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
吳乃德
這是臺灣三個不同世代試圖創造民主的歷史。歷史不是他鄉，我們到此一遊只為了滿足好奇。歷史記錄我們如何共同從過去走到現在；歷史也提供我們想像和啟發，如何共同從現在走向未來。這些故事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是社區認同的重要基礎。
民主運動是一齣道德劇。我們凝視前人的成就和限制，從中領悟我們具有的潛力，以及或可能超越的限制。我們也從中體認：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並非歷史的必然。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或災難，主要來自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人的辛勤、或人的愚昧。這樣的體認讓我們不致對自己失去信心，也不敢對未來加以輕忽。
民主運動是人試圖成為自己的主宰，並依其理念重構社會的奮鬥。追求自主首先必須免於壓迫，不論壓迫是來自外來殖民者、本土獨裁者，或是自己內心。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一波民主運動是臺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啟蒙運動。臺灣人透過殖民者，睜開了眼睛，認識了世界。正如大多數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當時的臺灣人普遍熱烈地追求知識，渴望教育；試圖瞭解這個世界，也瞭解自己。第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六百萬的臺灣人中已經有近五萬人畢業於日本的大學。
追求「現代性」成為當時臺灣人的熱潮。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自覺和自主。包括對世界好奇，對自己的判斷自信，懷疑教條、反叛權威，對自己的信念和行為負責，為過去的古典啟發、卻同時獻身於偉大的未來，對自己的人性感到驕傲，體認身為創造者所具有的藝術力量，確信自身對自然的理解力和控制力」。
以啟蒙為目標，第一波民主運動希望擺脫的不只是殖民者的壓迫體制，也是內心的偏見和無知。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中，現代世界的知識，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被傳授，現代世界的藝術活動被學習，現代世界的愛情觀、女性地位被討論，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被爭辯。反殖民運動的參與者嘗試當代所有的思想藥方，不過卻沒有機會完成其中任何一項。隨著殖民者戰敗、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也結束。
殖民者離開臺灣之後，臺灣人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他們首先面對二二八的血腥屠殺。反殖民運動的領導人，部分人先前即已逝世，如蔣渭水、林幼春、楊吉臣、王敏川、賴和、蔡惠如等。他們因此未能體驗祖國的真實面貌，也未能啟示後代此種艱難時刻應如何自處。部分人選擇依附新的政權。部分人則流亡海外，如林獻堂、李應章、石煥長、王萬得、蔡阿信等。部分人選擇在故鄉中自我放逐，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如連溫卿、林呈祿、陳逢源、蔡式穀、葉榮鐘、邱德金等。可是也有部分人繼續奮鬥，在第二波民主運動中重新站上歷史舞臺。
第二波民主運動初期以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和前一波的反殖民民主運動相較，這一波民主運動的思想格局顯得局限。先前熱烈討論的現代性諸面向，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的、思想的、宗教的、性別的，如今都不復見。運動的唯一目標和思想，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然而運動也因此更統一，目標更聚焦。而且，更為直接面對強權，因此也需要更大的勇氣。
在這一波運動的後期，外省籍自由主義者開始超越以言論批判威權獨裁。他們和具有社會基礎的本土菁英結合，試圖成立反對黨。本省人和外省人結合，以行動挑戰獨裁體制，試圖促成民主在臺灣出現。在二二八所造成的強烈族群敵意中，他們的結合為臺灣政治帶來新的想像，雖然他們心中仍有疑慮，雙方的認同也有所差異。
運動中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延續。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之後，他們試圖在新領域做最後的嘗試。運動中的本土菁英則多為反殖民運動的延續。他們試圖在新政權、新殖民主義下，重新啟動追求平等和自主的抗爭。中國歷史和臺灣歷史，共同匯流成這個運動。可惜最後的嘗試和最後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兩群人在生命後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
行動雖然失敗，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在那樣的時代中，如果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言論，如今回顧歷史我們必然感到羞慚。
他們的遺囑終在新一代人手中完成。戰後出生和成長的一代，成為第三波民主運動的主力和支持者。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創辦雜誌，以言論批判威權體制。他們也透過選舉擴充社會基礎，建立號召人民的反抗中心。也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遭受獨裁者的壓迫。壓迫上一波民主運動的獨裁者，其兒子如今以更嚴厲的方式、更大的規模，壓制這一波民主運動。所有運動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都遭受逮捕和嚴峻的處罰；大多數的民主運動者失去自由，有人則失去母親和女兒。
然而，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鎮壓並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壓制無效，獨裁政權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只能讓步。結局是，臺灣人終於獲得將近一百年的追求：民主、平等、自主和尊嚴。
這正是臺灣民主化最重要的啟示：人民對民主的堅持、前仆後繼，終於逼迫獨裁者做出民主妥協。認為臺灣民主由蔣經國所推動，這位長達三十年白色恐怖期間實際負責情治系統的獨裁者，曾經嚴厲鎮壓民主運動的獨裁者，這是對臺灣歷史的最大誤解、最大扭曲。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上一代的我們、曾經在同一土地上生存、工作的先人，他們的憧憬、無畏、局限和困頓，至今都仍然和我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牽連。
牛津大學一位政治哲學家曾經用《小王子》的故事，討論我們情感所認同的對象是否必須具備獨特性。小王子有一盆玫瑰花，他非常得意，也非常喜歡。有一天小王子經過一個花園，看到滿園的千朵玫瑰；和它們相較，他的玫瑰並不特別突出，於是小王子傷心流淚。狐狸要他回家去，好好仔細端詳他的玫瑰。小王子依照狐狸的建議，也終於領悟，向滿園的玫瑰說：
你們很漂亮，可是你們卻是空虛的。沒有人願意為你犧牲生命。我的花看起來和你們一模一樣，可是她是我灌溉的，她是我放在花盆中保護的，她身上的蟲也是我除的。我聽過她的哀怨，我也聽過她的驕傲；有時候我甚至聆聽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臺灣之所以獨特，是因為眾多和我們有所連結的先人，他們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記憶。臺灣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我們今天對它的灌溉。
第一章◉
意外的反叛者
吳乃德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三點，臺北市成都路的「新蓬萊公共食堂」，聚集將近七十位「黨外人士」。聚會由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楊基振、高玉樹、石錫勳、余登發等人具名邀請；這些人都是臺灣各地知名的本省籍政治人物。當天出席的許多人都參加了一個月前舉行的縣市長和省議員選舉。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舞弊，以及選舉法規的不公。
不過當天聚會的焦點人物卻是雷震，一位外省人。雷震曾經是蔣介石的親信，一度非常接近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可是最近幾年，他的《自由中國》雜誌卻集結一群外省籍知識分子，不但鼓吹民主與人權理念，還正面批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獨裁、違反民主、侵犯人權。除了雷震，當天參加集會的外省籍人士還有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等。這是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本省籍政治人物的首度大規模正式集會。
雷震之前和黨外人士即有過個別的接觸。不過，這次聚會卻是以他為中心的外省知識分子，和本省黨外人士第一次的公開、大規模集結。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在先前幾年不斷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違反民主、侵犯人權，不過一直為國民黨當局所容忍。如今，有論述能力的外省知識分子竟然和有社會基礎的本土政治人物相結合，國民黨會繼續容忍嗎？蔣介石會用什麼手段來處置這項大膽的行動？
在現代臺灣的第一波民主運動中，這一天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血腥的二二八事件仍然只是十年前的事；本省人記憶猶新，傷口仍舊鮮明。往後的四十年，這個創傷和劇痛持續影響臺灣政治，也在社會領域中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築起巨大的鴻溝；鴻溝的一邊是敵意，另一邊則是疑慮。許多年輕人的愛情和婚姻，因為無法跨越鴻溝而成為悲劇。這一天的聚會，象徵兩個族群其實分享著相同的夢想，也願意攜手共同追求夢想。可惜這個對臺灣族群關係有深遠影響的運動，只如曇花短暫開在黑暗政治的夜晚。
雷震這一天的日記除了平實地記載聚會活動，沒有任何感言，也沒有透露任何興奮。對他而言，今天只是促進臺灣民主的無數個日子中，極為平凡的一天。不過，十多年之後雷震在接受陳鼓應的訪談中，在提到組織新黨的時候，卻特別提到了這天的聚會。雷震回憶，雖然他的一些外省籍同志對於和本省人結合懷有疑慮，他仍認為這是正常而必要的步驟。如往常般的這一天，卻是雷震走入監獄的第一步。三年之後，雷震被他的老上司蔣介石逮捕，被關了整整十年。這個剛出現不久的民主運動也隨之結束。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衝突和內戰中，大多數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只能選擇和國民黨站在同一邊。傾向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並不喜歡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作風，可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條和絕對權威卻更為可怕。當時蘇聯史達林的暴政已經進行二十多年，他們大多認識到未來共產黨執政對國家可能造成的傷害。風行一時的《觀察》週刊創辦人兼總編輯儲安平，於一九四七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儲安平曾經在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是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學生，也是那個世代中國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後來在共產黨執政下，他的命運正如自己所預言；因說真話而受盡折磨之後，終於走上自盡之途。
殷海光在一九四五年的著作《光明前之黑暗》也說，「若共黨一旦掌握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一民主自由，只有一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一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這個觀察。相較之下，國民黨仍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以容忍、期待、甚至依附的對象。
另一方面，蔣介石對他們也禮遇有加。爭取具有社會聲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直是蔣介石政治計畫中重要的一環。蔣介石平常就特意結交自由派學者。一九四八年底北京地區被共產黨軍隊包圍，他還派遣專機將陷在北平的胡適、陳寅恪、錢思亮、張佛泉等人接到南方。
國民黨需要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許只是為了裝扮門面；可是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批判，卻毫不留情。早在北伐期間，中共的農村宣傳部隊就提出「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瞿秋白在一九二三年根據共產主義理論說，「知識分子依靠生產的剩餘價值而生存」。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不只是社會寄生蟲，甚至是靠勞工階級的血汗勞動成果維生。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篇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指名胡適、傅斯年、錢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控制的知識分子。不過，相較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列寧以「民族的大便」來稱呼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派學者的批判至少還有一點理論性，至少還符合教條。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共產黨的軍事進逼下，國民黨節節敗退。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認為國民黨可以守住半壁江山。他們認為當時亟需迫切進行的是團結所有的民主力量，不分黨派共同對付共同的敵人中國共產黨。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因此在上海構思這個自由中國運動，企劃成立「自由中國大同盟」，團結所有反共團體。同年三月，雷震、許孝炎、王世杰、杭立武、俞大維又在臺大校長傅斯年在臺北的家中聚會。
傅斯年是近代中國最受尊敬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參與五四運動，後來遊學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接掌北京大學之前，曾經短暫代理校長。他除了學問淵博，也以敢言著稱，曾公開嚴詞批判孔祥熙和宋子文等「皇親國戚」誤國。他一九四七年的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更是膾炙人口，多家報紙轉載。不過，蔣介石還是讓他接掌臺灣大學。他或許也是胡適的朋友圈中，唯一常對胡適說逆耳忠言的人。
在傅斯年家裡聚會的十天之後，剛從南京回來的省主席陳誠將軍對傅斯年說，「南京完了，臺灣怎麼辦？」傅斯年回答說，「先求安定。」「要求安定，需先肅清共諜。」陳誠說，「共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臺大和師範大學。是不是先從這兩個地方清除？」傅斯年立即答應，不過提出三個原則：要快、要徹底、不能流血。第二天，傅斯年、陳誠、彭孟緝三人在主席辦公室指揮、守候。這天總共逮捕學生五百多人，其中三十多人移送軍法審判。這就是著名的「四六事件」。
這次聚會不到兩年之後，傅斯年在省議會答詢途中因腦溢血逝世。殷海光如此形容他的品格：
在這知識界大崩潰之中，畢竟有少數書生，穿破藍布長衫，戴近視眼鏡……忍受貧困，甘耐寂寞。假若說國家還有命脈值得維護的話，這便是國家底命脈。孟真先生是這類書生底代表人物。……在這始終一貫的精神和事業中的孟真先生……總象徵一個原則，總象徵一個理想……他象徵著反極權反奴隸的自由主義的精神。……孟真先生之死，固然使我們書生倍覺孤單淒涼。
許孝炎則是《香港時報》董事長，也是國民黨在香港對敵政治作戰的指揮官。王世杰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雷震曾經在他手下工作多次。王在大陸時期曾任外交部長；這次會議的隔年又出任總統府祕書長，後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杭立武是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當時是教育部長。
俞大維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入柏林大學；留德期間曾在愛因斯坦主編的數學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俞大維對日抗戰期間進入軍中服務。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孫女，傅斯年則是他妹夫。聚會當時俞大維擔任交通部長，數年後他在臺灣出任國防部長長達十年。雷震被逮捕的時候，他正擔任國防部長。警備總司令黃杰將逮捕雷震的案情輪流知會各部首長，只有俞大維當面對黃杰表達對逮捕雷震的不滿。
這幾位受過西方教育的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當天就在傅斯年的家裡決議，共同構築對抗共產黨的思想防線。他們決定組織「自由中國社」，出版刊物和報紙；他們同時也決議請胡適撰寫雜誌社的宗旨。此時胡適已經受蔣介石任命從上海搭船到美國，幫助國民政府從事對美國的遊說工作。不過，胡適在橫渡太平洋的船上，倒是寫下了自由中國社的宗旨，抵達夏威夷之後立即寄給了雷震。一個月後，雷震到浙江溪口鎮拜見已經辭去總統職務的蔣介石，向他報告自由中國社的組織構想及出版計畫。蔣介石同意了他們的計畫，也允諾提供經費贊助。
雷震和蔣介石有長久的淵源。雷震在一九三八年曾經出任「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設計委員，委員長是蔣介石。同年，國民參政會成立下屬機構「川康建設期成會」，蔣介石任會長，雷震任祕書。後來「川康會」改組為「經濟建設策進會」，蔣仍任會長，雷震仍任祕書。蔣介石不可能同時介入這麼多機關和組織，雷震因此負起充當蔣介石代表及幫手的責任。推動《自由中國》雜誌的當時，雷震的職位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可算是國民黨政權中政府部門的核心成員；他的妻子宋英女士則為監察委員。
和當時眾多的中國青年一樣，雷震在年輕的時候選擇到鄰國日本留學。他於一九一七年在日本讀書的時候，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介紹入黨，並於一九二三年進入京都大學政治系。河上肇當時就在該系任教。河上肇是當代日本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雷震在一九二六年畢業後進入研究所，不過並沒有選擇這位聞名的左派學者當指導教授。雷震的日本留學背景後來成為他和本土菁英結合的一大助力。當時臺灣的本土菁英多成長、受教育於日治時期，中文不甚流利。雷震經常使用日文和他們交談。
胡適則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由於胡適的聲望和影響力，以及他堅定的民主信念，《自由中國》雜誌創辦的頭三年都以胡適為發行人，雖然當時胡適居住在美國。雷震也一直希望胡適能領導臺灣的民主改革。這個不切實際的期待，後來導致《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們和雷震家屬，對胡適的極度不諒解。雷震被逮捕後，殷海光甚至拒絕和胡適見面。
雖然胡適對文學懷有甚大的熱情，而且將自己定位為學者，可是卻一生都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他於一九○六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就讀。中國公學在該年年初才成立；是日本的中國學生抗議日本政府歧視中國學生，集體回國之後所創辦的學校。當時胡適只是十五歲的少年，而他的同學卻多為二十歲、甚至三十歲的成年人，而且許多是曾經出國留學、見多識廣的人。胡適和這些大人們朝夕相處，自然比別人早熟。
可是對胡適一生影響最大的，或許是這個學校濃厚的政治氣氛。根據胡適後來所寫的校史，這個學校當時幾乎是「革命運動的機關」。他的同學有一些因為革命而喪生，如饒可權列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教員之中有宋耀如（宋慶齡、宋美齡的父親）是孫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和老革命黨員于右任。中國公學的學生宿舍常常是革命黨人的旅館。章炳麟出獄後，即住在這裡。戴天仇也曾經住過。陳其美也時時往這裡來。政治動盪和國家危機本就讓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關心國事。胡適處在這樣的氣氛中，又有這樣的同學，要他不關心政治更難。後來胡適在一九二八到三○年間當了他這個母校的校長。
胡適在美國唸書期間，也是到處做政治演講，對課業不太專心。他一九一七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之後，立即加入《新青年》；該雜誌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所創辦，是當時最重要的思想性刊物。一九二○年胡適領銜和蔣夢麟、李大釗等人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廢除侵害人權的措施，同時宣示「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自由的出現」。《新青年》於一九一九年遷到上海之後，內部出現歧異。胡適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和丁文江創辦《努力週報》，成員包括蔡元培、顧頡剛、徐志摩、蔣夢麟等。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首次集結。週報於次年停刊。
詩人徐志摩等人於一九二七年創辦《新月》雜誌，搬到上海定居的胡適又積極投入。《新月》的同仁仿效英國社會改革知識分子費邊社，每週聚會討論時局，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專長提出報告。這個討論會網羅了當時文化學術界的菁英，除了胡適和徐志摩之外，還有羅隆基、梁實秋、潘光旦、聞一多、沈從文、葉公超、張嘉璈等三十人左右。這些新月的成員多曾在西方菁英學府接受教育，六位在哥倫比亞大學、四位在哈佛大學、六位在芝加哥大學，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各兩位。
受到九一八事變的刺激，蔣廷黻在一九三二年邀集北京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推動創辦《獨立評論》，胡適成為大家公推的主編人選。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停刊，這個雜誌的作者群網羅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和學術菁英，發行量超過一萬三千份，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刊物。停刊之前，隨著政治局勢的日趨緊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日趨明顯，雜誌社的許多同仁進入政界服務，其中胡適也於一九三八年被任命為駐美大使。
後來當國民政府大勢將去之際，蔣廷黻成為組織新政黨的倡議者。蔣廷黻因信奉基督長老教會的機緣，十六歲的時候在大清王朝崩潰之亂局中，到美國密蘇里進入提供半工半讀機會的高中。該校的英語課本是蘇格蘭民族主義作家司考特（W. Scott）的名著《撒克遜劫後英雄傳》（Ivanhoe）；四年的拉丁文課程則是閱讀凱撒和西塞羅的作品。大學畢業後，他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服務團前往法國，為中國政府派遣至歐洲支援大戰的中國勞工服務。該團另外一位成員是耶魯大學畢業的晏陽初；他後來在中國推行平民教育運動，靈感即得自這段在法國的服務經驗。蔣廷黻回到美國之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大約有一百五十人。蔣廷黻後來轉到政治系，畢業的學位則是歷史學博士。回國後在南開大學執教，後轉到清華大學。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兼行政院長的時候，邀請他擔任政務處長，總管政策分析和顧問。次年蔣廷黻出任駐蘇聯大使，一九四九年後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團長，一九六二至六五年任駐美代表。
因為胡適在知識界和全國的聲望，他成了國民黨內各政治勢力極欲討好、交結的對象。不只胡漢民、戴季陶、宋子文等人主動結交，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人也積極和他來往。甚至汪精衛都曾和胡適有過交往。胡適於一九三二年和蔣介石第一次見面，隨後又受邀到蔣的寓所吃了幾次飯，談論教育體制和學風的問題。胡適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關係尤其密切；《新月》雜誌受到政治打壓的時候，胡適都請宋子文出面解決。
在雷震等人決定籌辦自由中國社以團結中國民主力量之後不久，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全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不過國民黨此時仍控制西南及沿海地區，雷震也在廈門協助湯恩伯將軍防守該地區。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當天，雷震在廈門召集警備司令部、商會、參議會共同會商貨幣兌換規則。一週後，蔣介石和蔣經國從基隆搭船至廈門，雷震上船晉見，同時向蔣介石提出防守廈門的政策性建議。兩週後廈門失守，雷震搭船抵達臺灣和家人會合。上岸第二天，蔣介石即約他晚餐，聽取廈門失守的報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雷震抵達臺灣不到一週，他立刻邀集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張佛泉等人聚會，討論《自由中國》雜誌的出版計畫。陳雪屏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就讀，大陸淪陷之前曾代理教育部長，當時是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毛子水數學系出身，卻成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當時是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張佛泉則是近代中國最有系統的人權理論家，他討論人權的專書《自由與人權》出版於一九五五年，到今天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佳作。張佛泉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回國之後，受胡適邀請到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策劃雜誌的當時，他在國立編譯館擔任編輯，後來到東吳大學、東海大學任教。雷震被捕之後，他離開臺灣到哈佛大學當研究員，然後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終身沒有再回到臺灣。
他們當天的聚會當場決議次月（十一月）十五日出刊《自由中國》雜誌；開辦費五千元中，教育部分攤三千元、空軍總部一千元，另外一千元由雷震籌措。而教育部長杭立武數天前，也曾當面答應雷震補助美金四百元。第二天清晨，雷震上陽明山出席「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會議，因為蔣介石沒有出席，由雷震代理蔣介石擔任會議主席。
雷震這個時候非常忙碌。不但政治工作繁重，和政府高官及軍事將領的社交應酬也不可免。他這一年的舊曆年，一天的功夫居然走了三十餘家拜年。不過他仍然積極準備《自由中國》雜誌的出刊。創刊號在十一月二十日順利出版。創刊號的內容清楚地顯示這是一份政府支持的反共抗俄宣傳刊物。
首頁是由胡適執筆的〈自由中國的宗旨〉：
共產黨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澈底的愚民政治……我們的宗旨……第一要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抵抗極權政治。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次頁的發刊詞則集中論述「反共抗俄」的重要性。
創刊號所有的文章也都呼應反共抗俄的主題。胡適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批判共產極權主義的領袖崇拜、政黨控制政府、狂熱國家主義、壓制反對派等。傅斯年的〈自由與平等〉，批判以平等為號召的共產主義，其社會根本就沒有平等。雷震的〈獨裁、殘暴、反人性的共產黨〉指出，「共黨一日不倒，則自由必一日不能獲致，我們要自由，必與共黨勢不兩立。」而殷海光的〈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則指出，「蘇俄共產黨不只限制思想自由，更嚴重的是它控制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讓人民接受其控制而不覺」，而「中國共產黨則一步一趨地步其後塵」。除了這些論述之外，創刊號亦登出兩篇報導。一篇關於周恩來的弟媳婦因地主家庭背景而受到殘酷的鬥爭和凌虐；另一篇是關於嚮往自由生活而投誠美國的蘇俄軍官。雜誌反共抗俄的方向，此後一直沒有改變。
雷震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中，也緊緊盯住雜誌的運作和發行。出刊初期，殷海光和戴杜衡曾經因為事忙連續兩次沒有出席編輯會議，雷震便專程到他們家拜訪，瞭解缺席的原因。他也經常利用其社會關係和政治職務之便，到處推銷雜誌，並為雜誌募款。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將軍，即通令旗下各單位訂購。海軍從第二期開始也訂購三百份。後來被雷震募款的人，甚至包括避居香港的上海黑道大亨杜月笙和臺灣企業家許丙。他募款的單位則包括中央信託局、臺糖、臺灣銀行、和鐵路局等。在雜誌出刊期間，有好幾年雷震都幫忙校對、親自跑印刷廠。政府高官辦雜誌，自己親自校對、跑印刷廠，在今天這是無法想像的事。
除了邀稿、校對、跑印刷廠、推銷雜誌、募款之外，雷震也得經常為雜誌的財務煩惱。後來加入雜誌社的傅正，有一次看到雷震為了周轉，到處打電話拜託吳三連、端木愷、李賜卿等人。「以雷公今天在社會上的地位，只不過為了區區十萬元，便不得不跟朋友說好話，求人家幫助」，「那情形，叫我在一旁看了，實在免不掉替雷公難過。」
除了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提供經費贊助雜誌，軍隊也集體訂閱。省政府甚至特別撥一棟新蓋好的房子給雜誌社。不過，雷震去看了之後，覺得太偏遠沒有接受。這些都顯示它雖然不是官方媒體，卻是「體制內」的媒體。而且，雜誌的推動者和靈魂人物更是國民黨政權中的權力核心人物。然而歷史發展卻充滿了意外，這個刊物後來成為臺灣民主運動的先聲。
這份雜誌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民主派所自動構築的反共思想防線。他們在「體制內」發動這項工作，或許是因為他們誤解了蔣介石的政治傾向，或許是對蔣介石的民主立場仍存幻想。當蔣介石因權力日漸鞏固而顯露其真正政治傾向之後，雙方的衝突也就無法避免。而雜誌的靈魂人物也從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成為蔣介石的階下囚。
《自由中國》雜誌創刊的編輯委員包括毛子水、王聿修、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羅鴻詔、崔書琴、李中直、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戴杜衡、申思聰、金承藝、瞿荊洲、黃中。其中比較異類的是崔書琴。崔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撰寫的《三民主義新論》對孫中山的想法亦步亦趨，難以看出其學術訓練。該書討論民族主義的水平，也遠遠不如清朝末年的思想啟蒙者梁啟超。崔是經由胡適的推薦而成為編輯委員。不久之後，他擔任一個奇怪的職務：國民黨改造委員、兼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崔書琴擔任改造委員的消息發表之後，雷震在日記中說，崔書琴以前「覺臺灣不可靠而趕緊搬到香港，寫文章不願意出真名，不獨無膽量，簡直是一自私自利之徒」。更奇妙的是，他一年多之後出版了《叛國種子》（Seeds of Treason）的中譯；該書是美國右派新聞記者，對喧騰一時的國務院官員希斯（Alger Hiss）間諜案的報導。崔書琴在書末的「補白」中摘錄《中央日報》〈自由主義者的下場〉：「希望其能利用鐵窗生活，寫一回憶錄，使天下『自由主義者』得引為鑒戒。」再過幾年之後，他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訪問美國，四處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辯護。
相較之下，其他的編輯委員似乎比較合理，也多為當時的知識菁英。許冠三是歷史學者。他在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所發表的〈民主中國的障礙在那裡？〉，質疑民主是否需要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預告了後來歐美社會科學界對民主政治先決條件的爭論。美國政治社會學大師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將經濟發展視為民主必要條件的經典論文〈民主的社會要件〉（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大約十年之後才出現；社會科學界對這個理論的挑戰則是三十年之後，論點和許冠三類似。
羅鴻詔是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畢業論文是關於康德的哲學。回國後曾任中山大學、金陵大學、暨南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任職於「軍事委員會」的時候和雷震相識。他隻身來臺，於一九五六年去世，是《自由中國》雜誌同仁中最早去世的人。夏道平為他寫的紀念文章中說，羅鴻詔在政府工作期間，因拒絕參加「中央訓練團」的集訓，憤而辭職。中央訓練團類似後來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目標在統一高級公務員的思想、培養對領袖的效忠。夏道平說，這「不過是他表現自尊心的一個例子。有自尊心的人，才配受人尊敬」。雷震出獄後買下一塊墓園，將羅鴻詔和殷海光的骨灰都移到這裡，同時也在旁邊給自己預留一個位子。戴杜衡曾經就讀上海復旦大學，是雜誌社的重要寫手。他在南京的時候和殷海光同事，都是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的主筆。
夏道平是武漢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在國民參政會任職期間結識雷震。他是自由經濟論者，後來翻譯了自由經濟大師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著作。《自由中國》發行的二四九期中總共有四二九篇社論，其中三分之一為他所寫。他的文章不但數量多，主題也廣。第一次造成雜誌社和國民黨緊張關係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即是他的手筆。他在《自由中國》的文章並不限於經濟議題。在分析臺灣族群問題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美國革命宣傳家潘因（Thomas Paine）的話，「除非是由於政治制度上的錯誤，否則人和人不會成為敵人」，指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敵意乃是獨裁統治所造成。
他的文章經常以平淡的文字，帶領讀者從高遠之處檢視當前的問題。他的好朋友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管公度過世的時候，夏道平這樣寫他：
他有清晰的頭腦，有狷介的風格。這兩點正是今日臺灣知名之士所最缺乏、所最需要的。臺灣今日多的是腦筋不清楚而脊椎軟化了的人物。……我敬佩他無論是在公的場合或私的場合，從來不說一句言不由衷的話，從來不說一句他自己所不相信的話。……請莫看輕這一點。
我們不得不更痛哭的，是學術界現在活著的人……一樣地在生活掙扎中不能安心他的學術工作，一樣地對現實政治滿懷悲憤而不能安心學術工作，學術界的損失，又豈只是瘦桐先生之一死而已。
他不只用雋永的文字來觀察、來呈現他所處的時代，不只用尖銳的文字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提出批判，當需要行動的時候，他義無反顧，以平常心參與行動，雖然他一點都不像群眾運動家，更不像革命家。幾年之後，雷震和本省籍地方政治人物合作組織新黨，在雜誌社同仁中，只有夏道平和後來加入的傅正比較積極。
我在學生時代有幸和夏道平見過面，那時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早已成為歷史。他的話不多，只是安靜地吃飯，偶而以溫暖的微笑回覆我們這些大學生的胡言亂語。當時從主人口中知道，「夏先生是自由中國雜誌社的一員」；好幾年後方知他在雜誌中的重量。也是好幾年之後，見過許多政治人物，方知他的涵養。也就在撰寫本書的時候，方知他在臺灣歷史中的重量。以他的涵養，對自己在歷史中被嚴重低估，我確信他不會在意。
雜誌社的成員中，最為後人記憶的人物，除了雷震之外應屬殷海光。許冠三說，他和殷海光在雜誌社初期都不是很熱衷，對雷震的印象也不是很好。可是在後期，殷海光成為雜誌的臺柱。因為積極的投入，讓殷海光成為國民黨亟欲打壓的對象；而他的不屈則讓他成為高壓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典範。
殷海光生於一九一九年。他們一家似乎都遺傳著反叛的基因。他的伯父殷子衡在清末和熊十力一起參加革命團體「日知會」，曾經和九名同志被清政府逮捕，遭受嚴厲刑求。在美國傳教士干預之下，終倖免於被砍頭。因為伯父和熊十力的這段同志關係，後來殷海光的父親殷子平在最困苦的時候，困苦到「每日必遭愚婦侮，多時怕聽病兒聲」，經常受到熊十力從上海寄來的接濟。殷海光的三弟殷浩生，在一九五七年因為對土改和人民公社提出反對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當時他是中學老師。當他被綁在臺上接受學生群眾鬥爭的時候，其他人都被迫下跪，只有他的三弟昂然挺立，大喊「不跪」！在同事的拳打腳踢下，他在臺上昏倒。一九七三年，殷浩生因為拒絕為公社黨書記撰寫歌功頌德文字，而上吊自殺。兄弟兩人都有威武不屈的個性，也都因為這樣的個性而分別在敵對的政權底下，受盡折磨。
殷海光於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後考進清華哲學研究所。一九四四年他響應政府號召，參加青年軍對日抗戰。一九四五年隨軍派往印度八個月，日本投降後返回中國。回國不久，即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光明前之黑暗》。殷海光在書中說，「我們不要東倒西歪，最可靠的辦法只有聽委員長的話，擁護他的政策，跟著他埋頭苦幹，國家才有出路。」這幾句話讓後來加入《自由中國》雜誌的馬之驌，認為殷海光早期是法西斯式的國民黨忠貞分子。殷海光這本著作中其實有更多文字可以支持馬之驌的評語。例如他建議政府做的四項工作中，第三項是「立即逮捕製造暴亂背叛國家及一切非法活動擾亂治安之暴徒」。第四項是「嚴格檢舉妨害國家並觸犯法紀之言論。其妨害邦交，或侮辱正式外交使節者，尤應注意」。
如果因此而將早期殷海光視為忠黨愛國的法西斯，或許太過武斷。《光明前之黑暗》絕大多數的文字都是在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反民主劣跡，以及它可能為中國帶來的巨大禍害。這本書讓人比較感受到的是一個崇尚自由與民主的愛國青年，面對艱困時局的反省。（殷海光寫這本書的時候，即將滿二十五歲，和那個時代許多青年同樣早熟。）書中寫道：
八年以來，我們底苦難已經受夠了，我們底淚已經流乾了。我們像一葉飄萍，隨著戰爭底浪潮，飄到東，流到西。我懷念著故鄉，我愛那煙波微茫裡的魚舟，我愛赤壁頂上的明月。我更愛北國的原野，在那無邊無際的平原上住著純厚的祖國同胞。故鄉底荒煙蔓草，古柳殘湖，北海冰陵上的滑翔，夕陽西照裡的秋山紅葉，更浮現在我清柔的夢裡。
可是，由於共產黨的作亂，「一切美麗的希望，化為泡影。」「證諸中國共產黨以往的歷史，並且就中國共產黨底個性來考察，它絕不能與人和平相處，不要說不能與黨外的人和平相處，同黨內也不能和平相處，一個什麼『路線』來了，動輒互相殘害，死人千萬。」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的表現，更是證明了殷海光的遠見。而這樣的遠見卻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所欠缺的，或不願承認的。
不過，馬之驌說殷海光因為這本書而受到蔣介石賞識，可能距離事實不遠。次年殷海光即由唐守謙、張道藩介紹加入國民黨，然後由陶希聖推薦進入《中央日報》當主筆。殷海光雖然號召擁護蔣介石，卻非死忠的追隨者、更非投機分子。進入《中央日報》後，他寫了一篇對國民黨當權派猛烈攻擊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
國家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裡呢？希望又在哪裡呢？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著私人政治關係而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特權豪強如故。……目前少數人這樣享受一切特權，生活驕奓淫逸……而卻完全要窮苦的老百姓抽丁納糧，如何使人心平氣服？如何不使反對者有所藉口？
這篇社論在當時立即造成轟動。
殷海光一九四九年跟隨《中央日報》到臺灣，仍然擔任主筆，並主編《中央日報青年週刊》。同年八月他離開《中央日報》，在臺灣大學當講師，並參加《自由中國》雜誌社的編輯委員會。
這群和國民黨有極深淵源的編輯委員，就在國民黨權力核心分子的領頭下，樂觀地出發了。雜誌確實為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帶來興奮和期待。雜誌的發行人不但是近代中國聲望最高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最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一九三五年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胡適的許多知識分子朋友都對民主失去了信心，認為當時的中國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只能以獨裁專制來救國。胡適是非常少數仍然信奉民主的人，雖然他的論述稍嫌膚淺。雜誌社的社長雷震則是政府權力核心的人物。這樣的組合如何能不讓人期待？不讓人興奮？
可是隨著蔣介石父子在臺灣的權力日漸鞏固，沒有其他政治勢力足以牽制其法西斯獨裁的時候，《自由中國》和蔣介石父子必然產生衝突。這群國民黨自由主義者宣揚的理念是多元民主，而蔣介石所亟欲建立的卻是獨裁的黨國體制。除了反共之外，兩者不只毫無交集，衝突甚至不可避免。而且，衝突在極短時間內就來到。以雷震和蔣介石的關係，以及他在黨內的資歷，雷震原先並沒有獻身受難的想法。後來被蔣介石關在監獄的時候，雷震想到前一年本省籍黨外人士的聚會，他在日記中回憶：「三年之前……我亦參加，以後即未參加。我常常有個想法，僅僅辦雜誌，國民黨可能不來干涉。如果參加組織，不論什麼組織，他們要干涉阻止，故參加他們頭一次會，以後……我就未參加。去年他們要我參加，我覺臺灣地方選舉，辦得甚糟，而執政黨與國民黨則領導舞弊，我乃參加選舉改進會，進而籌組中國民主黨。」
這是政治運動的邏輯。既然興了風，也吹動了浪，當浪潮得到社會的呼應而擴大，坐在浪頭上的人勢必乘浪前進，否則無法心安。而且政治人物總是不斷在環境的變化中成長。雷震並非如熱情的革命家投入政治，殷海光甚至認為他是「典型的國民黨人」。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都只是平凡、正直的人。他們都不是狂烈的革命分子，他們只是忠於自己。也因忠於自己，雷震從蔣介石的親信成為他的囚犯；從國民黨的資深黨員，成為它的反叛者。雖然當初雷震沒有想到，事後也極不願意，可是卻似乎是必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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