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王力雄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來的郵件，裡面有數百張底片。那時我們還沒見過面。她在信中告訴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這些底片很珍貴，卻不知道該怎麼用。她雖然和我從未謀面，但是看過我寫的關於西藏的書，相信我會很好地使用這些底片，因此決定把底片送給我。
我戴上手套，對著燈光看這些底片。很快我就斷定，我不能接受這份饋贈，因為它實在太過珍貴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絕後的奇異歷史，還關係到對人類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關注。幸運的是，因為文革波及廣泛，距離時間又不太遠，留下的資料可以用浩如煙海形容，世界各國的重要大學和圖書館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國，文革資料在民間也多有流傳。
然而，無論是在文革研究方面，還是在文革資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個空白——西藏。目前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收入了上萬篇文件、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文獻只有八篇；美國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三一○○種紅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四種。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和文革資料編纂者宋永毅在給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說是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區文件案館，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個斷層。六年時間留下的材料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熱鬧的兩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沒有。
當然，西藏文革的資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權的西藏軍區就保存得相當多。但那是一個深埋的黑箱，衛兵把守，絕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國官方掌握的文革資料一樣，被當作不可見天日的「絕密」。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一九九九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
面對這樣的有意抹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愈發顯得千真萬確。如果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無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與其他資料相比，照片的客觀性相對最強。文字、口述、採訪等免不了與當事者的主觀性——立場、目標、記憶和解釋等——有關，靈活多意，容易遭受懷疑和否定。照片則是歷史瞬間的凝固，當時光影所投射的每個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質，屬於「鐵證」。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來，正式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見過一張（臺灣《攝影家》雜誌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網際網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張！唯色父親的數百張西藏文革底片，價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訴唯色，我可以幫助她，但是讓這些照片見證歷史不是我這個外族人的職責，而是應該由她自己承擔。
從那時到今天，六年過去了。唯色圍繞這些照片所做的漫長調查和寫作終於完成，她父親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後重見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願她父親往生的靈魂安息。
順便說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謝這些照片。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親在三十七年前的這天死於文革迫害）
關於照片／唯色
二○○二年初夏的一個下午，當我把這些照片從紙袋裡取出，五十七歲的霍康‧強巴旦達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是個高大、沈默的拉薩人，開始只是翻來覆去地看著他父母和外公被當作「牛鬼蛇神」鬥爭的照片，很平靜的樣子，但誰也沒有料到他會突然慟哭起來。他的那種慟哭沒有聲音，只是渾身顫抖，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身邊的人，淚流滿面。他就這麼哭了許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半響他才哽咽道，「當年我父親曾說過，在批鬥時他看見有人在拍照，我當時不在拉薩，還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霍康‧強巴旦達終於看到的照片，是我父親澤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攝的。
我父親是西藏東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一九五○年，毛澤東派遣軍隊要「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從中國的西南方向進軍拉薩的先遣部隊沿途吸納數百名年輕藏人，其中就有我年僅十三歲的父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軍區總醫院。此時我的父親已是中國駐西藏軍隊的一名軍官，亦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從懂事起，我經常見父親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軍隊任職的父親病故於我出生的那所醫院。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我保留了這些照片，但當時並不知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讀了從海外傳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決定把父親的照片寄給書的作者——中國作家王力雄。當時的想法只是，與其讓父親的照片繼續沉沒箱底，不如提供給一位能夠公正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
未曾謀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還給了我，並在回信中說，這些照片再現了西藏一個被抹煞的時代，屬於應該恢復的西藏記憶。一個民族的傳承靠的是對歷史的記憶，而用「記憶」對抗「遺忘」是每一個有良知者的責任，也許這就是我父親留下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我被這些照片牽引著，進入了艱難、漫長的採訪與寫作之中。
六年來，我採訪了七十多人，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大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他們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其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侍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我帶著王力雄幫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
很多人的回憶都夾雜著難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說。我總是默默傾聽著，不願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閃失打斷了他們並不輕鬆的回憶。我小心翼翼地尋找著終於流露或洩露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往往是對這些照片詳細的說明或補充。多少回，當我整理錄音時，反覆傾聽他們的驚慄、歎息和懺悔——「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這時我總是感到，直面歷史和創傷的確很困難。
感謝我的父親，不論他出於什麼動機，他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感謝我的母親，她容忍父親把相當一部分工資消耗於被當時人們認為無用的攝影；感謝王力雄，他不僅是我寫作此書的推動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謝西藏學者才旦旺秋，他為此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劃，並提供了他的採訪和翻譯；感謝遠在波士頓的Carma Hiton，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掃描；感謝臺灣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使這些照片和調查文字公諸於世。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訪的長輩們，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書中對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語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語的二位數字替代）。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
出於諸多考慮，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依然與文革時代如出一轍。這也使我不再有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分出版此書。
最後，我要轉錄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願把本書獻給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的人，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和佛法的殊勝景象被摧毀」。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故二十九年整
補記：《殺劫》之後（唯色）
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一句名言：
「關於文明的記錄同時都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但我要修改為：關於所謂文明的記錄，其實更多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題記
因藏語「革命」諧音而得名《殺劫》的圖文書，十年前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際。同時出版的，是我採訪二十三位經歷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記憶》，以及我在中國出版隨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臺灣版《名為西藏的詩》）。
如若沒有臺灣，我的這三本書可能很難面世。譬如鄰近的香港，彼時與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價值觀允許言論自由，或找得到出版處。但在偌大中國，則絕無可能。王力雄在《殺劫》序言中寫：「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因為「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氣——霧霾日益濃重卻宣稱已經崛起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禁書很難入關。承蒙大塊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額外贈送五十本《殺劫》，那是我希望書中的幾十位受訪者能夠得到，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但在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關卡，全部被中國警察野蠻沒收。我對受訪者的歉疚難以撫平，有人已經去世，實際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訪者接踵去世，他們永遠無法目睹自己的證言印在書上。
二○○九年，《殺劫》藏文版問世。藏文譯者是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資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譯者序中這樣寫——「很多西藏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間在西藏所發生的情況，所以我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瞭解這個真相。」感謝大塊文化無償提供版權及版式，也感謝挪威西藏委員會(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論自由聯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協對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殺劫》，由譯者遠赴印度達蘭薩拉替我敬獻給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殺劫》的扉頁親筆題詞：「信仰和忠誠潔白無瑕，利他的勇氣始終如一的唯色啦：祈願三寶，不論現在或未來，讓你的所有願望都能無障礙地任運成就——釋迦比丘說法僧達賴喇嘛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後來被輾轉帶給因得不到護照而無法出境的我。
二○一三年，在Twitter上認識的鄭玉萍女士（旅居美國的馬來西亞華裔）主動援助製作《殺劫》的藏文電子書，並與譯者卓嘎、藏文版設計者圖登協力，將電子書成功上傳網路，如今已有境內多地藏人讀到。
在完成《殺劫》的六年裡，沉浸在近三百張老照片中，以類似按圖索驥的方式，去瞭解我一無所知的西藏文革歷史，並不輕鬆。正如印度女學者布塔利亞・烏瓦什（Butalia Urvashi）在有關印巴分治的著作 中所說，不僅要通過「歷史」來瞭解事件，「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瞭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而七十多位受訪者的陳述，卻因揭示並不願意直視的黑暗，必然會重返黑暗並將記錄者也不可避免地帶入黑暗。
我至今記得採訪時，經常會為對方突然吐露的一兩句歎息而心痛：「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並會暗暗指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製造毀滅的人。但當我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整理錄音，一個個感歎號開始為問號所代替。這麼多人的心結，之糾纏，之壅塞，之沉重，察覺得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布滿某種可怕的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彷彿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如「解放」、「叛亂」、「破四舊」、「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類。
作為用中文寫作的我來說，有段時間，並不太願意再次翻看記錄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願意重溫當時的錄音或文字，似乎是進入了對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厭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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