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說起「詩三百」，我們今天總把它看成是「純文學」，不過當時卻不然。後世所說的文學，以及官僚、文人、民間，這些概念那時候都還沒有。《論語．先進》中說到的孔門四學，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此所謂「文學」，包括《詩》，也包括《書》和《易》，大致是指流傳於當時的文獻典籍而言。而《詩》不僅是美的文辭，而且是美的聲樂，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為「樂語」，作為「聲教」，為時人所誦習。
如此意義之文學，《詩》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謠」，《雅》、《頌》不是，《風》也不是。《詩》的時代，是封建宗法社會的時代─這裡說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來意義。在此意義的封建制下，以社會等級論，可以劃分為貴族與非貴族，前者包括大夫與士，後者為庶民與奴隸。以居住地域論，可別作國人與野人，前者包括貴族、工商，後者為庶人。若依社會職能，則又可分別為二，即勞心者（貴族）與勞力者（非貴族），前者的社會職能為政治、軍事、文學，後者為農、工、商與各種賤役。若更細論，則貴族中尚有層層等級，非貴族中又有層層等級。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級之貴族，居於國中，他有統馭平民的權力，也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務，其地位則低於大夫，高於庶人，而仍屬君子。至子奴隸與庶人，便都屬於小人。這是從《左傳》、《國語》等東周文獻中可以得到的認識。若上推至西周，等級的差別當更為嚴格，那麼我們據以考察《詩》所包括的時代，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五百年，也很適合。君子與小人的差別，《詩》中提到也有不少。如《小雅》之〈采薇〉：「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此君子與小人對舉，前者為貴族，後者則庶人之屬。〈采薇〉中的小人君子，朱熹《詩集傳》所以曰即「戍役」與「將帥」；〈大東〉中的君子與小人，朱子所以曰「在位」與「下民」；〈角弓〉，范處義《詩補傳》因解作「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動化於上，則小人相與連屬於下」。又君子與庶民對舉，則前者為勞心者，後者為勞力者。如《小雅．節南山》：「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如《大雅．卷阿》：「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朱熹解作「順愛於民也」。至於與「祀」同等重要的「戎」，它的主力原是貴族。在當時盛行的車戰中，「小戎」之上的「君子」，幾乎沒有例外的是貴族。而庶人，於戰事中只能做徒兵，充廝役。因此，《詩》中寫到的從戎之君子，不會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與奴隸，那時候王可以把他隨土田等物一起錫與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來買賣交換─「五夫」之價與「匹馬束絲」等，見於西周金文。至於庶人的生活狀況，其水平之低下，條件之惡劣，由現代考古發掘中所見，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風》曰堂曰室，曰著曰闥，庶人無與焉。而代表了當時物質生活最高水平的錦帛、玉器、青銅器，更不屬勞力者所有。所謂「禮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備履行禮儀的最起碼的財力。物質生活極端貧困，又怎麼可能有創造精神生活的餘裕呢。《風》曰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車曰馬，《召南．采蘩》說到「公侯之宮」、「公侯之事」，〈采蘋〉說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風．泉水》有「出宿」「飲餞」之禮，《衛風．木瓜》有瓊琚、瓊瑤之類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衛風．考槃》，《陳風．門》，《曹風．蜉蝣》，《鄘風．君子偕老》，《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齊風．猗嗟》、〈盧令〉，《秦風．駟驖》，等等，《風》詩中的大部分，情感意志與精神境界，月旦人物與觀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嘗屬於庶人與奴隸？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賤役也，然而通觀全詩情調，卻實非賤役者言。何況「勞動」與「勞動者」與「勞動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寫「勞動」，卻不是「勞動者」的生活，《豳風．七月》寫「勞動者」的故事，但它並不是「勞動者的歌」。比如陶詩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這是真正的「勞動」了，然而沒有人會以為它反映了「勞動者」的生活。說詩者常常喜歡用後世的山歌、民謠與《詩》類比，其實無論創作意圖、修辭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遠不在一個層次。《詩》原是生長在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制所籠罩的社會，《雅》、《頌》不論，《風》詩中的大部分作品，從內容到語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謠」概之，因此很難用後世的概念，說它是「民間文學」。
然而《詩》的價值，卻不在於它是民間作品與否而定其高下，而在於作為當時意義上的文學，它實在是最好的。孔子愛《詩》，意或在此。春秋引《詩》斷章取義，大約也是由此而發生，這裡不僅有「古訓是式」的意思，作為美的文辭，它也為時人所喜。如此過程中，《詩》和許多詩句的意義也有了擴展。比如有的好句放在整首詩裡，則須服從整首詩的意思，而句意不免受到限制。一旦斷章取義，便因為它本身所具有的張力而可以有新的解釋，亦即新的意義。折衝樽俎之間，賓主以《詩》代言─或用《詩》中之事，或用《詩》中之意，或只取切於此際場景的《詩》中之辭，而雙方心領神會。如此風雅，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它未必是《詩》之幸，也未必是《詩》之不幸。但總不妨說，《詩》作為原始意義上的文學，是輝煌在斷章取義的春秋時代。
從現存的先秦載籍來看，詩與文是並行發展的。詩的淵源或者應該更早，但卻沒有確實可信的材料流傳下來。前人雖然從先秦文獻中網羅鉤稽古謠諺、古佚詩，做了不少輯佚的工作，但這些歌、謠的創作年代其實很難確定，因此未免其偽雜糅。何況這裡還有一個區別，即詩必有韻，而有韻卻未必即詩。或者說，有韻是詩的重要特徵，然而卻不是它的唯一特徵。《書．堯典》曰「詩言志」，《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有此志與情，方有詩的精神與旨趣。可以說，韻律是詩的形貌，情志方為詩的內質，在謠諺與詩之間，原當有這樣一個分界。而先奏時代流傳至今的比較可靠的詩歌作品便只有《詩經》和《楚辭》。
「詩三百」，都可以入樂，並且可以伴隨著舞，《左傳》中便有很多這樣的記載；後來代表了南音的《楚辭》，也是如此。以後樂與舞都失傳，自然很是可惜，不過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如果詩非依賴樂舞則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麼應該說這樣的詩尚不是純全之詩。詩、樂、舞，可以結合，而且結合之後達於諧美；詩、樂、舞，又可以分離，而且分離之後依然不失其獨立之美善，這時候我們才可以說，三者都已臻於成熟。因此，《詩》的旋律雖已隨風散入史的蒼穹，但無論如何它已經有了獨立的詩的品質，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並由這樣的文字而承載的意志與情感，則作為文學史中的詩，它並沒有損失掉很多，只要我們時時記得，它有一個音樂的背景，它曾經是屬於「樂語」的詩。
《詩》有《風》、《雅》、《頌》之分。《詩大序》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說未必能夠與詩完全相合，所謂「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為一個大略的分別，或者尚有可取之處。當然樂調很可能是劃分類別的重要因素，只是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以內容論，大致可以說，《風》多寫個人，《雅》、《頌》多關國事；《風》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頌》則重在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即前者是抒寫情憨，後者是講道理。抒寫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動，而道理講得好，清朗透徹的智思，同樣感發志意，令人移情，何況二者之間並沒有一個截然的分別。如果說早期記事之文的簡潔很大程度是由於書寫材料的限制，而並非出於文學的自覺，那麼到了《詩》時代，追求凝練便已出自詩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論詩，常常是把詩的意旨鍛鍊為精粹的格言，這些詩句也果然有著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詩的創作時代，已經無法一一考訂，但仍可有一個粗略的劃分，即《周頌》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風》則最後。當然各部之間也還有交叉有重疊。
至兩漢，才有詩經學的建立。《詩》有了「經」的名稱，大致是在戰國晚期。《禮記》有〈經解〉一篇，所稱述的是《詩》、《書》、《樂》、《易》、《禮》、《春秋》六種，《莊子．天運》也把這六種稱作六經。但那時候還沒有把「經」字直接加在「詩」下，「詩」與「經」連稱作為書名，大概要到南宋。
兩漢《詩經》學是包括在兩漢經學裡的。西漢魯、齊、韓三家立於學官，東漢毛、鄭一派取而代之，《詩》的傳播講授從此便不離政治教化。三家詩既立於學官，它與政治的關係自然是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偏重於作詩之意，毛則多主採詩、編詩之意，而從三家詩所存的部分來看，它以講故事的方式說詩，似乎更接近春秋戰國時代賦詩、引詩的風習，比毛詩近古。因為早已失卻全貌─魯詩亡於西晉，齊詩亡於北魏，韓詩在唐代也已亡佚，所以不能夠知道它的體系，但恐怕未若毛詩全備。毛詩終於存，三家終於廢，這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毛詩每一首詩的前面都有一個序，〈關雎〉一篇的序尤其長，既作〈關雎〉的題解又概論全詩，宋人把後者稱作大序，前者稱作小序，以後便一直沿用下來。詩序的作者，曰孔子，曰子夏，曰毛亨，曰衛宏，戲曰子夏、毛亨、衛宏合作，至今也沒有足以定讞的論據，但其源或者很古，儘管不必一定追溯到孔子或其弟子子夏。序說有信有疑，乃至疑多於信，尤其《風》詩之部。不過後世廢序的一派提出的種種新說，很多意見似乎沒有比詩序更覺可信，而詩序畢竟保存了關於《詩》的若干古老的認識，無論如何仍是讀《詩》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參照，即便我們在很多問題上全不同意其說法。
平常說「毛傳」，即指《毛詩故訓傳》。《漢書．藝文志》稱「《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正是它的本名，以後「故訓」作「詁訓」，乃是訛誤，而積久相沿，成為通行的名稱。毛傳的作者，最早見載於《漢書．儒林傳》，只稱毛公，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才有毛亨、毛萇大小毛公之說，所謂「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若以早的記載為可信，那麼把《毛詩故訓傳》的作者認作毛公似乎更覺可靠。
關於《毛詩故訓傳》名義，孔穎達《毛詩正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都有闡發，不過仍是以「詁訓傳」為說，近人齊佩瑢《訓詁學概論》中對此做了分辯。漢人訓詁之作以稱「訓故」為多，稱「故訓」者止毛公一人，而用意原有不同。《詩．大雅．烝民》「古訓是式」，毛傳：「古，故。訓，道。」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故訓傳」之「故訓」，即由此取義。而所謂「傳」，《毛詩正義》以為「傳者，傳通其義也」，馬瑞辰以為是「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不過《毛詩故訓傳》以一個「傳」字標明作意，其實乃兼備訓詁與傳二體。然而由書名透露出來的消息，卻表明毛公之初心本在於「傳」，即欲藉此建立起一個說詩的體系，最終的成就在訓詁，也許他並沒有想到。《毛詩故訓傳》對字義的解釋多很準確，也可以說它是最早的一部《詩經》辭典。如果沒有這結實可靠的基礎的工作，後人恐怕很難把《詩》讀懂。至於配合序說的屬於「傳」之一體的引申發揮，則可信者少；關於「興」義的解釋，可從者似也不多。
毛傳說詩的體系完成於鄭玄所作的《毛詩傳箋》。三家詩屬於所謂「今文經」一派，毛詩屬「古文經」一派，鄭玄作箋，則在古文經的基礎上，兼採今文說，對毛傳訓詁的部分做了許多補充，對傳的部分更多有發揮。有了鄭箋的推闡，毛詩才真正定為一尊。至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而對毛詩一系做了全面的整理、補充和研究，成為毛詩的定本。現在我們說到的《詩經》，便是毛詩。
宋人的思想最活躍，雖然唐人成伯璵作《毛詩指說》已對詩序有異議，但更多的疑古之說是由宋人提出來。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其友人以《詩》三百五篇篇名連綴成文，作〈陳子衿傳〉，其思頗雋，卻是很正經地把《詩經》拿來開玩笑，這當然與《詩經》研究無關，卻由此可見一時風氣。
朱熹晚年定本《詩集傳》，提出了廢序的主張，可以算作《詩經》學史上的革命，不過序中所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實在又開了一條討論《詩經》的歧途，影響至今。《詩集傳》最大的好處是簡明扼要，通俗易懂，雖然字義的解釋多本毛、鄭，而以己意取捨於先儒者，有不少較毛、鄭為優。這些特點最適宜教授，於是它由南宋末年起便成為官定的教科書，一直沿用到清。
宋人也還有遵古的一派，卻也不很迂腐，范處義的《詩補傳》、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的《詩緝》，都以疏解平實見長，嚴氏且很有一些新見，可取者不少。
毛、鄭重新受到特別的重視，要到清代。這是訓詁考據的顛峰時代，一時大家、名家迭出，粗計亦無慮數十，其中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最為著名，而解決字義中的疑難，又以馬氏為長。
毛、鄭建立的訓詁考據即屬於經學的一派，大致解決了後人讀《詩》的文字障礙，但《詩》之文心文事，它卻很少顧及。於是又有用藝術的眼光對《詩》做賞鑑批評的一派。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如鍾嶸的《詩品》。朱熹的《詩集傳》也很顧到這一面，而至明代蔚為大宗。清人視六經皆史，明人視六經皆文，《詩經》當然是六經中的上品。孫□的《批評詩經》、戴君恩的《讀風臆評》、鍾惺的《詩經》評點，是全把「經」看作美的文辭，而只在抉發文心上用力。清代牛運震《詩志》、王闓運《湘綺樓詩經評點》，則可以說是這一派的後勁。除評點外，以串解而寓賞鑑批評於其中者尚有不少，明為盛，清則多有繼承。
兩面都能兼顧者，似以清人錢澄之的《田間詩學》為上，雖然認真說起來仍是稍稍偏重於前者。徐元文為錢著作序，有一段話說得很透徹：「夫讀書者惟虛公而無所偏倚，乃有以得其至是至當。朱子之作《詩集傳》，其意亦以為斂輯諸儒之說而非一人之獨見也，惟其先有詆訶小序之見橫於胸臆，故其所援引指摘，時有不能無疑者。後人說《詩》，若先有詆訶《集傳》之見橫於胸臆，則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之心有甚於朱子者矣。我獨善夫飲光先生（按錢字飲光）之詩學，非有意於攻《集傳》也，凡以求其至是至當而已，於漢、唐、宋以來之說亦不主一人也。無所主，故無所攻矣。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也。其斯為飲光先生之詩學也。」錢著中自己的意見，不屬賞鑑批評的一派，而常常能夠曲盡物理，體貼人情，頗覺親切有味，卻是最難得的。
學《詩》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孔子的名言。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始，而有了《詩經》的博物學研究，可以算作訓詁考據一派的分支吧，這一分支的力量卻是不小，著作也多。令人愛讀的有陸氏《疏》、宋人羅願的《爾雅翼》、清人多隆阿的《毛詩多識》。陸《疏》最早，不僅所說多可據，而且極有情趣，文字又可愛。比如「薄言采芑」條：「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土人戀之不出塞。」又如「榛楛濟濟」條：「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揉以為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赭否？曰灶下自有黃士；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
羅願《爾雅翼》專意詮解《爾雅》中的動植物，而涉於《詩》者頗多。它的引證，說詳也可，說雜也可，總之每一則都可以做故事讀，自然於解《詩》之名物也很有助益。
比多隆阿《毛詩多識》更有名的其實是姚柄的《詩識名解》。不過姚氏過於信從聖人之訓，只因孔子言及「鳥獸草木」而「蟲魚」從略，他便不談蟲魚。《毛詩多識》則遠較姚著為詳，而最好是多言所見所歷。比如「熠燿宵行」條，曰：「關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澤，故惟有飛螢。形如叩頭蟲，大亦如之，黃白色雙翼，長與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飛如星流，有人兩手拍擊作聲，便止於地。」螢火蟲屬鞘翅目，這一類昆蟲多有「偽死性」，即每逢驚擾，不是走為上計，卻是跌落在地佯作死狀，多氏則正好把這一細節寫得分明，儘管已算是題外話，卻總是「多識」之有得。
近人所作，以陸文郁《詩草木今釋》為好。陸著把古稱今名一一貫通，很是明白曉暢，間或著一閒筆，雖然與《詩》無關，卻自婉妙可喜，亦足解頤也。
五百年間「詩三百」，實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刪選之後的精華，卻也不算太少。五百年雲和月，塵與土，雖然世有盛衰治亂，但由《詩》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則是一貫。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愛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過可以說，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貫串事始終的脈搏和靈魂。孔子取《詩》中之句以評《詩》之精神曰「思無邪」，真是最簡練也最準確。《詩》中的男女之情，後來朱子多以「淫奔之辭」視之，其實婚姻乃人倫端始，蕃育人口，上古尤其重視，求「男女及時」，本來不違古禮。孔子「思無邪」之評早把它盡括在內，又何勞後人曲為之解？
只是「詩三百」已經是選本，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雖然由「三千」刪至「三百」的說法不很可信，乃至「詩三百」究竟是否成於孔子也有異議，但孔子總是做了細緻的整理工作，選定的可以說都是永久的詩。而所謂「別裁」，卻兼有選與評的兩層意思，實在口氣大大。其實這本來是出版社老朋友的「命題作文」，但覺一個「別」字之下頗存寬容，既可以盡量表達一己之願，又不必顧到各方面的平衡，因此雖然膽怯，依然用它做了書名。然而終究心存忐忑，因此不能不在這裡更做說明。
請先為「別裁」正名。「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語出杜甫《戲為六絕句》之末首。其言「別」，區別之謂；「裁」，裁而去之也。清人沈德潛作唐詩、明詩、清詩之「別裁系列」，即取義於此。但這裡取得一個「別」字來，則只是用「另外」之意，猶區別於「本傳」之「別傳」，或曰於公共標準之外，「別」存一個自己的標準，說得更明確一點兒，便是「我所喜歡的」。至於「裁」，則連對象也換掉─於《詩》，如何言「裁」？所「裁」者，古人之《詩》評而已，又以串聯其說，而夾進一己之見，此所謂「別裁」，只是借字說話，其實與老杜無干，與「沈前輩」之「別裁」體例不合也。
當然喜歡之下仍然頗有分別。如喜其意，喜其情，喜其敘事，喜歡事與情中的思，又或者事與情中史的分子，也有的只是特別喜歡一首詩中的一句兩句。而沒有錄在這裡的，卻又不能以「不喜歡」概之，一則因為剛剛完成一本《詩經名物新證》，故凡彼處談及者，除〈七月〉一篇之外，此中一律未錄。當然不是藉此機會為推銷做安排，唯一的考慮是避免重複和浪費。二則有不少非常喜歡的詩，在它面前卻是格外躊躇。這躊躇的意思，不大好表達，舉例說，比如《鄭風．蘀兮》：「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今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桑柔〉在說著「既作爾歌」的時候，詩好像是有著裁定是非善惡的判決的力量；而在秋風剪斷生意的一片悲涼中，．〈蘀兮〉說著「倡予和女」的時候，詩又是聯繫自然與人生的最為親切的依憑。對著這樣的詩，不免令人懷疑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了詩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否還能夠真正領悟詩所要告訴人們的東西。此際又不僅僅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便是連「知」也是朦朧的。因此我覺得需要為自己留下更多的思索的餘地，又因此許多列在最初的一份選目中的詩，最後並沒有錄在這裡。則它雖然題作「詩經別裁」，而「別裁」所含之「選」的意義，它其實是沒有的。
說到注釋，更是一件大費躊躇的事，總想不出應該注釋到怎樣的程度為宜，而這「宜」，究竟以誰為標準。後來這標準取了最為近便者，便是本人。以自己的讀《詩》經歷而言，最初讀白文，多半於字義不得其解，於詩意不識其妙，於是想知道古人有什麼樣的意見，而最早的意見又是什麼。如此稍稍涉獵之後，於各異其說的紛紜中才略略有一點兒會心。前面一節說到的幾種著述，可以算作自己的一個基本書目罷，雖然實在不足為訓，但以己度人，或者彼此的感覺不至於相差太遠。因此在注釋中便盡量多援古訓，如毛傳，如鄭箋。雖然鄭玄解詩常常遜於毛公，但有時也很有可喜。比如《邶風．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箋：「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此「古之遺語」，乃至遺語中的一番意思，我們至今也還在用著。而在如此細微處竟也遠遠地可與詩人相通，豈不賴鄭箋之力麼！又朱熹的《詩集傳》取用也多，正如前述，它有簡明通俗之長。而朱子解詩也時有用情處。比如《小雅．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熹曰：「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雖然於詩不必是達詁，卻是於人情見得深透，而我們正要以此情此心讀《詩》才好。三家之外，各家的意見則「裁」不勝裁，而這本書不是「集解」、「集評」的體例，只好大半割愛。當然不見得順我者取，逆我者棄，不過個人的好惡在其中的確占了分量，乃至於注釋的繁與簡，也多以己意斷之，而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別裁」之「別」字下求得坦然。總之，古賢已遠，衷懷幽渺，本不堪強作解人，更不必說一「親風雅」，但總可略存一點心嚮往之的意思吧。
為省便計，書中最常用到的如《毛詩故訓傳》、《毛詩傳箋》、《經典釋文》、《毛詩正義》，均省作「毛傳」、「鄭箋」、「釋文」、「孔疏」。又引用前人之說，僅舉名姓，不錄書名，而在書後附一引用書目，以備檢索。談《詩》的著作，所引之說，均見於原書中的各詩題下，故也不必很煩瑣地一一注明卷數了。
遇安先生曾為這本書的寫作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只是那時候先生太忙，因此常常一起「細論文」的是文友止庵君，最後又承惠以長跋。同室硯友么書儀君也每有中肯的意見。若同春秋引《詩》斷章之例，那麼正該賦〈鹿鳴〉之首章，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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