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中的精神科醫療
連恩的軍旅生涯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九月間成為皇家陸軍醫療部隊（Royal Army Medical Corps）的一分子。不論他對軍事生活有什麼期待，他絕不期望英國皇家維多利亞醫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的深度胰島素昏迷病房裡或卡特瑞克（Catterick）的拘留營中有可怕的事情等著他。基倫的腦葉切除術是很極端的治療方式，但很罕見，在軍隊裡，連恩頭一次成為一般醫療「體系」中的一部分。他開藥、施予電療、藉著施打胰島素讓病患陷入昏迷或癲癇痙攣，約束衣或軟壁病房也是當時精神科必須用上的，醫師不該和病患交談，一九五○年代早期是精神治療史上的黑暗時期。
連恩被分派至皇家英軍精神醫學小隊
頭幾個月四下無人時，連恩會讀沙特的法文原著來撫慰自己，其他人都是累得倒頭呼呼大睡。
兩週新訓之後，接著是到倫敦米爾班克（Millbank）的英國皇家醫學院（Royal Medical School）進行另外兩週的「理論」訓練，地點鄰近泰特美術館（Tate Gallery）。當時的課程教授有關細菌戰和核子攻擊的一切知識，諾曼•陶德又成了連恩唯一的夥伴。諾曼記得他們當時讀的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文獻資料，也絕非「祕密或機密」，連恩在《智慧、瘋癲和愚昧》中也提及相同的事。連恩在書中講到某次下課，他抱怨著納粹在大戰期間對人體實驗照射致命的X光，他們覺得應該拋開這些好好放鬆一下，於是去了倫敦劇院區，那是連恩初次體驗倫敦生活。米爾班克結訓之後，諾曼和連恩就分開了，諾曼被分派到索爾茲伯里市（Salisbury），連恩則前往奈特利村的皇家英軍精神醫學小隊（British Army Psychiatric Unit），地點靠近南開普敦（Southampton），是個傳統英式小鎮。連恩在這裡認識他的第一任妻子──護士長荷恩（Hearne）──當時連恩是以「皇家陸軍醫療部隊陸軍醫師隆納•大衛•連恩」的身分駐守醫院，她在同一家醫院工作。
深度胰島素昏迷療法的震撼
雖然奈特利英國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的皇家英軍精神醫學小隊總處除了進行深度胰島素昏迷療法（deep-insulin coma treatment）的病房之外，尚有許多其他病房，但這種特殊的「現代療法」還是讓連恩不寒而慄，他在《智慧、瘋癲和愚昧》中回憶道：
每天早晨六點施打胰島素後，病患在四個小時內就會漸漸昏迷。進行步驟是從施打十單位的胰島素開始，每天增加十單位，直到病患能深陷昏迷並偶爾出現癲癇痙攣，操作的標準是盡量將程度控制在容易出現癲癇痙攣，但要避免它真的發作，否則病患可能會背部骨折。施打大量胰島素後，光線會極易引發癲癇，因此病房是全黑的，當病患陷入昏迷時，我們醫護人員就只靠著前額綁上的手電筒在黑暗中走動。必須及時讓病患醒來，千萬不能讓病患昏迷太久，否則病患便會「昏迷不醒」。到了十點鐘，我們會用胃管餵病患百分之五十劑量的葡萄糖，我們希望葡萄糖是倒進病患胃部，而不是肺部，但他們是昏迷的，所以很難分辨。至於那些已經找不到血管的病患，也常需要在他們完全癱軟的狀態下，在黑暗中為他們打點滴補充葡萄糖。有的病患因為壓力導致靜脈破裂而在體內四處形成血栓，因而「完全找不到血管」，如此一來，針頭就會「漏打」，葡萄糖液就打進身體其他組織裡。有人甚至會需要用解剖刀「切開」，然後插進針頭，一面祈禱著不是插入動脈或神經，因為我們就只有額前這麼點光。
這種靠胰島素引發昏迷、電擊、約束衣、鎮定劑和軟墊室的治療，非醫學背景的人很難理解其中原理。梅爾―葛羅斯醫師（Dr Mayer-Gross）在敦佛里士市（Dumfries）進行胰島素的實驗過程中做出了「成果」；羅馬大學的精神科教授烏果•瑟雷悌（Ugo Cerletti）也得出統計數據，證實對精神分裂病患施予電療是有效的。毫無疑義地，瑟雷悌最初是在屠宰場看到電宰豬隻後得到靈感：豬隻並未全部死亡，瑟雷悌因此推論或許電擊會對精神分裂病患有好處。但對連恩而言，電療簡直是瘋狂行徑，「你會對正常人做出這種事嗎？」他說，「如果不會，為何要對精神病患這麼做？」但這一切有實驗結果支持。連恩雖安分地做好工作，執行胰島素昏迷、電擊和給藥，不過他其實覺得這一切大錯特錯，不公不義，還會導致不良後果。但若如此，為何這些療法如此盛行？難道只有他覺得這是另一種偽裝成治療的暴行？除了這種不理性、慘無人道的療法外，難不成沒別的方法了？每遇上一個病例，連恩就更有信心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解釋一切，在奈特利期間，連恩真正的導師其實是「精神分裂患者」。
與病患「廝混」的體驗與成果
某晚，連恩原本該為一位瘋言亂語的病患施打鎮定劑，但他決定陪病患待在軟墊室裡：
我打開軟墊室，走進去、坐下，在讓他安靜下來打針前，多聽聽他究竟說些什麼。他靜下來了，我大概待了三十分鐘，他根本不需要鎮定劑。接下來幾天我待得更久，甚至幾乎整晚都在軟墊室和他「廝混」。我倚躺在地板上，在那裡感覺異樣地自在。
一夜復一夜，連恩逐漸了解這位病人毫無組織的語言，他開始和「約翰」一起幻想、對約翰說話，兩人在軟墊室裡一起喝威士忌，但最重要的是聽約翰說話。在《智慧、瘋癲和愚昧》中，連恩寫道，約翰是「哈姆雷特」，他策封連恩為「荷瑞修」（約翰出院後寫了封感謝函給連恩，開頭便是「親愛的荷瑞修」），他們倆成了朋友，「他的軟墊室成了我的庇護所，他的陪伴帶來撫慰。」
在軟墊室和約翰「廝混」可不是隨便打發時間而已，這種會面持續了好一陣子，讓連恩愈來愈堅信主流的精神醫學全盤皆錯。教科書上完全沒有類似的觀點，身邊也沒人能理解連恩的感觸，他深知自己掌握到某些東西――但，那是什麼？就當年世人的理解力和接受度而言，事實上連恩主張的就是不要「治療」。在連恩眼中，治療（treatment）是人對待別人的方式，因此聽別人說話就是種待人方式，把病患當人看也是一種待人方式，同樣都是治療。駐守奈特利期間，連恩某次休假一週時，甚至帶一位病人回他格拉斯哥的老家，和他爸媽待在一起，之後他在《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一書中，將這件事寫成其中一章〈彼得案例〉。在此之後，連恩花了六年時間釐清、表達他的感觸，集結成他最初兩本著作：《分裂的自我》和《自我與他人》（Self and Others）。
雙重生活的壓力
參照連恩這段期間的日記，能更深入了解他當時的想法和心情。他白天的工作完全違背他的根本信念，雙重生活帶來的壓力漸漸將他擊垮。他酗酒太凶，一九五二年二月時，他仍是個二十四歲的年輕小夥子，他在日記寫道：「究竟喝醉時是哪一點讓我感到滿足，我仍毫無頭緒。」他在人生這個階段過度酗酒的原因，應該是因為兩種生活間的衝突折磨著他，在現實生活中他是陸軍中尉，但在幻想世界裡，他身邊完全沒有胰島素昏迷病房、沒有電擊治療、沒有藥物。對連恩來說，哲學對瘋癲的定義與醫學同等重要，他甚至更重視哲學，這從他的日記可見端倪：「『正常』是種決定論與極權主義，徹底扼殺靈魂，終結自由。要對抗這種自圓其說的廢話、積習難改的自以為是觀念，就需要浪漫時期那種反動力量。」
不過，「浪漫時期的反動力量」還得再等等，現在時機不對――時候還未到。
專業發聲的機會
連恩在軍中只是小小的中尉，這個事實雖令人灰心，但他決定該開始動筆讓專業能力「說說話」了，那些根本的問題得先擱下。連恩遇上一位病人，擁有所有「剛賽症候群」（Ganser Syndrome）的典型症狀，這也稱作「差不多誤答」（approximate answers）或「講不到重點」（talking past the point）症候群。這對一個還未拿到精神科學位的年輕醫師來說，是個做出貢獻和發聲的好機會。
一九五三年七月《皇家陸軍醫療部隊期刊》登出〈剛賽症候群案例〉，作者是「奈特利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皇家陸軍醫療部隊，陸軍中尉隆納‧連恩」。這篇文章讀起來像其他許多文章一樣，研究紮實、文筆流暢，相當冷靜沉穩，但諷刺的是，連恩卻似乎認為這篇文章「講不到重點」。這個案件是一個年輕軍人因逃兵而須聽候軍事法庭裁決，連恩須判斷這傢伙是「真的瘋了」，抑或只是「裝瘋賣傻」。根據所有資料顯示，教科書上提到的症狀在這個可憐的渾球身上全都出現了，他最近還出了車禍，胸部遭受嚴重撕裂；除此之外，他老婆還背叛他懷上別人的孩子，兩人以離婚收場。這個傢伙最後逃兵，不過又自行向當局投案。連恩在文章中做出結論：「病患的剛賽症候群似乎是自我在內在、外在都充滿危機的狀態下，做出大量、孤注一擲、暫時性的防衛。因此，此案中最強烈、最急迫的是內在心理危機。」
這是連恩在一九五二年二十四歲時寫的。他首度有機會發言，對外說明瘋癲是一種行為，需透過病患的個人背景才能了解。他其實做了大幅保留，他真正的目的是找出一種方式清楚表達他對主流精神醫學的憤怒，他一直覺得那遠比所謂病患的言詞或行為來得瘋狂。
很快地，連恩在奈特利的日子結束了。阿德貝格街、卡斯伯森小學、哈奇森男子中學、格拉斯哥大學、史托普希爾醫院、基倫──這些是連恩熟悉的格拉斯哥──現在全是遙遠的往事了。偶爾，從前的老朋友中有人寄信來――可能是麥可•史考特從中國海寄來的，或是約翰•杜菲想起三人幫時心血來潮寄的，也可能來自漸漸焦躁難忍的瑪賽勒，或是喬•史蕭斯坦告訴他蘇格拉底社最新的八卦，姑姑伊瑟爾也會捎信來報告家中近況――這時，他就會想起那些遙遠時光。通常，他的思緒會飄回在基倫和喬治•邁克里歐德（George MacLeod）相處的情景，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記一開頭，連恩就寫下邁克里歐德的智慧之語：
連恩你是藝術家也是科學家……你生性如此，除非你成了基督徒……你不可能成為一位好精神科醫師，除非你成了基督徒――真是那樣的話，你成了好的精神科醫師也無關痛癢……你不可能變成基督徒的，連恩，除非你病了。
派駐卡特瑞克軍事醫院
在奈特利駐守的一年很快飛逝，此時連恩已經順利完成一半兵役，上級將他從中尉升為上尉，並派他負責約克郡的卡特瑞克軍事醫院（Catterick Military Hospital），他在《智慧、瘋癲和愚昧》裡簡述醫院的設備：
在奈特利待了一年後，我轉調到北司令部，地點在約克郡的卡特瑞克。我升上上尉，實際的工作是在卡特瑞克軍事醫院中，擔任精神科病房和拘留病房的臨床與行政指揮官，拘留病房中有屬於各種內外科的戰犯，精神正常或異常的皆有。兩種病房是以鐵製護欄隔開，拘留病房加倍守衛，在護欄上了兩道鎖，再加上兩扇門，各都上了兩道鎖。這些病房就是我的管轄範圍。此外，我的職責還包括轉介精神病患，我會因神經或神經精神相關問題與醫院其他部門聯繫，也須視察隸屬於北司令部的各個單位，視察後必須提出某些士兵的精神報告，說明哪些人被評斷正常，須關進一般牢房。
連恩最主要的工作是以他的專業區別真的「精神病患」和偽病者。連恩的哲學信仰一直圍繞在「瘋癲」模稜兩可的本質，但即便先不顧這點，這也絕非簡單任務。連恩和一位同事莫瑞•布魯克斯（Murray Brookes）合寫了一篇未發表的文章，內容是關於某些士兵「棘手的臨床問題」，這些士兵的聽力似乎完全正常，但卻堅稱他們聽不見聲音。莫瑞與連恩雖然僅相處短短幾個月，但莫瑞仍記得連恩性格的某個特色：他對精神病患抱有難以置信的同理心；許多人大力贊同此說，莫瑞甚至形容連恩「擁有天使之心，溫柔對待墮落之人。」
連恩對「墮落」的靈魂是無疑地慷慨包容，對精神病患也懷有極其罕見的同理心，但他對那些自認能瞞過他、好提早退伍的人卻不怎麼有耐心。就像其他軍醫每天都得做出許多困難的診斷，連恩在卡特瑞克的這一年中，也須頻繁地發揮高度的辨別能力，做出專業判斷。
連恩的第一段婚姻
駐守卡特瑞克時，連恩在奈特利皇家維多利亞醫院認識的女友──護士長荷恩──突然通知連恩他的小孩就要出生了。連恩儘管一開始時找喬•史蕭斯坦和約翰•杜菲商量時有點猶豫，還是決定參與這個榮耀的過程。安妮和連恩選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在瑞奇蒙戶籍登記處結婚，道格拉斯•哈欽森是伴郎，費歐娜在同年十二月七日出生。結婚兩天後，連恩寫了一封告別情書給瑪賽勒•文森，痛苦地說明他的窘境。雖然連恩終其一生與瑪賽勒一直保有連絡，但這對有情人終究注定無法成為眷屬。
一九五二年末和一九五三年這段期間，連恩一直與以前大學的老朋友們保持密切聯繫，尤其是和麥可•史考特，他當時在皇家槍隊第一營。連恩和昔日夥伴們都討厭軍隊生活，對兵役有諸多憤恨――這絕對可以體會。這些「五一年梯次」的男人已經到了人生要開始重複地聊婚姻、孩子和升遷的階段了，不過軍旅生活確實讓連恩留下艱苦難熬的印象。針對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發生的事，他記下自己的想法：
就要服完兵役了――還有四個月。我做了些什麼？啥也沒有，不過我有個女兒，也結婚了，有一棟公寓，擊敗了很多鳥事，我還保有朋友，我重重傷了一個人，程度可能難以估量；我比較能體諒爸媽了，此外，我不得不謙卑地回到《聖經》、柏拉圖、康德上頭。我無法說我在事業上更進一步。
此外，從一張一九五三年在卡特瑞克寫的筆記中，則可反映連恩對軍隊社交狀況的態度：「雞尾酒派對中，上校對某個醉醺醺的護士長說：親愛的，妳知道什麼時候該停嗎？護士長：喔，知道啊，我摔個狗吃屎時就會停。」
能退伍是多麼開心的事！現在，真正的戰爭可以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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