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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治與光緒
同治與光緒，是滿清皇朝入主中國以後，在位的第八、九兩個皇帝，在歷史上被稱為清穆宗與清德宗；同治與光緒，乃是他們在位時所用的年號。
凡是對中國歷史稍有瞭解的人，大都會有這麼一個感覺―歷朝開國的皇帝，活的年壽都很長，中葉以後在位的皇帝，享壽漸短，而到了這個皇朝的末世，就都是大小不等的孩子在那裏做皇帝了。以清朝為例，開國的「太祖武皇帝」努兒哈赤享年六十以上，繼位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極死於征戰辛勞。入關的世祖皇帝順治雖因出天花而享年只有二十四，而繼立的康熙卻因在即位之前曾經出痘之故而壽至七十。之後，乾隆皇帝更活到八十四歲，乾隆的兒子嘉慶、嘉慶的兒子道光，也都壽逾六十。道光的兒子咸豐只活到三十一歲，咸豐的兒子就是同治，年才十九，便死於不明不白的風流病。同治無子，由堂弟光緒繼立，即位時只有四歲，在位雖有三十四年，總共亦只活到三十八歲。光緒亦無子，由姪兒宣統嗣位，即位時只有三歲，三年之後，大清皇朝就宣告結束了。這是一個極明白的例證，足可說明皇帝年齡的減退，與國運之隆衰有著息息相關的關係。因為，在位皇帝的年齡與他們的智能如果都能臻於成熟，這個皇朝的施政舉措必不致顛倒錯亂。如果換了小孩子來做皇帝，他自己既不能真正行使其應有的權力，勢必要使權力落於旁人之手，設若舉措不當，或是遲疑瞻顧，難做委決，更勢必要使國家與社會陷入動亂不安的杌隉之境。清朝末年的情勢，便是如此。歷朝皇帝的年齡，為什麼會由開國皇帝之克享大年，漸減至亡國時之童稚在位呢？這不但與帝王之家的生活環境有關，也與他們所負擔的精神壓力與生理能力有關。
大致而言，開國的皇帝大抵由下層社會崛起，不但瞭解民間之疾苦，也因他自己歷盡艱辛而百戰以得帝位之故，深知創業艱難，所以即使已做了皇帝，也還是兢兢業業地小心守持，惟恐失墜。所以，不但他們的凡百舉措都能顧到萬民百姓的願望，即使他們的生活與嗜欲，也謹慎約束，惟恐放縱。繼位之君，目睹他們的父兄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創業興家，自顧守成不易，也總還能克遵遺訓，黽勉從事於紹守先業。此所以在歷代開國之初，大都能有一段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而在位的皇帝們也少有失德之行，因此都能活到中壽以上。然而，人們總不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帝王之家的富貴逸樂，容易挫折人的奮鬥志氣，順遂的生活環境更使人習於怠惰，不肯勉力向學，於是乃使皇子皇孫們容易流為紈袴不學。富貴人家的子弟紈袴不學，充其量不過敗家而已；帝王之家的皇子皇孫們如果也是紈袴不學，一旦他們登天位而君臨萬方，那後果就十分嚴重了。明朝後期的皇帝，特多紈袴不學之人。如明光宗，繼立不過一月，就因縱欲過度而死。光宗的兒子熹宗，年號天啟，少不讀書，又偏偏好做木匠，把國家大事都交付給了太監魏忠賢去全權處理，於是搞得一片烏煙瘴氣，而明朝的國脈也因而遭斲喪殆盡。
清朝的咸豐皇帝因酒色自戕而促壽早殞，把一片江山留給了他的寡婦、孤兒去執掌。雖然慈禧太后號稱精明強幹，然而婦人的見識終究有限，她的權力欲望又使得有才能的大臣無法充分發揮其能力，而同治又恰恰是一個佻紈袴的無識少年。於是，同治與光緒在位之時，雖被史家美稱為「同光中興」，實際上則清朝的國運自此每下愈況，一天天地走向衰敗沒落之道路。追源禍始，固由於女主當權，朝政不綱之故，而同治之紈袴不學，又復少年夭折，亦當為造成這種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所以說，皇帝的年齡愈來愈小，對於一個朝代與一個國家的命運，絕對不是好兆頭。
清朝的文宗顯皇帝年號咸豐，在位只十一年，死時只三十一歲。咸豐只一子，名載淳，六歲即位，是即後來的穆宗同治帝。同治幼年即位，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國家大事由恭親王奕訢盡心輔佐。同治初年之所以政治聿新，便是由於皇太后與恭親王之間的上下一心，宮府協和之故。但因慈禧太后旋即對恭親王發生不滿，恭王的權力被裁抑，宮廷對恭王的信賴也打了很大的折扣，因此政權握於太后，恭王事多掣肘，不免遇事多存顧忌觀望。但慈禧對恭王的裁抑，多少還因慈安在位之故而不能不有所顧忌，而且慈禧亦自知政治經驗不足，諸事有賴恭王的支持合作，所以恭王多少總還能舒展他的抱負。而自同治十二年皇帝親政之後，政權歸於十八歲的少年皇帝。由於他的淺躁無識及剛烈專斷，遂因重修圓明園的問題而遷怒恭王，至於降旨將之罷黜，充分顯示出君主專制時代的暴君面目。像這樣一個紈袴不學而專斷自恣的少年皇帝。如果不是因風流病而致早夭的話，清末政局的演變，將會是何種模樣？實在不可想像。但是，由於同治的早夭而導致慈禧之選立幼君，以便利她自己的大權獨攬，又開啟了光緒一朝母后專政的惡劣影響。是則同治之紈袴與早夭，所關係於清末政局之演變者，實在可說是至深至遠。而清代歷史上竟會出現這樣一個佻無行的少年皇帝，亦可說是滿清皇朝的大不幸。
同治即位之初，年只六歲，凡事聽命太后，自然談不上對國家社會有何實質上的影響。但是他在此時雖尚未對國家社會發生任何實質上的影響，此後的影響卻已種因於他未曾親政以前的教育時期。這一層，應當是我們所不可忽視的。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說：
兩宮之垂簾也，帝中坐，後蔽以紗幕，孝貞、孝欽左右對面坐。孝貞既崩，孝欽獨坐於後。至戊戌訓政，則太后與上並坐，若二君焉。
這書中所說的「垂簾聽政」與「訓政」時期皇太后座次的變化，雖是光緒時的情況，但同治在位時兩宮垂簾聽政，皇太后與皇帝的座次情形，亦復如此，正可藉此作為當時事實的說明。兩宮垂簾聽政，政權握於太后，小皇帝雖高踞帝座，而凡百政事之可否，恭王所請示者為太后，決定可否者亦為太后，小皇帝不過在形式上算是臨朝聽政，聊備一格而已。
清朝的皇帝，在歷代以來的皇帝中應可說是最勤於政事的。他們不但日日召見軍機大臣，對於內外臣工的奏章文牘，亦復一一躬親批閱，從不苟安偷閒。同治初年，皇帝的年齡太小，勤政是太后的事，與同治當然無關。但此時的小皇帝雖不必勤政，而臨朝與召見軍機，小皇帝都必須正襟危坐地端坐於皇帝寶座之上，即使對王大臣們叩頭奏對之事一概不懂，亦仍不能稍微放肆隨便，以免有失「人君」之儀度。臨朝聽政之外，小皇帝仍須每日按時至慈安、慈禧兩太后所居宮中問安侍膳，隨時聽候皇太后查問功課。而每日半天所定的功課，更是無法偷閒。所以，皇帝的地位雖然崇高，在當時這位六歲小皇帝的心目中，卻似乎並無可貴之處。丁國鈞所撰的《荷香館瑣言》中有一條說：
毅皇帝嘗與翁師傅言，自謂當差勞苦。蓋每日須至太后前問安侍膳，太后召見臣工必同臨朝，又須至弘德殿讀書也。
同治的廟號是穆宗毅皇帝，所以「毅帝」即是穆宗；「翁師傅」，則指翁同龢而言。翁同龢做過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師傅，他所說的話，當然有根據。而據此云云，同治雖做皇帝，卻自視為「當差」。此話的意思很明白―雖做皇帝，卻全無自由行使個人意志的權利，事事受人牽掣擺布，做得不對，還得接受訓斥，這種被動式的「做皇帝」，非「當差」而何？
同治視做皇帝為「當差」的想法，可以顯示出他內心中的幾點意念：第一，他覺得這種生活太苦惱，沒有趣味，因此可能在他幼小的心靈中萌生反叛的思想。第二，他當然知道做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權，而如今他這至高無上的皇帝卻須日日承受母后的訓誨與師傅們的教督，皇權雖尊，全無行使之地。到了有朝一日他可以自由行使其皇權的時候，這種壓抑已久的不滿心理，可能就會使他變得恣肆放縱，以補償他在此一時期所受到的壓迫。第三，太后的起居燕寢，與皇帝所住的乾清宮不在一起；師傅們又只是在讀書時才入宮隨侍，平時並不見面。在這種制度規定之下，圍繞在小皇帝四周一起生活的，事實上只是擔任侍奉奔走之役的太監。太監們為了巴結皇帝，可以想出各種各樣的花樣來投其所好，當然也會教導他懂得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即使讀書偷懶，一樣不妨礙他的皇帝地位。這樣就會使小皇帝在積勞無味的生活中學會如何逃避的方法，從而使王公大臣們為他所設計的教育內容變得無效。有這三種可能的發展，我們對於同治皇帝的將來，便不能存有太樂觀的看法。
依照清康熙以來所定的成規，在位的皇帝不預立太子。這是因為康熙一朝的爭儲案所引起的反動，至以後乃形成了習慣法。在不預立皇太子的規定之下，被指定繼承皇位之人，通常是由皇帝預先寫下詔書二份，一份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殿的匾額之後，一份藏於皇帝隨身所帶的小金盒內。到了皇帝臨崩之時，取出金盒交付顧命大臣，再由顧命大臣將金盒中的詔書與藏於正大光明殿匾額後的詔書兩相比對，知道某某皇子即是指定的繼立之人，於是便以先帝遺命為名，奉之為皇帝。
這種做法有幾樣好處：第一，既不預先宣示某人為太子，則此一選定之人倘因行為表現不佳而需要更換，便不必經過廢立的手續。第二，沒有太子之名，便可避免太子及其兄弟之間的朋黨傾陷。第三，在沒有正式繼立為帝之前，每一皇子都有繼立為君的希望，因此便不得不在學問品行方面努力砥礪進修，以博取乃父的好感。這第三樣的好處最足以誘致皇子之敦品向學，所以清朝自雍正、乾隆以降，皇子的教育都很成功，不像明朝以前的皇子皇孫們十九都是紈袴不學之徒。根據清朝相傳的美談，皇子及齡以後至上書房讀書，由指定的翰林官充為師傅，除了年節放假，這些受讀的皇子們未明即起，由隨待的小太監們提著燈籠引導他們到上書房去讀書，比起一般富貴人家的子弟還要勤謹努力。皇子們能努力讀書，即是意昧著未來的皇帝必能有良好的教育，造福於社稷民生者甚大。但這種良好的制度，到咸豐以後就中斷了。原因是咸豐死得太早，同治六歲即位，所受的教育不能與前此的皇子教育相比，其效果當然要因此而大打折扣。
皇帝所受的教育，與皇子的教育有何不同？最顯著的不同之處，是前者已經做了皇帝，後者則尚必須經過極大的努力，方有登上皇帝寶座的希望，而此一希望正是有賴讀書進德等等努力方能達到的。由於這種顯著不同而產生的顯著歧異是，做了皇帝之後再讀書，用不用功都不要緊；如果是未繼承大位之前的皇子，那就非用功讀書以求有所表現不可。既然是做了皇帝之後再讀書，用不用功都不要緊，那麼，能夠用功讀書的小皇帝就少見了。以同治與光緒這兩個小皇帝而言，同治不用功而光緒用功，就可看出二人性格的歧異之處―同治倔強而有個性，光緒則易受人影響而較有責任感。專制時代的皇帝，是國家的實際統治者，皇帝的個性自必影響到國家的前途。由此一前提來窺測滿清皇朝的未來命運，正好若合符節。
同治登位之初，兩宮皇太后以懿旨特派醇郡王奕譞等人教習皇帝的蒙古文及騎射，愛仁教習滿文，恭親王奕訢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務，惠親王綿愉常川駐弘德殿照料一切。這弘德殿，就是同治後來的讀書上學之處。到了同治元年，兩宮太后指定祁巂藻及翁心存為皇帝的師傅，正式開始了皇帝的教育。當時由恭王奕訢奏准實施的日常作息時間及功課內容，據吳相湘先生《晚清宮廷實紀》一書所說，大致如下：
一、 每日皇帝至書房，擬照上書房之規矩，先拉弓，次習蒙古語，讀清書，然後讀漢書（所謂清書，即滿文所寫之書；漢書，即漢文所寫之書）。
二、 皇帝入學時刻，現經皇太后欽定，每日俟召見引見後至書房。現係半書房，於下書房後傳晚膳；將來整功課，即在書房傳晚膳。
三、 現在皇帝甫入書房，係半功課；於八歲時，擬改整功課。
四、 誦讀與討論，二者不可偏廢。皇帝讀書之暇，總宜與師傅隨時討論，以古證今，屏除虛儀，務求實際。切勿誦聲甫輟，旋即退息。
五、每逢慈安、慈禧兩太后及皇帝萬壽聖節，均於正日及前後各一日不入學。
六、年終自綵服日至次年初五日，不入學。
七、正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不入學。
八、弘德殿搭、拆天棚，及端午、中秋，均一日不入學。
九、每遇祭祀大典日，撤去拉弓及滿、蒙文，仍酌減漢書。
十、皇帝親祭壇廟日不入學。
十一、自初伏至處暑日，均半功課。
十二、 現在皇帝尚在沖齡，只習拉弓。二三年後即應習步射，十歲後即應習打槍，以重根本舊俗。
十三、 為重功課計，擬請懿旨嚴飭皇帝，於駕幸紫光閣習打槍時，不得各處遊覽。打槍畢，稍坐即還宮。
十四、 騎馬一事，必須自幼學，方臻嫻習。擬自入學後，每隔五日，於下書房後即在宮中長街學習騎馬，令是日教讀清書之御前大臣一人壓馬，大臣三四人進內教習。祁寒、盛暑、風雨之日，均擬停。
十五、 學習步射時，擬請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門侍衛派出數人隨同較射，以資觀摩。
看了上面所列舉的十五條功課內容及作息時間，可知當時規定須由小皇帝學習的功課，內容甚多，其中計有蒙古語、滿文、漢文、拉弓、射箭、打槍、騎馬等。而「讀漢書」則包括讀經史及作文、作詩、寫字等項，在各種功課中最為吃重而難學。至於一年中可以放假不上學的日子，只有年假、燈節、壽誕、端節、中秋等三十餘日，及暑期中的半假四十餘日，如此而已。以現代小學生的學業標準而言，如此繁重的功課及長時間的學習，大概可以與受盡惡性補習折磨的某些私立小學學生相比擬。即使如此，私立小學學生在課業之外並無其他精神負擔，而當時的小皇帝同治則在繁重的功課之外，仍須未明即起，辨色視朝，問安侍膳，恪盡孝道，以一身而兼任皇帝、兒子、學生等三種角色，而這種種角色又沒有一種是出於他自己所願意扮演的。於是，我們彷彿看到一個被人操縱提挈的線傀儡，在舞臺上忙碌地上下進出，整天得不到空閒與自由。這在六歲小皇帝的幼稚心靈中，當然不會有好印象的吧！
由六歲以至十歲，還不過現代國民小學的中年級程度，小皇帝的課業，由「半功課」進入了「整功聽，負擔更重，空閒更少。而十歲左右的兒童，正是好活動而耽於遊戲的年齡，如今硬要將他像成人一般地施以繁重訓練，所苦自必更甚。雖然我們在這方面尚缺乏實際的資料可以作為研究討論的佐證，但由他在成童以後的入學情形見之，太后與師傅們所希望於小皇帝的，事實上恐未能達到。《翁同龢日記》有同治皇帝十六歲時的讀書情況數則可以參看，摘錄如下：
同治十年正月初七日。晨讀懋勤殿。因極陳光陰可惜，當求日進之方。上頷之而已。
二十二日。照常入，讀尚可，已初一（刻）退。生書五刻，熟書六刻，講《書經》三刻。午初二（刻）來，午正二（刻）入，看摺二刻，多講《明史》及經，共三刻。古文詩三刻，寫字一刻。
二十四日。讀甚倦，仍如去年也。
二十五日。讀稍振，已初二退。午初一來，午正二入。看摺時精神極散，雖竭力鼓舞，終倦於思索，奈何？餘亦草草。
二十九日。讀生書猶可，餘則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滿書極吃力，講摺尤不著力，真無可如何也。減去功課，申初一始退。
三十日。講摺仍嬉笑，不解其故。餘忙促。申初一散。
二月初一日。讀滿文甚遲。辰正三始入，讀生書畢。已初一即還宮用膳。已正二來，減去看摺、講《書經》及熟書二號，未正一刻匆匆退。
初四日。晨讀生書尚好，熟書數號後忽爾發澀，遂不能倍誦。已初二退，午初來，午正一入。再倍前所未畢書，益支離。直至未初二刻倍畢，減去講史及論數語，尚到申初一刻。
初五日，倍書極慢，講摺又倦，畢已未初三刻，遂減去《大學衍義》、《明史》未講。申初一始散，猶匆促也。
初六日。晨讀尚好，講摺又極難，講《大學衍義》時亦神情不屬，不免動聲色。數日來，無精神時則倦，有精神則嬉笑，難於著力，奈何？
初八日。課題〈重農貴粟〉，文思極澀，初稿幾無一字可留，且虛字亦不順。及逐字拆開講過，仍湊拍而成，數數未畢。遂作詩，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十三日。軍機見時，兩宮詢書房工課，並以上不能辨字體為言，有譙責之意。
十五日。晨讀尚好。諸事甚不切實，神氣極不聚也。
二十日。晨讀極澀，總振不起，不過對付時刻而已。滿書甚好，而漢書則又毫無神采，且多嬉笑，直是無可如何！
二十七日。兩宮諭問書房功課極細，有「不過磨工夫」，「見書即怕」，及「認字不清」，「以後須字字斟酌，看摺奏要緊」，等話。
以同治十年正、二月兩月皇帝上學之情形做一抽樣檢查，所得結果略如上述。從上面這些文字紀錄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同治皇帝雖然年已十六，而且讀書已有十年，仍然是文理欠通、辨字不清、見書就怕、精神散漫的紈袴公子模樣。十六歲時的光景如此，十五歲以前亦可想見。由此可見，這位尊貴無比的皇帝學生，雖然有狀元宰相為其教師，而且也竭盡誘導之能事，仍然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整天打疊不起精神來上學。即使來了，也是勉強敷衍，直等把時間消磨夠了，便即放學回宮，好去自尋樂趣。少年人總是愛好遊戲玩樂的；剝奪了他們的遊戲玩樂時間，而一定要他們過成人般的生活，容易造成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心靈的發育受到阻礙，有未老先衰之危險；一種結果是造成兒童對教育的反感，由其內心產生抗拒的力量。同治皇帝的情況應屬後一種，所以這種強迫教育不但不曾把他教好，反而更加強他的倔強與恣肆性格，這在他長大成人以後的行為中便看得出來。
同治一朝的皇太后垂簾聽政，始於同治登基之時，迄於同治十三年皇帝親政。自皇帝親政以後，太后退養深宮，小皇帝也正式成了大清帝國的最高主宰。不久，便爆發了一件政壇大事，其原因便是由於他以皇帝之尊，必欲行使其權力意旨，而遭受到朝中群臣的普遍反對，因此一意孤行，必欲貫徹到底之故。是即同治十三年七月，皇帝降旨黜恭王為庶人，革去一切差使，翌日又降旨盡革惇王、醇王、景壽、奕劻、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等一班王公大臣之事。
同治親政，事在同治十二年之春間。先期又冊立后妃，舉行大婚。到了同治十二年正月親政告成，慈禧太后對於她自己十一年來的豐功偉績感到躊躇滿志，很想在歸政之後，能有一處華麗宏偉的園苑，為其燕居遊息之地。左右近倖窺知太后的此一意向，遂乘機勸導皇帝興修園苑，以為承歡孝養之計。至於這班左右近倖的真正目的，則在藉此大興土木，以便利他們自己的營私圖利。同治皇帝素好嬉遊，有此正大題目可為藉口，自然大為贊成。當時所選定的興建目標，乃是重修咸豐五年毀於英、法聯軍之役的園明園。同治十二年九月，皇帝以頤養太后為名，正式降旨興修圓明園。故宮藏有同治為此事所降的硃諭原文，中云：
朕念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十一年以來，朝乾夕惕，倍極勤勞，勵精以綜萬幾，虛懷以納輿論，聖德聰明，光明四被，遂致海宇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親理朝政以來，無日不以感戴慈恩為念。朕嘗觀養心殿書籍之中，有世宗憲皇帝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集》一部，因念及圓明園本為列祖列宗臨幸駐蹕聽政之地，自御極以來，未奉兩宮皇太后在園居住，予心實有未安，日以復回舊制為念……
這一道硃諭，抬出了圓明園本是清代列帝駐蹕聽政之地的理由，以修復圓明園頤養太后為「回復舊制」，「庶可上娛兩宮皇太后之聖心，下盡朕心之微忱」，題目極為光明正大。無如中國在經歷了二十餘年的內憂外患之後，大亂初平，瘡痍未復，修復圓明園的工程須銀一千萬兩以上，如此鉅款，何從籌措？所以，不但御史、言官等紛紛上疏諫阻，師傅李鴻藻及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文田等亦以此為言。而同治一切不顧，反時時召見內務府大臣貴寶，指示各處園工的做法。同治之必欲興修圓明園，是否果如所說，只為了頤養太后的孝思？事實殊不盡然。因為，圓明園不但擅水木庭園之勝，而且皇帝的園居生活遠較宮中為自由不拘，所以清朝自康熙以至咸豐諸帝，皆樂於居園而不樂居宮。同治藉頤養之名修園，名為盡孝，亦有自便之意。所以，一經定議之後，便不顧一切反對諫阻，必欲貫徹其意旨。無如茲事體大，而且所費太多，不但朝臣不肯苟且贊成，身為當國輔相的懿親重臣如恭王等尤其要一力反對，於是激起了一場皇帝與大臣間的爭執，而首當其衝者則是恭親王奕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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