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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漢魏六朝行記三類兩體敘論李德輝* 【摘要】** 行記是一種來歷久遠的史部著述，同時也是一種獨特的散文文類。它起源於漢魏，初盛於六朝隋唐，繼盛於宋元明清，千餘年來，作者蔚起，代有新變。漢魏六朝作為其孕育和初創時代，其文獻學基礎和文學研究的基礎都相當薄弱，其間究竟出現了哪些類別、體式，各體有何特點，與後世的遊記有何異同，均不甚清楚，急需解決。若從文獻考證和文體辨析入手，似可回答上述問題。按照內容的不同，可將其劃分為外國行記、行役記、交聘記三大類別。根據編撰方式的不同，又可將其區分為行傳體和筆記體兩體。此三類兩體行記在內容、體例、寫法上各具體色，但又有著最基本的文體特徵和演變規律。關鍵詞：漢魏六朝、行記、類別、行傳體、筆記體 一、漢魏六朝行記的文獻性質與類別劃分行記是旅行記的簡稱，專門記錄古人的出門遠行。其名最初見於《隋書》卷三九〈經籍志二〉地理類，其中著錄佚名《江表行記》、姚最《序行記》、佚名《魏聘使行記》、《李諧行記》、李繪《封君義行記》、薛泰《輿駕東行記》等六書，皆名「行記」，後世又衍生出行錄、遊記、驛路記、行程錄、行部志、道里記等變種。從現存文獻出發考察，它原是漢魏時期出現的一種內容偏於山川地理、行程見聞的地理學著述，屬古地學之支脈。紀行之外，常以簡練文筆反映各地山川風物、土地人民，為人們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文化提供了依據，歷來被視為珍貴史料，《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將其著錄在史部地理類。但它常以第一或三人稱口氣記述旅人經見，抒發個人感觸，有時還表達見解，穿插故事，兼用描寫議論抒情文筆，包含人物傳記和遊記要素，帶有文學意味，故它同時還是一類文學作品。只因多數行記文學性不強，而為今日的文學研究者所不齒，不願將其納入文學研究視野。而從史料學和文體學的角度考慮則又不然，漢魏六朝行記年代久遠，存世稀少，加之又是初創階段，其史料價值更在唐宋之上。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它屬於古代傳記文學、行旅文學中的一個異類，又可納入今人所說的紀實文學範疇，豐富了古代文學的內容，在文體學史和散文史上都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沒有理由棄置不顧。由於上述原因，古行記的文學研究長期以來處在邊緣化的狀態，鮮見有人問津，學術投入欠缺，積累的成果以史學研究和文字校釋為主，可供利用的文學成果不多， 直到近二十年局面才有所改觀，兩岸三地的學者陸續參與進來，但是真正從文學立場出發的正面研究仍然不多見，與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主流文學的研究相比仍然不成比例，反差強烈，一些文獻學層面和文體學層面的基本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僅以本文所論的漢魏六朝而論，問題就有不少，如可考的行記都有哪些？有哪些類別和體式？怎樣對它們進行科學分類？各體行記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何特點？都無現成答案。筆者研究古行記有年，特撰此文，嘗試對唐前古行記做一總賬式研究，回答上述問題。 漢魏六朝行記在內容上的顯著特徵是兼綜百科，邊界模糊。此間行記多出中外使節、遊方僧人、南北聘使、文學侍臣之手，多言山川地理、佛教流傳、異域風情，兼具外國傳、僧傳和異物志性質，與僧傳、方志和風土類地記的界線尤其不清晰，讀者可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對所見行記有不同的理解，很難取得共同的認識。儘管從理論上說，行記自當以紀行為主，但事實上有不少作品，對山川地理和見聞的重視反倒超過了對行程本身的記錄，沿途經見、個人感受備錄無餘，行程路線反倒時隱時現，若有若無，致使敘行的主線淹沒在對山川風俗的載錄上，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它紀行的特色，模糊了它以行為本的性質，有時甚至看不清它是否為紀行之書，導致著述體裁的誤認。我們的行記研究，因此常面臨尷尬處境，至今尚乏有效對策。不僅如此，行記邊界模糊的文獻特徵還給我們的研究造成了理論上的困難，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分類問題。古人對行記性質的認識是模糊的，對它的歸類也很混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將其視為地理書，著錄在史部地理類，《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等又分别收入史部雜史類、偽史類、傳記類，將其當作雜史、偽史、傳記看待，與以前目錄的歸類大相徑庭，令讀者無所適從。雖然各有依據，但都未抓住其作為紀行著述的根本點。至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才開始打破這一局面。鄭氏發揚傳統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精神，細緻區分古地學書之流別，把行記從龐雜的古地理書中剝離出來，當作專門的紀行之書，單列成類。鄭氏還將所見漢唐兩宋行記細分為朝聘、行役、蠻夷三個亞類，提出了三分法，照顧了不同行旅的文化背景，有助把握其內容特色。他的這些工作體現出會通意識和創新精神，自成體系，非常可貴，值得尊重。但其分類標準未能劃一：朝聘兼顧了作者身份，行役考慮到行旅性質， 蠻夷又是據經行地域，所分三類根據的是三重標準，內涵上互有交叉，其劃分並不太科學，具體的作品歸類也未盡當，個別的書名、作者還存在誤判，所以其分法仍不具備可行性，歸類也不盡可據，問題仍未徹底解決。鄭樵以後，行記的目錄學研究一直停滯不前，沿襲故態。現代學者對此並不熱心，間或有人涉足其間，亦多是從文史考證入手，把它當成一種有特色的史料；或視為一種古代遊記，納入遊記體散文視角加以探討，並沒有很多人把它當作一類有獨立價值的紀行文學對待。考慮到以上因素，本文從時代最古的漢魏六朝行記入手，做一分類研究和文體學研究。在分類標準上嚴格堅持以作品內容為準，將其區分為三類：記域外行程、由遊方僧人、外國使臣創作的遊方出使記，稱「外國行記」；南北朝聘使編撰的交聘行記，參考鄭樵的命名，稱「交聘行記」；其他記述此間文人行役的一般作品，則統稱「行役記」。外國行記的特色在於專載旅行者的域外行程，一般從出境時寫起，到回程時為止，較少涉及國內，主要講的是僧人在西域南海的巡禮求法，或中國官員的外國使程。交聘行記主要寫南北政權交聘的經歷，所寫路線皆在南北兩朝的都城之間，不涉及其他。文人行役記所寫總在國境以內，具體的地域和路線會隨人隨事而變。可見這三類行記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三個境域、三類事件，雖同記古人遠行，但在地理空間、題材內容、事件性質上却是互異的，具有獨立性的，不存在大面積交叉重疊的現象，三者界限分明，一看便知，對其內涵做一番釐析不是什麼難事。而搞清楚這個，也十分有利於分類研究和文體研究的開展，同時還有助於讀者對本文內容的理解和接受。下面搜括文獻，逐一考察這三類行記的興起背景、體式內容和文獻存佚，然後辨其文體，論其特色。辨體的標誌有四：
（1）書名中帶有經、行、遊、歷、征等表示遠行的字眼，能提示作品內容。（2）公私書目有著錄，其他文獻有稱引；或雖無著錄但有佚文傳世，可證其為紀行著述；（3）所寫之事必須是長距離旅行，短途的不出境的山水轉悠不算。（4）必須是以紀行為主，忽視行程、只重遊賞的不算。本文就根據以上四條來判斷其是否為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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