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第九章 結論：沒有結論的辯論」）
……英國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一再透過公開聲明，說明它對臺灣的立場。根據曾銳生教授的研究，這些公開聲明界定了英國對臺政策的四大元素。英國的出發點是解開臺灣海峽定時炸彈的導火線。英國偏向不讓臺灣落入共產黨手中，不過他們從未完全排除在某種條件下把臺灣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性。猶有甚者，英國認為關於臺灣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能為美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受。最後，英國也承認臺灣的內部政治情勢需要列入考慮，需要在國民黨流亡政府的意願和既有的本地居民的意願之間，取得平衡。實際上，英國決策圈內對於對臺政策不斷在辯論。官員們一般都認為，臺灣不是遠東最迫切的問題。臺灣問題應該依據區域的整體和平去解決。可是，英國政府內部另一個相反的看法也頗受重視，即是：唯有排除了臺灣問題，遠東才能達成整體的解決。
當時英國歷任首相及外相否定具體解決的迫切性，有一個原因，即是他們明白不會有任何一項方案會在決策菁英圈內得到普遍的支持，當然更不用說，也不會得到相關國家的支持。對臺政策的辯論非常廣泛、非常深入，但是沒有得出結論。不同派別的主張聲勢互有起落，但沒有任何一派長久居於主宰地位、或贏得全面勝利。因此之故，英國官方立場刻意保持模糊，並且盡可能延遲做出決定。
遲無結論還有另一個原因是英國政府的工作模式。英國政府傾向於盡可能在低階層級透過非正式諮商解決歧見，唯有在歧見無法調和時，才提升到部會首長層級處理。可是，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對英國外交政策程序有一段評論，他說：「政客和文官都同樣在知性上容忍含含糊糊，同樣偏好妥協、折衷，不愛公開對立，以至於隱蔽了目標、又迴避了抉擇。」一九五○年八月，官員們辯論美國若是為臺灣與中國開戰時，英國可能採取什麼立場，貝文延遲做決定。莫理森一九五一年六月和杜勒斯為對日和約交涉時，也同樣延擱做決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官員們試圖就美、中一旦為外島爆發戰爭擬訂英國立場時，艾登也一樣暫時擱置做決定。
最後分析下，官員當然有他們本身的信念、原則、偏見和盲點。更重要的是他們執行任務時的信念。因此，駐北京代辦通常比較能接受共產黨的立場，而駐淡水領事則傾向於替國民政府立場辯護。駐美大使一再呼籲信任美國人，而主管遠東事務助理政務官傾向於主張比較平衡的政策觀點。東南亞高級專員通常主張對圍堵共產黨要有更堅強的立場，而駐香港總督對臺北或華府有任何挑釁北京的言行舉止都十分敏感。當然，每個人都說基於職掌，站在英國國家利益的立場講話。因此，對臺政策辯論以相關部會大臣及其文官之間持續對話及折衷妥協中演進。
會如此辯論不休有幾個特殊原因存在：第一，臺灣是由國民政府所有效控制的個別的政治實體。因此，英國必須接受這個現實，建立一個個別、但附屬於對華政策之下的臺灣政策。第二，臺灣問題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的美國冷戰政策上地位愈來愈重要。因此，臺灣問題成為英、美關係爭論的重點。因此之故，對臺政策辯論成為英國菁英辯論英、美「特殊關係」及英國做為「獨立的全球大國」兩者孰重時一個不可分割的議題。第三，英國承認北京之後，並未能和北京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更重要的是，北京介入韓戰之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會發動侵略的威脅感，使得「誘導式的圍堵」說服力降低，而「恫嚇式的圍堵」的邏輯較具說服力。這影響到不同派的主張聲勢之起伏。第四，由於壓倒性多數同意圍堵的概念，必須在某個地方劃下界線。因此又出現辯論的題目：應該在哪裡擋下共產黨──是北起韓國，經臺灣、香港到中南半島這一線，還是從日本、菲律賓到馬來亞這一線？第五，英王政府的公開聲明不斷表示，臺灣法定地位尚未決定。因此，英國身為《開羅宣言》和《舊金山和約》的簽字國，又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有充分的正當理由關心臺灣問題未來的處理，特別是臺灣問題會危及本區域的和平時。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許多英國決策者仍然執迷英國有悠久的經驗及英聯邦的支持，可以在遠東的均勢上起影響作用。許多英國決策者相信英國可以對美國起決定性的影響，對蘇聯和中國也可以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因此，英國官員覺得有幫助、也是負責任，要為臺灣問題辯論及制訂一項解決辦法──人人事先都一致認為，英國並不會有力量去推行這一解決辦法。雖然臺灣從來不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這些官員習慣以全球角度思考問題，因此投下不成比例的時間和精力去辯論對臺政策。
在對臺政策辯論中出現三派不同的主張，不過就個別支持者而言，分界線並不是那麼截然分明。官員們不時在這三派主張中變換立場。由於沒有任何一派能在辯論中贏得壓倒性的勝利，歷任首相和外相很少公開表態贊成哪一派。
第一派贊成放棄臺灣，把臺灣交給共產黨。他們認為：(一)北京決心取得對臺灣的控制，因此企圖抗拒的話會觸怒共產中國，因而傷害英國全盤中國政策，以及遠東和平的機會；(二)國民政府已經無可挽救的失敗了，因此企圖拯救這個信譽掃地的團體注定會失敗，甚且可能增加香港受威脅之虞；(三)從戰略上看，不值得西方花費必要的資源保衛臺灣，因為它們可以配置到其他更重要的地方。換句話說，不值得為了臺灣或其人民冒著與中國衝突或甚至戰爭的不斷的風險；(四)西方把臺灣交還給中國以換取遠東整體的解決，將是值得的交易。
這一派面臨兩個嚴重的困難：北京沒有顯露出令人信服的訊號，表示它希望與西方友好，而且把臺灣做為遠東和解的一部分而交還給中國，也並不保證共產黨會遵守他們的承諾。韓戰一爆發，美國對於西方與北京修好的態度丕變，轉為強硬。由於美國下定決心不讓臺灣落到中國手中，倫敦已不可能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背道而馳。
第二派贊成臺灣中立化（獨立或聯合國託管）。他們認為：(一)基於戰略及道義理由，不應該讓臺灣落入北京手中；(二)臺灣本地人痛恨共產黨及國民黨，《開羅宣言》沒有考慮到臺灣人民的利益，並沒有法律拘束力；(三)北京對臺灣最大的顧慮就是存在一個敵對的政府，因此，臺灣中立化、甩掉蔣介石，或許可以為北京所容忍；(四)臺灣中立化可以降低中、美戰爭的危險，使華府的對華政策解脫鉤子，進而消除倫敦和華府之間的一個爭議重心。
這一派面臨四個重大困難：臺灣島內並沒有一個孚民心、成熟的臺灣獨立組織存在。就實務上來講，很難擺脫蔣介石，他仍然掌握強大的部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承擔得了接管臺灣的治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面臨共產黨和國民黨兩者的反對。總而言之，這一派並沒有爭議英國整體對華政策是否明智，他們也接受對臺政策性質上附屬於對華政策。另一方面，即使他們十分努力試圖把對蔣介石的政策和對臺灣地位的處理政策區分開來，他們可沒辦法保證北京能被說服接受相同的區分；因此他們無法說服部會大臣，就整體對華政策的成功而言，他們的方案會比第三派的方案利大於弊。
第三派贊成支持蔣介石（或支持有蔣介石的「兩個中國」），以及不讓臺灣落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他們認為：(一)臺灣位於共產陣營及自由世界的分界線上，戰略上非常重要，不能讓臺灣落入共產黨手中；(二)西方必須向遠東所有國家展現其決心及信譽，堅守圍堵線、制止共產黨擴張；因此民心士氣的考慮遠比臺灣實際軍事價值來得重要；(三)只有蔣介石掌握切實可靠的力量可以圍堵共產黨，換句話說，支持他是不讓臺灣落入北京之手唯一實際的方法；甚且，蔣介石已在臺灣有效率地建立根基；(四)自由中國在臺灣可能成為大陸未來政治發展的樣板，也可以在冷戰中號召華僑向心力；(五)既然美國已決定支持國民政府，在全球冷戰之下，英國不應、也不能與華府為臺灣分裂。
這一派面對的主要困難是：英國絕大多數決策者認為國民政府澈底腐敗、基本上不民主，沒有人認真地相信像蔣介石這樣一個信譽掃地的「流亡領袖」能夠推翻中國大陸的革命新政府。人人都很敏感，西方會被蔣介石的刻意挑釁牽累，陷入和北京戰爭的可能性。蔣介石在外島部署重兵，毛澤東聽任蔣介石守住外島，實質上已封殺了「兩個中國」方案的可能性──至少在國、共這兩方面來講是如此。這一派並不打算走到公開批評英國承認政策的地步；因此他們對美國的對臺政策並不是無條件的支持。
在這段期間的不同時期，三派主張各有其引領風騷的時候。第一派聲勢最盛是在韓戰之前，後來在第一次外島危機尖峰階段也有一小段時候聲勢頗盛。在這兩段期間，共產中國掌握主動，接近達成它宣示的目標。同一期間，英國政府內部有一股強烈氣氛，等著看蔣介石政權崩潰，以便為和北京建立工作關係開路。美國立場含糊，或許是故意如此。在這兩段期間，第一派大將──鄧寧和杜維廉──位居關鍵職位，都深信與北京建立良好關係十分重要。他們對自己的長官外相尤其有影響力，也都具有強烈的性格。
第二派聲勢鼎盛是在韓戰開始之後至第一次外島危機開始時，後來從第一次外島危機結束到麥米倫政府初期，也頗有影響力。由於美國的介入，北京兩次被阻止接管臺灣，而臺灣地區情勢陷入不安定的僵局。倫敦想要改善關係的努力，兩度因為北京不做回應、以及中、美關係惡化而受挫。可是，北京接管臺灣的行動延擱，因此臺灣問題在這兩段期間都不列入遠東議程的優先項目。也因此就有時間可以討論其他替代方案及長期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方法。這兩段期間第二派的關鍵健將──史考特、艾倫和馬京士──都深信英、美團結至為重要，甚且他們想要協助美國人解脫鉤子。他們在外交部中居於關鍵職位，如果他們不用和過度敏感的艾登來往、如果不是因為艾登和杜勒斯的個人恩怨情結，他們可能更有影響力。
第三派聲勢相當旺盛的唯一時期是一九五八年底左右，正是麥米倫首相主政時期。蘇伊士危機之後，麥米倫把英、美團結擺在他外交政策議程的最優先。華府也在第二次外島危機時透露保衛外島及臺灣的強烈決心。同一時期，北京在國內、在國外，同時發動新一輪的革命狂熱。英國政府內部普遍懷疑北京真正有心與西方建立工作關係。最後，英國大多數官員此時也看清楚，蔣介石在臺灣地位已經穩固。因此，駐淡水領事佛蘭克林發現，高階官員比較能接受他這一派的觀點。佛蘭克林雖然官階不高、卻非常活躍。他和其他領事不一樣，一九五○年代初期曾任職於外交部中國科；因此他的報告比起一般領事寫的報告更著重政治面。
一九五○年代末期，國民黨推動的系列改革相當成功，「澈底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情勢」，英國駐臺灣領事官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透過他們「不偏不倚、靈敏的」報告，逐漸「動搖英國人長期以來對蔣介石政權的負面印象」。這些官員「對於改善倫敦與臺北之間的關係，做出重大貢獻。」
這些起伏跌宕反映出，第一，遠東區域勢力均衡以及國際環境起了變化；第二，美國對臺灣的態度和立場改變；第三，決策者的個性及他們對關鍵立場的想法不同。邱吉爾重申對他的戰時盟友及反共夥伴的道義責任，標示出英國對臺灣前途的政策有了重大變化。一九五○年代剩下的幾年裡，英國政府捨棄一九五○年艾德禮政府的決策，不再樂見臺灣在某些條件下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項政策上的重大改變代表英國實質上脫離了《開羅宣言》。但是上述頭兩項「反映」清楚顯示，英國沒有能力影響事件的進程，只能被動反應、不能主動行動。第三項「反映」雖然正常，卻再次提醒我們，這段時期某些最高層級的決策者，不喜歡長期規劃。
艾登和麥米倫彼此對待英、美關係作風差異，遠大於工黨政府及保守黨政府彼此之差異。貝文雖然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到英、美特殊關係這個字詞，他並沒有比邱吉爾不重視英、美特殊關係。當然，從美國人的觀點看，保守黨政府未必就比較親美，或比較支持西方的團結。就艾登政府而言，的確就是如此。從這一方面來講，我們比較容易了解，這三派主張影響力的變化與高階閣員個性差異有關的程度、大過意識型態的差異。事實上，保守黨大臣不喜歡蔣介石的程度並不亞於工黨的大臣。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整個時期，英國軍方最重大的關切是，英國可不要在不當的地點、不當的時間被牽累進錯誤的戰爭，和錯誤的敵人打起來。一九四○年代末期和一九五○年代初期，他們可沒有美國軍方那麼看重臺灣的戰略價值。他們很容易因為可能為了臺灣爆發核子戰爭而緊張兮兮。可是，從一九五○年代中期起，軍方開始提升臺灣在亞洲冷戰的戰略重要性。這時候，他們已經堅信臺灣一定不能落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他們也變得比較不批評美國考慮動用核子武器以支持臺灣。
縱使如此，軍方的意見影響低於文官領導階層的主流意見。決策結構以及英國的政治文化可以解釋這種狀況。威廉．華萊士曾經說：「國防應該為外交政策服務這句名言，在英國政府裡已經體制化地反映在外交部和國防部的正式和非正式關係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期間，首相主持內閣國防委員會；外交部助理政務官兼任遠東委員會主席，軍方派代表出席遠東委員會。東南亞高級專員擔任英國防務協調委員會（遠東）主席；即使是參謀首長委員會一般會議，若有涉及中國和臺灣的議題，軍方也都邀請外交部代表參加討論。在這種結構下，軍方很明顯受到外交部主流意見的影響。
長久以來，英國的政治制度早已堅實地建立文人管控的原則。由於某些外交部重要官員熟悉戰略議題，也有助於文、武關係和諧。例如，鄧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蒙巴頓勛爵東南亞總部首席政治顧問。史考特的經歷更值得一述。史考特擔任主管遠東事務助理政務官，後調駐美大使館公使，輔佐馬京士；然後轉任東南亞高級專員、再遷國防學院院長；最後出任國防部常任政務官。兩部會有這些密切的關聯，我們更容易理解軍方為什麼罕於批評政治決定，甚且與外交部高階官員也有共同的看法。
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英國外交部大多數官員已經很清楚，英國辯論對臺政策沒有用，辯論的結果對華府、北京或臺北都不會有嚴正的效果。事實上，官員開始談到要把臺灣問題「冷藏」起來。美國人已經清楚顯示，有關中國的一切重大議題，他們沒有意向要調整其政策，以接納英國的利益和立場。例如，麥米倫現在已經完全明白英國的全球影響力快速下降。他體認到，英國就像其他的中等國家一樣，不再能決定性地影響世界事務。根本的原因在於英國的能力和它在世界整體政治、尤其遠東區域均勢之間的責任，已經明顯不相當。此外，英國在第二次外島危機之後檢討局勢時，他們已經不再關心蔣介石會挑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那是英國在一九五○年代初期最大的顧慮。
蘇伊士危機暴露英國沒有能力獨立自主行動，決定性地傷害到英國的世界地位。它也傷害到它外交政策兩大支柱──美國及英聯邦的支持──的可信度。從危機復原之後，英國的經濟不能有堪與其他西歐國家及日本相比的活潑的成長，並且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允許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之後，英聯邦的支持也變得頗成疑問。
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英國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已經和一九四○年代末期澈底不同。馬來亞和新加坡即將獨立。因此，英國遠東戰略的鑰匙──位於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軍事基地──可能必須放棄，可是又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取代它們。甚且，英國已失去對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及穿越中東之路的控制。因此，即使英國留住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基地，他們在一場有限戰爭中無法從英國予以有效的增援、更不用說遇上全球大戰也無法馳援。
況且，英國經濟地位衰弱，迫使它必須降低國防經費支出。例如，基於經濟原因，英國無法在和平時期於遠東維持履行東南亞公約組織防務概念所必需的一切兵力。甚且，對香港和新加坡的軍事承諾感覺也像在消耗英國的資源。因此之故，英國直接控制下的有限的資源，再也不能確保維持英國在遠東的地位以及英聯邦事務的領導地位。
無可避免地，英國必須承認盟國在遠東的戰略「主要要以美國在本戰區任何地方以軍事干預對付中國侵略的前景」而定。講得更白一點，「嚇阻和中國發生戰爭靠的是美國的核子力量。」英國在遠東的主要目標是維持政治安定、保護它在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是要達成這些目標有一部分要靠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因為美國保證要給予這個同盟正式會員國支持。
從一九五○年代末期起，某些英國決策者主張，英國再也不能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層面，以它是全球大國為基礎運作；帝國盛世已經一去不復返。因此，英國大半得靠同盟、結盟運作，基本上必須轉向歐洲以及新成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為了釋出資源到歐洲，英國政府必須改造它的政治政策，必須脫離在歐洲之外一個以上的既有之重大海外承諾。
英國決涉策者一致認為發生戰爭時，英國不可能增援遠東。甚且從英國的觀點看，遠東是個次要戰區，在當地作戰不會影響全球戰爭的結果。最後從蘇伊士以東撤軍已經無法避免，而且或許還是一件好事。因此，英國外交政策方向的這項重大改變可以歸納為：「逐步接受英國獨立力量的日益有限，並且將重心從全球改向區域脈絡、從和美國結合改向和西歐整合」。於是乎，倫敦清楚地脫離類似臺灣問題等不及英國立即、實質利益的那些區域爭端。對臺政策的辯論因而沒有結論，逐漸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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