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追隨孫中山
國父的稱號，顧名思義，也就是國家的父親了。中國之國父，惟有孫中山先生。這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中國有歷史記載的，從夏禹開朝「會諸侯於塗山，鑄九鼎。通九州，作禹刑」至今也有四千多年，但從未有人敢稱自己為「國父」者。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在中國幾千年悠長的歷史中除孫中山先生外，從未承認哪個皇帝、總統、主席為國父。那麼，孫中山先生為什麼能夠有稱得上「國父」的資格呢？他不是神，其實他在心底一直把自己視為平凡人。由於平凡，卻真誠，由於真誠，就偉大。憑他的真誠和毫無私心的奉獻以及在當時同輩人中無可比擬的學識，才感召了成千上萬的愛國志士，喚醒了四萬萬同胞那沉睡而傍徨的靈魂，那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態。他帶領大眾，獻身於革命，始終如一，大公無私，百折不回。當然中國如果沒有他，也會有人起來領導大眾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昏潰的清朝，也未必能在這塊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建立起了中華民國。今天，當我們翻過那塵封的一頁時，再看孫中山那時發動的廣州之役，那庚子年（一九○○年）發起的惠州之役，那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無不歷歷在目，令人熱血沸騰。他終於給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皇朝帝制劃上了句號。一手創建起了共和（合眾政府）政體。故從結束封建帝制這種意義上來講，國父者，非孫中山先生莫屬了。
在創建中華民國的歷史中，許多革命志士前赴後繼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在那麼眾多的革命志士中，張靜江也於一九○五年始追隨孫中山，可謂是眾多前赴後繼的隨者之一。為什麼他能窮其一生精力去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呢？雖那時，已距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已過去了十一年了，張靜江卻義無反顧地站在了孫中山的身邊，以後的幾十年中他也一直奉行著國父的精神。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也許就是巴黎之行的必然結果。
在巴黎這個清新美麗、法蘭西的民主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和諧交融的城市裡，不僅使張靜江開闢了一條獨特的經商道路，也使他「生當為人傑」的思想吸收了新的內容。中國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張靜江年輕的心靈又一次受到強烈的衝擊，他對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深感痛心疾首，同時在巴黎，他又受到了在法國盛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在這樣的歷史和思想條件下，他很快成了一名激進的反清革命宣導者。他有時甚至以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宣講師」自居，經常在旅歐華人中發表反清言論。由於他那時的身份是清使館隨員，聽者中的大多數人怕受到牽連而不敢與他交往，儘管張靜江在巴黎受到不少冷遇，但他依然故我，倡言革命，尋找知音。一次當他陪同孫寶琦到比利時參觀博覽會時，他又慷慨激昂地大談反清革命，結果竟被當地留學生中的革命黨人誤認為奸細，幾乎遭到毆打。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張靜江雖有反清意識，但只有當他在遇到了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時，他的革命熱情才真正找到了知音和寄託，才被完全激發了起來。
在創立民國的漫長過程中，自一九○○年庚子惠州之役失敗後，孫中山所籌集到的起義軍費已耗盡得無路可走之地步了。故到一九○二年時，已經沒有錢來購買槍枝彈藥；沒有錢再繼續搞革命宣傳了。這期間可以說，是革命最缺錢的困難之際。革命必然要再接再厲地繼續下去，但支撐革命的物質基礎經費卻非常匱乏，孫中山只能親自加入籌集革命經費的奔波和忙碌之中。
而恰在一九○五年的那個非常年代，孫中山為了親自赴國外籌集革命經費，離開西貢而赴歐洲，遂與張靜江正巧遇於同一條赴法的海輪中。當孫中山第一次見到張靜江時，只見他尚處在年輕時期，也看到張掛的清廷官職（指在二十歲―一八九六年其父花十萬銀兩，捐官候補江蘇實業道事）也實是一個虛銜。故孫中山認為可以說服張脫離清廷參加反清革命，遂以真名實姓相告於張，並把興中會進行革命以推翻清廷等主張告知了張靜江。而張靜江第一次看到孫中山時，不知怎的，便在心底與孫中山有了一種強烈的感應。當時的孫中山穿著一身黑色的西裝，穩重地站立在海輪上層的船舷旁邊。濃密分梳的頭髮，整齊地緊貼在頭頂上。微帶長方形的臉上，一雙有著深刻的雙眼皮的大眼睛炯炯照人，顯得特別有神采，時時流露出一種嚴峻、博大、睿智的光輝。兩撇在嘴唇垂下的短鬚，更使他在一張雖是極普通的東方型的臉面上，突兀有了一種西方哲人的神韻；一見之下，便給張靜江留下了永遠難忘的深深印象。
而從張靜江那時的心情，對清廷原本無深切關係（他是出身豪富巨賈，不屬政治官僚出身）。另則他也看到當時慈禧太后的獨裁專制政權也必將沒落，又加上他接受了西歐新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薰陶。在孫中山的勸導下，他很快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願意參加孫中山創建的革命組織。當然這也離不開他少年時就就立下的出人頭地、功名顯要的思想。他心想，一旦革命成功，他就可位列顯要，出人頭地。就是這次十分偶然、但也可說是歷史的必然相遇，從此，也註定了張靜江跟隨孫中山、並加入革命一起攜手共同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這是一次巧遇、一個機緣、但卻是張靜江一生命運的必然。
張靜江在赴法的海輪上詢問孫中山此去何往，作何計畫？孫中山告訴他正在去西貢興中會分會，以宣傳革命並募集革命所需的經費，此次，他同時還要赴歐募集革命經費。張靜江聽後，非常誠懇地對孫中山說：「我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願意為君之助，君如革命所需，請隨時電告，我將悉力以應。」並當面留下地址，相約通電暗號。並當即寫了親筆信給美國紐約的通運公司經理姚叔蘭（張靜江妻舅），並在歐輪上把此信交孫中山，並密告孫中山同船上有清朝欽差大臣孫寶琦亦同輪赴法，務必請孫中山注意，謹慎行事。孫中山覺得張靜江是誠心投奔革命，並從此舉上看出他處事果斷，品性忠誠，更覺此青年可貴可信。張靜江與孫中山在歐輪上約定，日後他的行蹤可通過美國紐約通運公司姚叔蘭先生探詢聯絡。
在這之後的一九○七年，東京同盟會本部經費枯竭，籌款無著，孫中山於窘迫之中，竟然想起與張靜江那次在海輪的邂逅之事，孫便對黃興談起，想往巴黎發一電報試一試。當時的黃興簡直有些不相信會有這般好事，他還認為張靜江是清廷派往法國使館的人員，也許有可疑之處。但孫中山還是堅持命東京同盟會按地址向巴黎拍電，於是電文僅僅寫了一個「c」字，可不多數日後，果真有三萬法郎從巴黎匯到，這使同盟會本部的同志們真是又驚又喜，說這簡直真是上帝有神「天佑」了我們，這也使東京同盟會的同志工作氣氛活躍了許多。後來，凡孫中山在緊迫時，抑或有什麼困難發生，只要向張靜江發出電報，都有求必應。這對當時孫中山革命經費緊缺的非常時期可以說是雪中送炭，而他和張靜江畢竟是偶在的一次萍水相逢，張竟能如此慷慨解囊，資助革命，使孫中山確實非常感動。
那時，孫中山在年齡上大於張靜江十一歲，孫對於張來說，真可謂「革命征途上的大哥」了。從這以後張靜江一生追隨著這位革命老大哥孫中山，並使他一生矢志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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