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一九五七年四月初，重慶大學校園裡春意正濃。這天中午，學生們正在學生食堂用餐時，高音喇叭裡傳出了校黨委辦公室的通知：「今天下午兩點正，全校員工在新修學生食堂聽取校黨委書記傳達中央重要文件，自帶坐凳，不得缺席。」
廣播裡放著周璇唱的優美四季歌。我端著飯盅，走出第一食堂西側的大門。同班女同學馬開先正坐在門前石階梯上邊吃飯邊曬太陽。
「今天下午又要聽報告，我們誰拿凳子？」我問。
她轉過那張被春光曬得像蘋果般微紅的少女臉蛋，回答道：「當然是你去囉，我就在這兒等你。」說完她朝我頑皮地甩了甩腦後的小辮，做了個鬼臉。
我是一九五五年考入重慶大學機械系的，大學的生活學習與中學有許多不同，沒有固定教室，每一節課上課都是按照課表上排定的教室，時間一到就到指定的教室自選座位，下課就離開。平時自習、複習都沒有固定的場所，除了下夜自習歸宿和上課以外，同學們都背著書包，各自尋找圖書館或教室，自由度比中學時代大多了。入學兩年下來，為選擇自習的最佳場所，我便熟悉了校園內所有的角落。
我和馬開先選中了松林坡後校門處一幢很舊的教學樓，教室裡面的課桌板凳多數都已殘缺，很少有人光顧。不過，這兒很安靜，周圍是松林，空氣特別清新。那時，我倆正在初戀，這兒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在一起複習討論，而又不受他人打擾的固定場所。我們自己動手，修好了兩套桌椅，釘了兩個可以隨身攜帶的小方凳，專供開會和看露天電影時用。
那天下午，傳達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原聲講話錄音。開始時，黨委書記鄭思群在麥克風裡宣佈，今天的傳達不准作記錄。
他的話音一字一板，從那嚴肅的口氣中表達這是一條必須遵守的紀律。原先曾拿出筆記本的幾位老教授悄悄收起了筆記本，坐在那裡翹首聆聽。毛澤東那渾濁的湖南口音，加上錄製過程的雜音，雖然影響了收聽效果，但他許多在以往政治學習中沒聽到的話，令人感到新鮮，與鄭校長嚴肅的禁令，構成了一種與往常多少不同的氣氛。
當時大家對這位黨和「國家」的最高元首懷著肅然的感情。儘管那錄音講話冗長而雜亂，但現場秩序一直很好，將近一萬平方公尺的「會場」上，從下午兩點到傍晚六點半，很少有人交頭接耳，也沒有人中途溜號。
我至今都記得那慢悠的湖南腔，講到了赫魯雪夫和蘇共十九大，講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講到東歐局勢。當時在我們的政治課程裡，聯共（布）黨史是我們的主修課，對於工科學生，尤其是像我這種「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一直沒有興趣去弄清楚那些課程中的真正內容，即使當時因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向全世界公諸後，引發一連串共產黨陣營內地震般的分裂，也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正視和思索。
我自幼就被「反革命家屬」的緊箍咒罩著，一聽到反革命暴亂和鎮壓反革命的話，就如芒刺在背，想的都是挨整和可怕的後果。我入大學的第一年就碰上了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每次學習都彷彿在我耳邊念緊箍咒語，我從來不敢認真去追問：胡風為什麼要反革命？我發言、說話除按團員們乾巴巴的老調門重複一遍，絕不敢再多說。
我上中學時，父親就被捕入獄，在一連串紅色恐怖運動中長大的我，始終謹記著母親的教導：「不要像你父親那樣，不要去過問政治，讀好你的書，有了求生的本領，才有一切，其他的千萬不要多嘴，不要參與，孩子，你要記住你父親慘痛的教訓。」
關於蘇聯，我只知道：「社會主義陣營是堅不可摧的，是無比強大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戰勝的，共產黨粉碎了帝國主義的一切反革命陰謀」。
然而，這個下午，我們卻從毛澤東的嘴裡，聽到反對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聽到這位湖南人對被神化的偶像史達林作了「功」「過」三七開的評價——那個被推崇到「導師」、「父親」尊位上的蘇共頭目，成了一個犯了「錯誤」的凡人！
我們第一次聽到一些全新的說法，如：神聖的至高無上的共產黨也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工人罷工遊行是因為那裡的共產黨沒有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如「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有時是很激烈」，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民主、說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學術界應當遵循的「根本方針」；如「大鳴、大放、大字報」。這些說法，如陣陣春雨，讓在以往政治運動中寒透了心的大學學子們，無不感到親切和鼓舞，我注意到那些坐在中心地帶的老教授們挺直腰板，聚精會神……
傳達會開完後，同學們熱烈地討論起來。甚至有人在學生食堂繪聲繪色地講述，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潛入蘇共二十大，竊取了赫魯雪夫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秘密政治報告。圖書館的《參考消息》以及刊登這些報導的翻譯刊物被搶借一空，大家爭閱著這些材料，思索著國內外發生的一切。我和戀人阿先也不例外，我們兩人在我們選定的複習地展開討論。
一個思想活躍的春天降臨了！
第一節：「大鳴大放」
兩天後，教學大樓前掛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巨大紅色字幅。
接著，全校的黨團員和教師職工，在松林坡大禮堂參加了由黨委副書記宋殿賓主持的「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動員會。會場上和周圍建築物的圍牆上，張貼著各種彩色標語，上面寫著：「正確區分兩類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發動群眾，和風細雨的幫助黨認真整頓黨風」；「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言者無過、聞者足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在那次動員大會上宋殿賓用異常委婉和誠懇的語氣，表達了當時學校中共黨委的態度，他拍著胸口保證自己帶頭在這次運動中，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不管有多麼尖銳都要接受。
宋殿賓動員大會的第二天，在團結廣場又召開了規模更大的全校性大鳴大放動員大會，所有的校級領導都登臺表態，歡迎大家本著知無不言的態度向他們提意見。緊接著，便是系的、年級的、班的大鳴大放動員會；這些會更具體，更直接地面對著全校的師生員工，要求他們無一「逃避」。
與此同時，全國媒體開足馬力，一個勁地鼓吹：「全黨全國全體人民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辯論。黨的整風運動就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尤其是「黨外民主人士更要積極幫助黨進行整風」。當局擺出了一副中共「要與人民同心同德，與人民共同建設繁榮昌盛新中國」的決心，展示出「同民主黨派人士為建設國家共存共榮，相互監督，披肝瀝膽」的坦誠。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這些人的發言中有代表性的，諸如陳名樞的《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我讀後，認為陳名樞的講話全是對共產黨的奉承話，即使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下，奉勸了共產黨也應當向非黨人士聽取意見這一條，也是毛澤東自己說的。
至於黃紹竤所說的「以黨代政」，倒是涉及到了共產黨領導這個極為敏感的話題，不過，既然領導要講究「方法」，包攬一切可不是好作風、好方法呀！事實不正證明，事無巨細都得由共產黨點頭，不產生「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才真有點怪。
再說張奚若所列中共四大偏差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四條卻真是給毛澤東見仁見智的「把診切脈」。毛澤東不是誠懇歡迎大家給自己提意見要暢所欲言麼？誰又能料到張先生的這一番苦心，正好切中毛澤東的心病和大忌？
至於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講些什麼？主張共同「設計」政治藍圖麼？四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可是毛澤東自己屢次講過的話。他不是主張百花齊放麼？這一政治設計院，未必不是對他的號召一種熱情反映呢！
說到儲安平的「黨天下」轟動一時，原出於小和尚給老和尚唱頌經這麼一點幽默，「黨天下」者可以顧名思義了，不像陳名樞那般臣子的卑下，比之黃紹竤更為直接，共產黨的霸道，雖然已引起了當年中共盟友們的「不滿」。
專制同民主之爭本是這個世界的全部主題，然而被紅色恐怖所控制的大學生們怎麼能懂呢？大小事宜共產黨一手遮天難道不是事實麼？反對一黨專制的微弱呼聲，難道不是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時積極主張過的麼？
至於羅隆基提「平反委員會」，正好說明黨天之下冤海無邊的事實麼？在那個年代中包含因家庭受到衝擊的人哪一個沒有體會？從執政黨的角度考慮，為錯案和冤案糾偏，正是一種最好的補正，至誠之見啊！
要知道，這些「見解」提及人權，曾是為中共呐喊和提供援助的「老朋友」們，(毛澤東自己也承認共產黨的取勝有他們的一份功勞，)這些老朋友所說的，大多都是共產黨曾經提出和主張過的東西。現在反過來應用在執政地位的中共身上罷了。
一針「全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現在是和平建國新時期」的強力麻醉劑，使三反五反，鎮反和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恐怖空氣一掃而空。似乎歐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用和風細雨的「小民主」加以解決的。
就這樣，一九五七年舊曆三月的陽春花開季節，毛澤東為全國送來了一陣迷人的「香」風！在一曲「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輕鬆樂曲中，袒露出對中共領導下所出現的民眾「鬧事」，以引咎自責的「寬宏胸懷」，躬身歡迎百姓的「責備」和「建議」。他像一個「偉大」的「民主之神」為了國家和人民，來到校園裡培植這「百花齊放」的美景來了。春天正是耕種的季節，春天正是顯示「造物主」偉大形象的時機。
在中共紅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們，對於這種突然的寬鬆氣氛，感到一種受寵若驚的惶恐，習慣於被剝奪了的民主權利，對言論自由向來諱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論，那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反了才幾個月？
他們習慣於國家大事都由「黨的政策」所包代，學校「大政」由黨委包代，而從不去用心思考。他們甚至為怕沾著「反動」家庭和「反動思想」，被「追查」，而遠遠躲開。
因為胡風分子有先例，凡收聽外台的均可以投敵叛國治罪下獄，所以他們不敢收聽外台，相反，他們認為，中共這種專橫的做法都是天經地義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險的，他們懦弱到連自己的親人在運動中遭到冤屈，而上訴的權利也視為不可逾越的禁區，放棄了。至於他們對於黨組織那種盛氣凌人的作風，更是不敢公開反對。
所以，面對著黨團支部再三的誠懇開導，鳴放會在開始時反而冷場了。叫這些工科學子們說什麼呢？他們可以在一場學術討論中，在答辯一個設計論文時，爭得上火。可現在讓他們坐在「主人翁」位置上，「憑空」向黨提意見，確無準備，也沒有想過。
為了檢查各班鳴放情況，系黨支部書記召集了所屬各年級各班的團支部書記會議，專門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筆記本，吩咐他們必須準確完整地記下一天內發言者的姓名，並摘錄發言的內容，規定他們每天晚上熄燈前，必須將筆記本交到他的辦公室裡。
當時不光各班的團支書們鬧不清楚要他們這樣做的居心，就連系黨支部書記自己也只是奉校黨委指示辦事，共產黨的保密制度極其嚴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層組識只能不折不扣執行，不能問為什麼！
我們班的鳴放會，在團支部書記陳思所住的二○四房間進行。那時學生中黨員人數極少，系裡一千三百名學生中，才十幾名黨員。這種本應由黨員主持的會議，在班級都是由班的團支部書記代理。
陳思對這種政策性極強的會議，心中沒有底，拿不準犯了錯，還不知道錯在哪裡。二年級政治輔導員鄧某就曾在這間屋子裡，舉行過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背靠背」揭發批判會。當時的一位助教因說「學習，是獨立奮鬥獨立拼搏的過程」而被劃成了胡風份子，後來還送去勞動教養。
陳思並沒有想通，這提倡學習的獨立奮鬥錯在哪裡？罪從何來？他親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車。從此，他同黨員接觸便分外小心，平時傳達政治學習，總是按年級的黨支部組織委員曹英的話記下，回來逐字照讀不敢走樣。
這事還沒隔上一年，鄧指導員殺氣騰騰的話音猶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廣開思路，鼓勵知無不言，大家真沒有來得及想通。
陳思根據在系裡開會時記錄的筆記作了「開場白」，班長郭英華打開了會議記錄本。第一天開張就冷了場，開會發言同圖書館或飯堂裡的高談闊論的「亂侃」是絕對不同的。
這可急壞了陳思，像這種啞巴會，怎麼去交那黨書記的記錄本？於是只好沿用歷次政治學習的老辦法：挨次發言。
結果，所有的發言幾乎都與陳思的「開場白」一個譜調，儘管郭英華在記錄時作了語言的調整，但無非只是用詞的不同，意思卻沒變。拿到黨書記那裡，果然挨了批評。
不過，全系各班的情況大致雷同，黨書記再作佈置，要求各班團支部務必想一切方法，讓大家說出「心裡話」來。
陳思回來召開了一個團支部的支委會，宣教委員出了一個點子：自告奮勇去找平時就愛放大炮的林娟和劉唐先發言，讓他們就班的團支部工作發表意見，組織委員劉奎則建議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說話，林娟必會作出反應，大家從中一激，就會讓氣氛活躍起來。
第二天的鳴放會「依計」而行，雷田沛首先發言，只說了不到十句話便草草終結。果然引起林娟的一番挖苦，說他像一個放音都放不好的答錄機，不像一個男同學的樣子。她說完後出其不意，話鋒直逼班長郭英華，說她的工作作風簡單生硬，經常憑個人主觀想像組織班裡的活動，凡是她不喜歡的就不搞，比方說組織郊遊，本學期已過去兩個多月了一次都還沒進行，鄰班五班已組織去了長壽湖，又去了大足，每週都有活動。希望郭英華在這次整風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手拿的筆停了下來，等到提起筆作記錄時，竟不知怎麼的記法，只好記下幾句：「林娟發言：批評班長郭英華思想古板，有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毛病，組織班上工作死板，應當改進。」
林娟既開了頭炮，劉唐緊跟而上，他舉了一個實例來批評郭英華的「官僚」作風。他說：「去年，機械原理上齒輪課時，大家對齒輪變位齒的正負變位的選齒還沒鬧清楚，認為林教授講快了一點，希望他能在自習課抽點時間給大家再補一下，偏偏郭英華卻反對，她說『自習課就是要自己學習，自己消化，根本沒必要全班抽時間為一個小問題而補一堂課』。結果，就這麼一個主觀認識，大家的意見便被輕易否定，這種作風就是主觀主義，也是一種教條主義，對不對？」
為了同大鳴大放的主題相切近，劉唐對這位不到二十歲的班長，連扣了兩頂帽子。郭英華不是黨員，似乎同「幫助黨整風」完全不沾邊，雖文不對題，但畢竟有了爭論，大家七言八語，鳴放會開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主生活檢討會。
工科學子們的大鳴大放，只侷限於與自己的生活學習直接發生關係的班幹部們。別說年齡還未滿二十歲的陳思、郭英華，恐怕就連重大最受人尊敬的黨委書記鄭思群，也未必弄清楚了中央的用心。
全國有幾個人弄得清？毛澤東葫蘆裡賣的藥，這是在運動的後期，乃至十幾年、幾十年以後，才逐漸地暴露出來。
然而校園裡最初貼出的大字報，為平靜的校園攪起了一點風波。
我記得機械系的第一張大字報，是以客氣而謙恭的語氣，向曹英「進一言」。曹英是年級的黨小組長，系黨支部組織委員，是某機關調來的「調幹生」。他比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嫩娃娃大十歲，他文化程度不會高於小學畢業，是一個已有兩個小孩的父親，從機關專門抽到大學來「鍍金」的。
機械系有好幾個像這種帶著黨員和官帽的大齡「調幹生」。「解放」初期，為改變知識份子「結構」，在剝削階級出生的學生中，滲入工農成份，「調幹生」就這樣來到了大學校園。學習是否跟得上不管，他們的全部能耐，就是言必黨的利益，言必訓人「階級意識太差」。誰都對他們畏懼三分。
貼大字報的人，謙卑語言中含著譏諷和挖苦，意思是希望他能在這次整風中為自己洗個澡，與其裝腔作勢訓人不如多讀點數學和力學，不至於畢業考試吃鵝蛋，今後工作時「辜負」了黨的期望，難以真正為人民服務。
以曹英的文化水平，他未必能領會和懂得。
接著就有第二張、第三張，以至於無數張。曹英在學生中已有緋聞，說他借「政審」和「個別談話」之機，常常對那些剛入大學的漂亮女孩子們動手動腳。
鳴放期間，鬧得最凶就是對膳食科長貼出的大字報。據說這位四十多歲的北方農家子弟，扛著步槍從農村跟著大部隊幹了幾年革命，曾當過營長，復員後被分配到學校當了膳食科長。大鳴大放別的說不上，唯獨一事引起全校轟動，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豬肉事件 。
不知這位張科長從哪裡買進了幾百頭肥豬，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養豬場便開始發瘟。豬死後賣到學生食堂，頓頓豬肉，但學生們並不知吃的是瘟豬肉。
大鳴大放時張科長上了大字報，瘟豬肉事件使他無地自容，他既說不清何以從不法中間商那裡一次買那麼多病豬，更說不清楚為什麼明知是病豬，卻用來毒害三千多名大學學子。
張科長是一個老黨員，老八路，做出這件可惡事，便成了眾矢之的的「貪官」、「殺人犯」。使他許多天夜不能寐，負著沉重的罪惡枷鎖，那些日子成天低著頭走路。
看來，學生們有相當的輿論能力，口誅筆伐用得好，足可以監視共產黨的不良作風的。這一點並不比當今南韓和印尼的學生差勁。五四運動就有光榮傳統，只是因為共產黨的霸道，而使學生們處在愚昧和迷信狀態，對客觀是非缺了理性判斷罷了。
張科長的「後臺」，便是校黨委副書記兼人事處主任宋殿賓，這幾年，頻繁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哪一次運動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豈止是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殺人冤案的製造也首推其人。於是對張科長放的這把火，便燒到了這位平素裡頗給人以勢壓人的「太上皇」頭上。
不過，所有貼出的大字報依然很懂政策，絕不會超過「批評」這個框框，語意和用詞絕對的「以人為善」，只是在漫畫大師林毓森的筆下，將宋主任畫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這幅漫畫上，見他每天上班時間將腳翹在辦公桌上，旁邊擺著茶杯和香菸，和一些剛剛批示的散亂文件，附打油詩一首，意思是說：宋書記平時辦公時，喝茶抽菸，草率地批發文件，而不關心師生疾苦的作風，希望他能在這次運動中認真改一改。
另一些對黨團幹部批評的大字報，基本上只屬於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意見。偶爾出現幾張附會教授治校，反對黨委獨攬的大字報，以及批評人民代表的選舉由黨委包辦的大字報，和歷次運動中傷害無辜的大字報也是語調低沉，張數寥落，被淹沒在對校內各領導幹部，提出個人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大字報汪洋大海之中。
後來還出現過幾張列舉蘇聯駐華大使館中，蘇聯武官和旅順港總領事館蘇聯駐軍的兵士，在中國舉辦的舞會上，對中國女招待動手動腳強行「接吻」的非禮行為大字報。
重慶大學的學子畢竟以工科和技術為「宗」，那時，家庭出身被定為「剝削階級」的，占學生總人數的八成。「解放」後經過了鬥地主、殺惡霸、三反五反、鎮反運動，恐怖氣氛籠罩著全國，那些被沾上剝削階級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對象，雖然暫時在大學生人數上占著優勢，但在社會氣氛的壓力，已形成對他們的精神壓力。
以我這種父親仍在獄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屬，在這種壓力下，對「政治」敬如鬼神，自覺「矮人一等」。這種很深的「階級烙印」，使我每聞「反革命」三個字就提心吊膽，家母的教誨「千萬不要涉足政治，平時更要休談國是」隨時響在耳畔，所以我下決心攻讀理工科，今後能與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錯了。
對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們這些孩子成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從美國歸來的董時光先生在西師任教，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以兩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人民生活水平的對比，來說明他的觀點——共產黨在執政上的專斷獨裁。
重慶大學邀他來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龍的演講會，他的演講，給從小就受中共傳統教育而閉塞的大學學子們，開了一個認識世界，自由思考的竅。可那次我卻沒有去。
倒是馬開先去了，她回來向我傳達，顯露出受益匪淺的快感。她說：董先生所講的全是兩種制度的對比，全用事實說話，比方說，在美國，學校的一個教師和學生，可以就學校設備、教學安排、乃至於教師待遇向校董事會提出質疑，而校董事會必須給予答覆，凡正確的，需採納並出示改正時間。
還有，美國政府必須遵守美國憲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見；任何人有權批評政府，並通過議員彈劾政府官員等等。其實，對這些方面的瞭解，我們已從報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過被中共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自由是有錢人的民主，在那裡被剝削的階級過著被奴役的牛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將崇美恐美當成了極大的反革命罪惡，不敢正視和思考。在整個大鳴大放中，我完全處於無知之中，愚昧使我們失去了對世界潮流和進步文化的任何接觸，失去了對民主社會的瞭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動力。
壓抑使愚昧頑固化，愚昧使壓抑合法化。
大鳴大放觸動了我們長期的壓抑和愚昧，我們開始感覺到，我們真是長期處在愚昧和壓抑之中的可悲人類！這種狀況仍是毛澤東的基本思想保證，要不然，為什麼毛澤東視「民主」為洪水猛獸，一有露頭便要徹底剷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毛氏極權再明白不過，中國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壓抑的可悲處境，獨裁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對於大鳴大放將預伏著一場比反胡風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狂風暴雨，更是我們這些閉塞的年輕學子們想不到的。有「百花齊放」的政策，有各級黨組織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莊嚴承諾，誰會想到等待「言者」們的是手銬和監獄！
直到譚天榮在北京大學刷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大字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說為胡風鳴冤；四川大學馮竹君發出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時，重慶大學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團委書記蒲世光，貼出了一張署名「非團員呼聲編輯部」的大字報，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團員學生們，喊一聲「反對唯成分論」罷了。即使如此，全國大學生們的思想仍沒擺脫「愚昧和壓抑」的牢籠，也絕沒超過中共思想的封鎖圈。
譚天榮的大字報是以「中國共產黨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的口號為結束語；林希翎所呐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在壓抑之下的呼喊，這種同共產主義理論「靠攏」的姿態，並沒有絲毫感動毛澤東。
已步入專制迷的毛澤東，此時正在醖釀一次大規模的「陽謀」——向民主瘋狂揮動屠刀的「陽謀」。連蒲世光這種對「唯成分論」的小小反對聲，也沒有逃掉殘酷的鎮壓。蒲世光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捕入獄，並被處以二十年徒刑，儘管這個取名「非團員編輯部」的全體成員只有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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