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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歐亞大陸板塊一個新的歷史解釋
記者馮永芳問：
孟老，您歷時14年，完成了120萬字的巨著《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開創了人類草原文化學系統理論後，經過10年的研究，推出四十多萬字的巨著 《中國歷史新視角》上、下卷，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最近，您撰寫的《歐洲歷史新視角》初稿已完成，一個完整的草原文化體系將呈現給世界。在《歐洲歷史新視角》中，您對歐亞大陸板塊進行了連通性的思考，歐亞大陸板塊是一塊極其重要的板塊，幾乎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足以改變人類進程的事件都發生在這裡，為什麼這裡對人類歷史有那麼大的影響？
作者孟馳北答：
中亞是歐亞板塊的分水嶺，也是歐亞大陸古代文化資訊傳播的主要發源地，從前我一直沒想明白，中亞為何對世界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新疆社科院研究員王冶來先生提出一個觀點：在遠古時期，喜馬拉雅山的抬升還沒有完全屏絕印度洋暖濕氣流的進入，在當時的人類生存方式下，中亞是人類生存的「相對好環境」。水草豐茂，氣候溫和，極宜放牧。後來由於喜馬拉雅山的繼續抬升，這片土地接受的暖濕氣流越來越少，土地漸漸沙化，使亞歐大陸北部的草場退化，引發了游牧民族對草場的爭奪，加劇了游牧民族的流動性。
問：
從氣候學的角度來解釋文化現象，也頗有道理。
答：
是呀，這就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了，中亞的七河流域，額爾濟斯河、伊黎河、錫爾河、阿姆河、烏拉爾河、卡拉庫姆運河等，那裡水草豐美，是游牧民族的天堂。繁盛的絲綢之路上，商人的駝隊、馬隊在這裡輾轉，如果沿途都是沙漠，僅僅靠相隔遙遠的驛站，如何能給這些龐大的畜群和商人隊伍保障後勤供給？中亞應該是水土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也只有這樣，才能孕育出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中的兩支──中亞的雅利安游牧民族（日爾曼游牧民族屬於這一支）、新疆一帶的阿勒泰語系游牧民族。另一支閃米特游牧民族（閃族）是在兩河流域孕育而出的。
問：
游牧民族的特性就是「動」，歐亞大陸所有民族幾乎都是游牧民族和農業土著民族的混合體。您在這方面做了長期的研究，想聽聽您的看法。
答：
雅利安游牧民族四處遷徙，有一支進入印度，和印度當地農業土著達羅毗荼人混合，後來又有白匈奴和蒙古人混進，這就構成了今天的印度人。雅利安游牧民族和波斯的土著混合的結果，成了今天的伊朗人。中國最早有歷史記載的，是雅利安游牧民族的一支「塞種人」進入金城（今蘭州），但游牧民族不習慣定居，他們靜不下來，一直在不斷遷徙，塞種人從蘭州進入隴南，再到漢中平原、江漢平原，這個線路是完全可能的。
為什麼說是這條線路？歷史依據在哪裡？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楚文化和中原文化，這兩種文化有很大的差異性，為什麼？就因為楚文化中有雅利安文化的成分。古代黃河流域的學者孔子、孟子很少提到崑崙山，但在楚國的屈原卻多次提到，《屈原．九歌．山鬼》說：「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屈原．天問》說：「崑崙懸圃，其居安在？」黃河流域的思想家不提崑崙，江漢一帶的學者文人卻多提，這就可以猜測，雅利安文明到了楚國，《九歌》就是草原民族的民歌、文學的再造。
雅利安游牧民族進入希臘，在邁錫尼文明的基礎上創造了希臘文明；雅利安游牧民族進入羅馬，創造了古羅馬文明。世界上幾個古文明，除了埃及文明，中國、印度、波斯文明都和雅利安游牧民族有關。雅利安民族帶到歐洲去的是草原文化。到歐洲時，歐洲已有原始農業，但他們的原始農業沒有發展起來，為什麼？因為游牧民族勇敢而不勤勞，把在戰爭中掠奪和俘虜來的奴隸當勞動力，讓他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勞動在歐洲一直被認為是低賤的事情，奴隸制結束，中歐又出現了較長時期的農奴制度，農業勞動一直是被歧視的。
4世紀時，由於漢武帝打敗了匈奴，匈奴開始西遷，西元300年到800年，受匈奴西遷的影響，日爾曼游牧民族整部落、整部落地向歐洲縱深推進，建立了許許多多王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牧業民族與農業民族大融合，時間延續了500年，形成了今天的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日爾曼民族的草原習氣很重，他們更加強化了歐洲的草原文化。歐洲的草原文化傳統能繼承下來，和貴族有直接關係，草原文化的傳承者和捍衛者是貴族，引領西歐文化的是貴族。
西歐的貴族和中國貴族大不相同，歐洲貴族是軍功貴族，在戰爭中立功的人被授予貴族身分，以後代代世襲。他們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高貴的血統，二是維護草原文化傳統。中國貴族是權貴，一批人掌握了朝政，子女家人都成為貴族，這種身分隨朝代的滅亡而消失。雅利安民族進入印度、波斯後，都成為主流民族，但進入中國的雅利安民族則被同化了，中國的農耕文化太強盛，草原文化一直沒有占到上風。
問：
東西方文化差別的根源在哪裡？
答：
歐亞板塊分成兩個明顯不同的文化圈，一個是草原文化傳統圈，一個是農耕文化圈。在東方，因為農業人口眾多，農業文化縝密完善，具有極強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可以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甚至奪取政權建立帝國，但在文化上卻是徹底的失敗者。再強大的游牧民族進入東方農業文化網路後，就意味著把游牧民族從原始初民身上承傳下來的、人類在數百年時間錘鍊出來的、能保證和大自然抗爭的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化為烏有，而用農業民族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
而在歐洲，農業人口稀少，農業文化底子本來就稀薄，又受到游牧民族的頻頻破壞，一直建不起像中國那樣包羅萬象的農業文化體系，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業文化就不至於受到粉碎性的摧殘。那份從原始初民傳承下來的寶貴精神遺產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歐洲的歷史保持了創造的活力。
問：
您還撰寫了一本《佔有論》，對東西方人的財富觀念做出了嶄新的解讀，並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比較。
答：
歐洲和亞洲文化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是財富佔有方式的不同。我在《佔有論》中詳細論述過這個觀點。人的生存就是要佔有，能佔有到需要的生活資料就能生存；反之就會被消滅。歐洲人繼承了原始人佔有財富的方法，即通過戰爭掠奪他人的財富。中國以及其他地區的農業民族從原始社會起，就對人類做出一個巨大的貢獻，即依靠勞動創造財富，向土地要財富，這就改變了原始人對財富的佔有方式。創造出了新的財富佔有方式，對這一貢獻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從此，人類不再用生命和鮮血來換取財富了，而是靠辛勤勞動來換取生存。因為對財富佔有方式的不同，也引出一系列的不同。
從體制上來說，中國是管理型社會，西方是契約式社會。中國人從事農業生產，是分散勞動，但有很多事情需要集體完成，要種地就需要灌溉，要灌溉就要興修水利，還要修建道路、橋樑等，都需要很多人來合作，所以就得靠管理、靠組織，這樣，中國就出現了金字塔式的官僚階層，金字塔頂端的是皇帝。這種管理結構完全是由生產需要決定的，如果沒有管理制度，農業社會就會是一盤散沙。管理最怕七嘴八舌，最好的方式就是專制，「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政令最好出自一人之口。當然，國王一人不可能實行對全國的管理，他需要一支完備的官僚隊伍。
歐洲繼承了原始民主制，在部落內訂幾條法規，讓大家遵守，有重大事件時，就在部落大會或長老會上討論決定。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有自己的公民大會，討論、決定部落各項重大問題，不能一人說了算，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在這種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契約型社會。在契約型的基礎上就發展出後來的法制型社會。
在契約型社會中，人的活性心理元素得到高揚，人的生命爆發力就越來越強大；而管理型社會，要求百姓順從，百姓的整齊劃一是最方便管理的，而個性化和冒尖的人則要耗費較高的管理成本，所以管理層要把百姓變成統計平均數，把人消化在集體中，變成集體的一分子。要做到這樣，就必須貶低人的活性心理元素，宣導人的惰性心理元素。
西方文化是鬥爭文化，必須找對立面，形成的是二元對立思維，古希臘時各城邦都出去發展擴張主義，發展殖民地，古羅馬的擴張發展到極端，建立起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直到西羅馬帝國滅亡，都沒有放棄擴張政策，英、法、德等國也都長期實行擴張主義路線。
中國人尚文、尚禮、尚情，中國長期以來推行「和」文化，和為貴，追求共生共存的「和」思維，說中國人愛好和平，確實有歷史淵源，因為中國人是靠勞動向土地要財富的，幾千年的歷史中，很少向四鄰發動侵略戰爭。隋唐時期侵略過朝鮮，就是因為那時深受草原文化的影響。
農耕文化是生生文化，草原文化是殺生文化。中國農民種糧、種樹、種菜、種花，是為了求生。中國人對「生」有著高度的評價，中國最早的經書《易經》中稱「易」為：「生生之謂易」。中國人重視生命，害怕流血。草原文化是殺生文化，要維持生計就要殺生，殺牛羊，殺野獸，沒有殺，就沒有生。他們看慣了流血和死亡，不懼怕死亡，也不懼怕殺戮。
問：
任何社會都有教化人的問題，宗教和儒家文化在這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他們有什麼相似和不同之處？
答：
人類經歷了幾百萬年的原始社會，身上存在著原始野性，一旦發作，就會產生破壞性。為了求得社會穩定，必須消除人的原始野性，中國最早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對人進行教化。最早出現的教化活動是宗教儀式，周朝強調「禮」，禮就是行為規範，後來儒家強調倫理道德教育，廣泛宣傳仁、義、禮、智、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成為中國國學，成為農業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在希臘，柏拉圖提出倫理學，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斯多葛學派都提到倫理道德，但未能像中國這樣得到如此廣泛的推廣。羅馬時期，人的欲望，如色欲、血欲、物欲等急劇膨脹，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生活中充滿了陰謀、凶殺、仇恨，社會秩序極其混亂。就在這個時候，基督教的價值被看中了，它對歐洲人進行一次大的思想教育。《聖經》有《舊約》和《新約》之分，《舊約》中充滿草原文化氣息，《新約》中則有著厚重的農耕文化元素。
基督教和儒家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貶低人，基督教認為人生來就是有罪的，所謂原罪說，必須通過此生的努力來獲得救贖。儒家文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依照儒家理論，只要不是官吏和士人，就都是小人。「小」和「人」連在一起，是對人的嚴重貶低。後來，歷代統治者都在「小」字上做文章，庶民、賤民、草民等，這些¬「民」前的字「庶、賤、草」都是由「小」字引申出來的。
更為可悲的是，這個稱呼，不是他稱，而是自稱，自己對自己的作踐，自己對自己劃定精神牢獄。這是儒家思想在塑造人方面的巨大成就，儒家理論成功地幫助封建統治階級完成了對人民的改造，使人民成為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順民。
基督教和儒家文化都是仇富愛貧，中國人認為富人都是「為富不仁」的，基督教也認為「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基督教和儒家文化都是宣導宿命論的。基督教認為人的命運是由上帝決定的，儒家文化認為人命天定，但比基督教積極點的是，儒家不反對人的作為，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基督教提倡禁欲主義，儒家提倡清心寡欲，稍開明些，認為「食色性也」。基督教宣揚忍讓，儒家也一樣。基督教認為天下皆兄弟，儒家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另外還可以找出兩者更多的相似之處來，這些同，都反映了農耕文化的同一性。
儒家在中國唯我獨尊，幾乎沒有競爭對手，雖然有道、佛兩家抗爭，但都沒有它的影響大。儒家對人的塑造大大消解了人身上曾有過的不馴服性，保證了農業社會的長期穩定，這個功勞是巨大的，但也有它的反面。儒家思想改造了中國人的原始野性，中國人被改造成了不怨、不怒、不抗、不爭的老實人。中國的儒家文化沒有對手，就可以盡情對人民按照儒家的標準塑造，被改造的人沒有一點抗爭能力，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典型代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生活在苦難中不知苦，生活在屈辱中不知辱，這就是儒家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儒家文化的根本之點是要保持社會的穩定態，因此，它就要千方百計扼制人的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發揚人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它尚德而不尚力。所謂尚德，就是對人的生命本性進行特殊的文化塑造，實際是一種扭曲。人變得老實、馴服、忍耐、屈從，生命失去爆發力，像被閹割了一樣，大大強化了人的奴性。農業文化就成了終極文化，再沒有向新的文化形態轉型。一些學者們在探討東方，特別是中國何以未能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這個問題時，都未抓住問題的根本。
西方基督教則遇到了強大的對手。當時的歐洲分為兩個王國，教皇王國和世俗王國，教皇王國代表農業文化，世俗王國代表草原文化，皇權和教權的爭奪實際上就是農業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較量。基督教要把人改造成虔誠的教徒，為抵消這種影響，歐洲貴族推出了「騎士」形象，雖然騎士也信奉基督教，但這只是幌子，實際上騎士形象是對宗教徒的完全否定，尤其當時出現的騎士文學，宣傳騎士道德、騎士風采，如勇敢、冒險等都是在宗教中找不到的，宗教的虔誠對象是上帝，而騎士則要對領主、貴婦和騎士精神保持忠誠。
基督教貶低婦女，而騎士卻必須忠於一個貴婦，為其效力，甚至要為其犧牲，這顯然是對基督教的挑戰甚至是褻瀆。當時的歐洲，集中力量塑造騎士，把騎士榮譽當作最高的榮耀。歐洲用騎士形象有效地抵消了基督教的影響，維護了草原文化傳統，使其沒有被宗教改造，這是歐洲貴族的偉大發明。
問：
歐洲文化一直處在發展中，表現為不斷有質變的動勢，亞洲為何會在農業文化中，對發展劃上了句號？
答：
基督教也給西方帶來積極的正面影響，基督教聲譽的下降是從十字軍東征開始的。在西元1096年到1291年間，由西歐基督教國家對地中海東岸國家發動的6次宗教性戰爭中，只有一次佔領了耶路撒冷，其它都以失敗告終。十字軍東征其實是日爾曼民族和閃米特民族之間的較量，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較量，日爾曼民族失敗了，閃米特民族勝利了；基督教失敗了，伊斯蘭教勝利了。
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思考，為何伊斯蘭教的真主能保佑他們勝利，而萬能的上帝卻不能？這讓歐洲人對上帝產生懷疑，他們信奉的上帝看來並不是萬能的，那他就不一定能救贖大家，帶人進入天堂。歐洲人對基督教產生了懷疑，沒有這種懷疑，文藝復興就不可能產生。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都在呼喚重新認識人，文藝復興運動認為，人是獨立的，是有價值的、有尊嚴的，不是神的奴僕。啟蒙運動則高揚人的理性、歌頌人的偉大。
基督教自身也在總結原因，基督教教徒隨著十字軍東征到了東方，看到了東方文化，驚訝地發現，伊斯蘭帝國非常重視文化，他們大量翻譯希臘、羅馬的書籍，甚至以翻譯書籍的重量，獎勵譯者同樣重量的黃金。在伊斯蘭世界，不僅崇尚武力，還崇尚文化，出了很多文化名人，例如阿維森納、法拉比、陰鏗等哲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真是燦若星辰。而歐洲千年中，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沒有出多少人才，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歐洲人生活在自己的地域中時，沒有發現自己的落後，到了東方，在對比之下，才發現問題所在，落後的原因就是不重視文化。
深刻的反省後，基督教開辦大學，大學裡不僅有神學，還開設修辭學、數學、邏輯學等很多學科，並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和辯論，以打開人的思路。原來尚武、尚力的世俗貴族中，有許多連字都不認識，這以後，尚文成為新的風尚，這是十字軍東征帶來的重要收穫。
還有一個收穫，就是產生了對金錢和財富的嚮往。基督教徒們從富庶的東方看到了華麗的建築、服飾，這些都是靠金錢打造的。原來貴族們只重視刀劍，十字軍東征後才猛然意識到財富比刀劍重要，金錢可以帶來的東西，刀劍帶不來，金錢可以建設，而刀劍只能破壞，他們開始從刀劍向金錢轉型。
如何得到金錢？經商！本來歐洲的土地上商業就比較發達，十字軍東征之前，就出現了很多集市，如法國香檳集市等，但規模不大。十字軍東征後，不安於農業勞動的人大批走向經商之路，有了洲際貿易、跨海貿易，商業紅火起來。這個階段，歐洲出現了兩個轉型，一是商人成了歷史的重要角色，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過渡；二是歐洲貴族由尚武、尚力、尚勇「三尚」，向尚武、尚力、尚勇、尚文、尚智」的「五尚」轉型。
反過來看中國，西方文藝復興之時，中國已有高度的文明，但以農耕文明為主導思想的中國人一直固守著自己的土地，沒有爆發過大的歷史事件，沒有找到觀照自我的參照物，所以一直自我滿足，安安穩穩、平平靜靜地過著。
社會的靜態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的貢獻，但當靜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走向反面，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障礙。維持靜態要扼殺創新，這樣就會形成頑固的保守心理。當保守觀念滲入到人的骨髓時，就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排異心理，對異質文化採取排斥態度，把自己牢牢封閉起來。
在動勢中，人的固定關係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關係在流動中很容易破散。農業社會的穩定狀態使宗法血親制度得到枝蔓糾結的發展，使封建社會有了牢靠的根基；靜態意味著權力行使系統不會停止和中輟，這樣就會使權力不斷膨脹起來，使庶民百姓承受越來越大的權力重壓；靜態也使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貴的總是富貴，貧賤的總是貧賤；靜態也能使一個民族變得愚昧起來。
歐洲從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時，中國沒有轉型，當歐洲從商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時，中國還是沒有變化，直到鴉片戰爭，中國人從血的教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才開始考慮如何彌補不足。
問：
在您的著作中，有哪些基本觀點是和別的史學家不同的？
答：
我和歷史決定論者不同，人是有意志的生物，擁有意志構成人的基本特點，別的動物不具備這個特點。其它物質都可以被固有的規律支配，唯獨人的意志是不受規律約束的，它具有隨機性、變異性、創新性、自主性等，是僅屬於人的特徵。
歷史是人創造的，在歷史發展中不能不顯示出人的烙印──多發性、偶然性、變異性。馬克思按照他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做出的多個預測都沒有實現，譬如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應該在工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產生，這一條就成了空想，就此推導出他設定的規律本身就屬於虛假。唯其沒有規律規範人的意識，束縛人的自由意志，人就可在發展歷史過程中釋放他的創造潛質，人類歷史才變得五光十色、萬紫千紅，如果把歷史和其它物質一樣框架在一個規律中，就會黯然失色。
問：
歷史不受規律支配，那不就處於無序混亂狀態中了嗎？
答：
你這個問題提出的正是史學界的一個理論空白。歷史不受規律支配，在一個短期的階段內，是有過無序混亂狀態的，但從歷史發展整體看，大體是有序的。原因就是人類社會都有文化引領，每個社會、每種制度、每個時期都有它的文化「照明燈」。
問：
誰來承擔社會的文化引領責任？
答：
不是任何社會階層都能承擔這個重要歷史職責的，它必須是受社會敬重而具有權威性的階層，在中國是官僚階層。因為在古代中國，官僚隊伍基本都是由地主知識份子組成，他們有文化、有知識、有權威，他們又精通最能代表農民利益的儒學，他們能以儒學實行文化引領，幾千年不斷。
在西方，最受社會敬重的階層是貴族，他們有豐厚的軍功，有高貴的血統，又是草原文化傳統的傳承者和捍衛者，西方社會唯他們馬首是瞻。在希臘、羅馬，以至中世紀，歐洲貴族以「三尚」（尚武、尚力、尚勇）引領社會，軍事擴張主義和社會上戰亂不已，就是這種文化引領的結果。
當歐洲由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時，歐洲貴族掀起了文藝復興運動，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引領，這個時期，商人登上了歷史舞臺，成了社會的重要角色，但他們畢竟還沒有引領社會的文化根基，他們還得借貴族的聲望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一些大商人紛紛擠進貴族的行列，許多貴族也拋棄鄙視商業的傳統，一個個涉足商業領域，成為跨洲、跨海貿易的大商人，貴族在草原文化的基礎上漸漸發展出商業文化。
在貴族的引領下，文藝復興完成了幾樁有巨大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是歐洲社會完成了由尚武、尚力、尚勇「三尚」，向尚武、尚力、尚勇、尚文、尚智等「五尚」的轉型。貴族改變了只認刀劍、鄙視文化的傳統，成為社會上有文化的階層。二是完成了由軍事競爭向經濟競爭的轉型，貴族不僅在戰場上，而且在商場上大顯身手。亦即完成了通過戰爭掠奪財富，向通過商業活動獲得金錢的轉型。三是開闢出了城市這個新的生存空間，開始進行政治管理的探索。
問：
史書上關於文藝復興，常提到的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很少看到您說的這些觀點。
答：
有關人文主義，史書上說的也不全面，人文主義是因十字軍東征後，大批人轉向商場發展，他們跨洲、跨海、跨洋開闢市場，開闢原料基地，充分展現金錢的魔力，人的形象被塑造得熠熠生輝，這個事實粉碎了基督教的「原罪說」，人不再是力求上帝救贖的可憐蟲，而再次成為古代「英雄時代」的英雄，面對這個事實，貴族才有了人文主義的主張。
問：
這和當年商業社會形成時一樣？
答：
是這樣，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形成許多民族主義國家，為了結束領土分割的局面、建立統一的國家，有些國王逐漸發展出專制主義，除了權力貴族外，在野的貴族都因自由被剝奪，產生了反對專制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和工業家的心願正好吻合，於是在工業化貴族的引領下，圍繞應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展開了政治思想大討論，格勞修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都是這場討論的領軍人物，正是這場討論，為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並設計出了基本框架。
當時處在由商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新起點上，工業社會是個嶄新的社會，舊的社會意識、社會機制、社會制度中的許多部分，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生產力的羈絆，需要接受一次全面的理性審視和理性梳理。新生產力需要把大自然的種種物質轉化成原料，而且需要利用自然界的種種規律來改變物性、物態，創造新的商品。
在新形勢面前，貴族意識到不能再迷戀於情緒化的自我欣賞，而要開發自身的理性，於是法國貴族率先引領了釋放理性的運動，這是對人類一次深刻的啟蒙，人身上折射出理性之光，從此人類和愚昧、落後、情緒化、宗教、迷信劃清界線。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藝術是時代顯學，而在啟蒙運動中，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成了時代顯學。
問：
在您的新作中，您對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歷史作用也做出了新的解釋，能概括介紹一下嗎？
答：
草原文化傳統中沒有仇富心理，在草原民族的眼裡，富是他們依靠卓越軍功而獲得超眾的戰利品，富是貴族用英勇殺敵換來的，這種富正顯示出貴族的價值，能贏得別人的敬仰，而不會引起別人的仇視。但基督教為了爭取下層群眾的支持，傳播了仇富心理，這正好反映了小生產者的嫉妒心理。小生產者的理想狀態是平均主義，你半斤，我八兩，你一碗豆腐，我豆腐一碗，處在這種無差別狀態，小生產者彼此就可相安無事，一旦有誰打破了這個等高線，出現了差異，小生產者馬上就會不平衡，百般中傷，詆毀富人，基督教的仇富反映出的就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在貧富差異不大的農耕社會還不顯得突出，一旦到了商業社會，特別是到了工業社會，因為貧富差異拉大，小生產者的仇富心理常會惡性發作，並且會在社會上蔓延開來。人們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就會用道德尺度來評價社會歷史現象，聽起來合情合理，很有說服力，但歷史的發展常有它自己的邏輯，譬如競爭是貫穿人類歷史的一條粗粗的紅線，最早人和別的動物競爭，後來人和人競爭，再後來由軍事競爭發展為商業競爭，再往後出現商品競爭。
競爭是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從道德角度看競爭，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但從歷史角度看，恰恰是競爭才克服了人們生命中的惰性，釋放出人自身的潛能。競爭必然會產生貧富差距，從道德角度看，差異是非道德現象，是違背公平原則的。但從歷史角度看，唯其有差異，才對後進者產生壓力和吸引力，在無形中鞭策後進者奮發圖強。歷史上經常有這種現象，好的手段得到的是壞的效果，壞的手段得到的卻是好的效果，用道德尺度評價歷史，歷史自會停滯不前。
「殺富濟貧」在中國不僅是道義行為，而且是英雄行為。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他的「恆產說」，這表現出中國人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恒心，無恆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也。」孟子還說：「無恆產者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所謂有恆產者就是有產者，有產者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就會對社會有高度的善心。無恆產者就是無產者，無恆產者對社會就缺乏善心。孟子對有恆產者和無恆產者的區分，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有產者因為有產，總希望有一個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正常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秩序總有它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於是貴族總是補充它、改進它、豐富它，努力使這個秩序能保障現有財產，並保證增產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看，有產者是社會的建設力量，貴族引領的文藝復興是一場大建設，啟蒙運動又是一場大建設，商人和工業家進行的物質建設更使歐洲的世界變得絢麗斑斕。
而在無產者眼裡，現有社會秩序，包括政治制度不能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總想破壞它，總想把現有的這個世界打個稀巴爛，他要製造混亂，在混亂中，才能剝奪他人的財產，改變自己無產者的身分。他們不僅破壞上層建築，破壞生產關係，破壞生產力，他們還破壞物質世界。項羽打進咸陽，在阿房宮點燃一把火，大火整整燒了三個月。不論是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制度層面的建設成果，都是前人創造和積累起來的，一朝化為灰燼，變為烏有，是對人類智力與體力的巨大浪費，這種破壞的次數越多，歷史的發展就越慢。從這個意義上看，無產者是破壞者，是歷史的破壞力量。
有產者把無產者變為有產者，而無產者把有產者變為無產者。把無產者變為有產者是歷史發展的方向。資本家對歷史的重要貢獻，就是把無產者一步步變為有產者。
問：
您就是用這個觀點來分析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答：
英國歷史一直是由貴族引領，平民一度也參與進來，但他們沒有形成對形勢的控制權，政治改革就一直沿著和平發展的道路進行。而法國大革命前期是由貴族引領的，由於一次一次的武裝起義，代表平民的雅各賓派掌握了領導權，形勢急轉直下，借用斷頭臺保障和發展革命成果，革命就帶上了悲劇色彩。
馮永芳：
讀了這本書，感覺書中傳達了很多新觀點、新見解，重要的是提供了看待歷史問題的新視角，順著這個視角觀察歐洲歷史，就可以看清許多歷史真相，許多糾纏不休的歷史問題也豁然開朗了。
孟馳北：
感謝您這樣評價，這本書是提供了一些新視角，但人類的認識是不斷發展前進的，我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才會有這些新的認識，我相信以後還會有人對歷史有新認識、新發展。其實認識歷史的過程就是認識人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會終止的。
記者馮永芳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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