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大約有四％的人都很瘋狂，都很嚇人，而且都真實存在。但這四％對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就一起來想想下面這些統計數字吧：厭食症盛行率估計佔人口的三‧四三％，這就已經被視為一種流行病，而這個數字還比反社會人格的盛行率還要低。而精神分裂疾患的發生率只佔人口的大約一％，只有反社會人格發生率的四分之一。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說，美國人結腸癌的發生率是每十萬人當中約有四十人，這個數字已經被認為「高到很驚人」，但卻比反社會人格發生率低了一百倍。說得更簡潔一點，我們當中的反社會人格者，比得了厭食症這種廣為人知的病患更多，而反社會人格者的人數是精神分裂病患的四倍，也是已確診結腸癌患者的一百倍。
身為心理醫生，我專門治療受過心理創傷的倖存者。過去二十五年來，我治療了數以百計，每天都過得痛苦不堪的成年人，他們的痛苦都是幼兒期受到虐待，或是過去遭受其他可怕的經歷所造成的。我已經在《精神健全的迷思》（The Myth of Sanity）這本書裡詳細探討過這些病例，那些有心理創傷的病人都遭受很多痛苦折磨，包括慢性焦慮、憂鬱症、精神狀態解離，還有無法忍受自己竟然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當中很多人是在自殺未遂之後來找我的。有些人的創傷是大自然或是人為災難造成，像是地震或戰爭，但大多數都是受到壞人（通常是反社會人格者，有些是有反社會人格的陌生人，但更典型的是有反社會人格的雙親、長輩或是兄弟姊妹）的控制或是心理摧殘。我協助病人和他們的家人處理他們這一生所受到的傷害，以及研究他們的病史時發現，我們之中的反社會人格者造成很深遠的損害，而且很持久，這些損害通常都很致命，而且也很常見。我治療了幾百名倖存者，我現在非常相信，公開且直接地處理跟反社會人格有關的事務，是我們所有人的當務之急。
二十五個人裡面大概就有一個反社會人格者，而所謂的反社會人格者主要就表示他們沒有良心。這種人並不是無法理解好壞之間的分別；而是就算他們理解，也無法限制他們的行為。這種人就算理智上能夠瞭解對錯之間的分別，但在情感上還是無法瞭解，而他們也不會恐懼上帝，但我們這些正常人就會。二十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完全沒有罪惡感或是悔意，而這種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反社會人格在人類社會裡的高發生率，會對我們這些一定得住在這個星球上的正常人造成既深且廣的影響，就算對臨床上並沒有受過創傷的人也會。那四％的人會把我們的人際關係、銀行戶頭、成就、自尊和我們的太平日子毀得一乾二淨。然而，令人跌破眼鏡的是，還是有很多人對這種疾患一無所知，或者就算有所認識，也只會從「暴力型精神病態」（殺人兇手、連續殺人犯、大規模殺戮的兇手〔mass murderer〕）等角度思考，這種人一再犯法，他們如果被抓到就會被關起來，或許還會被我們的法律制度處死。但一般人察覺不到，也分辨不出混在我們裡面的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者，這類人為數更多，但這類人通常不會公然犯法，而法律制度也拿這些人沒辦法。
比方說，我們大多數人不會想到「構思一場種族清洗」和「毫無罪惡感地跟老闆講一個同事的壞話」之間有任何對應關係。但是這二者不僅存在某種心理對應關係；而且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還很令人害怕。這種對應關係很簡單，但也很根本。這二者都欠缺一種我們都有的內在機制：我們做了一個認為是很不道德、很沒倫理、很不顧別人或是很自私的決定時，這個機制會懲罰我們。如果把廚房裡最後一塊蛋糕吃掉，我們多少都會有點罪惡感，而如果是故意，或是很有計畫地去傷害人，那更遑論我們會有什麼感覺。沒有良心的人都屬於同一個族群，不管是愛殺人的暴君，或只是冷酷無情的扒手。
有或沒有良心是一個很根本的劃分，這種劃分比智力、種族或甚至性別的劃分更重要。不僅僅是在社會地位、慾望、智力、嗜血或機會方面上，靠他人勞力過活的反社會人格者、偶爾搶便利商店的人，或是當代「強盜貴族」（robber baron）之間的區別；或者是普通的惡霸，和反社會人格殺人犯之間的區別。這些人跟他人的區別是在心理方面，這些人的心裡有個空洞，這些人沒有良心。
對其他九六％的人來說，良心實在太根本，讓我們很少想到它。大多數情況下，良心的表現就像是反射作用。除非誘惑實在太強大（感謝老天，這種誘惑很少在日常生活裡發生），否則我們絕對不會認真考慮每一個道德問題。我們不會很認真地問我們自己，今天該不該給小孩午餐錢？今天該不該偷同事的公事包？今天該不該拋下配偶一走了之？良心默默地、自動地、持續地為我們決定這些事情，以至於我們無法想像（就算發揮最大的想像力）沒有良心的話，我們要怎麼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因此，如果有人做了一個很沒良心的選擇，我們很自然就會想出完全不正確的解釋：她忘記給小孩午餐錢了。他同事應該是把公事包放錯地方了。她肯定沒辦法跟老公過下去了。或者我們會想出很多標籤解釋別人的反社會行為：他「很怪」、「很有藝術家的氣質」、「真的很愛跟人競爭」、「很懶惰」、「很愚蠢」或是「老是很壞」。除了我們有時候會在電視上看到的精神病態怪物（這些人的行動令人髮指到無法為他們辯解），我們幾乎看不到沒有良心的人，我們對自己和別人的智力都很好奇、連小孩子都能分辨男女、我們會因種族問題開戰。但是，對於可能是劃分人類的最重要特徵──有沒有良心──還是不以為意。
幾乎沒有人──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教育程度有多高──知道「反社會人格」這個詞的意思。而且多半不知道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他們認識的人。而且就算已經瞭解這個詞的意思，大多數人還是無法想像缺乏良心是什麼感覺，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像這種經驗。我們能夠想像完全看不見；能夠想像自己得了憂鬱症；能夠想像自己的認知功能嚴重受損；能夠想像中了樂透彩，或是其他成千上百的極端經驗。我們全都曾經迷失在黑暗裡，全都曾經多少有點憂鬱，全都曾經覺得自己很蠢。大多數人也都想過，如果獲得一筆意外之財的話要怎麼花。而晚上睡覺作夢的時候，我們的念頭和想像就會一發不可收拾。但如果我們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為對社會、朋友、家人、小孩造成什麼影響時，到底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要怎麼看待我們自己？不管我們是醒是睡，我們身上都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指引我們。我們能夠想像到最接近的經驗，就是生理上受到極大的痛苦，以至於我們的思考能力，或行為能力都暫時癱瘓。但就算受到很大的痛苦，罪惡感還是存在。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絕對的無罪感是什麼情況。
良心是個無所不知的嚴格教師，良心為我們的行動定下規則，如果我們違反規則，良心就會施以情感懲罰。我們從來都沒有要求誰給我們良心。良心就是存在著，無時無刻都存在，就像皮膚或是肺臟或是心臟。而且我們也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良心的話，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無罪感是一個很多人都搞不懂的醫療概念。無罪感一點都不像癌症、厭食症、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甚至也不像其他的「性格疾患」（像是自戀），反社會人格似乎有個道德面。大家總是認為反社會人格者很壞或是很殘忍，就連精神衛生方面的專家也這麼認為。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犯罪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海爾（Robert Hare）發展出「精神病態檢核表」（Psychopathy Checklist）。目前全世界的研究人員，或是臨床醫師都拿這個檢核表作為標準診斷工具12。海爾是位冷靜的科學家，關於他的研究對象，他是這麼說的，「每一個人，包括專家在內，都會被這些人欺騙、操縱或是迷得團團轉。厲害的精神病態能夠打動任何一個人的心弦……最佳防禦之道就是好好弄清楚這些掠食者的本性。」13 而賀維‧克勒利（Hervey Cleckley）寫了一本經典教科書，這本書出版於一九四一年，書名是《精神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克勒利對精神病態做出了如下指控：「對精神病態來說，美與醜（除了外表）、善、惡、愛、恐怖與幽默都沒有實質意義，也都無法打動他。」
有人或許會說，「社會病態」、「反社會人格疾患」、「精神病態」都是錯誤的名稱，這些名稱只反映了一些亂七八糟混在一起的概念，而且，把缺乏良心當作精神疾病並沒有說服力。在這點上，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精神疾病（包括自戀在內），都會讓患者產生某種程度的痛苦或哀傷。但反社會人格這種「疾病」卻不會讓患者感到痛苦或不舒服，這種「疾病」不會讓患者在主觀上感到不適。反社會人格者通常都對他們自身和生活很滿意，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們都不積極尋求「治療」。反社會人格者通常只有在法庭交付，或是當病人有好處可撈的情況下，才會接受治療。很少人是為了讓病情好轉才接受。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缺少良心究竟是精神疾患還是法律名稱──還是其他的東西。
反社會人格很怪異，就連經驗豐富的專家也得認輸。反社會人格跟靈魂的概念很接近，跟善惡的概念也很接近，而這種關係會使得我們很難仔細思考這個主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無可避免會變成「他群v.s.我群」（them-versus-us），因此這個問題就會引發科學、道德和政治上的爭議，讓我們一個頭兩個大。我們要如何從科學的角度研究一個顯然是跟道德有關的現象？誰應該得到我們的專業協助，是那些「病人」？還是必須忍受他們的人？既然我們用心理學研究來「診斷」反社會人格，那麼我們應該「測試」誰？在一個自由社會裡，我們應該把所有人都抓來測試看看？而如果有人真的被測出是反社會人格者，社會能夠拿這個資訊怎麼辦？沒有其他疾病會引發這類政治不正確，或專業不正確的問題，而反社會人格（我們都知道反社會人格和「毆打配偶、強暴、連續殺人、好戰」等等行為有密切關係）14 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心理學最後一塊，也是最令人畏懼的處女地。
然而，我們最害怕提起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能否確定地說，反社會人格不會在有反社會人格的人身上運作？反社會人格究竟是一種疾患，還是一種官能症？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良心一定會在有良心的人身上運作嗎？還是說，良心不過是用來封鎖社會大眾的心理柵欄？不管我們會不會大聲說出來，但我們多少都會懷疑，因為千百年來，就算時至今日，許多舉世聞名的人都是沒有道德的人。而在我們當今的文化裡，利用別人已經變成一種流行，而不講良心的商業行徑顯然能夠累積天文數字般的財富。而在個人層面上，大多數人也都可以從他們的生活當中看到許多例子，不講道德的人就能成功，而有良心的人經常看起來就像傻瓜一樣。
到底是惡人有惡報，還是好人沒好報？那些沒有良心的少數人最後會統治這個世界嗎？這些問題反映了本書的一個主要關懷。就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過後，我就想到這個主題，九一一事件讓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深陷於痛苦之中，有些人甚至感到很絕望。我平常是個很樂觀的人，但在那時候，我跟很多心理學家與研究人性的學生一樣，都很害怕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會捲進充滿仇恨的衝突，與冤冤相報的戰爭裡，這樣我們未來幾年都很有得忙了。每當我想要休息或是睡覺時，腦海中不知道從哪裡就會冒出一首已經有三十年歷史的老歌歌詞：「撒旦大笑，張開翅膀。」15 這首歌很有啟示錄的感覺。我用心靈之眼看見撒旦張開了翅膀，笑得很開心。而從殘骸裡飛出來的並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惡靈般的操縱者──這名操縱者利用恐怖分子幹下的好事，點燃全世界的仇恨。
我對這個「反社會人格v.s.良心」的題目很感興趣，所以我打電話跟同事討論。我這個同事是個好人，他平常也很樂觀，很會鼓舞人，但他此刻就跟世人一樣震驚、沮喪。我們討論到一個自殺症狀變得更嚴重的共同病人，顯然是因為美國出了這樣一場大災難（但從那以後，他的病情又有顯著的好轉，真是謝天謝地）。我的同事說他覺得很有罪惡感，因為他覺得自己被撕裂了，所以他能夠給病人的情緒能量沒有以往那麼多。我這個同事是個很關心病人、很有責任感的心理醫生，但他現在被這個事件擊垮，就跟其他人一樣，他覺得很無力。他自我批判到一半，突然停下來，嘆了一口氣，然後用一種很疲憊，完全不像他平時的聲音對我說，「你知道嗎，有時候我會納悶人為什麼要有良心？良心只會讓你吃虧。」
他的問題讓我大吃一驚，因為他平常是個活力充沛、熱情洋溢的人，憤世嫉俗實在不像他的作風。我用另一個問題來回答他，我說，「好吧，伯尼，那你告訴我。如果你有得選的話，我是說如果你真的有得選──當然你是沒得選啦──你會選像你這樣有良心，還是會選當個什麼事情都……呃，做得出來的反社會人格者？」
他考慮了一下然後說：「你是對的，我會選有良心。」
「為什麼？」我強迫他想。
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發出了拖了長長的「嗯……」他最後說道，「你知道嗎，瑪莎，我不知道原因。我只知道我會選有良心。」
或許我是太一廂情願了，不過我覺得伯尼說完這些話之後，他的聲音就有了些許變化。他的聲音聽起來比較沒那麼挫敗，然後我們就開始談某個心理專業組織的計畫，這個組織計畫為紐約和華府的居民提供協助。
在我們談完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一直在思考同事提出來的問題，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要有良心？」還有，伯尼寧可選擇受良心約束，也不願沒有良心。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道德家或是神學家或許能夠給出答案，「因為這是對的」或是「因為我想當個好人」。可是我這位心理醫生朋友竟然沒辦法從心理學的角度給出答案。
我強烈地覺得，我們需要知道心理學方面的理由。特別是在此時此刻，這個世界已經快要毀於全球性的商業騙局、恐怖主義、冤冤相報的戰爭，所以我們需要知道──從心理學的角度──為什麼當個有良心的人，比當個沒有罪惡感或悔意的人好。某種程度來說，這本書就是我的答案，就是身為心理醫生的我，對「為什麼要有良心？」這個問題的回答。為了解答，我先討論沒有良心的人，也就是反社會人格者，探討他們的行為舉止，還有他們的感受。這樣我們就能夠更深入地研究良心的價值，也更能夠發現良心的意義，因為其他九六％的人都擁有會惹惱自己、會讓自己感到痛苦、會約束自己行為（這一點是真的）的良心。接下來，我還會讚揚那個微小的聲音，以及擁有良心的大多數人。這本書是為了那些無法想像其他任何生存方式的人所寫。
我也打算用這本書來警告好人：「反社會人格者就在你身邊」，並且協助他們對付這個問題。身為心理醫生，我已經看過太多生命差點毀於少數沒有良心的人。這些少數人不僅很危險，而且難以辨認。就算他們並沒有使用身體上的暴力──尤其他們又跟我們很熟或是很親近──但他們都擁有足夠的能力毀掉一個人的生活，也都有能力讓整個人類社會變成危險之地。在我看來，沒有良心的人支配其他有良心的人，就是著名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16 所說的「弱者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weak）的一個恐怖例子17。我認為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應該認識這些沒有良心的人，瞭解他們的日常行為舉止是什麼樣子，才能夠辨識，而且也能夠好好對付這些沒有道德而又殘忍無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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