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拙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的第三輯，收13篇專題研究論文，3篇書序，1篇演講稿。從1988年發表《中山艦事件之謎》以來，我先後出版了《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的第一輯和第二輯，完成了六十多個專題研究。
多年來，學界不少朋友、不少出版社都鼓勵我寫一本蔣介石傳，熱心的出版社甚至把合同都簽好了，交到我手上。我的老朋友，臺灣中研院院士陳永發教授幾次直率地對我說，“日記解讀”不要再寫了，趕快寫傳吧！美國的陶涵先生在出版《蔣經國傳》之後，繼續寫《蔣介石傳》，出版了，獲得很大的成功，國內其他學者的蔣傳最近幾年也出版了好幾種。我有些動心，考慮是否要啟動自己的計畫。但是，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繼續解讀日記，寫專題研究論文，於是就有了現在奉獻于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我還有一些其他專題，資料收集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還要繼續寫下去，爭取儘快將第4輯奉獻給學界。總之，在我的專題研究計畫大體完成之後，我才準備考慮寫蔣傳的問題。
為什麼？在我看來，傳記和專題研究論文是兩種不同的史學體裁，各有其特點，也各有其優缺點。傳記，可以全面地反映傳主的一生，從生到死，功過是非，方方面面，都要寫到，讀者可以一編在手，全豹在胸，這是其優點。但是，這種寫法，不可避免地要寫一些盡人皆知的歷史過程，也要寫若干學術界、讀者已經熟悉的知識和結論，還要講求結構的平衡和勻稱。有精深研究的地方不能多寫，缺少精深研究的地方也不能省略不寫，容易流于一般化，普通，平常，沒有多少獨家發現，其精光四射，特別出彩之處可能難以充分發揮。一個人，腦袋特別大，或者軀幹的某些部分特別肥碩，其他部分特別小，特別細，就會成為怪人，一本傳記，某些部分寫得分外詳細，其他部分寫得簡略乾枯，就會成為不正常的畸形著作。做專題研究，寫論文呢？其優越性正在於可以如韓愈所言，“惟陳言之務去”。讀者已經熟悉的知識、學術界已經達成的共識可以不寫或少寫，讀者不熟悉，學術界缺少研究的、知之不多的問題可以深入開掘，擴展，分歧嚴重，爭持不下的問題可以評議、解析，折衷、解疑，提出新看法，做出新結論，從而推動相關研究向前發展。這種體裁，有話要說的地方可以多說，暢說，不厭其煩，不計篇幅地說，沒有話說的地方，或者沒有新見解的地方，可以惜墨如金，一言不發，一字不寫。當然，這種體裁也有缺點，這就是詳於局部，細部，不容易給出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全面的、總體評述。倘能在做了大量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之後再著手於傳記的寫作，則似乎比較理想。倘若天假以年，我希望按照這條路子往前走。
我曾經說過，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個十分重要、十分複雜，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的人物。關於這個人物，歷來分歧嚴重，或尊或貶，或揚或抑，或愛或憎，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或肯定此處，否定彼處，或否定此處，肯定彼處，肯定、否定之間，其高低、分寸，也眾說不一，評價各異，至今不能統一，在今後的若干年內，看來也還不會統一。這不要緊。關鍵首在清理史實，還原史實。史實是客觀存在，而且只有一個。我一向主張，史實是立論的基礎，也是檢驗歷史著作科學性的最重要的標準。史實準確、清楚，就有了分析、評價，達成共識的前提和條件。當然，人都是現實的人，各有其立場、利益、政治傾向、價值標準，也各有其經歷、教養、性格、知識結構和感情特徵。這些方面的不同，常常會影響對史實的采認，尤其是解釋、評價。但是，只要大家都面對史實，尊重史實，承認史實，就有了對話、討論的基礎。既往的歷史，特別是政治史常常充滿了國家、民族、階級、集團、派別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歷史學家既需要廣泛閱讀各種文獻，深入歷史之中，又要站在這些既往的鬥爭之上，超越利害、利益關係，克服各種主客觀局限，才可能觀察清晰，判斷準確。蔣介石早已故去，離現實已遠，今天的人們在審閱蔣介石其人和他所處的那一段歷史時，完全有可能，也有條件比過去超越一些，客觀一些。只要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各種觀點都應該得到尊重和表達的機會。當年人們在號召打倒蔣介石的時候，揭露蔣介石成為一時的需要，而且揭露唯恐其不尖銳，批判唯恐其不徹底，說出這樣、那樣的過頭話在所難免。今天，歷史已經發生變化，進入“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 的時期，人們在研究蔣介石和他所代表的那段歷史時應該有較大的變化。事實上也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陶涵的書，我原來認為無法在大陸出版，但是，出版了，而且成了暢銷書。何謂“撫平歷史創傷”？在我看來，這首先意味著從經過考證的確鑿史實出發，敘述、評價時力求準確，力求全面，客觀、公正、公平，力戒片面性，力戒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對任何一方，都不虛美，不文過，不醜化，特別是不掩蓋、縮小對方的優點、成就，不遮蔽己方的缺點、過失。
史學是什麼？是工具，還是科學？我以為，倘若視之為工具，則必然會以實用和滿足需要為目的，就會為主觀目的或主觀需要而編造歷史，隱藏或歪曲部分真相，誇張或強調某些方面，從而使歷史走形、失真。倘若視之為科學，則必然以追求歷史真相，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本來面貌為目的，各種障蔽、扭曲歷史真相的情況就可以避免。中國人一向重視史學，認為它有探索前人成敗的鏡鑒功能，瞭解昨天與前天的認識功能，揚清激濁、美善刺惡的評判功能，擴展知識、啟迪智慧的育人功能，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功能，都必須在確保科學性的前提下才能正確、有效地發揮，否則就會誤導社會，誤導讀者。怎樣才能確保科學性呢？我覺得首要之處還在於清理史實，還原史實。
蔣介石的日記，始於1915年，終於1972年。中間遺失4年，但仍保存53年之久。以蔣介石這樣重量級的政治人物，能保留著麼多年日記，在中外古今的歷史人物中實屬罕見。對其寫作目的，史學界有不同分析。有人認為主要為寫給本人看，有人認為主要為寫給別人看，有人認為主要為寫給後世看。對其史料價值，也有不同評價，評價較高者有之，較低者有之，鄙夷不屑者亦有之。基本的事實是蔣介石生前從未發表過，在我看來，這種生前不打算發表的日記往往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當然，蔣介石並非什麼都記，其所思，所行，所見，所聞，或記或不記，其所記，也並非都可靠，都正確，其中謬誤和反映蔣介石的個人偏見之處所在都有，但是，我仍然認為，這部日記保存著大量資訊，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不可不讀、不可不用之書。我之所以四赴胡佛，以10個多月的時間手工摘抄這部日記，熱衷“解讀”，一之不足，而繼之以二，以三，其原因也在此。當然，迷信日記，專憑日記立論不行，只有傻瓜、笨蛋才這麼做，必須廣泛收羅各種相關文獻加以考核、參證、補充，才有可能讀懂日記，進而讀懂蔣介石其人及其時代。
前幾年，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已經開始整理蔣介石日記，印好了第一本，準備舉行首發式，但是，由於蔣家後人之間的矛盾，此事遽然中輟。衷心希望，此一矛盾能早日解決，日記能早日出版，為學者、讀者使用提供最大的方便。
著者，2013年 8月29日於北京東城之書滿為患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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