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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薦


他序：
Pye序 Lucian W. Pye（麻省理工學院）

大部份的人都認為華人有一些很獨特人格特質。一部份原因是，華人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產物；另一個原因是，這些人的典型其實是那些從未見過華人的人以訛傳訛捏造出來的。例如，美國人長久以來對華人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個是陳查理（Charlie Chan）這種好的、聰明的中國人，另一個是傅滿洲（Fu Manchu）這種壞的、奸詐的中國人。在任何一個時期，美國人對華人們印象好壞完全取決於國務院的中國政策。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非常正面的，中國是抵抗日本鬼子的英雄。但是到冷戰開始時，紅色中國就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等到尼克森總統打開中國大門之後，美國人又立刻把中國人的印象反轉過來，當然這個好印象在天安門事件時受到嚴重傷害。
在這個不斷轉換的印象中，有一個不變的支柱，那就是基於儒家孔孟之學的中國文化傳統。這個優良的傳統一直持續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以鐵幕自絕於世界其他各國。媒體上紅衛兵拿著毛語錄瘋狂吶喊的鏡頭，以及一大群衣衫襤褸的人民呆板的重複著口號，官員狂熱的執行共產主義，政治瀰漫在小市民的生活中，無孔不入，這些畫面都讓外國人覺得中國人已經轉變為另一種新的、不同於以往的中國人了。當門戶開放以後，外國的代表團蜂擁而入，那些去逛了一圈的代表們回來報告說，中國人還是原來的中國人，只是多了一些新的把戲而已。全世界的人都對中國人感到又好奇又困惑，究竟什麼是中國人？他們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華人自己對這問題一點力也使不上，因為華人不習慣去分析自己或是去作族群的反思。當華人寫自己時，他們筆下的人物其實跟美國人所以為的沒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林語堂所描寫的華人是善良、聰明有智慧的，但是魯迅筆下的華人卻都是負面的人格。柏楊在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對華人性格所持的觀點也是和魯迅相同。看起來好像是，如果華人不能認同他的文化和這個文化下的行為，他就會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外國人無法從這些極端的文詞中去了解華人的本性，華人真正的性格。我們缺乏一個可信賴的研究、可靠的數據來幫助我們瞭解華人。
呂俊甫教授的書出版的正是時候，他蒐集了很多海內外華人的資料，包括美國、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華人，然後加以嚴謹的分析。
呂教授曾在這四個地方任教過，做過研究，他根據21個研究來作他的華人性格分析，包括問卷、訪談、同時兼顧到質和量的研究。這種研究法使他可以從更廣的層面、不同的角度去作華人性格的切片，所以他可以看到華人的性格特質、基本的價值觀。他的研究探討華人的社會化經驗，特別是家庭組織型態和就學經驗。雖然住在不同地區的華人反應有一點點不同。但是整個來說，它提供了堅固的基礎來作中國研究的類化根據。很有趣的一個發現是，雖然台灣政府努力保存中國傳統，而大陸的共產黨拚命破壞中國文化，但是中國大陸的華人在權威的看法竟然比台灣的華人對權威的看法更為傳統。四個地方代溝的顯著性大於地理上的差異，表示現代化在華人性格的塑造上是有影響力的。
呂教授的研究發現華人性格最顯著的一點是，對權力的服從。中國人非常重視權力，從權力中尋求支持與指引。「順者昌，逆者亡」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呂教授非常擔憂台灣民主的持久性，因為華人有這個權力中心的性格。華人的第二個主要性格是，華人有很高的成就動機。的確，在許多研究中，我們都一再看到華人爭第一的表現，不論在學術上或商業上都想拚過別人的這個特性。
前面兩個發現多少是我們意料中的，最令人吃驚的是，呂教授發現「自戀」是華人一項顯著的性格特徵。他們的社會化經驗，不但使他們要爭第一，同時還使他們誇大自己的長處美德，所以時時覺得自己應該被誇獎，應該被鼓勵，如果沒有，便覺得懷才不遇。家庭和學校的巨大壓力造成了華人這種既追求權力又自戀的性格，所以對於別人的批評不能虛心接受，會覺得沒面子，並很快地把責任轉嫁到別人身上，推諉過失。的確，中國傳統的嚴父慈母造成這兩種性格特質的混合。呂教授同時還發現，父親和母親管教的鬆緊不一會有其他複雜的行為型態出現，不過一般來說，這樣教養出來的華人都很有規矩，很有自信。
其他較不重要但很顯著的特徵為：有毅力、依賴、強勢、情緒化、有攻擊性、雙面個性和勢利眼。他同時也發現中國人崇尚權力（權力帶來地位、特權、威嚴、財富和勢力），然後才是安全感、順應、慈善及尊重傳統。雖然呂教授在研究中是嚴守中立、保持超然的立場，他卻毫不遲疑地作批評。整個來說，他很尊敬華人，但是他毫不保留地批判他所發現的許多特質。他特別批評中國的教育制度，太注重考試，忽略了全人教育。可能有人會反對他的批評，但是他們無法忽略他的證據。
這本書的份量不在於實徵上的數據或他的個人意見及批評，而是在許多不同研究最後所得出的相同結果，所謂「殊途同歸」。讀者可以自己檢驗這些結果，得出更多的結論。以這一點來說，這本書幾乎可以說是一本參考書。這種研究法可以引導出問題，檢驗受試者在不同的情境時會有什麼反應，再導出更多的研究。希望這本承先啟後的書能夠鼓勵社會科學研究的成長，像Alex Inkles在1960年代所呼籲的一樣。但是不會像Inkles那樣要求太嚴，使得他人對系統化的民族性格研究裹足不前、失去興趣。呂教授在這裡已對這種研究建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