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墳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下卷/全兩冊）- TAAZE 讀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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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專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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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蘇維埃帝國的共產夢魘已經過去，雖然許多知識份子仍然不願甦醒。這個夢魘、及其中浩瀚的悽慘，所提供的明顯啟發是：夢魘來自甜美的夢想。因為夢想太過高貴，使得一切邪惡的手段都被容許。——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雷姆尼克是一位仔細觀察時代大格局的作家。他的寫作非常愜意，帶著幽默與誠實，宛如現代的托克維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對於蘇聯帝國之崩潰這個劃時代的轉變，雷姆尼克的口述歷史不僅鏗鏘有力，而且引人入勝。」——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洛杉磯時報》

「雷姆尼克這本著作可能是對蘇聯帝國崩解最重要的描述。……《列寧的墳墓》結合了對大事件的傳統敘述風格及對常民生活的新穎描述方法，非常厲害！」
——《博明翰新聞》

「拆解蘇聯歷史，引人入勝之作。……《列寧的墳墓》讀來就像一本小說，帶著藝術般的手法與極為熱誠的同理心。雷姆尼克筆下的人物，最能反映蘇聯極權統治的盛與衰。」
——《亞特蘭大日報》

「大衛･雷姆尼克的作品是如此磅礡，其才華洋溢的詮釋讓我們彷彿親身見證了蘇聯帝國與其歷史的崩解。無法想像對這一大事件的詮釋，還有誰能比雷姆尼克更生動、貼切且全面。」
——《威斯康辛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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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姆尼克是一位仔細觀察時代大格局的作家。他的寫作非常愜意，帶著幽默與誠實，宛如現代的托克維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對於蘇聯帝國之崩潰這個劃時代的轉變，雷姆尼克的口述歷史不僅鏗鏘有力，而且引人入勝。」——葉禮庭（...

結語
〈我的心仍然不快樂〉「THE HEART IS NOT YET JOYFUL」
自從戈巴契夫開始瘋狂「修補」蘇聯體制的那一刻起，真實的時間與感知的時間，似乎都已失去原有的節奏。每一年都像是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各種勝利、苦痛與煩憂，全都座落在這個老舊帝國的地標上。而此現象，也讓人們只願意關注一九九一年的聖誕夜，而無法思考更早之前的事件。那一天，戈巴契夫遞出了辭呈，也讓克里姆林宮上的紅色旗幟降了最後一次旗。直到現在，當時的情景依舊歷歷在目。當戈巴契夫準備離開時，我前往克里姆林宮拜訪他的核心幕僚戈奧爾基‧沙赫納扎羅夫。和戈巴契夫一樣，沙赫納扎羅夫也想改革共產主義，拯救蘇聯體制，並讓它和現代世界接軌。然而，他們的計畫——也是蘇聯共產主義的最後一個心願——最後卻變成一件荒唐蠢事。如今，蘇聯已經成為一座廢墟，整個帝國也正步步瓦解。所有人都在談論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戈巴契夫已經走入歷史，搬運工正忙著將他的東西運出克里姆林宮。
「如果沒有莫斯科，蘇聯這些共和國該如何生存？」沙赫納扎羅夫問道。他的體型瘦弱——既是學者，也是共產黨職官——面露無可奈何的表情。「他們會淪落到什麼下場呢？像喬治亞那種國家該怎麼辦？你覺得他們有辦法用橘子跟沙烏地阿拉伯交換石油嗎？還有亞美尼亞人與亞塞拜然人，你不覺得這兩個民族正在互相廝殺嗎？」
沙赫納扎羅夫的辦公桌上已經空無一物，只留下了一封信，給下一位接任者，信封上面寫著「給任何接替這個職位的人。」
「我只是想讓那個人知道我祝他好運。」沙赫納扎羅夫說：「他們會需要的。」
超過兩年的時間，俄羅斯與其它前蘇聯的共和國都沒有得到好運。此外，它們也沒有足夠的智慧與手段避免政經災難的發生，而只能一一細數各種危機，例如經濟崩解、兩千五百萬名俄羅斯人在「異地」流亡、核子威脅、生態危機、強硬派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興起與各國共產黨的堅不退場等。葉爾辛希望自己在「八月政變」的當下，能夠更快、更果決地做出回應。當時，他還擁有高政治支持度，甚至可以解散議會、重新選舉，能夠避免未來與議會之間長達兩年的對立僵局，更不會導致一九九三年十月時的血腥鎮壓。然而，歷史絕不會原諒任何錯誤，更不會允許任何人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最後一次造訪莫斯科，所到之處，從中央市場到城外鄉村，從報社辦公室到克里姆林宮的接待室，全都充滿飄忽不定的氣氛，甚至對政治生活感到絕望。「十月事件」（The October events）與隨後的十二月選舉，讓俄羅斯的新議會盡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徹底瓦解了當初戰勝「八月政變」的喜悅。當初那種老派的政治鬥爭——善與惡、改革派與反動派、民主派與共產黨——已經更形複雜。十二月選舉的結果，證實了俄羅斯人確實深感不安，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投給了極端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他之所以能夠獲得選票，不是因其瘋狂的「對外積極侵略，對內採取鐵腕」政見，而是選民想要藉此表達不滿。此外，有將近一半的選民不願參與投票。
反對葉爾辛的勢力來自各種復古情懷，例如共產主義者懷念史達林年代的秩序及布里茲涅夫時期的生活水準；軍方懷念西方敵人對蘇聯軍力的畏懼；民族主義者懷念蘇聯帝國及其崇高的精神理念。在現今俄羅斯，鄉愁成為主要的政治動力極為合乎常情——也符合人性，如同當年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大英帝國也曾渴望奪回自己的領土。任何一個帝國都不會樂意看到國土的喪失。英國政治家以諾‧鮑威爾（Enoch Powell）曾因失去印度而寫了一首詩；直至今日，當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根據地土耳其，也依然信奉著「新鄂圖曼主義」（neo-Ottomanism）。
對於數千萬俄羅斯人民來說，這個國家的歷史故事，從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五年執政起，就像是在敘說一段永無止盡的挫折與傷痛。英國人與土耳其人用去幾十年才撫平的情緒，卻在一瞬間觸動了所有俄羅斯人。帝國已經毀滅了。在西方遊客的眼中，俄羅斯的經濟是如此衰弱。儘管並不明顯，但俄羅斯人卻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究竟身處何處感到焦慮。舊帝國版圖上那些珍寶都已消逝：克里米亞的美麗海岸、摩爾多瓦的葡萄園、哈薩克的油田及敖德薩的港口，更別提布拉格、布達佩斯與華沙都已是「外國」領地了。俄羅斯的軍隊正在縮編，外交政策也變成一張撤軍的路線圖。莫斯科的知名社會學家尤里‧雷法達(Yuri Levada)在《傳訊報》上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內文指出，只有百分之十一的人相信俄羅斯仍是世界強權，但卻有六成民眾認為國家應該奪回其在世界舞台上的特權地位。在這兩份數據中，我們看到了俄羅斯人的沮喪與焦慮。這種民族情感，連同經濟的衰退，成為了葉爾辛政敵手中的致命武器。當葉爾辛與其支持者正要創造市場經濟、民主政體與公民社會時，其政敵卻沉淪於新的「民粹主義」。
俄羅斯政壇諸多具影響力的自由派人士，例如加琳娜．斯塔羅沃伊托娃認為，俄羅斯的經濟衰退、自尊受挫和極權主義運動，都已是難解的政治議題。「我們不排除俄羅斯即將邁向法西斯主義。」斯塔羅沃伊托娃在廣播節目上表示：「在比較俄羅斯的現況與當時剛簽下《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德國後，我們發現兩者極為相似。一個偉大的民族遭受污辱，許多人被迫流亡在外。當舊帝國瓦解時，卻仍然有這麼多人在擁護帝國主義……這些全都發生在經濟出現危機時。」
日里諾夫斯基就曾在競選期間，大肆宣揚俄羅斯在「後強權」（post-Great Power）時代所遭受的恥辱，且語不驚人死不休。他主張，猶太人、中亞人、亞美尼亞人與亞塞拜然人，全都不應獲得政治權力；只有那些有著「善良俄羅斯面容」的人，才能出現在電視畫面中。他宣布自己將「炸毀幾座位於科威特的海港與機場，順道毀滅幾艘美國的船艦」，藉此捍衛舊蘇聯的盟友伊拉克。如果日本人膽敢提出「千島群島」的領土權，「我就炸死那些日本人。我會派出俄羅斯那些巨大船艦，包圍日本那幾座小島。如果還不投降，我就用核彈攻擊他們。」此外，他還承諾將施展魔法以終結這場經濟危機，並讓孤獨的人可以享受「愛與浪漫」。過去支持改革的民主派人士，都為日里諾夫斯基製造了出場機會。民主派人士彼此意見不合，卻沾沾自喜地忽視他們的激進經濟改革計畫，只會為幾百萬人民帶來痛苦。日里諾夫斯基的成功是一種警訊，讓俄羅斯與全世界都明白，我們無法承受讓他成為總統。
——
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生活在民主國家的幻覺，並沒有持續太久。當我與葉爾辛的幕僚交談時，他們全都承認早已不奢望能從共產時代的極權政體和平移轉到自由市場的民主國家。舊帝國的瓦解已獲得充分的道德性，迫使新政體無法取得道德優勢地位。俄羅斯人的選項很明確：遵守西方民主國家的行事規則，並讓俄羅斯繼續陷在無政府的狀態中，或採取「必要手段」，藐視各種即將形成的公民社會。如今，只要談到任何「啟蒙威權主義」（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或兩者的混合型態時，都將涉及總統職位的集權、延長任期等議題。葉爾辛的法律幕僚尤里．巴圖寧（Yuri Baturin）於克里姆林宮受訪時表示：「在『十月事件』中，權力的行使有其迫切性，但卻不可能立刻使用，因為所謂的權力機構，包括國防、國安與警察單位，全都猶豫不決。如果他們早一點行使公權力，整起事件會更快結束，也不會造成這麼多傷亡。」
然而，葉爾辛的幕僚也承認，當他們想要恢復俄羅斯的高度秩序時，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回到過去那種鐵腕統治。「現在就和戈巴契夫推動『改革』政策的時期一樣，所有的民主發展程序，都是由政府上層發號施令。」總統委員會的成員戈奧爾基．沙塔洛夫（Georgi Satarov）表示：「轉向獨裁政體很容易，且不會受到任何檢視。任何獨裁統治都只需對自己負責，且其自我限制的基礎，也凌駕於任何實質的檢驗與平衡之上。轉向獨裁政體不需太多步驟，只要稍微偏離方向，就能讓俄羅斯成為獨裁國家。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不過，就我對葉爾辛總統的認識，我不認為他有任何想要成為獨裁者的念頭。」
然而，希望葉爾辛實施獨裁統治的人並不少。根據《傳訊報》的一份民調指出，超過四分之三的莫斯科人願意接受短暫的國家「緊急狀態」。然而，即便葉爾辛想成為威權政府的領導者——儘管他不願意——也可能無法駕馭這個政體。雖然多數幕僚都以南韓與拉丁美洲國家為例，認為威權統治確實可能發展民主政體，但在俄羅斯的現實政治環境中，這種類比是不可能發生的。雖然俄羅斯軍方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事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但軍方並無實施軍權統治的野心，那些軍事將領情願獲得高薪和福利，而不是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俄羅斯也無法仰賴亞洲風格的工作倫理或效率，更別提任何帶有民主風格的政治文化——那是智利在皮諾契特上台前的生活特色。換句話說，俄羅斯必須發展具俄羅斯特色的民主政體。
事實上，葉爾辛與其接班人，都必須面臨一場幾近不可能的任務，那就是在政治與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中，建立一座民主政體。亞歷山大．魯茨科伊與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已在一九九三年的「十月事件」後身陷囹圄，但這並不代表俄羅斯的反抗行動或暴力事件將從此落幕。即使是那些接受（或者，至少屈服於）葉爾辛推動政治轉型計畫的人，也都知道整個俄羅斯社會的憤怒與幻滅已經愈來愈嚴重。俄羅斯社會的問題——衰敗、貧困與壓抑——都已浮上檯面。整個俄羅斯充滿著激烈對立。一九九一年時，改革派人士的理想，就是俄羅斯在進行經濟改革後，將出現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商業菁英。這些人會成為未來改革的基礎。然而，理想並沒有成真。相反的，當少數人變得愈來愈有錢——庸俗的富裕——時，俄羅斯人的眼中充滿了嫉妒與憤怒。這樣的情況，帶來了更多的犯罪行為與混亂的社會氣氛。資本主義為俄羅斯帶來了更多的黑幫暴徒而不是企業家。改革並沒有讓社會變得更好。
在俄羅斯，沒有任何一個領域或機構，不會受到可怕的貪污現象所侵蝕。俄羅斯已經養育出一批世界級的黑幫。根據義大利黑幫調查委員會的主席路西亞諾‧威歐蘭丁（Luciano Violante）的說法，當時的俄羅斯已經變成了「所有大型犯罪組織的中心」。此外，他也指出俄羅斯黑幫領袖已經與義大利三個主要黑幫集團搭上線，包括西西里島（Sicily）、卡拉布里亞（Calabria）與拿坡里（Naples）。這些黑幫一起進行毒品交易、洗錢甚至販賣核武原料等犯罪行為。他還補充道，俄羅斯「已經成為毒品市場的倉庫與洗錢中心。」
新一代的俄羅斯黑幫分子開始將觸手伸入軍火與銀行中，甚至學會了如何與前任共產黨高官、KGB官員及境外的黑幫頭目合作。當然，葉爾辛政府的某些高官，尤其是貿易、海關、稅務與執法等部門，都已受到貪腐的污染。根據俄羅斯政府首席檢察官尤里．鮑德瑞夫（Yuri Boldyrev）的說法，俄羅斯政府的貪污情況已經「超乎想像。」一九九三年，葉爾辛收到了來自警察與情治機關的十頁調查報告，指出許多長年待在前東德的資深官員，涉嫌盜用公款。這些官員創立了私人公司，大量收購食物與酒精飲品，並以軍事用品的名義引進國內，於波蘭及俄羅斯等自由市場上販售，並賺取高達一億德國馬克的暴利——約四千五百萬美元。在另一起貪污案中，空軍將領弗拉基米爾．羅迪歐諾夫（Vladimir Rodionov）與其副官戈奧爾基．伊斯克羅夫（Giorgi Iskrov）遭指控以軍機作為商業運輸之用，並私吞了相關款項。
葉爾辛並不否認這些貪污情況。根據「自由電台」的維克托．亞斯曼（Victor Yasmann）所說，葉爾辛曾經告訴中央與地方執法人員，三分之二的俄羅斯商業與財經機構——及百分之四十的生意人——都涉及了一定程度的貪污行為。一九九二年時，葉爾辛也坦承，「俄羅斯外交部經濟關係發展處」（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預算中的兩億美元居然「不翼而飛」。在當時，就算是反黑小組的調查人員也可能陷入了貪污迷雲中。一九九三年時，一位內務部的官員因為收受了一百萬盧布的賄賂而遭到逮捕，隨後，俄羅斯檢查官也在他的住所找到了八十萬五千盧布的現金。
任何想要在俄羅斯經商的外國人都會變成待宰羔羊。某位朋友告訴我，一位西方人曾在莫斯科街頭因交通堵塞而動彈不得，當他移動車身，輕微地碰撞到前車的防撞桿時，一名身穿皮衣的男士立刻走出車外，跑到這名西方人的車窗旁，用一把左輪手槍敲打車門，並說：「花錢買下我的車，不然我就殺了你！」這名西方人長年住在莫斯科，知道這位黑幫人士絕對不是在說笑。他回到家，準備好所有現金，買下了那台車子。事後一週，這名不幸的西方人搭乘午夜火車，前往聖彼得堡，卻被某人用藥迷昏。當他醒來時，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已不見。在西方世界，這種犯罪行為不會讓任何人感到驚訝，但在俄羅斯，這卻是相當新奇的事。
當然，俄羅斯的執法機關也是一個笑話。無論何種規模的黑幫組織，都比警方擁有更多人力與火力。那些軍事將領與新兵，由於急需現金，只要價錢夠好，都相當樂意賣掉自己的槍枝、火箭發射器與手榴彈。所有人都知道俄羅斯南部的黑幫會為了處理糾紛而出動坦克車。那段時間，幾乎所有人都見錢眼開——包括警方、獄卒與法官——換句話說，想要成功起訴這些黑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莫斯科一名警長弗拉基米爾‧羅夏洛（Vladimir Rushailo）曾說：「就算我們能夠逮捕一名勢力龐大的黑幫分子，那又怎樣，他的手下馬上就會去恐嚇受害人、目擊證人、法官與媒體。顯然的，這些罪犯遠比那些制訂法律的人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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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舊帝國瓦解後，會因為俄羅斯的發展情況而目瞪口呆的人，就是那群自由派知識分子。那些人都是「改革」時期站在最前線的作家、藝術家、學者與記者。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像是影子政府，他們曾督促沙皇追求道德理想，之後也變成監督共產黨的力量。當普希金起身對抗沙皇，沙卡洛夫起身對抗總書記時，他們都堅持著真理的力量，並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座政體。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長年往返於蘇聯與東歐國家，並親眼見證了當地知識分子的重要地位。他曾說過，在西方世界，什麼事都能做，什麼事都不重要。然而，在東方世界，任何事都不能做，任何事都相當重要。但在現今東方世界，所有過去的原則都已消逝，就連知識分子也不再如此重要了。
某天下午，我前往《旗幟》報的辦公室。在戈巴契夫年代，那裡曾是重要的知識與政治中心。我在那裡拜訪了副總編娜塔莉雅．伊萬諾娃。過去六年，我們曾陸續互相碰過面，但我不知道的是，她其實一直相當悲觀。一開始，我以為是因為《旗幟》這類知識型刊物的銷量低落而讓她心情低落。畢竟，他們曾在一九八Ｏ年代晚期賣出上百萬本，但現在的銷量卻遠遠低於八千本。從前的暢銷作家是索忍尼辛、歐威爾與布羅茨基等名家，現在則變成了戴爾‧卡內基、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等大眾作家。俄羅斯的暢銷歷史作家賴瑞莎．瓦西雷娃（Larissa Vasilieva）因其《克里姆林宮的夫人們》(Kremlin Wives)一書而名利雙收。這本書的內容圍繞在共產黨時代中政治閨房的各種醜陋與不堪。雷克斯‧史陶特（Rex Stout）已是現今俄羅斯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俄羅斯人民需要一點娛樂。」一名作家告訴我：「如果還要繼續閱讀關於集中營的書，他們一定會被悶死。」
然而，伊萬諾娃所真正擔心的，並不只是文化的轉變。她開始明白，在舊體制崩解後，過去那些重要的經典著作，都將被世人所遺忘。「我們都知道，現在還願意看書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些理由我們都能理解。」伊萬諾娃說：「現在你也能看到，讀者專欄、個人廣告與各種愛情故事的興起。好吧，這也還可以接受。然而，我們無法預料的是，知識文化與知識分子居然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他們的崇高地位已被低俗的商業文化所取代。一群賣國的投機商人。」隨後，伊萬諾娃讓我看了她的一篇名為〈連環自殺〉(“Double Suicide”)的文章。這篇文章憤怒地指控她的藝術家與思想家同伴「相較於道德議題，似乎對金錢更有興趣，」並臣服於「列寧主義者」所謂的「閃亮耀眼的未來。」
曾經，俄羅斯隨處可見共產黨的政令宣導——「我們正走在列寧主義的康莊大道上！」——現在的電視、廣播與報紙則呈現出另外一種風格，例如昂貴的奢華生活與幾乎不可能存在的夢幻商業世界。前一分鐘，你還是一個蘇維埃人，身邊盡是激進的共產主義教條，下一分鐘，你卻看著一位斯拉夫女模嘴裡含著黑櫻桃，告訴你應該去哪一間賭場遊玩。在這個貧窮的社會裡，看著各種關於投資基金或「白金級」貓食的廣告，確實是件令人憤恨的事。過去這一、兩年，俄羅斯人長期接觸美式風格的廣告，卻產生了過往共產黨的政令宣導都無法達到的效果：正直的俄羅斯人滿懷怒氣地準備對抗資本主義。然而，知識分子在此時已經遭到拋棄，再也無法提供任何道德指引。「他們為了展開新生活而努力奮鬥，到最後，這種新生活卻背棄了他們。」伊萬諾娃哀傷地說。
對於年輕人來說，追求知識的人生一點意義也沒有，也不會帶給自己任何好處。在莫斯科大學，進入人文學系似乎變成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每個人都只想學習金融資訊。過去那種精妙的餐桌對話、刻苦的學術研究及擁有龐大聽眾的讀詩會，都已漸漸消失不見。「在戈巴契夫掌權時，我們曾擁有的文化生活，就和澳洲的原始生態一樣。當時，英國人還沒有帶著獵犬與兔子到那裡。」另外一位朋友、政治學者安德列‧庫爾圖諾夫（Andrei Kortunov）說：「我們當時擁有某種奇妙、真實且獨特的文化。知識分子甚至是一種特權階級。但是，當英國人帶著獵犬與兔子過來時，生態體系就被摧毀了。我們應該徹底思考這個時代的消費主義與大眾文化，因為這些現象也同樣發生在波蘭與捷克。問題在於，俄羅斯能否保存一些舊生態體系的元素，也就是它獨特的知識性呢？」
某天晚上，我帶著記者朋友列昂尼德‧雷德辛克霍夫斯基（Leonid Radzikhovsky）來到一間高級義大利餐廳。當我向他問起俄羅斯那群「失落的知識分子」時，他也毫不保留地表達看法。「我也許是個憤世嫉俗的人，甚至有點傾向現實主義，」他說：「但俄羅斯已經沒有任何道德權威了。俄羅斯是一個處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國家。看看你的周遭環境，看看這間餐廳吧，這頓晚餐要多少錢？至少一百美元，對吧？那是莫斯科人平均一個月的薪水啊。十九世紀時，這裡有地主與農夫，他們從來不會聚在一起。但是，現在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力來這間飯店。每個人都想要。這就是所有人心中的想法。他們不會再去思考小說、戲劇或詩了。如果每個美國人都貪財這件事是真的；在俄羅斯，這件事情也絕對不會是假的。這是一個飢餓的國家，正期盼著別人來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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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後，我來到佛蒙特州北部的卡凡帝許小鄉村，也就是當年索忍尼辛被蘇聯流放後，居住了長達十八年的地方。當我去探訪他時，他才剛完成生涯最重要的作品，歷史小說《紅輪》，並準備在一九九四年的五月下旬重返俄羅斯。當時，索忍尼辛的住家擺滿了成堆打包好的行李。他的太太娜塔莉雅正焦急地尋找著搬運公司，可以萬無一失地將所有書籍與文件運回莫斯科。然而，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卻又傳來了壞消息。他們位於莫斯科郊區的新房子嚴重受損，必須付出高昂的修繕費用。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非常想要回家。」娜塔莉雅在用過中餐後說：「我們的心早已回到俄羅斯，彷彿我們的靈魂早已離開了這間住了這麼久的房子。」
他們的住所，其實是相連的兩間房子。娜塔莉雅帶我去看較小的那一間，也就是索忍尼辛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的地方。自從他們一家人於一九七六年抵達這裡後，索忍尼辛從來沒有一天不工作。他坐在書房的一張小桌子前，表情彷彿十九世紀的人物生活照。儘管他的大鬍子與亞洲風格的雙眼令人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但他確實是二十世紀的俄羅斯人。比起任何人，甚至是薩哈羅夫，索忍尼辛更能讓西方世界難以忽略蘇聯政權的本質。如果文學曾改變過這個世界，那麼索忍尼辛的作品絕對當之無愧。《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讓六Ｏ年代的人一睹集中營的世界；《古拉格群島》則釐清了七Ｏ年代對蘇聯的各種猜測。
在我們談天的過程中，索忍尼辛不斷地批判戈巴契夫。在他眼中，戈巴契夫「年復一年地追求權位」，而他寄予厚望的葉爾辛卻讓幾百萬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水準遠遠低於貧窮線。在我看來，索忍尼辛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成就，也就是讓共產蘇聯垮台，而流露出一點興奮之情。「一九九一年八月，我跟太太一起看著電視，當KGB總部前的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銅像被拆除時，我們都覺得非常興奮。當然，對我們來說，那是個非常偉大的時刻。」他說：「但是，我也深知，這還不是真正的勝利。我知道共產主義是多麼深入俄羅斯人民的心。在那之後，俄羅斯人做了什麼？葉爾辛做了什麼？我們忘了每一件事，只顧著攻擊彼此。直到現在，情況都沒有改變。事態已經惡化。要慶祝，現在還太早了。為什麼我一直不願意對戈巴契夫這個人發表評論？好吧，感謝上天，某些事情終於開始了，但開頭卻是相當糟糕。換做是你，你會怎麼辦？你要慶祝還是流淚？真的，我們距離慶祝還太早了。我就是無法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之後回到莫斯科，並與葉爾辛相互舉杯慶祝。因為，我的心仍然不快樂。」
索忍尼辛說，他所盼望的，不是一個新帝國，也不是另一個強權，而是一個「正常國家」。然而，走向這條路仍需要一點時間。他用盡一生思考舊帝國所帶來的痛苦——共產主義信徒、戰爭、監獄、集中營、與克里姆林宮當局的鬥爭及遭到流放——已七十五歲高齡的他，正在完成一次生命的輪迴。他將回到家鄉。「就算是在生命中最困苦的時候，我也知道自己終將回到故鄉。」他說：「這非常瘋狂，沒有人願意相信。但我知道，我一定會回到俄羅斯，並在那裡，等待生命的結束。」

——大衛‧雷姆尼克，寫于一九九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