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怎麼讀文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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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華‧安格（Howard Engel）

霍華．安格在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並在安大略省的聖凱薩林長大，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間進入麥克馬斯特大學就讀，取得英文及歷史學位畢業後，安格在蘇聖瑪麗教了一年的高中。短暫的在紐約市待了一陣子後，安格在多倫多的CBC電台找到了一份自由撰述報導的工作，在那裡，傳奇人物哈里．傑．波義耳使他成為一名廣播人。

一九六○年初，安格從歐洲將他採訪愛麗絲．B．托克勒斯（Alice B. Toklas）、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布藍登．畢漢（Brendan Behan）、披頭四（T...

前言 ▎

對我而言，重要的是，回首並記得使我身在此處的每一步履，我需要知道那些，如此我才不會忘記這一路上的奮鬥，以及有一些人幫助我攀爬了那所有的階梯。

我的名字叫霍華．安格（Howard Engel），我寫偵探故事，那是當人們問我做什麼時，我告訴他們的答案。我可以說自己是位作家或是小說家，但那樣回答，會在我的腦袋裡引起一陣與事實不符的回響，所以我更喜歡「寫偵探故事」的這個宣稱，顯然更為貼切。至今，我已經寫了不少的著作。

在提筆寫作之前，我是一位讀者，我閱讀的範圍很廣泛，從童年早期的識字課本《約翰、瑪麗及彼得》（John, Mary and Peter）到玉米脆片的盒子（如果手邊没有更能啟發人心的書本）。

從就讀公立學校開始，我一直是隻書蟲。為了和蘭斯洛特（譯注：Lancelot，阿瑟王故事中的圓桌武士之一）一同找尋聖杯，為了幫助從諾丁漢郡治安官（譯注：Sheriff of Nottingham，俠盜王子羅賓漢的角色之一）忠實的追隨者中解救寡婦的兒子，我很少玩樂。

從夏令營回家時，因為有書籍、漫畫書，我一點都没有曬黑；而在知道最近的藥局在哪之前，我正好在讀有關天文學的書；我的宇宙是從獵戶座的參宿四（Betelgeuse）開始的，而不是拜德藥局（Binder’s Drug Store）。

從大學回家時，我的家人不知道如何和我交談，我渾身上下全是書裡的學識，連「遞個鹽巴」這樣的請求都没辦法了解，還把它變成財產的共有或資本主義陳述本質的哲理討論。

住在歐洲時，無法流利的使用法文、希臘文或義大利文，曾讓我感到洩氣，我遍尋當地的英文書店。

事實上，我是非常忙碌的一個傢伙，我描寫著家鄉安大略省聖凱薩林（Ontario, St. Catharines），並把它轉化成全球謀殺案的大本營。

班尼．古柏曼（Benny Cooperman），這位我個人的私家偵探，出現在超過一打以上的小說、幾篇短篇故事、廣播劇及兩部影片裡，已算是位成功的角色。他的名字還會在《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填字遊戲之中出現；班尼一帆風順，或說至少他在過去是一帆風順的。

二○○一年，我這位創造了班尼的作者，遭受了一次突發的中風，它從我身上偷走了我所愛、勝過所有事情的一樣東西：閱讀能力，迫使我和班尼不得不離開寫作事業。

這本書談的是回到起初的那段路程，關於我如何應付處理，和一路上幫助我的那些人，以及我如何找到，並從中發現讀和寫的一切奧祕。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因為在這個故事的結尾，我又再一次的提筆寫作，不僅如此，另一本班尼．古柏曼的書也出版了，它的商業價值是可以預期的，但那並不是我寫那本書的原因。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回首並記得使我身在此處的每一步履，我需要知道那些，如此我才不會忘記這一路上的奮鬥，以及有一些人幫助我攀爬了那所有的階梯。

引言＝

一個字母前一刻看起來像是一個a，

下一刻卻又變成像是一個e，然後變成w，

很像周末喝醉酒時散光的情況，

透過我的雙眼，一個棋盤變成了抽象藝術。

那天是多倫多盛夏一個酷熱的早晨。我在家中，已經起床一段時間，該去前門門廊拿日報了。那時兒子雅各還在床上睡覺，我是在偶然間發現到自己狀況的。

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環球郵報》，在版面的編排、圖片、各式各樣的標頭和較小的標題，一切看起來都還是原來的樣子，唯一的差別是，我不再有辦法讀得懂它們，字母──我可以分辨得出，還是從小到大熟悉的那二十六個，只是現在，我專注地看著它們，前一刻這些字母看起來像是古斯拉夫語，下一刻卻又變成像是韓文一樣──這是環球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版，為發行海外而做的？現在到底是怎麼了？

一開始，我以為那可能是個玩笑，自己成了惡作劇的犠牲品？我有一些朋友是有辦法搞出這些東西的，我在想：會是誰？碰到時要跟他們說些什麼？納悶自己可以怎麼報復來勝過這件蠢事。然後，我想到了其他的可能，我檢查了一下環球的內頁，看它們是不是和第一頁一樣的怪異，我看了一下徵人廣告及漫畫，一樣没辦法讀，而且更糟的是，我看不到正在讀的那行字的行尾，就在我吃力地試著辨認內容時，好不容易讀讀讀到的一個字或一些字的後面，竟没有字了，能看到的就是空白，没有印任何字；而可以理解內容的部分，字的字母像是從一股熱氣中被辨識出來一樣，當我試著辨別它們時，字母們擺動且改變形狀。一個字母前一刻看起來像是一個a，下一刻卻又變成像是一個e，然後變成w，很像周末喝醉酒時散光的情況，透過我的雙眼，一個棋盤變成了抽象藝術。

按理說，我應該大為驚慌失措，不過非但没有如此，一股理性、照常度日的冷靜反而籠罩著我。「既然這不是某人開的玩笑，那麼，有可能就是，我遭遇了中風。」

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釋，「若不是Ａ，那就是Ｂ。」毫無恐慌的，我想到自己的生命，如同我所知的：「既然没有救了，讓我們親吻並告別……」

邏輯、冷靜，不完全地讓我照往常一樣度日，除了頁面上奇怪、扭曲的字母（我一直去測試自己看字是否可以不跑走，或者書會不會比報紙好些），令我驚訝的是，看到其他每樣東西還是其原來熟悉的樣子：椅子看起來仍是椅子；床仍是我知道和喜愛的外觀；窗框外，外面的樹、黑色及灰色的松鼠、鄰居的貓，每樣東西看起來都是正常的，這是平常的一天，而我對這一天的觀察，全符合記憶中它們應該有的樣貌。我丟一些花生給松鼠吃，然後把門關了起來。

我仍未被恐慌駕馭，同時在腦袋裡某處的一個過濾中心，則正在為我簡化事情，幫助我適應所需要處理的，譬如，我的小兒子雅各和我那天原本是要去一個友人的「法國河小屋」，然而我完全没去想這件事，在那時，它並不是需要去認真思考的一件事，它可以等，所以先把它放到腦袋的一邊，直到稍後，我才想起這件事；我也没去想到朋友和夥伴：前去土耳其拜訪歷史場景的蘿拉等。

直覺上，我似乎比較喜歡單純、不複雜的事情，而自己就像一隻垂死的貓：不驚慌或激動地找尋一處安靜的所在，並在那兒接受即將來臨的事實。

我看了一下時鐘，當時是八點三十分，離我走出去到前廊拿報紙只過了十分鐘。「太好了！」我想，「仍能說出幾點鐘，表示還没糟到那地步。」反常的冷靜讓我不多想及分散注意力。

雅各那時大約十二歲，他還在樓上睡覺，我叫醒雅各，暗示他不要嚇到，但也催促他穿上衣服。没幾分鐘，我們已在布那爾街招了一輛計程車，雅各也進到那把不尋常的冷靜的傘下，父子倆没說什麼話，我告訴他發生什麼事，然後倆人坐在計程車的後座，匯聚下一階段冒險所需的力量。

從我們家到醫院急診室並不遠，但這趟路程卻把我弄混了，我在不熟悉的幾處地方看到熟悉的場景，而在找到大學街正確的門號之前，就像是司機載我們到城市觀光一樣，有種幾近於超現實的感覺，真實的印象打斷我在後座看到如夢遊般扭曲的景象，時間像加速一樣，比計程車還快速地讓我衝到目的地，覺得自己像是約瑟夫．柯頓（Joseph Cotton）《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裡的馬丁（Holly Martins），以扭斷頸子般的速度，穿越維也納轟炸過、滿目瘡痍的街道，抵達預定的演講廳。而身上這樣的影響和酒醉時没有兩樣，在一些似乎可以控制的時刻，我凝視著正要展開一日之晨的平常世界。

抵達我所知道最近的一家醫院──西奈山醫院急診室的門口，似乎是皮夾裡一張塑膠卡片所指定的地點。我付了計程車費，開始一段應算是短暫的等待，又或是一段漫長的等待，因為從那時開始，我的時間感開始消失，但記憶中它並不是很久。

在等候室時，我兄弟的一位同事向我打招呼，他是位牙醫，並且還記得我。我遇上了麻煩，而此刻有人相伴──這個情況讓我得到某種安慰。

我没認出兄弟朋友的臉來，然而，那都還只是個開始，從那時起，我未認出的臉孔有上千張。

這位牙醫哈里．羅森柏爾也遭遇中風，他的妻子就在身旁。雅各從販賣機買了咖啡給每個人喝，也打了幾通電話緊急通知親近的一些朋友和姻親們；我自己的家人──叔伯、嬸舅和堂表兄弟──目前看來都比較年長而且也住得遠。

我們坐在那兒接受護士問診。雅各回答了所有的問題，我的腦袋則無法轉那麼快來應答。在被問及和雅各實際的關係時，我竟然無法確切的說明，相較於焦慮恐慌，這更令我感到困惑不解。

在這段問診的時刻，我忘了自己的姓名、年紀、地址，以及許多雅各冷靜答覆的其他事情。我接受測試，並被送去做一連串的檢查，結果確診是左側背部中風。

∼

有一瞬間，我認為可以用一時的驚恐，來為自己在報到時無法回答護士提出的所有問題辯解，然而恐慌並没有出現，除了無法找到自己的名字、年紀或職業時那一瞬間出現的驚訝，我大都在一種與沮喪和懼怕隔絕的鎮定冷靜之中──按理說，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內心的恐慌應該是一觸即發才是。然而，我的知覺變得像是可以伸縮自如一般，它暖和舒適地環繞著我，給我一種按理不該存在、安好的感覺。

我的自在感或許近似於一種鎮定沉著的保護，它能使勇士們親上火線，使雙親進入起火的建築物中去救一個孩子。

我們坐在急診的等待室，一直到有了床位，然後在中風和腦傷樓層醫護人員的接待下，我在一間病房住了下來。從我躺的病床可以看到護理站，這讓我感到高興。翌日，我的家庭醫師過來探視，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不會再有差錯了吧？

在西奈山初期的那幾天，我接受了一系列的測試和檢查，被反覆、徹底地查驗，看到X光和核磁共震的內部，醫護人員篤定的抽血和量血壓。我的血壓似乎帶給醫護人員出乎意料的麻煩，我從來不知道情緒起伏會導致血壓上下變化。

剛開始，我想他們量這麼多次血壓，是因為搞丟了上次量的紀錄，而後才了解是因為我的血壓從這一刻到下一刻一直在改變──覺得自己像是隻熱帶魚，透過顏色來顯示心情的變化。

我開始審視自己和周遭的一切：有不同的護理人員幫我餵食和洗澡；而只要一按鈴，就能搞定靠枕或便盆；他們甚至還不時地餵我，我的床上經常放著一個托盤。

初期待在西奈山的日子，我首次聽到自己所發生的問題的醫學用語，它是希臘或拉丁字的混合：失讀和某某某症。我當然不了解它們的意義，這個名詞不僅首次被提到時不懂，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時也都不了解。一位護士告訴我，它意味著我不再有辦法辨識印刷符號──也就是，實際上，我不再能閱讀。

面對這樣的消息，我該如何是好？我是一位作家！我就是做這一行的，我已經寫了許多書，還小有名氣，甚至有獎座能證明我得過一些獎項。覺得自己像是被人囑咐遠離排水管和鉛管的水管工，或是一位不准碰錢的銀行行員；這次中風，命中我腰部以上最切身的部位。

我在這個重擊下稍稍喘口氣時，她繼續向我保證，雖然無法閱讀，但我仍可以寫。我開始在想要怎麼跟出版商說：「我還可以寫，但我不能讀；我會為你寫一本書，原則上我不修改。」

接下來，我要怎麼養活自己和雅各？現在是不是要開始到街上乞討？像貧窮的基督徒在《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一開始時那樣。

我問自己：「該怎麼辦？」我看見自己成為文學社群裡唯一的文盲，看到自己從一九八○年以來辛苦筆耕的作品，其上出現了原著者的一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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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後一頁結尾的一個記號，它代表著：「就這些了，不會再有了。」

引言＝

我對於在西奈山和之後在多倫多康復醫院的回憶，

一直都是模糊混亂的，它們會混在一起、重疊，

或甚至還會重複出現。

這件事是發生在醫院或是在復健中心？淋浴間沿著大廳下去的是哪一間？我是在哪裡首度被允許下床的？像是原畫再現，其中的一幅出血到另一幅，要怎麼把它們分別出來，令我感到困惑。

「原畫再現」（Pentimento）這個詞，是由畫的底稿顯露出藝術家的第二種想法而來。《頑童流浪記》裡有段對一幅畫的描述：由於有太多隻手在畫布上留下痕跡，因而使其雜亂不堪；依據哈克的看法，其外觀看起來頗像是隻烏賊。

正是這兩間照顧我的機構在記憶裡糾纏不清，我在西奈山待不超過一個禮拜；在康復醫院則待了近三個月之久，再加上後來回診進行進一步的治療。

舉個例子讓讀者可以一窺我的混亂。

在西奈山病房的浴室裡，有一個淋浴柱，而復健中心的浴室裡則没有此設備。但每次進入復健中心的浴室時，我都會發現那個淋浴柱「不見了」。我的記憶無法同步，也無法連貫，就像是没有正確堆疊的一副牌。每每遇到這類的混亂（經常如此），就覺得自己像是在看一部聲音和人物嘴唇動作没搭在一起的電影。

另外，我也察覺到其他的混亂：我會把事情混在一起──有一件事，就是我再也無法記得訪客的名字，才剛開始尋找一個名字，即便是家族裡的一員或是很好的朋友，而它卻像鱒魚一樣的溜走了。有時似乎我個人字典裡所有的專有名詞全坐在我那擁擠的舌尖，但我卻無法抓住它們之中的任何一個。

分辨醫護人員又是另一個難題，我把每個人都混在一起，所有穿制服的女士，我都稱她為「護士」，而多數時間我都是錯的。護士們來幫我量脈搏和體溫，但穿著類似服裝、來倒病床旁垃圾桶，或是睡覺時間給我一塊餅干的女士們，就不能稱之為護士。我有聽過一種叫做條紋—糖果的少女護士助手志工，但一個都没見過。

女醫師通常會穿著醫師袍，但有時她們會因要去參加雞尾酒宴會而特別裝扮；男醫師比較好認，因為他們絕不會獨自走過廊道的，身旁都有一群護士和實習醫師簇擁著，「左、右、左」他們來了，正經嚴肅的陣式，像是閱兵場上正接受訓練的阿兵哥。而當醫師在檢查報表時，他們一群人就站在病床的床尾。對病患而言，男醫師和藹可親，甚至是友善的；但對隨從人員，他卻是以另一種不同的聲音對他們說話。

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我和另一位仁兄共用一室──我有一位室友，他有自己需要面對、比我嚴重得多的麻煩，和他同住時，他從未對我說過一句話，就只是躺在床上，幾乎没什麼回應來訪的訪客。他們通常都會擠在垂掛於我們中間布幔旁的床邊，我始終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他是為什麼而被送到醫院的。訪客總是對他說些鼓勵的話語，但我從未聽到病人任何一句模糊、微弱的回應和對話，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名；比起他情況的嚴重性，我更關注的反而是這些事。

我被安置在醫院的中風單位，在這裡，我了解到自己的中風被稱作是一種腦部的「損害」，醫師和護士們不斷地說病人「表現出」某某和某某的現象，好像在炫耀我們在加拿大國慶日拿到的獎章一樣。

待在西奈山的那一整個星期，我未曾失去平靜安穩的心，它保護著我不受嚴厲的現實影響。不管如何，我連想都不去想：若我不能讀，那我要靠什麼謀生？雅各又該怎麼辦？誰要來付我的帳單？醫師知道我那可憐的腦袋現在是怎麼了嗎？

在西奈山時，我聽到了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使我生病的是，要我記起來會有困難的三個外國字，我記不得這些字，但更努力的嘗試，畢竟這些字對自己格外的重要。我罹患的是──失讀失寫症，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有辦法把它唸出來，然後花更久的時間，才把這個名詞給記下來。失讀失寫症就是我仍可以毫無困難的書寫，但我不再有辦法讀懂自己所寫的，它是一種罕見的情況，稀有到引起西奈山和復健中心二處和我一起面對的大部分人的興趣和想像。

失讀是失寫隱藏在暗處的雙胞胎，失寫是語言的擾亂，我仍然可以隨時與人談天說地，而我的問題完全是視覺上的。許久後我才發現，我書寫上的問題是，會把一個複雜的結構在腦袋裡放很久，然後才把它寫在紙上，但那是很後面的事，因而故事會跳得太遠且太快。

失讀是我主要的眼中釘。失讀失寫症只是好聽，說穿了，只為讓我覺得舒服些，它就像被告知右腳必須截肢，但我仍可以保留鞋子和襪子一樣。

伴隨著失讀，我同時被診斷出視力也遭受中風影響，喪失了右上四分之一的視力──畫一個圓，把它分成四等分，再把右上的四分之一塗黑；我視力的四分之三仍未受損害，透過一個只要看到一道針頭似的光，就得按下按鈕的測試後，其結果顯示，我未能注意到視覺範圍裡右上部分的光，但很奇怪的是，這個巨大的盲點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人類的視覺很擅於做假。舉例來說，若你和我正看著一塊各種顏色分佈均勻的布，我看到的影像正是你所看到，至於我的眼睛没有留下印象的區塊，大腦會替它填補，混合其他顏色。我的視覺缺陷在這樣的掩蓋下，巧妙地被掃除，就像一隻變色龍，大腦添加遺失的顏色、填補了代溝。

我們全都知道的一個老把戲，可以幫助我們發現視網膜的正常盲點──凝視一張紙上的一個X，然後漸漸把它移向自己，直到幾近於˙的點消失。視神經本身即和視網膜聯結，在你身上也是這樣，大腦會填補盲點，使你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景象──在我的案例裡，也有許多這類的盲點。
　
人類具有無中生有的本能。我們看到的比實際還要更好，或至少我們的盲點是隱藏的，除非我們去尋找它們。

更籠統的來看，我發現我們大部分的困難也是相仿的，舉例來說，我照常好好地過日子，不會去發現自己不再記得葛林（Graham Greene）這個名字，只有在我被直接問到誰是《黑獄亡魂》、《布萊登棒棒糖》（Brighton Rock）或《費舍爾醫師》（Dr. Fischer of Geneva）的作者時，才會察覺到自己對記得那個名字是有困難的。這個名字我熟到不行，過去我可以立即滔滔不絕地說出《黑獄亡魂》電影裡的對話，如今我發現這個名字在我舌尖、懸在那兒，但就是搆不著。如果我必須一次面對所有他們在醫院裡所稱呼的類似的缺陷，我會陷入絕望、一蹶不振。

肯定如此，但如同所發生的，我被自然的本能保護著，不用立即去看到自己所有的狀況，只有當我竭力想知道一個名字或一個想法時，才會發現它不見了。

所以，只要我不嘗試去讀一張紙或一張探病卡，我不會被失讀症困擾。天空看起來湛藍，陽光灑在醫院的窗台上，世界没有在突然之間變了樣，我的失讀症只在自己埋首於一本書時才會存在，唯有平面印刷品才會引出它、提醒我這件事──是的，是有一個問題存在。當這樣的引誘出現，那很簡單，就不要去閱讀。若某事困擾著你，只要與它保持距離，然後世界就會繼續運轉──這樣的解決之道對某些人是行得通的，但對我而言，它永遠不會奏效。我是位作家，再說，我一直是位讀者，我怎麼有辦法喊停？

在醫院裡，我發現即便閱讀困難重重而且進展緩慢──有時如地獄般地令人挫折──不管如何，我都還是位讀者，腦袋的衝擊不會使我變樣，閱讀已與我深深聯結，如同我不能停止心跳一樣，我無法停止閱讀──對我而言，它是骨頭和骨髓、淋巴和血液。

前言 ▎對我而言，重要的是，回首並記得使我身在此處的每一步履，我需要知道那些，如此我才不會忘記這一路上的奮鬥，以及有一些人幫助我攀爬了那所有的階梯。我的名字叫霍華．安格（Howard Engel），我寫偵探故事，那是當人們問我做什麼時，我告訴他們的答案。我可以說自己是位作家或是小說家，但那樣回答，會在我的腦袋裡引起一陣與事實不符的回響，所以我更喜歡「寫偵探故事」的這個宣稱，顯然更為貼切。至今，我已經寫了不少的著作。在提筆寫作之前，我是一位讀者，我閱讀的範圍很廣泛，從童年早期的識字課本《約翰、瑪麗及彼得》（J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