正賣力地擦著幾個暖氣爐。疲憊感猛力撞擊我的太陽穴。有一張桌上放了幾塊糕餅，是一名職員忘了帶走的。我忍不住從前面經過好幾次，而且每次都要克制住自己撲上前去的衝動。我沒忘記什麼吧？椅子擺正了，垃圾倒了沒換垃圾袋、最後再巡視一次經理辦公室。昨天這幾個樓層肯定悶壞了，因為所有遮簾都放了下來。這幾天來，熱氣讓荒原都泛白了。
小組的人三三兩兩來到販賣機旁。瑪格莉特拿到職業技能證書了。她沒跟我們提，是我無意間在報紙上看見她領取證書的照片。她說：「這會讓我有信心。那方面我有點欠缺。」
在咖啡機旁，她斜著眼看我，我覺得她好像有話要說，卻不知如何開口。她想必是在尋思該如何對我說出令人狼狽的話，該如何對我說她不明白公司怎麼可能雇用我這種人。也許她甚至在懷疑我來這裡做什麼、我是誰。她肯定考慮到了某些顧忌與細微處，她就是這樣的人。她拿著杯子沉思，看不出來到底會不會開口。我幾乎寧可她粗魯一點，說我是沒有資格、無能的人。就趕快做個了斷吧。睡眠不足讓我有點神經質。我心想：「她要是喝完咖啡還一聲不吭，我就先去跟她開口。」
正這麼想著，瑪格莉特突然把我拉到一旁。不論會聽到什麼，我都已作好心理準備，藉口也已掛到嘴邊，只希望自己別掉淚。這肯定是疲勞過度的結果。
瑪格莉特顯得非常平靜。她對我說由我代班的那個女孩離職了。「我們想要推薦並支持你接下工作：這是一份長期合約。能和你一起工作，我們會很開心。」合約內容對這一行而言簡直像奇蹟：每天早上五點半到八點，時薪以勞資協議的工資計算，也就是每小時稅前八點九四歐元。
我自訂的規則當中，有一條是一旦拿到確定的工作合約就要停止這個實驗，因為不想佔去一個真正的職缺。曳引機在停車場等著我。整趟回程途中，我跟它說了好多話，像講悄悄話似的，把我不敢對別人說、所有重要不重要的話全都吐露出來。
我剛剛去替它換了剎車，也終於通過了車檢。

【摘文1】

前言
　　發生了金融危機。記得嗎？以前曾經發生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去年。
金融危機。大夥兒的話題總離不開這個，但只是不知所以然地閒聊，也拿不出解決辦法，甚至連眼睛都不知該往哪兒看，在在讓人覺得這個世界就要分崩離析。然而，我們周遭的事物似乎始終待在原處，像是動也沒動過。
　　我是個記者：我覺得自己彷彿面對一個因為再也無法掌握而難以理解的事實，甚至不知該如何訴諸文字。僅餘的「危機」二字似乎轉眼間也和股市行情一樣貶值了。
　　於是我決定前往一個與我毫無關聯的法國城市，匿名尋找工作。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