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
吳乃德
這是臺灣三個不同世代試圖創造民主的歷史。歷史不是他鄉，我們到此一遊只為了滿足好奇。歷史記錄我們如何共同從過去走到現在；歷史也提供我們想像和啟發，如何共同從現在走向未來。這些故事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是社區認同的重要基礎。
民主運動是一齣道德劇。我們凝視前人的成就和限制，從中領悟我們具有的潛力，以及或可能超越的限制。我們也從中體認：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並非歷史的必然。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或災難，主要來自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人的辛勤、或人的愚昧。這樣的體認讓我們不致對自己失去信心，也不敢對未來加以輕忽。
民主運動是人試圖成為自己的主宰，並依其理念重構社會的奮鬥。追求自主首先必須免於壓迫，不論壓迫是來自外來殖民者、本土獨裁者，或是自己內心。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一波民主運動是臺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啟蒙運動。臺灣人透過殖民者，睜開了眼睛，認識了世界。正如大多數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當時的臺灣人普遍熱烈地追求知識，渴望教育；試圖瞭解這個世界，也瞭解自己。第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六百萬的臺灣人中已經有近五萬人畢業於日本的大學。
追求「現代性」成為當時臺灣人的熱潮。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自覺和自主。包括對世界好奇，對自己的判斷自信，懷疑教條、反叛權威，對自己的信念和行為負責，為過去的古典啟發、卻同時獻身於偉大的未來，對自己的人性感到驕傲，體認身為創造者所具有的藝術力量，確信自身對自然的理解力和控制力」。
以啟蒙為目標，第一波民主運動希望擺脫的不只是殖民者的壓迫體制，也是內心的偏見和無知。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中，現代世界的知識，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被傳授，現代世界的藝術活動被學習，現代世界的愛情觀、女性地位被討論，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被爭辯。反殖民運動的參與者嘗試當代所有的思想藥方，不過卻沒有機會完成其中任何一項。隨著殖民者戰敗、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也結束。
殖民者離開臺灣之後，臺灣人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他們首先面對二二八的血腥屠殺。反殖民運動的領導人，部分人先前即已逝世，如蔣渭水、林幼春、楊吉臣、王敏川、賴和、蔡惠如等。他們因此未能體驗祖國的真實面貌，也未能啟示後代此種艱難時刻應如何自處。部分人選擇依附新的政權。部分人則流亡海外，如林獻堂、李應章、石煥長、王萬得、蔡阿信等。部分人選擇在故鄉中自我放逐，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如連溫卿、林呈祿、陳逢源、蔡式穀、葉榮鐘、邱德金等。可是也有部分人繼續奮鬥，在第二波民主運動中重新站上歷史舞臺。
第二波民主運動初期以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和前一波的反殖民民主運動相較，這一波民主運動的思想格局顯得局限。先前熱烈討論的現代性諸面向，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的、思想的、宗教的、性別的，如今都不復見。運動的唯一目標和思想，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然而運動也因此更統一，目標更聚焦。而且，更為直接面對強權，因此也需要更大的勇氣。
在這一波運動的後期，外省籍自由主義者開始超越以言論批判威權獨裁。他們和具有社會基礎的本土菁英結合，試圖成立反對黨。本省人和外省人結合，以行動挑戰獨裁體制，試圖促成民主在臺灣出現。在二二八所造成的強烈族群敵意中，他們的結合為臺灣政治帶來新的想像，雖然他們心中仍有疑慮，雙方的認同也有所差異。
運動中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延續。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之後，他們試圖在新領域做最後的嘗試。運動中的本土菁英則多為反殖民運動的延續。他們試圖在新政權、新殖民主義下，重新啟動追求平等和自主的抗爭。中國歷史和臺灣歷史，共同匯流成這個運動。可惜最後的嘗試和最後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兩群人在生命後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
行動雖然失敗，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在那樣的時代中，如果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言論，如今回顧歷史我們必然感到羞慚。
他們的遺囑終在新一代人手中完成。戰後出生和成長的一代，成為第三波民主運動的主力和支持者。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創辦雜誌，以言論批判威權體制。他們也透過選舉擴充社會基礎，建立號召人民的反抗中心。也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遭受獨裁者的壓迫。壓迫上一波民主運動的獨裁者，其兒子如今以更嚴厲的方式、更大的規模，壓制這一波民主運動。所有運動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都遭受逮捕和嚴峻的處罰；大多數的民主運動者失去自由，有人則失去母親和女兒。
然而，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鎮壓並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壓制無效，獨裁政權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只能讓步。結局是，臺灣人終於獲得將近一百年的追求：民主、平等、自主和尊嚴。
這正是臺灣民主化最重要的啟示：人民對民主的堅持、前仆後繼，終於逼迫獨裁者做出民主妥協。認為臺灣民主由蔣經國所推動，這位長達三十年白色恐怖期間實際負責情治系統的獨裁者，曾經嚴厲鎮壓民主運動的獨裁者，這是對臺灣歷史的最大誤解、最大扭曲。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上一代的我們、曾經在同一土地上生存、工作的先人，他們的憧憬、無畏、局限和困頓，至今都仍然和我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牽連。
牛津大學一位政治哲學家曾經用《小王子》的故事，討論我們情感所認同的對象是否必須具備獨特性。小王子有一盆玫瑰花，他非常得意，也非常喜歡。有一天小王子經過一個花園，看到滿園的千朵玫瑰；和它們相較，他的玫瑰並不特別突出，於是小王子傷心流淚。狐狸要他回家去，好好仔細端詳他的玫瑰。小王子依照狐狸的建議，也終於領悟，向滿園的玫瑰說：
你們很漂亮，可是你們卻是空虛的。沒有人願意為你犧牲生命。我的花看起來和你們一模一樣，可是她是我灌溉的，她是我放在花盆中保護的，她身上的蟲也是我除的。我聽過她的哀怨，我也聽過她的驕傲；有時候我甚至聆聽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臺灣之所以獨特，是因為眾多和我們有所連結的先人，他們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記憶。臺灣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我們今天對它的灌溉。
第一章◉
帝都的洗禮
陳翠蓮
下村宏的招待宴
一九一九年三月，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裡櫻花盛開，一片繽紛美景。幾百名臺灣留學生享用著臺灣總督府提供的豐盛餐點，也趁這機會共敘家常，場面十分熱鬧。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設宴招待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已經成為慣例；每年帝國議會開議，臺灣總督府官員須列席備詢，三月中旬會期接近尾聲時，便會順道招待臺灣留學生。
這天，下村宏總務長官除了慰勞留學生之餘，也端出帝國官員架子訓示一番，「你們臺灣學生感謝天皇恩澤，好好讀書，忠誠虔敬為帝國臣民。」突然有幾個學生站起來大聲嚷著：「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下村宏先是一怔，接著臉色大變、大發雷霆。宴會草草結束，不歡而散。
這是臺灣留學生第一次公開挑戰總督府官員。這幾位學生是明治大學法科的彭華英、羅萬俥，與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今一橋大學）的吳三連。
過去，在日本的臺灣學生們都很低調、順從，他們對社會問題不太關心，甚至對政治運動刻意保持距離。因教會協助而來到東京女子醫專讀書的蔡阿信，就時時刻刻記得母親的叮嚀：「嘸通涉政治。」對比於中國留學生的救國運動、朝鮮學生的獨立運動，臺灣學生往往被嘲笑是「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的傻瓜」！
這其實不能怪臺灣人。一八九五年日本領臺以來，就不斷面對臺灣人的反抗，先是臺灣民主國，後有抗日游擊隊，還有原住民的反抗行動。這個東方新興帝國，以它的先進部隊與優勢武力一次又一次鎮壓了反抗行動。最近一次是一九一五年發生在臺南玉井的噍吧哖事件，臺灣總督府逮捕了一九五七人，光是被臨時簡易法庭判處死刑的就高達八六六人，過於苛酷的判決連日本帝國議會都大為震驚，在處死九十五人後，其餘改為無期徒刑。日本帝國在臺統治二十年後，基盤已經穩固，一次次武裝抵抗的慘痛代價，都說明了一件事：臺灣根本沒有武力反抗的空間了。
但是，現在情況開始改變。帝國首都東京提供給殖民地人民思想與行動的養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改頭換面，而且是從帝都重新開始！
東亞文明中心東京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首都東京成為東亞文明中心，是亞洲各國效法的對象，清國、朝鮮、越南、暹羅、菲律賓、印度等國青年學子紛紛前來學習。一八八○年清朝政府分批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返國後從事改革。日後，這些留日學生先後成為中國社會的棟梁，例如黃興、魯迅、陳獨秀、陳寅恪曾就讀於弘文書院；汪精衛、居正、宋教仁、胡漢民是法政大學速成班的學生；張君勵、李大釗、彭湃等人則曾是早稻田大學留學生。
一八九五年以後成為日本帝國子民的臺灣人，也陸續前來帝都「朝聖」。最早的經驗是觀光、遊學。臺北大稻埕的茶葉富商李春生，曾經東遊日本六十四日，把所見所聞寫下，成為遊記《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對日本的文明進步大為讚嘆，不但在旅次中剪去清國辮子「豬尾巴」，並改變早先對華夷秩序的看法，從此甘心做為一個進步國度的子民。
彭華英自一九一二年從南投鄉下來到東京求學，如今是他到帝都的第七個年頭，這時期的東京正面臨翻天覆地的巨變。一九一二年，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逝世，大正天皇繼位。大正天皇不只體弱，又患有腦病，常有奇怪的舉動。有一次在帝國議會開議儀式上，竟將演講稿捲成圓筒當作望眼鏡，瞇起一眼作勢張望，此舉令在場外國使節、國會議員登時傻眼。偏偏明治維新以來所累積的種種問題都在此時迸發，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強大國家權力開始受到挑戰。大正天皇即位的此時，正是社會力量最蓬勃的時期，工人、農民走上街頭，環境保護、普選、婦女解放等各種運動熱烈展開，形成十多年的大正民主時期。
尤其，沉寂許久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重新復甦。社會主義在明治初期剛剛萌芽，幸德秋水、堺利彥、荒畑寒村等人為無產大眾發聲，明治政府害怕將危及天皇體制，泡製了一九一○年的政治冤獄「大逆事件」，將幸德秋水等多人處死，此後社會主義團體銷聲匿跡，進入冬眠狀態。
然而，一九一八年富山縣的農民搶米暴動擴及全國，「困苦的農民已經活不下去了！」「米騷動事件」使社會主義運動找到生機，再度上場。
大學校園裡，青年學生敏銳地感受著各種思潮與運動，充滿社會改革熱情，最活躍的兩個學校是東京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年輕教授們甚至帶領學生一起行動。吉野作造曾經到中國、擔任過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後來留學歐美，學成歸國在東京帝大任教，並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性刊物《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民主理論、提倡自由主義、支持普選運動。大山郁夫、佐野學都是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們倡議社會主義，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更為激烈，並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與群眾運動。教授們以身作則，提出政治主張，參與社會改造，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們相繼追隨、實踐。
來自殖民地的彭華英是南投國姓人，一八九五年生，家境富裕。就讀於明治大學法科的他，呼吸著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抑制不住滿腔熱血，早已積極加入社會改造行動。彭華英與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人接近，參加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是日本左翼人士大結合的組織，但是，馬上被官方下令解散。
加入這左翼團體的臺灣留學生不只一人。除了明治大學彭華英，明治大學的黃登洲、早稻田大學呂磐石的名字都在會員名簿上，他們都是臺中人。臺灣留學生竟膽敢參加被日本特高警察嚴密監控的結社，顯示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殖民地學生恐怕不在少數。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後，社會主義運動化整為零，成立多個祕密團體，彭華英仍舊活躍其中，加入了好幾個組織。一九一九年十月成立的早稻田大學「建設者同盟」，主導者是政治經濟學部的和田巖。這團體與農民運動關係密切，除了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有外國學生參與。早稻田大學學生彭湃也加入這個團體，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一九二○年五月成立的曉民會，由早稻田大學學生高津正道所領導，日後高津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創始會員。曉民會的宗旨是「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奧援啟蒙工作與爭議事件，養成鬥士」。同時，該會也接受朝鮮人、中國人會員，以實現「日、鮮、支國際主義」為一大特徵。除了臺灣人彭華英之外，還有中國人王樹聲、朝鮮人金若水、朴烈等人加入，他們自詡為「革命行動隊」，被官方認為是意識形態極左的團體。
彭華英另外也加入一九二○年十一月成立的コスモ俱樂部。「コスモ」（COSMO）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之簡稱，以「亞洲諸民族解放」為目標，它其實是被解散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替身，常以舉辦演講會的方式集會，俱樂部的主要成員是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都是社會主義活躍分子，成員中還有有中國、朝鮮、臺灣留學生。在日本特別高等警察眼中，這又是一個激進團體。
積極參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彭華英，因此被日本警方列為「特別要視察人甲號」，受到特高警察長期跟監。但他卻是臺灣留學生們景仰的對象，同時期也在東京求學的文學家張深切就形容彭華英是「朝氣蓬勃、鶴立雞群、叱吒風雲、一身是膽」。
一九二○年八月，彭華英在《臺灣青年》發表了〈臺灣有婦女問題嗎〉（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ゐか）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工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但東洋社會，尤其是臺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一九二一年五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與目標、國家社會主義的衰退與共產主義的興起。這是最早由臺灣人所執筆、介紹社會主義的作品。
高砂寮、新民會、東京臺灣青年會
彭華英常常來到高砂寮，因為受到大正民主衝擊，亟思有所作為。其他留學生范本梁、林呈祿、蔡培火、羅萬俥、陳炘、黃呈聰、蔡式穀，社會人士林獻堂、蔡惠如等人，都常常來到高砂寮，藉著與留學生聚會，舉辦演講活動，對年輕子弟進行「政治啟蒙」。
高砂寮是東洋協會所管理的學生宿舍。一八九八年第四任臺灣總督桂太郎號召在臺灣的日本官僚、實業家、商人等名人，創立臺灣協會，目的在協助日本政府經營殖民地臺灣，一九○六年改名為東洋協會。臺灣協會在一九○○年設立了臺灣協會學校，後來稱為東洋協會專門學校，培養未來臺灣的統治人才，就是現在日本東京的拓殖大學，校址位於小石川區茗荷谷町，與臺灣總督府官員宴請留學生的小石川植物園很近。
日本政府統治初期，臺灣島內只有初等教育或職業教育設施，缺乏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職業教育機構「總督府醫學校」與「總督府國語學校」是當時臺灣最高學府。臺灣所有的菁英人才只能選擇當醫生或當教師，這是殖民地人民最好的出路。所以總督府醫學校與國語學校，被稱為臺灣的「劍橋」與「牛津」。
殖民地人民受日本統治者歧視與差別待遇，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臺灣最優秀的醫學校學生演講的時候甚至這樣說：
你們本島人想要求與三千年來盡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有同等待遇，是不可能的！應該以今後八十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之前即使被差別對待，也毋須做不平之鳴，應該各自努力同化，做為島民的典範！
由於臺灣升學管道狹窄，臺灣人與日本人子弟機會不等，有錢人、有能力者紛紛到日本留學。早先，能夠到日本留學的以富家子弟為主，通常是日本師長或官員推薦、介紹，寄宿在師長安排的名士家中。例如日治時期的知名人權律師陳逸松在十三歲時，與表兄弟五人寄宿在岡山的高原家。霧峰林家各房，子弟十多人在小小年紀就到日本東京，由專人照顧生活起居，又一同入東京礫川小學校就讀。
隨著留學生快速增加，臺灣總督府關係密切的東洋協會於是在一九一二年建造了留學生宿舍「高砂寮」，提供約六十名學生寄宿。十六歲赴日的楊肇嘉、十六歲的張深切、十八歲的朱昭陽，都曾先後寄宿在高砂寮。楊肇嘉後來領導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張深切成為文藝家，朱昭陽則創辦了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畫家張秋海、雕刻家黃土水也曾在高砂寮寄宿過，那時他們都還只是留日學習美術的學生。
高砂寮表面上是便利學生寄宿，不免也有監視、規訓臺灣留學生的作用。曾受後藤新平之邀到臺灣進行糖業政策改良的新渡戶稻造，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的身分到高砂寮對臺灣學生演講，講題是〈為了臺灣學生〉：
小時候我聽說臺灣是個恐怖的地方，臺灣住著會吃人的野蠻人。各位一定都聽過桃太郎的故事，桃太郎征討的目的地是「鬼島」，語言不通、文明未開之地即是鬼島，以前是八丈島、沖繩島，後來是臺灣島。曾經是鬼島的臺灣，經過日本帝國的開發，經過後藤新平長官的大力改造，已經成為寶庫！各位，為了三百萬臺灣同胞，為了臺灣的進步發展，各位應該精進知識、圖謀向上。（改寫自新渡戶稻造，〈臺灣學生の為めに〉演講詞）
「在日本人眼中，臺灣竟然是個鬼島？」
「臺灣從鬼島變成寶庫？竟要感謝殖民者的開發改造？」
「此刻我臺灣同胞豈不正受著殖民統治的壓迫嗎？」
在場聽講的學生感到很不是滋味。
正當此時，日本內地則已是社會運動澎湃洶湧，勞工大眾、貧苦農民都群起抗爭。臺灣來的青年學生們不免胸懷激盪，常在宿舍裡談論時事、進行政治辯論。一九二○年曾寄宿高砂寮的張深切回憶說：
臺灣的留學生一到東京，大抵由其學校的位置而分散，高砂寮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凡到東京的學生，無論時間長短，總有一兩次到這裡來寄足一下。所以這裡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也可以說是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
臺灣學生漸多，東京臺灣青年會也跟著成立，目標是「涵養愛鄉情懷，發揮自覺精神，促進臺灣文化之開展」。其間，又先後組成了團體「聲應會」、「啟發會」，但活動甚為疲弱，最後無疾而終，直到蔡惠如組成立了新民會。
幕後推手蔡惠如
蔡惠如，一八八一年出生於臺中清水蔡家。蔡家在地方上頗具經濟實力，他也被官方籠絡為臺中區長。但他對日本統治感到不滿，尤其是一九一五年參加同化會後，受到臺中廳警務課長荒卷鐵之助警告：「你身為區長，竟擅離職守，參加組織，以後小心點，否則絕不寬貸！」他想到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元勳板垣退助所發起的同化會都被總督府下令取締而解散，那殖民地人民豈非置身樊籠一般？心中鬱卒之餘，於是變賣家產到福州經營漁業生意。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蔡惠如這樣的人可以說是日本時代的第一代臺商。
蔡惠如的三位公子炳曜、敦曜與珍曜都在東京留學，他本人則頻繁往返於臺灣、上海、東京之間，留學生們透過他獲得祖國的各種情報，加上他為人豪邁果決，在留學生之間相當受到擁戴。一九二○年元旦，蔡惠如到神田林呈祿家中拜年，問起啟發會的情況，林呈祿說，因財務問題陷於癱瘓。「那怎麼行？」蔡惠如拍拍胸脯，表示會想辦法。
果然，過了幾天，蔡惠如邀集先前啟發會會員十一人開會，一月十一日就在東京澀谷自宅創立了新民會。創立大會當天，蔡惠如被推舉為會長，但他一再謙辭，認為林獻堂方有能力領導大家。新民會的宗旨是「考究臺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圖謀臺灣文化之向上」，實際上則與東京臺灣青年會一裡一表，共同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東京留學生最重要的政治運動指導團體。
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副會長蔡惠如，幹事是黃呈聰與蔡式穀，會員約有百名餘名，其中以明治大學學生最多，包括林呈祿、彭華英、羅萬俥、蔡先於、鄭松筠、黃旺成、郭國基、林濟川、莊垂勝等。其次則是早稻田大學的王敏川、黃周、林仲澍、呂磐石、王金海、施至善、吳蘅秋等人。另有中央大學的蘇維梁；東京商科大學的吳三連、蔡珍曜、陳崑樹；東京帝國大學的劉明朝、蔡伯汾、林攀龍；慶應大學的陳炘；東京高師的蔡培火、謝春木；專修大學的蔡敦曜等等。這些人雖然只占當時臺灣留學生的一成不到，日後卻都成為臺灣各領域的領導人才。
在新民會與臺灣青年會指揮下，青年學生們開始組織化。一九二一年三月，總務長官下村宏再次設宴於小石川植物園，備好數百份的西餐要招待留學生，等了半天，竟然無一人出席，場面極為尷尬，留學生們稱為「罷食事件」。原來，這年東京留學生首次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帝國議會以「請願不成立」拒絕，留學生們大為憤慨。加上下村宏在帝國議會的發言引起反感，臺灣留學生因此決定「有所表示」。
高砂寮、東京臺灣青年會、新民會等團體連成一氣，開始了反抗運動。臺灣總督府當局怎會不清楚？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東京大地震，高砂寮也受損害，臺灣總督府募款建造新寮，一九二五年二月完工後卻不讓學生遷入，東京臺灣青年會多次請願未果，終於在九月發動「占領新寮行動」，官方則宣告「關閉高砂寮」，學生示威抗議，雙方一度僵持。東京臺灣留學生已然覺醒，行動一次比一次有力。
蔡惠如獲得留學生的愛戴，主要在於他的慷慨大度。一月十一日新民會創立大會上，林仲澍、彭華英建議應該創辦機關刊物，眾人都點頭呼應，但是經費沒著落，雜誌一直停留在構想階段。這年三月，蔡惠如將往北京，留學生們到東京火車站時為他送別，臨行前，他悄悄掏出一千五百日圓，塞給林呈祿說：「這些錢你們拿去辦雜誌，就算是只發行一、兩期，也要實行！」這時，他在中國的事業已因經營不善，虧損連連，經濟上面臨捉襟見肘的窘狀。但，對於挹注運動經費，他卻是毫不遲疑。
一九二○年七月，第一本臺灣人的雜誌《臺灣青年》正式創刊，蔡惠如提供經費，居功厥偉。
為臺灣人政治運動慷慨捐輸的蔡惠如，後來因治警事件曾坐牢三個月，留下「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的獄中詩。他的孫子蔡意誠則在戰後因白色恐怖服刑近二十四年。清水蔡家還有位赫赫有名的政治犯蔡綉鸞，她嫁給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的大哥廖溫仁，因為有個從事臺獨運動的小叔，蔡綉鸞與兒子廖史豪都被關入政治黑牢。從日治到戰後，統治者對待臺灣人的反抗運動，手法如出一轍。
與東亞弱小民族攜手合作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六點鐘，コスモ俱樂部在神田區的YMCA青年會館舉辦題為「人類愛的結合」演講會。朝鮮、中國、臺灣學生情緒激昂，彭華英、范本梁上臺發言，公然高呼「臺灣解放！」當場被臨監的警察下令中止。這是俱樂部的演講會第一次被解散。此後，彭華英等人受到日本高等警察「嚴重監視」，這年七月彭華英自明治大學畢業後，就與蔡惠如一起到了上海。
彭、蔡二人關注一次大戰後華盛頓會議召開與動向，探索臺灣解放的機會。他們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劃派遣遠東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但七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八月十八日，幾次會議下來，意見一直無法整合。
「朝鮮是獨立國家，與臺灣不同！」朝鮮代表這麼說。
「應該將臺灣歸還中國！」中國代表如此主張。
「不！不！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彭華英一再堅持。
比利時於一八三○年自荷蘭統治下獨立，奉行永久中立政策。彭華英主張臺灣以比利時為仿效對象，以取得和平獨立。但比利時在兩次世界大戰都被德國占領，二次大戰後放棄中立政策，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因為中國、臺灣、朝鮮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祕密會議缺乏共識，最後只有朝鮮人派出代表前往請願。但是戰後忙著重新劃分勢力的大國們，終究沒有理會這些弱小民族的呼聲。
這不是彭華英初次從事跨國解放運動。早在一九一五年秋天，彭華英就與中國人黃介民、朝鮮人金錣洙等人組成了新亞同盟黨，該黨目的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意圖透過日本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半殖民地中國之間的合作，追求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這應該是最早成立的中國、朝鮮、臺灣之間跨國合作的解放團體。
文明進步的帝都東京吸引了眾多臺灣、朝鮮的殖民地青年前來學習，同時還有亞洲各國如中國、越南、菲律賓等留學生聚集於此。一九二○年代的日本，種種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各國青年學生於是不分彼此、相互攜手，並與日本的社會運動團體互通聲息，形成「弱者聯盟」、「弱小民族聯盟」。
范本梁，嘉義人，也有類似的國際聯合運動經驗。他比彭華英稍晚，於一九一五年赴日本求學。一九二○年進入上智大學，因為仰慕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與之接近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他也參與コスモ俱樂部的活動，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該俱樂部在神田青年會館舉辦的演講會上，因為發表激烈演說，被警方命令演講中止，並予拘留。後來，他也像彭華英一樣，逃亡中國。
當時無政府主義在國際間大為流行，中國知識分子甚為著迷。無政府主義思想一支從東京傳來，另有一支從法國傳來。知識分子分別組成許多團體，光是北京大學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勢力就很驚人，包括校長蔡元培、教授李石曾、吳稚暉都是信仰者。又如景梅九等人所組織的北京安社，成員一百九十多人。所謂「安社」，即是安那其主義（Anarchism）的簡稱。
一九二二年八月范本梁逃離東京，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與當地無政府主義者往來，參與思想運動，並與臺中出身的關錦輝、謝廉清、謝文達等人密切互動。他加入北京安社，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羅豁（羅志道）也有深交。一九二四年七月，又與留學北京的臺灣人許地山等人組成新臺灣安社，出刊機關雜誌《新臺灣》。這是臺灣人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開端。
來到中國的彭華英依舊熱衷於跨國解放運動。一九二四年三月，他與蔡惠如長子蔡炳曜等數名臺灣青年，中國社會主義者羅豁、朝鮮獨立運動者呂運亨、尹滋英等人組成平社。五月，組成臺灣自治協會，六月又成立臺韓同志會。以革命者身分活躍於中國的彭華英，在日本官方情報中被描述為「居住於上海與北京，持續過著放浪的生活」。
除了彭華英、范本梁等臺灣留學生與左翼人士攜手合作之外，另有一派臺灣留學生也尋求與朝鮮留學生合作，他們是蔡培火、黃呈聰、王敏川。這些人以朝鮮人柳壽泉所創辦的《亞細亞公論》做為平臺，相互聲援。
《亞細亞公論》月刊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創刊，共發行了九期。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及中國語三種語言，封面上並標示了「人類主義」做為其宗旨，是極具突破性的刊物。它不只是朝鮮人的刊物，可以說是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共同發聲場所，如流亡於日本的印度知識分子布修（Rash Behari Bose）；中國人戴季陶、湯鶴逸、張昌言；臺灣人蔡培火、黃呈聰、王敏川等等，都在該刊上發表文章。透過《亞細亞公論》，可以看到二○年代亞洲殖民地青年的相互奧援、跨國合作的縮影。
大正民主時期的青年政治運動具有國際聯合性格，尤其是社會主義、左派運動強調國際主義，吸引各國青年相互奧援、合作。在東京的臺灣青年，不論左派、右派，都順應這股潮流，努力結交各國人士，擴大合作對象，爭取殖民地解放的機會。一九二○年代反殖民運動中，臺灣青年與東亞各國進步青年的跨國合作、相互聲援的程度超乎想像。
受到帝都的洗禮、時代思潮的啟發，以及反殖民地運動的刺激，來自殖民地臺灣的青年們不願再默默忍受，他們要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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