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黃昭堂
文／張炎憲
一、變動年代的台灣青年
黃昭堂，出生於1932年，是在日本統治的年代。家住台 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是瀕海的漁村。父親從事魚 塭的工作，他從小在鄉村長大，養成素樸、耐苦、勤勞的個 性。在日本時代，進入公學校就讀，奠下日文基礎。戰爭時 期經歷過美軍轟炸台灣、走空襲的驚惶，日本戰敗後體認 到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的矛盾，並親眼見到日本人 一夜之間淪為戰敗國的淒涼。這些親身經驗影響了他日後 思想的形成。
戰後，1946年2月考入台南一中。在學中發生228大屠殺，有軍警來到家裡欲抓走父親，但因父親不在，黃昭堂成 為代罪羔羊，受到粗暴盤問，最後父親送出紅包，才獲得解 決。228成為他生命中深刻的印記。
就讀台南一中六年期間，學校訓導處灌輸反攻大陸的思想，老師要求黃昭堂加入國民黨，並要學生下課後，到市 街上向市民宣傳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政策。但他始終沒有 加入國民黨。這六年期間，他感受到台灣人、日本人與中國 人的文化差異性，開始思索台灣人的成分到底是什麼。加上 父親的早逝，讓他的內心沉潛，進入小提琴音樂的世界。
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適逢省議員改選，黃 昭堂將佳里的房子借給無黨無派的郭秋煌當作競選總部， 並返鄉助選，這是他首次參與選舉，表達他對台灣政治的 熱情，以及反對國民黨、支持無黨無派的態度。
在大學時，黃昭堂認識了歷史系的吳新雄。吳新雄常 對他提起「台灣前途是要獨立？還是要託管？」所以他早就 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知道聯合國託管 論的問題。大四時（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 國臨時政府，吳新雄曾將此消息與他討論，因此促使他想去 日本與廖文毅接觸，談論台灣前途的動機。在畢業前一天， 他在新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博物館前，向女友謝蓮治說 明要去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想法，女友並未反對。服完兵 役之後，1958年6月與謝蓮治結婚，12月就一起到日本留學， 不久即加入台獨運動，黃夫人也無怨無悔，一輩子支持他 作台獨運動。
在政權變動的年代，總是外來統治者決定台灣的歸 屬，台灣人的處境堪稱無奈又無助，只能任由宰割，縱使有 反抗者如228，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只好默默 接受被人屠殺的慘痛事實。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年，歷 經政權變動的創痛，自然思考到台灣未來前途，以及台灣 人該如何作為的問題。因此建立自己的國家，擺脫中國的束 縛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成為台灣人的追求。黃昭堂就是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成長，而走向建國之路。
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
228大屠殺之後，廖文毅在中國上海組成「台灣再解放 聯盟」，後到香港，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人公投決定前 途」的呼籲，並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1950年結合在日本的 台獨派人士，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對外宣告台灣 獨立建國的主張。1956年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 海外形成一股勢力，影響海外留學生，打擊國民黨政權統 治的威信。因此國民黨派線民潛入組織，進行分化與打擊 的任務，並派人遊說、瓦解臨時政府的陣營。黃昭堂去日本 時，正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分立與成立統一戰線， 吸收留學生，組織再造的時期。
黃昭堂到日本後，旋即與南一中的老師王育德聯絡，並 立刻面對要加入臨時政府或獨自成軍的考慮。後來決定另 行成立組織，所以在1960年2月，王育德、蔡季霖、黃永純、 傅金泉、廖春榮和黃昭堂等六人成立「台灣青年社」，並發 行機關刊物《台灣青年》。這六個人是「台灣青年社」創始 會員，也是台灣留學生新世代接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 雖然追求獨立的目標與臨時政府一樣，但組織、運作與行 動方式則大不相同。
這六位結盟出發的人士，有的已去世如王育德（1985 年）；有的中途脫離之後再復出；有的離開之後就不再回 來。其中只有黃昭堂一人自始至終都在台獨陣營裡，從沒有 退縮過，永遠都站在第一線，往前邁進，不愧是台灣獨立聯 盟的核心人物與重要領導者。
三、台灣獨立運動的守護者
1960年「台灣青年社」成立之後，留學生受到感動，加 入青年社的盟員陸續增加，如許世楷、王義郎、王天德、周 英明、金美齡、蘇仁泰、方仁惠、戴天昭、侯榮邦、林啟旭、 柳文卿、張國興、張榮魁等人。人員增加，組織隨即擴充， 1963年「台灣青年社」改為「台灣青年會」，黃昭堂出任委員 長。
因《台灣青年》發刊之後，對留學生的影響日益擴散， 加入的留學生數量也日益增多，國民黨政府駐日本大使館 及情治單位乃收買盟員，進行蒐集情資的工作。196 4年的 陳純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陳純真將中央委員當選 名單洩漏給國民黨，國民黨將此消息發送出去。青年會成 員經內部檢討之後，知道是陳純真所為，乃逼問陳純真。陳 純真雖然說出原委，但在逼問過程中，因誤傷陳純真，造成 許世楷、廖春榮、戴天昭、柳文卿、王南雄、宗像隆幸和黃 昭堂等七人被起訴。黃昭堂被拘留二十七日。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但緩刑三年。
1966年7月美國國務卿Dean Rusk來日本參加美日會談 時，黃昭堂與侯榮邦、廖春榮、戴天昭、許世楷、張榮魁、宗 像隆幸等七人在京都國際會館前舉行絕食，抗議美國支持 獨裁者蔣政權。這是他第一次絕食。
陳純真事件之後，國民黨乃改變策略，進而與日本會 商，要求日方遣送獨盟人士返台。1967年張榮魁、林啟旭兩 人到日本入國管理局（簡稱入管局）申請居留時，被入管局 扣留，聯盟得知消息後，一方面聘請律師，要求東京地方法 院「中止收容」；一方面聯絡張榮魁、林啟旭在獄中絕食，獄 外則由盟員侯榮邦、吳進義、戴天昭、傅金泉、王天德、戴宏 逵、郭嘉熙、劉維彬、高嘉弘及黃昭堂等進行絕食，這是他 第二次絕食。第三次是回到台灣之後，1999年在立法院前絕 食，要求公投立法。
1968年3月，柳文卿到日本入管局申請居留時，突然被收押，並決定隔日早上遣送返台。因事出突然，被拘留時又已是下班時間，隔日又選擇尚未上班前遣送，入管局的細膩 狡詐作法使得聯盟無法進行法律訴訟，也無法事前準備。
因此在救援心切之下，盟員決定翌日早晨到羽田機場搶救 柳文卿。黃昭堂、侯榮邦、林啟旭、戴天昭、郭嘉熙、張國 興、吳進義、高齊榮、傅金泉、宗像隆幸等十人，跳入停機 坪，欲以肉搏方式搶回柳文卿。在眾多警察圍堵驅離之下， 他們十人當然無法抵擋得住訓練有素的警察，柳文卿終於 被送走，而搶救的盟員也因「妨害公務、妨害營業、妨害航 空法」而被起訴。黃昭堂再次被扣押，進入拘留所，也在獄 中時寄出博士論文，終獲無罪釋放。
除守護盟員外，黃昭堂在日本期間，對台灣獨立聯盟 扮演推手的角色，參與示威遊行，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幫 助島內人士如彭明敏脫離台灣，向支持者募款，與日本政 界、文化界、媒體友人往來，遊說其支持台灣獨立，更與來 日訪問的台灣人士見面，討論台灣局勢。他在委員長任內， 擔任緩衝協調和領導的角色，沒有擔任委員長時，仍然一 樣也負起對內對外的工作。他的存在就像一顆磁鐵一樣， 容納箍住盟員的向心力，並結合外在力量，守護著聯盟的 理念與追求。
四、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者
黃昭堂初到日本時，與王育德等同志之間常討論台灣 問題，也因意見不同而起爭議，為深入了解台灣而投入台灣 史與台灣國際地位的研究。
他撰寫《台灣民主國の研究》是在探討台灣民主國的 本質，是否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經由研究之後，他認為台灣 民主國不是台灣民眾組成的國家，既不民主，也無現代國家 之實，只是清國官員與台灣仕紳為了不願割台而做出的權 宜之計，自然無法阻擋日本帝國領有台灣。他這種觀點有 糾正廖文毅「台灣民主國」是史上第二次獨立建國的說法， 但其目的並非是針對廖文毅說法而來，而是要探討台灣人 獨立建國的源起與發展。他認為228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 的源頭，經過228大屠殺洗禮之後，台灣人覺悟到非當家做 主，建立自己的國家，無法改變被強國侵略、欺侮的命運。
這應是1965年以後台灣青年會及後來的台灣青年獨立聯 盟、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於每年228，隆重舉行街頭遊行或 室內紀念會的原因。
除此之外，黃昭堂強調台灣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 重要性。1974年，他首次到美國訪問，接觸到留美的台灣學 生，而修正早先台灣人的觀點，認為凡是認同台灣，以台灣 做為祖國的，都是台灣人。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成分的擴 充，以及認同的界定，使得台灣民族主義有新的內涵，新的 時代意義。因此他特別將「nationalism」稱為「那想那利斯文」，還開玩笑說：「用台語念就是『那想』(越想)『那利』 (越有理)『斯文』(人也會越斯文)」。
依據1951年舊金山和約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但沒規定放棄給誰，因此台灣地位未定，應由台灣人民自 己決定前途。又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之間，存在著「一個中國」、「誰代表中國」 的問題，使得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常受這兩個政權的誤導 與欺矇。尤其自1971年蔣介石代表被聯合國趕出之後，不只 國民黨政府自己呈現危機，更帶給台灣無窮禍害。這些問 題都在中華民國與他國斷交、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他國建交 時呈現出來。因此，黃昭堂與彭明敏撰寫《台灣の法的地 位》，探討世界各國對台灣地位的看法，以此說明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除極少數幾個國家之外，都未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實質研究有助國人認識台灣在 國際地位上的處境，以及國共兩黨欺騙台灣人的事實。
黃昭堂對廖文毅、史明、王育德等人的台灣民族主義 論，都提出他個人的主張和見解，其中有相同之處，亦有相 異之處。他自認為是個「那想那利斯文之徒」。曾說希望死 後，在墓碑上刻上「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 黃昭堂」。他深 知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人意識的結合和呈現，也是凝聚人 心，激發建國熱情的動力。
五、內外折衝的人格者
以個人之力參與運動，只要有勇氣、熱情和決心，即可 完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壯志。但要聚集眾人、群策群力， 共同建立事業，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獨立建國這 種大事業，內有同志整合的問題，外有獨裁者的迫害，更是 艱難萬倍。
台灣獨立聯盟為了對抗獨裁政權，採取秘密組織的方 式，以防國民黨特務的滲透破壞，竊取情資。組織要嚴密， 同志之間必需要有相當的信任，領導者更要以身作則，有 同志愛，又能守住秘密獲同志的信任，如此組織才能持續 發展壯大。
黃昭堂就是具備這樣人格特質的人物。常常聽人說 話，但自己話語不多；接觸層面多，但不傳話，也不漏口風； 心懷同志愛，常照顧盟員與朋友，但不居功，不要人回報； 理解人際關係的複雜多變，卻常以幽默話語化解尷尬，減 少不必要的摩擦。他這種人格特質愈經歷時間的檢驗，愈 獲得同志的愛戴與信任，因此成為日本台獨聯盟長青樹、象 徵性的人物。
他的人格特質與對理念的堅持不只凝聚了內部盟員對 組織的向心力，更獲得外界的信任，所以長期能獲得台僑 的捐款支助，日本政界、文化界、學術界的支持，使得台灣 人獨立建國的主張，能夠繼續發聲。
196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學生到美國留學的人數越來 越多，已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大本營。當1970年美國、加拿 大、日本、歐洲、台灣等獨立組織欲組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UFI）時，黃昭堂認為WUFI應該設在美國，由美國本部 負責。因為美國是影響台灣最重要的國家，也是舉足輕重 的世界強權，留美台灣學生從事台獨運動者又多，是今後發 展的重要據點。觀諸台獨運動日後發展，證明了他的見解 正確、深遠。
他對台灣國內局勢發展，不只關注分析，更與島內民主 鬥士來往，相互支援推動台灣政治的變革。1992年他回到台 灣之後，以他平易近人、親切幽默、溫馨寬厚的態度，廣結 社會各階層人士。他的人氣旺盛，甚至李登輝也視他為少 數的知交。他常說「成功不必在我」，當然台灣要建國不能 只靠台獨聯盟的力量，但身為台獨聯盟的領導者卻能說出 這種話，足見他心胸的廣闊，以及不居功的個性。
六、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
黃昭堂常常說「台獨是我唯一的專業」。
一個人要選擇任何行業都有可能，唯獨台獨這一行 業，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選擇，縱使有機會也不是每 個人願意選擇。因為在戒嚴的年代，選擇推翻中華民國政 府，打倒蔣介石獨裁政權，建立台灣國做為自己的事業，不 只會惹禍上身，禍及家人朋友，甚至會被逮捕而有生命的 危險。但他到日本留學後，不久即創立「台灣青年社」，從此 沒有離開過台獨陣營，終其一生都在為台灣建國而努力。
因此他以台獨專業自許，實在是實至名歸，充滿著驕傲與光榮感。 以台獨做為專業，對現實生活不僅沒有幫助，有時還 會面臨斷炊的苦境。黃昭堂因陳純真事件被拘留，和律師 見面時第一句話竟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朋友調 錢為我照顧妻兒。」他也說過為了減少開銷，常常是一個人 參加台灣人的聚會，牽手只能待在家裡。居留日本三十四年 期間，他未曾置產，縱使在1976年任教昭和大學，生活改善 之後，仍然租房子度日，將薪水收入用於台獨活動。雖然過 這樣的生活，黃夫人都沒有怨言，還繼續支持他走下去。 1962年黃昭堂被吊銷中華民國護照之後，他不曾申請 過日本國籍，都以無國籍、特別居留方式在日本居留，而且 被禁止出國，直到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才解除 禁令。
黃昭堂就是這樣渡過在日本的三十四年，但他不曾有 過怨言，還說從事台獨運動是種幸福，除此以外別無所求， 這是他對待生命的浪漫方式。
世人常說：「創業不易，守成更難」。對黃昭堂而言， 他在獨裁統治的年代，憑著理想與熱情，義無反顧投入台 獨運動，創立「台灣青年社」，繼廖文毅之後，撐起台灣人 建國的旗幟、勇往直前。一生不畏強權、不怕恐嚇、不顧詆 毀，不曾背離台灣建國的理想，只要有助於台獨運動的發 展，他都可以接納包容。如此胸襟與氣度感動了無數的人 投入台灣建國運動，使台灣國家意識逐漸擴散壯大，成為 建國的動力。
台灣獨立建國是黃昭堂一生的追求，也是他生命的寫 照。他的理想、堅持與行動是台灣人的典範，他一生的經歷 是台灣人共同的資產，將繼續激勵台灣人的豪情與壯志、 建立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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