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生死了嗎？
林茂生（一八八七至一九四七），字維屏，號耕南，臺南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曾於長老教中學，以及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臺南商業專門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等校任教；戰後，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日，創辦《民報》並擔任社長；臺灣光復後，協助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出任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委員、文學院代理院長、先修班主任，以及哲學系教授；民國三十五年，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林茂生死了嗎？
自然是死了，問這種問題是要來鬧的嗎？
聽到這種問題可能會令某些人憤怒，但是，許多重大發現往往就是從追問一些笨問題開始的，如果我們耐著性子認真回應，立刻就會尷尬地發現，我們其實答不出來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
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能直接證明林茂生當年失蹤後的下落。
西洋法律學中有所謂的「Corpus Delicti」的術語，這是拉丁文，我們現在翻譯為「犯罪事實」。就如同坊間以訛傳訛「在臺灣殺一、二個人不會判死刑」一樣，這種將複雜概念過分簡化而產生大眾迷思的事情，同樣也存在於與我們相異的文化中。由於Corpus有「身體」的意思，這個專門術語往往也被大眾誤解，以為只要屍體沒被找到，就不會被指控殺人罪，當然並非如此，就像在臺灣殺一個人一樣可能被判死刑。
邏輯上來說，我們應該先搞清楚一個事實是否存在，下一步才追問這件事是誰幹的、該誰負責，不能反過來。一個人就算已經千夫所指、大眾把細節講得天花亂墜，就算他自己都承認人是他殺的，也無從證明人死的事實確實發生了。
當然，要證明一個人應該是死了，並不一定非得「死要見屍」，但撇開屍體這個最直接的證據，總還是要有其他的證據指向這個事實，如現場發現足以致死的大量血跡、殺害當時的錄影……等。
很遺憾的，在林茂生案中，不但沒有找到屍體，所有足夠支撐死亡事實的證據，哪怕是目擊者的證詞也好，通通付之闕如。是的，即使是這麼一個著名的、幾乎無爭議的案件，即使聲稱他死亡的文獻汗牛充棟，即使連我也相信他確實在當時就死了，但出問題的恰恰是它的邏輯源頭。
問笨問題並不是要說林茂生說不定沒死，而是要大家一開始就認清，真實的世界並不是密室，死因的論證有其極限。
遇到這個極限的，林茂生案並不是孤例，與他一樣在同時期失蹤的人有很多，基本上都集中在民國三十六年的三月十日至二十日這一個時間區間，我們之後還會反覆提到，現在只要先知道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這麼一個「失蹤熱區」即可。
在拿出正式的史料認真分析之前，我想先讓大家讀一下坊間對於林茂生案的說法。在通俗版的林茂生案中，《台灣回憶探險團》的說法十分簡要且具有代表性，我們就以它為例。
「林茂生始終認同中華民國。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林茂生於臺北中山堂發表慶祝演說，迎接他期盼已久的一刻到來。接著擔任臺灣大學先修班主任、哲學系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並創辦『民報』。」
這就是要說林茂生不但在主觀上認同國家，客觀上也被新政府高規格的對待。
話鋒一轉：
「沒想到寄予厚望的『祖國』帶來的，卻是災難的開始。原本戰後初期臺灣一片復甦的景象，不到半年就邁向經濟崩盤、工業停擺、民不聊生、治安敗壞、疾病橫行的窘境，隔年（一九四七）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這就是要告訴我們，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一八八三至一九五○）政府本身倒行逆施。
接下來是林茂生在事件中失蹤的經過。
「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三月，除了中國軍隊大肆屠殺臺灣人，同時臺灣菁英如被寫入死亡筆記本一般，一個接一個人間蒸發。三月十一日，林茂生被兩位持槍人士帶走。據聞當時林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事，不會有事，沒想到就此一去不回。事後推測可能在被帶走當天或隔幾天就遭到處決，至今依然下落不明。而事件期間人在臺灣的蔣經國竟發電報給蔣介石，提及『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等人企圖向美調度資金與槍枝獲允諾等等情報（實際均非事實）。」
這就是通俗版的林茂生被殺案。
雖說是通俗版，嚴謹、認真研究的也僅僅是補足了細節，案件的大方向基本雷同。這個大方向就是要說，由於新政府倒行逆施，人民從歡喜支持變成激烈反對，這同時暗示了政府要處決林茂生的動機，從林茂生的角度，他自己是幻滅，從政府的角度，林茂生是叛徒，因為在二二八前夕，他的政治立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如果我們深入研究，貫穿林茂生案的關鍵史料，大致上是以下三條。
一是林茂生的名字被白紙黑字地列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給中央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中，罪名是「鼓動該校學生暴亂」、「強力接收臺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共三項，這代表官方確實對林茂生採取了行動。
第二條關鍵證據出自《楊亮功先生年譜》。二二八事件中，監察院閩臺區監察使楊亮功（一八九五至一九九二）來臺，見到了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楊亮功提到，陳儀親口對他說，林茂生因為從事獨立活動被捕。楊亮功後來從其他管道聽到，早在陳儀對他說話之時，林茂生即已被殺。這至少代表陳儀曾經親口證實了林茂生被捕的訊息。
但光有前面二條也不足以解開一個最麻煩的問題，因為林茂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明明和官方走得非常之近，客觀上也受到陳儀重用，加上他本人的政治立場從來都是認同中華民國的，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動機去搞「臺灣獨立」？就算是官方栽贓他，陳儀又有什麼樣的動機，在四面楚歌下，去栽贓一個自己的支持者？
這髮夾彎中間的邏輯，是由第三條關鍵證據來圓的。
據林茂生的兒子林宗義（一九二○至二○一○）於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南灣舉辦的「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發表的〈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回憶他父親的私下談話，說林茂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對蔣中正（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已經不再像戰時那樣尊敬，希望「蔣介石的政治良心能引導他走向正途，糾正陳儀及其黨羽在臺灣的錯誤」。林宗義甚至轉述他父親對他說了一些「臺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臺灣是合法受到聯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統轄，陳儀只是來此監督日本軍隊與殖民統治的投降」，並認為「新的中國政府以征服者君臨，採用同樣的（殖民）政治取向」，還說林茂生「他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
這暗示林茂生私下或也認可臺灣人對大陸人採取暴力行動，這樣的一個人在事件中被官方整肅可說是毫無懸念。而這第三條證據，同時也是大家認定林茂生的政治立場曾經在二二八前夕大反轉的由來。
既然他的政治立場轉了髮夾彎，他的三項罪名：「鼓動該校學生暴亂」、「強力接收臺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無論是官方故意栽贓他，還是他真的涉入了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行動，邏輯上都不令人意外了。
以上三條證據可說將林茂生的死和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扣得極死，看起來似乎無懈可擊。
然而，隨著相關檔案的解密，我們現在知道，三條證據分別都存在嚴重的問題。以下，我們從通俗版林茂生案中一個非常小的細節，打開分析的突破口。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通俗版的說法中，林茂生是「被兩位持槍人士帶走」。某些說法走得更遠，如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的節目《臺灣演義》〈臺灣精神科的先驅：林宗義〉說「幾位帶槍的陌生人，不請自來，強押林茂生上警備總部的車」、「三月十一日，一群武裝警察，強行帶走林茂生，從此下落不明」，乃至直指林茂生「被中國國民黨武裝人員帶走祕密殺害」，或稱帶走他的是「兩名持槍穿中山裝者」。
最後這個「中山裝」的說法還是林茂生的兒子林宗義在〈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中說的，他的原文是引述其母親王采蘩（一八九七至一九七六）在林茂生失蹤當天對他的談話。
母親還是平常柔和的聲音要我坐下來，不過她慣有的溫暖平靜的神情，並沒有焦慮、緊張、恐懼的跡象。「兩個中國人進來，著中山裝，腰帶有槍，要向父親說台大校長有口信給他。我進去告訴你父親時，他說他已經聽見了……。」
我問：「他們是大陸人，還是台灣人？」
母親只是說：「當然他們是大陸人，看起來像『特務』。」
然而，在解密的檔案中，我們發現了二封王采蘩在事發當年寫給相關單位的陳情信。實際上，王采蘩本人於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日的說法是
參政員林茂生於本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在臺北市戒嚴中，受身份不明之私服特務以「大學校長有請」為辭，以車自敝宅載之而去。
不到一個多月，六月二十七日，另一封陳情信在前一封的基礎上又提供更多細節。
竊氏夫林茂生於本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在省會戒嚴時間內，突有六人身分不明、穿便衣、帶武器、採閩南口音者前來……住宅，以「臺灣大學校長請去談話」為辭，將氏夫挾上國字第05025號汽車載去。
也就是說，若非林宗義的記憶有誤，就是他偽造了母親的記憶。
其實從常理度之，任何人要在光天化日下幹髒事，穿便衣反而更加合理，大馬金刀、身穿制服，或留下能輕易追蹤其身分的跡證，反而顯得此地無銀。
再加上「採閩南口音」這個重要的資訊居然不見於之後的任何資料引用，甚至改頭換面，以「警備總部」、「中國人」、「中國國民黨」的樣貌持續傳播，這種跳脫常理、偷天換日的狀況，除了讓我們警覺到本案可能存在大量有意或無意的煙霧，也使我們意識到，要釐清林茂生案的經過就有必要上溯到最原始的資料，即使是其至親的說法也不能夠輕易採信。
對照之下，林茂生的二位至親的說法就非常不一致。相較於兒子口中的父親，妻子口中的丈夫則完全是另一個人，不但向來身在曹營心在漢，且從未轉過髮夾彎。
竊維拙夫林茂生素攻國學，深明大義，雖在臺灣五十一年淪陷期間，在那淒風慘雨之中、異族高壓之下，未嘗一日不以國家民族為念，寢戈待旦，以待祖國之勝利而得解放，此固世交親友所共知，平生所賦詩詞之所證明。
竊查氏夫素研究國學，篤信基督教義，一生安分守己，雖在臺島淪陷期間，異族鐵蹄之下，未嘗一日不以國家民族為念，枕戈待旦，以望祖國之勝利，而求臺胞之解放。及至臺島光復以後，氏夫以素志已達，乃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以謀臺胞思想之祖國化，絕無絲毫違背國家民族之觀念。
當然，由於這是二封給民意機關的陳情信，要說林茂生的妻子幫著隱瞞一些不利的事實，這也是情理之中，在此就聊備一說，平衡一下其子的說法。
但是，如果我們再更進一步比對林宗義筆下的林茂生和林茂生自己在同一時間的言論，我相信您也會和我有同樣的結論，不但林宗義關於其母親的記憶有問題，關於他父親的記憶，恐怕也與林茂生本人的真實立場有著巨大的落差。
本來，林宗義轉述他和父親之間的談話，由於沒有第三人在場，也不可能去查證，但林宗義可能不知道，林茂生在同一個時間點並不是沒有公開發表言論。
三月七日，林茂生在臺大校務會議有如下的發言：
林主任茂生：本次事件，本人最關心者，為先修班學生及大學一年級生。事件發生之日，本人即告學生謂：一、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二、學生應認識學生之本分，民眾激於義憤，學生應具理智，不可輕舉妄動；三、要繼續上課，其間雖有少數學□有行動，然經調查，乃係子虛。至於學校方面，本人甚□能本民主精神，向前邁進，要利用機會實施改革。同仁待遇亦應確立標準，以求公允。再者，今後亦應確切尊重學生意見，予共同為國家文化求供獻。
這代表著林茂生在失蹤之前有記錄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中不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提醒學生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還希望學生不要輕舉妄動。但是，在〈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文中，林宗義卻說林茂生在三月九日他們二人散步回家時私下對他講，「他們（大陸人）是以征服者與統治者來到臺灣的」、「（大陸人認為）臺灣人必然是比中國統治者或大陸人還劣等」、「陳儀只是來此監督日本軍隊與殖民統治的投降」、「臺灣人在新殖民權力者（中國）的統治下」、「新的中國政府以征服者君臨」、「臺灣人『二等公民』的身分」。
很明顯的，林茂生自己的說法，跟他的兒子林宗義口中的他，中間也有著巨大落差。
林宗義在這件事情上很可能說了謊，但是這並非重點，本書還要進一步指出，雖然林宗義在書寫二二八的過程中隻字未提，不過林宗義自己很可能才是當時二二八事件中立場激烈的反抗者，而這個立場與他那主張溫和改革的父親林茂生是截然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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