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
一、離散與在台外省人
離散（diaspora）這個詞彙是來自希臘字根diasperien，dia是「跨越」，而sperien即是「散播種子」的意思。此一概念原來是述說猶太人於西元前586年，從巴比倫遭到「強迫放逐」。其後較正式以「漂泊」、「四散」（dispersal）來討論猶太人無以為家的經驗，是在西元七十年猶太人被趕出耶路撒冷之後。從此他們集體流亡星散，「離散」便成為此一特定族群的印記和創傷。
猶太經驗已經被認為是典型的離散經驗，它包含幾個重點是：猶太族群遠離家園，又對家園頻頻回首，無時或忘。受迫性的遷移與放逐，對於歸返的無能為力，引起心理上一股恆常的失落感。他們於是在彼此間建立聯繫，認為自己或多或少的和一塊土地之間擁有休戚與共的關係。所以離散一詞傳統上是用來描述猶太民族在共同的放逐經驗下，彼此間還持續擁有文化和宗教的連結。
近代中國由於受到戰爭、飢荒、政治迫害等原因，大量的人民不斷自原生地離析而出。研究者早已把中國人納入全球離散族群中的一員，用以銘記中國人如同猶太人漂泊星散又無法忘懷原鄉與其文化的國族命運。但若把中國人視為一流散四方的集體，卻也有諸多的差異。而尤其由中國退守至台灣的離散情況至為特殊，塔柏里《放逐的解剖》一書就曾指出：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產生龐大的放逐社會，其中尤以國府在台建置最大，最興隆，最重要──這是現代史上一個離開原先土地的核心，而又能以放逐政府的形態存活，且建立權威的少數個案之一。
可見出外省人離散到台的特殊性。他們不但人數龐大，而且由於國民政府的遷台，使得隨政府來台的部分外省菁英份子掌握了政權，在台灣重新塑造權威。他們雖掌有權力，可是終究是失卻原鄉的。
並且，這一段話沒有說明清楚的是這一群離散族裔的心態。經過了殘酷的對日抗戰與剿匪戰亂，一九四九年左右陸續由中國大陸退守來台的第一代外省人，在政治意涵上他們並非「出國」，不過他們的確是到達了一個異鄉。在嚴峻的戒嚴政治下，他們與對岸故鄉隔阻，禁絕返鄉之外還被迫隔絕音訊。許多與親人密友的關係，因此硬生生的被切斷，一水天涯，只能在心理上不斷的望鄉，渴望親人重逢，期盼落葉歸根回歸故鄉。在異鄉之中，他們不斷追憶大陸，縱使身不在故鄉，但是靈魂卻隸屬於那個地方。他們與異鄉台灣有著語言的阻礙、風土的差異，並加上台灣有長期被日本殖民的歷史經驗，都再再提醒了他們的離鄉。在和故鄉隔絕的現實情況下，使他們更為心心念念原鄉。這群受到歷史捉弄的人們，並將他們的離家之悲、憂國之思、離鄉的愁緒與歸鄉的渴望，賦予他們的下一代。
承接了外省第一代經驗的第二代的外省族群，加上學校教育裡面由國府所建構養成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第二代的情形更較之他們的第一代為複雜。現實的中國不是他們所居住過的，是經由父輩傳述的，所以基本上是一個想像的存在。他們成長於台灣，而父輩卻依然在他們的替代家的居住地中，營造了故鄉記憶、習俗。尋常的家居生活之中，父輩口傳了他們與親族的情感、對於大陸廣袤土地的想像與熱愛，正如小說〈異鄉人〉中人物紀贛生所代表的：「完全不由自主，只要想起嵨河（故鄉），他就得一半借助父親的鄉思，一半發揮自己的想像」。
上一代的人離鄉背井、下一代的孩子雖未曾在中國居住過，但在文化的傳遞下，也讓他們吸納了對於父祖之國的記憶和情感；這使他們不完全屬於台灣，可是也因為沒有具體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經驗，也使他們不完全屬於中國。外省子弟從他們的父輩那裡明白自己的歷史記憶，可是他們畢竟已遷移到台灣。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意符，而這個意符乃是經過中介的，企圖追溯、重現或再經驗已不可能。真正的故鄉終究是不可回歸的。正如簡政珍所言：「家是離開大陸的中國人真正問題的核心。……放眼古今中外，家的地域大都極明確，只是有家歸不得。」在留家與離家之間，人們因此產生了一種「浮生如寄」、「客舍似家家似寄」的離散之感，亦產生「從哪裡來」、「身居何處」的疑惑與濃烈的內在漂泊感受。
不管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的外省人，他們都合乎於我們對離散人士認識的幾個重要特徵：他們經歷創傷，避難式的退守台灣，彼此間保有著濃厚的鄉土情懷以及記憶，一方面對於異鄉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隔閡，一方面對於原鄉有深刻的依戀卻無法回去。第一代的離散者也與他們的下一代的離散特徵有異，第二代沒有原鄉記憶，自然也沒有在原鄉受到創傷，不過他們的經驗皆是父祖所傳遞，所以彼此間有著類似的情感，對於上一輩所傳述的原鄉的經驗、鄉土、偉績，有著難以割捨的矛盾記憶。
然而，當我們思考離散來台的外省族群身分形成的時候，卻不能不思考兩個面向，一是根基於他們來自原鄉的情感記憶的那一面，一是來自於他們來到異鄉台灣的那一面。如果我們強調主體性是如何構成主體的過程和結果，那麼身處於社會之中的人，要能和他者和諧的相處，必然要經過社會化的學習，從而界定群我關係。在和他者相互協調的過程中，尋找出適合自己的身分認同方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主體在不同的時間甚至場合裡，往往會產生不同的身分認同。身分認同的建構並不是一致、單一性的，我們可能會有許多衝突的身分、認同，朝向不同的方向。當離散主體在台灣生活的時候，也代表他們必須因應他們在特殊情境狀態下所形成的離散位置與種種在異地生活的課題，面對衝突，相互協調、界定出能夠使自己安身的身分認同。
對於文化身分的認同問題，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於〈文化身分與族裔散居〉一文就曾指出身分並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透明、毫無問題。霍爾本身是加勒比海黑人後裔，戰後第一代移民英國他以個人的經驗體驗到文化是主觀、個人經驗的，但也是屬於結構性的。在定義離散的經驗時，霍爾未必是與個人的鄉愁，過去的那片加勒比海土地一刀兩斷，但是他也承認無法再回到他年輕時自光，而是將個人經驗、社會結構及歷史構造相連結去思考。不同於離散一詞的原初定義──霍爾對文化身分的思考反省，是把離散這個詞，和具體的、真實的家鄉拆開，指稱文化身分的認同並不是本質性的認同，是一種總是在變動中、未完成的經歷，而這也是以離散視角關懷外省族裔作家相關作品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本書想要探究的是在一九五○至一九八七這段時間裡，外省作家對自身族群離散命運的看法和感情狀態。並且想要探討外省作家本身做為一離散主體，如何在社會與生活之中去面對、適應、協商身分的問題。而在這之中必定交織著複雜的互動過程。如前所言，外省作家的離散意味著從中國原鄉不得已的遷移揮別。在「身在何處」與「從何處來」之間，內在感情與整合身分的過程是矛盾、分裂、痛苦的。面對生存處境的遽變，主體面臨不穩定的、分裂的危機。為避免或舒緩主體的痛苦與困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總是會試著讓個人故事與更廣大的文化或歷史敘事產生關聯，這是個人致力於理解生活的重要方法。人們在主觀上藉由敘事形成自我；但在客觀上也是語言的使用者，身處於廣大的對話網絡之中，並由這個網絡形塑自我。個人與廣大文化、歷史敘事相勾連，會讓人們獲得自我的身分認同，並且也讓個體得以和他人分享認同感。因此在這個身分認同形塑的過程裡面，我們勢必無法忽略個人與社會、文化彼此之間的關係。故本書將有一部分篇幅探討離散者（外省人）所處的台灣社會背景與歷史課題。
作家本以文字敘事為能手。當小說家藉由小說說出關於自己或是所屬族群的故事，便代表著他嘗試著在協商、定位自我與社會、自我與他人、甚至是自我和自我之間的關係。並且從敘事架構或故事描繪中，去回答身份的問題。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身分同時又是一種再現的形式。透過文字的敘事，作家塑造了新的主體，使我們得以發現他發言的立場。
遷移至台的第一代外省人群體中的一部分人成為了台灣的統治者，加上外省人本身在意識形態上的限制，使得早期的外省人不能衍生出開放的離散意識，重新反省或體會文化的多元性與開放性。在他們之中，不乏堅守著固著的文化觀點與追求「正統純粹」中華文化的人。從離散的觀點來看，他們並未體認到只要一踏出大陸鄉土，他們就已經和未出離大陸的中國人民有所差異。尤其在長期戒嚴、兩岸封鎖的情況下，如果還要追求原生、純粹的文化身分，更是不可能的事。正如霍爾告訴我們，對牙買加非洲人而言，美洲新世界的在場，是族裔散居的開始，是多樣性、混雜性和差異性的開始。我們同樣可以這樣比喻：對外省族群而言，台灣新世界的在場，是族群散居的開始，也是多樣性、混雜性和差異性的開始。
如果自我與他者無別，那麼就不會有自我。在與他者互動的同時，自我也確立了自己。在外省人離散至台到解嚴前的近四十年時光裡，外省人所面對的「他者」也在時光遞嬗中不斷的變動。
對外省人來說，他者的層面有三，一是離散者到達異地台灣，當地居民是一相對的「他者」。因為整體的外省人有著中國近代歷史共同的經驗，但是本省民眾沒有。因為本省人很少牽涉到國共內戰，和中共也未必有「不共戴天之仇」。這個集體經驗非常重要，但是本省人很難體會。加上外省/本省人在一開始接觸時經驗和印象不佳，黨國體制的治理又有所缺陷，導致了日後二二八的衝突與日後本省群眾心中的不滿，拉大了族群間的距離。不過另一方面相當弔詭的是，這種族群的差異卻必須協調在一種表面的和諧之下。黨國體制深化了族群差異，但是同時國民黨政府也強調並維持了族群間表面的和諧，故對大部分的外省人來說，台灣在地生活的衝擊與融合的壓力雖不能說沒有，可是至少因此減少許多。
另兩個層次的他者則是中共和國府。由於國共內戰之故，台灣進入了戰爭的狀態，也因此在我/敵、國/共的架構下，國府便以對岸的中共為參照的他者，並將台灣的民眾放進此一漢/賊不兩立的對位劃分之下，使得共產黨成為與國民黨對照的邪惡他者。
而最後一層次的他者是複雜的，並且不見得為當時每一位外省人所清楚感知。對於外省人來說，固然他們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避赤禍而來台，可是這種心理卻相當矛盾。因為他們雖在基本態度上反共，合乎反共的基本國策，不過他們的親友、所思念的家鄉泥土，卻同時也是他們必須要「反共」的對象，所以必須要和對岸的親朋故友們斷絕往來。來台外省族群與國府的關係因此存在著協合卻又扞格之處，他者便是在如此特殊的情況下所產生。協合之處在於外省人對國府所可能的依賴與反共主張的一致，扞格之處又在於他們對於國府的不滿，其中包括已經延長許久的反共口號、遲遲不能返鄉、或者對於國府威權體制的不滿等等。此時國府便站在與離散者相背的他者位置，並且隨著時間的延長，這樣狀況越形嚴重。在這此間相互的協調關係，作家便透過文字來呈現。尤其我們也在外省作家的文字中發現約在六○年代之後，作家轉向了一種「內在對話」的方式，向自己來解釋或是安頓這樣子的情況。而如此的狀況，正是在面對那越來越無可避免的台灣生活、日趨僵化的復國口號、冷峻的國共對立之勢所衍伸出來的。
六○年代中期以降，第二代的外省作家漸漸在文壇嶄露頭角，展露了他們對於時代的反省。七○年代台灣當局在「外交」上挫折連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正統中國的合理性漸受質疑。同時在台灣內部，政治上也面臨了權力轉移的關頭。鄉土化的聲音於七○年代在文壇興起高潮，到了七○年代末期台灣在經歷了黨外運動以及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洗禮後，民眾的政治意識尤其是本省人，已經和以往有所不同。八○年代的台灣文學已朝著往本土化的方向努力。這些政治以及文化風氣的改變，儘管都帶給外省族裔一定程度的影響以及震撼，但同時間，隨著本省與外省人共同教育的普及、通婚的增加、生活的交融，使得原本歷史性、社會性的省籍矛盾已經逐漸淡化。再者，因為戰後近四十年和中國大陸有著不同的歷史經驗、國民形成經驗，以致不僅是本省人，連「土生土長」（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外省人也都自然地產生「台灣意識」。到了一九八七年，連蔣經國都說：「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也算是一個台灣人了」。
身分認同並非像是鐵盒子一樣，牢牢的抓住過往拒絕外來的變化而固定不變；也不是中絶斷裂，毫無前跡可尋。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外省人在台灣居住不斷在個人與他者、社會與歷史間相互協調、定位、協商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小心，如張茂桂與吳忻怡在研究中引用Charles Taylor的理論所提醒我們的：
「認同」是關於自己的敘事，「認同」不是「自己是誰」或者「不是誰」這樣的描述性問題，而是「自己是什麼樣的人」的故事。而這樣的故事，既不可能被抽象地形容成為某些特質組成，也不能成為冷靜的客觀事實，而一定是關於這個人如何陳述自己的道德領域的問題。「我的認同」，因此不僅僅是「我是誰」的問題，而是「我之所以是誰、何以我是這樣地成為誰」這一類有關個人的意義，個人的價值的問題。
若我們要用論述去否定離散者的認同或價值，也將會侵犯到他人的道德視域，而引起羞辱的情結。尊重與承認，才是建立族群間平衡的基點。故本書探討的重點與態度不在於是描述作家是/不是哪裡人的問題，因為那不見得會成為冷靜的客觀事實。而是希望探討在個體的形成過程中，如何透過敘述陳述「自己是誰」，或者是「我之所以如何成為現在的我」這樣的問題，期盼這樣的探討能帶來自我與他人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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