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磁吸
(1932-1949)
● 漢文老師的大家庭
我的父親是村裡著名的漢文老師，他出生時，臺灣還是清朝的領土。父親小時候唸私塾，四書五經都讀過，浸淫在漢文化裡長大，一心想要考秀才。1894年甲午戰爭後，一切起了變化。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在殖民統治下，大環境改變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
家裡原本開有酒廠，賣酒跟酒糟，那時生意做很大，也有賣到福州去，哥哥還被派去福州管分公司。日本人統治時，將酒改成專賣，酒廠無法繼續經營；我小時候喜歡在大酒缸裡玩，長大後，才知道家中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大酒缸。酒廠收起來，固然影響家中生計，但還可以靠收佃農租金維持生計。我記得小時候家裡附近有土城庄的「組合」，這是個像現在農會的組織，「組合」裡有碾米設備，稻穀經過碾米機碾成白米後，從機器尾端小孔送出來，在白米出口處有一個活動孔蓋，開開闔闔的，看起來很好玩，我覺得很好奇，就用手把孔蓋壓住，讓稻米出不來，於是整臺機器就停掉了，碾米的阿伯看到，追著我邊跑邊罵。現在想起來，我小時候真的很調皮。
對父親而言，日本人來，更痛心的事情是科舉制度被廢除，考秀才的願望落空，終生遺憾。也因為這些原因，父親很恨日本人，也始終認同漢文化，絲毫不受外在大環境影響。甚至在戰爭時期， 物資缺乏的年代，臺灣人如果改日本姓，可以有特別配給，對於人口眾多的家庭，引誘力不可謂不大，但是父親從不考慮改姓。他的堅守漢文化，更可以由他熱中於教授漢文一事看到。
日本人來了後，沒有了教漢文的私塾，不過，還是有許多人想學漢文。父親教漢文不以營利為目的，只要有心學，他一概傾囊相授，學費完全不是問題。他的漢文學生遍及各種年齡層， 也有日本人，甚至還有日本警察，他們會腰間配著刀來上課。我們家那時可以說是土城地區的漢文中心，鄉里都非常尊敬父親， 稱他「查某仙」，這個稱呼是有來頭的。據兄長陳述，父親是早產兒，小時候體弱多病，當時的迷信是取一個不雅的叫名，會幫助小孩健健康康地成長，於是就叫他「查某囡仔」，果然父親健康地長大了。成年後，大家仍習慣叫他「廖查某」，後面加個「仙」，是老師的尊稱。漢文學堂的興盛，也讓我們家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學生們來上課時，會帶來各式各樣的束脩，聊表心意，就像古時的傳統一般。在物資缺乏的年代裡，學生們的束脩還是很重要，例如有些學生會帶自己家中養的雞來，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雞腿的可口美味。
父親以閩南語教漢文，帶大家唸三字經、千字文、論語等等漢學經典。他不僅教他人，也要求子女學漢文。父親教子女的方式，匠心獨具。他為我們每個孩子各準備一本專屬教本，由三字經開始教，之後是千字文，每天教完一句，就畫上紅圈記號。每個人的學習情形不同，書本上的註記也會有所不同，所以每個人都要有一本自己的教本。我從小就很會背誦，學東西很快，所以很得父親歡心。每每父親晚上有空時，會帶著我一同走路去土城，大約要走個廿多分鐘。一路上，父親會要求我將最近幾天教的書背給他聽，如果背得好，到了土城街上，就有好吃的東西獎賞。在父親的教導、要求和鼓勵下，我用閩南語背了許多古文。除了背古文外，父親還教我們用毛筆寫書法。後來上日本國校時，學校也有教毛筆寫字，但是，日本老師教的拿法跟拿鉛筆一樣，讓我很不習慣。或許是物資缺乏吧，在家裡，是用報紙摺出格子練習寫書法。
雖然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是感謝他的教導，讓我在那個時代，還可以在充滿漢文化的環境長大。不僅如此，那時沒有人會想到，這些漢文對我日後的升學，竟有很大的幫助。
父親留給我的回憶，除了漢文外，還有音樂。父親有位朋友阿壽叔，在「臺北放送局」工作。這個單位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於1930年成立，位於新公園，即是今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所在。「臺北放送局」的主要目的在於政令宣導，但是，對年幼的我來說，它讓我聽到許多歌曲，可說是我音樂啟蒙的開始。阿壽叔來家裡做客的時候，都會教我唱日語歌，唱個一兩遍，我就學會了。今天回想起來，他可算是第一位讓我展現音樂才能的長輩。或許也是這樣，我至今都還記得阿壽叔，他當年教我的歌，我也還記得： 阿壽叔教我唱的是《旭日東升》。不僅如此，我自己聽收音機廣播時，也學會唱些曲子，有一首是《海之歌》。這些曲子，黃靖雅寫碩士論文時，還真的找到了曲譜，不過歌名有些出入，前者是《愛國行進曲》，後者是《海行かば》。為什麼有這些差別，我不知道，或是後來出版歌曲集時，曲名改了。今天回頭想來，這些歌曲不外乎是日本軍歌及愛國歌曲，歌詞裡反映了濃濃的日本帝國主義思想，只是我那時候年紀小，好聽的是旋律，自己能很快學會、記住，至今都還能流利地唱出，是人生的一件得意事，至於歌詞在說什麼，當時就未在意，今天更記不得，也更無所謂了。
除了廣播外，電影音樂提供了另一個聽歌的來源。2011年下半年，我看到電視報導李香蘭的電影《莎韻之鐘》，聽到主題曲的旋律，驀地想起，幾十年前，我曾經與哥哥在臺北延平北路的第一劇場看過這部電影。當年，哥哥廖年豐偶而會帶我去臺北看電影，他騎腳踏車，我坐在前面橫桿上，坐上半個小時，到達臺北時雙腳又麻又疼，但是能看電影，就很開心了。就算沒能跟去看電影，哥哥姐姐們看完電影留下來的「本事」（Program），我會小心收藏起來，不是因為上面的劇情說明，而是因為上面有電影配樂的簡譜。我還記得，曾經在日本電影裡，看到過指揮帶領小樂團演出的畫面，只是我家全無音樂背景，那時候看到，並沒什麼太多感覺。
雖然父母早逝，但是我有很多兄姐，而且因為我是么子，兄姐都很疼愛我，他們很早就代替了父母的地位，一路照顧我成長。
多元的音樂工作嚐試
(1952-1983)
● 與省交結緣(1955-1973)
由於拉小提琴，我經常去中華路新麗聲樂器行買絃、松香等器材，認識了樂器行的老闆楊朝開。楊朝開任職於省交，他打大鼓， 也拉大提琴，卻沒有正式學過大提琴。他知道我拉小提琴，在空小教書，勸我轉到樂團工作，輕鬆很多。對我來說，是否輕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整天拉琴，這是當時我的最愛。1955年，有一天，我依楊朝開建議，帶著小提琴，到省交應試。當時的團長是王錫奇，考試時，他問我的師承，聽到是戴粹倫，就說不必考了，直接入團。我很開心地辭掉空小教職，加入省交，一待就是十八年。
省交那時的全名為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是臺灣的第一個交響樂團，今天名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簡稱「國臺交」； 我還是習慣稱它「省交」。樂團成立的背景與多次改名的過程， 都和臺灣政治環境的變化有直接的關係。
1945年十二月一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簡二階少將參議蔡繼琨籌組成立了「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並任首任團長。蔡繼琨家族世代居於臺灣鹿港，祖先曾為同治年間進士。甲午戰爭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蔡家舉家遷居泉州，卻世代不忘要回臺灣。蔡繼琨於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畢業後，至日本東京帝國高等音樂學校留學，並曾以《潯江漁火》作品獲得日本國際作曲家協會交響曲比賽大獎，很有音樂才華。陳儀任福建省長期間，蔡繼琨為其主持藝文工作。抗戰勝利後，蔡繼琨隨陳儀來臺，擔任臺灣省受降典禮委員。因著職務之便，大力成立交響樂團，並恢復舉辦臺灣省美展，對於甫光復的臺灣藝文環境的建立，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1949年，蔡繼琨奉派赴菲律賓任大使館參贊，自此甚少回台。1983 年，蔡繼琨回泉州定居，並任福建音樂學院院長；2004年三月於當地過世。簡言之，陳儀當年負責接收臺灣以及之後的統治事宜，固有多方不適任和錯誤的政策，但藝文界不能不感謝他信任蔡繼琨，才能奠下臺灣藝文發展的基礎。
臺灣甫光復之時，百廢待舉，樂團絕不是首要之務。感謝蔡繼琨的魄力之舉，光復後不久，樂團就成立了，團員亦授予軍階。不久之後，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全國裁軍會議決定裁撤，有心人士努力下，將樂團改隸於行政長官公署，亦隨之改名。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後，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樂團再度改名，於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元月改名為臺灣省立交響樂團。同年年底，省府參議會提議撤除交響樂團，幾經交涉，將樂團管樂隊改列省府軍樂隊，管絃樂隊改隸臺灣省建設協會。蔡繼琨調任菲律賓後，軍樂隊長王錫奇接下團長，再經多方努力後，1951年（民國四十年），樂團終於又隸屬於省政府教育廳，更名為「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直到我進樂團時，還是這個名字。
進省交後，由老團員那裡聽到很多故事，印證了省交成立的特殊背景。有人曾經告訴我，當年日本人被遣返時，有些團員就拿著蓋有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印章的紙，貼在空屋門口，佔為己有， 成為自己的住家。也正因為倉卒成軍，團員素質不齊，管樂的來源有軍樂與「西索米」（就是送葬管樂團之俗稱）樂隊手，絃樂則極端缺乏，要不就是管樂手臨時去學絃樂，要不就得對外招考，才會有楊朝開告訴我的事。我進樂團時，是全團最年輕的團員，被分在第一小提琴聲部。樂團首席是臺南人黃景鐘，跟一位由日本回來的老師蔡誠絃學，也是科班出身。黃景鐘經驗豐富，我坐在他後面， 學到很多，很有收穫。
那時的省交位於西本願寺，俗稱「大廟」，亦即是今日的西門町、中華路底。我還記得，第一天的排練曲目是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由王錫奇擔任指揮。對當時的樂團而言，算是很難的曲目。也是因為這首「貝七」，我不久後離開省交好一陣子。
到省交工作後，才瞭解楊朝開說的「輕鬆」是什麼。樂團倉促成立，團員水準良莠不齊，上班時衣衫不整，穿著短褲、背心就來的人比比皆是；也有人有著當時俗稱「國恥」動不動就吐痰的習慣。排練中間休息半個小時的時間，不少團員蹲在地上抽菸、吐痰、聊天，不然就是標會、收錢。團練或音樂會時，演出的音樂慘不忍聽。省交剛開始經常演奏史特勞斯的圓舞曲，還都是簡易版。諸此種種，都和我對樂團的期待相距甚遠。進省交一年多後，有次練貝七，貝七前面的主題是六八拍，樂團卻總是演奏成附點四分音符加八分音符，聽起來很不舒服。我知道這樣下去，樂團程度不可能好，上班很痛苦，乾脆就不去了。大約四個月後，省交當時的演奏部主任陳暾初帶她女兒去市立女中（現在的東門國小）比賽，我也帶學生去比賽，兩人在那裡相遇。陳暾初知道，我因為樂團程度太差，很不滿意，才離開樂團，他告訴我，第二年三月左右，美國國務院會派一個指揮來，希望我再回團裡。我聽了他的話回省交，樂團竟將離開四個月的薪水都算給我，好像我沒有離開過，讓我很驚訝，也有些不好意思。
第二年，1958年五月，果然指揮約翰笙（Thor Johnson）來了， 剛好也指揮貝七，終於把節奏一一調整好了，樂團水準提升很多。約翰笙來省交指揮後，認為王錫奇帶團不行。當時的教育廳長為劉真，他曾經做過八年師大校長，在聽了建議後，邀請師大音樂系系主任戴粹倫來兼省交團長。那個時代，一個人兼好幾樣專職是常事。不僅如此，劉真還立刻撥了一百萬經費給省交，五十萬買樂器，五十萬在師大運動場邊蓋一個練習廳，就是音樂系第二代系館。1959年，戴粹倫任團長後，逐步整頓省交，最早的團員依制度慢慢地淘汰。當時樂團的帳很亂，戴粹倫不放心，要我任出納，老師開口，我雖沒經驗，卻也不敢說不，只能努力做，這可算是我第一個行政經驗。1969年，我開始兼任演奏部主任，參與更多樂團行政工作。
約翰笙在的時候，省交就已在國際學舍開音樂會了。戴粹倫接團長後，和國際學舍簽合約，讓樂團能有定期演出的場地。大約每六到八星期，省交就在臺北有一次大規模音樂會。那時候沒有什麼音樂活動，省交每次演出都可說是樂壇盛事，引人注目， 我的管絃樂作品《中國組曲》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被演出的。
省交慢慢交出像樣的成績單後，戴粹倫著手逐步擴展樂團的活動面向。1965年開始辦暑期音樂研習會，招收年輕學生，並在研習會結束時，舉行成果發表會，甚受讚賞。1965年11月，戴粹倫正式將這些學生們組成「省交響樂團附屬小弦樂團」，並於1966年二月廿六日於臺北國際學舍舉行成立後首次音樂會。1972 年底，因省交南遷臺中及戴粹倫辭去團長兼指揮之務，小絃樂團隨之宣告解散。無論是暑期音樂研習會，還是小絃樂團，戴老師都要我參與工作，讓我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終身受用。尤其是我自己在1968年創辦了「世紀」，一切由零開始，若無省交的經驗，一定是焦頭爛額，樂團亦不可能順利地成長。
省交搬到臺中後不久，我也離開省交，走向另一條音樂路。雖然離開了，對這個樂團總是有著特別的感情，畢竟它在我的音樂人生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它不僅提供我拉小提琴謀生的可能，更讓我認識樂團內內外外的點點滴滴，也讓我開始思考其他的音樂前途。在臺灣精省的過程中，省交再次經歷了一段困難的時期，有需要我幫忙時，我總是盡己所能，義不容辭，披掛上陣，希望能略盡棉薄之力。省交六十年團慶時，邀請我寫些話， 也讓我覺得很榮幸。多年下來，團裡人事早已全非，年輕的一代無論在音樂知識或技能上，都比我們這一代好很多，希望這臺灣第一個公設樂團，能在他們的努力下，長長久久，愈來愈好，對臺灣的音樂環境有更多貢獻。
精益求精：出國進修
（1976 /77, 1990/91）
● 前進維也納(1976-1977)
1973年，我離開了省交。在省交時，我心裡就很明白，自己的音樂程度並不夠好，要帶好樂團是很勉強的。但是，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正確。辭去省交的工作時，我最想立刻做的事，是去維也納，這個號稱「音樂之都」的地方。不過，那時我已41歲，而維也納的學校不收年齡超過25歲的學生。而且離開省交，沒有專職，也就沒有固定收入。那時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總得考慮家庭的問題。好在盧寧一直很支持我在音樂路的任何決定，只要能夠出國進修，她總是全力支持。我們商量好，我出國時，她暫時負責照顧家庭，並繼續隨蕭滋教授學習鋼琴，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至於出國的經費，很幸運地，兄姐將祖產賣掉，每人都分到一筆錢。對我來說，真是及時雨，感謝老天！
除了家庭和經濟財源的考量之外，那時候還有另一個困難，要出國必須經過層層管制。雖然每個人都可以申請護照，但是必須要有理由，這個理由要經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真正地申請護照。在取得護照後，才能申請要前往國家的簽證。所以從打算出國到真正能出國，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很難控制。不像現在，辦護照、簽證都很快，有效時間還很長，許多國家連簽證都不必先辦，要出國，買張機票就出發了。正因為這一層層的困難要克服，雖然計劃去維也納，卻不是一時半時可以做到的。於是我在教學生、帶樂團之餘，同時開始規劃，要如何一步步地達成目標。
1972年，我開始在中國文化學院（今天的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小提琴。在那裡，我認識了柯尼希（Wolfram König），他已在文化教了很多年小提琴，也算是當時的名師。我不是很清楚柯尼希是怎麼來臺灣的，我還記得，他太太拉中提琴。我曾邀請柯尼希與世紀合作，演出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他相當滿意。柯尼希後來要回德國，他讓陳必昭（陳必先的妹妹）轉來跟我上課。柯尼希建議我，要趕快去維也納，跟隨維也納音樂院最好的指揮教授斯瓦若夫斯基（Hans Swarowsky, 1899-1975）學。可惜的是，在我終於可以去維也納的時候，斯瓦若夫斯基過世了。我到維也納，就只能跟隨他的學生奧斯特萊赫（Karl Österreicher, 1923-1995）。後來很多年輕一輩的臺灣學生，也都跟過奧斯特萊赫學習指揮。
既然目標是跟斯瓦若夫斯基學， 就得進維也納音樂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in Wien）。由於已經超齡，我根本不可能以學生的身份進去。這時，在臺灣的音樂關係發揮了功效。蕭滋老師以前的鋼琴學生張瑟瑟那時已經在維也納，她在臺灣時，因為蕭滋老師要求要演奏室內樂，我們曾經合作演出室內樂音樂會。張瑟瑟提供訊息，願意在維也納幫我辦理旁聽學生證，整個出國手續有了曙光，踏出第一步。我至今都很感謝她當年的幫忙。
於是我開始申請護照。當年申請出國的理由不是留學，而是出國考察。那時我是亞洲作曲家聯盟（簡稱「曲盟」）的理事，由曲盟出公文推薦我去奧地利考察，用這個理由向主管機關教育部申請，獲得核准後，順利取得護照。到了維也納之後，再請張瑟瑟幫忙，介紹指導教授奧斯特萊赫，由他出面辦理旁聽生證。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奔波，1976年九月，我終於如願到了維也納，成為維也納音樂院的旁聽生。旁聽生一樣要繳保險費，沒學分也沒學位，什麼證書、證明都沒有。對我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我的目的是要真材實質地學，學我還不知道的東西，補強過往的不足。
為了準備到當地上課，我在臺灣就開始學德文。那時候要找到人學德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是跟一個叫白衛理的瑞士記者學，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好在有這麼點基礎，到維也納後，在學校課堂上講德文，在奧斯特萊赫家上個別課時，則是講英文。有著當年跟蕭滋老師上課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怕語言不夠好，至少溝通、瞭解老師教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白天在學校，老師用德文上課，我不是完全聽得懂，於是請老師在他家裡用英文一對一上課，有時候一星期會上兩次。由於只計劃去維也納一年，一定要全力認真學，所以，時間和精力都擺在看譜和練習上。明知道有很多好聽的音樂會，只能挑很重要的場次聽，不敢每場都去。我以前的學生陳泰成那時也在維也納，他對我說：「廖老師，你不能整天待在家裡，會生病的。」於是他硬逼我搭他的車，開到維也納森林去散步，結果，車開到那裡，他去散步，我留在車上看譜。我這麼拚，是有原因的，因為每個星期要去老師那裡上課，課前一定要將譜看熟才行，否則上課學不到什麼。畢竟自己已不年輕，出國進修，是知所不足，當然要用功才行。
嚴格來說，我開始學指揮，是到維也納之後才真正開始。當年跟蕭滋老師上課時，和聲學、作曲、指揮都在學，指揮當然不可能學得很紮實。好不容易來到維也納，當然要從基礎開始，紮實地學。我們一班有十七個人，其中有很多已經有指揮經驗。奧斯特萊赫很嚴格，無論是否有指揮經驗，一律由基本姿勢和動作開始要求。我們練習的第一首作品是莫札特小夜曲，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很簡單，奧斯特萊赫經驗老到，他告訴我們，不要小看這首曲子，要從簡單開始，才能打好基礎。慢慢地，我瞭解到，蕭滋老師教我的東西，其實是已經有基礎以後的教法，基礎不足，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奧斯特萊赫傳承自斯瓦若夫斯基，後者見長的小節句分析，只有他的嫡系學生才學得到。跟著奧斯特萊赫上課，當然也會學到這種分析方法，我發現指揮只要把小節句背熟了，就不會出錯。斯瓦若夫斯基系統的指揮，舉手投足、音樂詮釋，一看就知道。……
「世紀」一生
（1968至今）
● 「世紀」的誕生
辦一個樂團，讓學樂器的學生來練習樂團的合奏，這個想法，大約在1966 / 67年間就有了。1967年八月一日開始，進入籌備階段，從八月十日起，我們每個星期日在臺北市中華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練習。團員都是學生，由小學生至大學生都有，覺得時機差不多了，於是在1968年五月五日正式宣佈成立，稱為「世紀學生管絃樂團」。
「世紀」的名字不是來自我或我的家人，而是一位朋友李遠芳，他是新竹人，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的堂弟。李遠芳當時在功學社工作，本身也很喜歡音樂，常常到團裡來聽我們練習，練完後，和我們一起喝啤酒、聊天。那時候，我正煩惱著樂團要用什麼名字，無論如何，我都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有一次和李遠芳聊天時，我提到曾經和呂泉生談我要組樂團的事。眾所週知，呂泉生的榮星合唱團名氣很大，而且已經成立很久了。呂泉生不僅鼓勵我，還提醒我：「要成立樂團，可不能一下子就解散。」我立刻回答「不會。」講著講著，李遠芳應了一句：「那就辦一個世紀好了。」我一聽，馬上有了靈感，「就『世紀樂團』吧！」於是，樂團就以「世紀」為名，由於團員全是學生，也將「學生」二字納入團名，彰顯特色。
「世紀學生管絃樂團」並不是第一個這種類型的樂團，早在1961年，臺南就有「B. B. B. 兒童絃樂團」，業界習稱「三B」， 培養出不少出身南部的小提琴家。1962年，臺南還有另一個「臺南忠聲兒童絃樂團」。這兩個樂團當時都很有名氣，反而在北部並沒有這樣的樂團。和它們相比，世紀年輕很多，卻也是今天唯一還在運作的樂團，由此可見，誠如呂泉生當年的提醒，一個私人的音樂團體要長久運作，實在很不容易。
這幾個樂團都以絃樂為主，也是有原因的。小朋友剛開始學樂器，多半不是鋼琴，就是小提琴。由於體能的因素，學管樂的並不多。學鋼琴可以自己一人低頭練琴，學小提琴或其他樂器， 一個人練就有些無聊了，大家一起演奏的樂趣當然大多了。另一方面，交響樂團的主體本就在絃樂，很容易找到曲子合奏，最多自己改編一下就好了。
1968年五月五日，我們在臺北國際學舍舉行成立慶祝酒會， 演了三首短曲，各方反應不錯。不到兩週後，五月十七日，我們在同一個地點開了第一場正式的公開音樂會。大家都很捧場，我的老師們在節目單裡留下了鼓勵的話語。樂團正式成立前不久， 剛好教育部將1968年訂為「音樂年」，世紀趕上了熱鬧。康謳老師在節目單裡，高興地寫著：
「今年是音樂年……尤其令人振奮的是世紀學生管弦樂團的誕生，更給臺灣音樂界增加了無窮的光明與希望！ 這五十多位來自各大、中、小學生……在青年音樂家廖年賦的熱心指導下……每一首樂曲的演奏，都表現了優良的氣質，和活潑精神，令人欣喜，令人激賞 ！」
戴粹倫老師對我的期待與關心，流露於字裡行間：
「……廖先生和我一起從事音樂研究工作多年，他的學習態度和研究精神，真是涵泳乎其中，超形於物外，無論是琴藝或譜曲，均臻然，鏗鏗然之造境……廖先生為求其心血成果，推及社會，乃集合其門人弟子五十餘人組成世紀學生管絃樂團，勤練苦習，其間雖因場地之缺如，經費之支絀，然終不為所困，所謂人不堪其憂，而賦也不改其樂，可為廖先生奮鬥精神的寫照。在其苦撐艱持的局面下，個人曾數往參觀該團之練習，不獨其演奏中肯中綮，抑揚有序，而紀律良好，態度認真，更屬難能可貴，人定勝天，信有徵矣……」
和戴老師勞心勞力帶領省交相比，我帶世紀要輕鬆多了。孩子們都是一張白紙，我帶著他們一起享受演奏音樂的樂趣，我說什麼，他們就聽什麼。為了鼓勵大家更認真，我們沒有設專人的首席，而是每次音樂會結束後考試，表現最好的，就是下次音樂會的首席。這樣的方式，讓首席成為一種榮譽，人人都有可能做首席，對於孩子們是另一種鼓勵。
除了我自己指揮外，我也請別人來指揮，像蕭滋老師、柯尼希等人都在世紀剛開始時來指揮過，與他們合作很愉快，他們對樂團也很滿意，有些人還會私下告訴我，認為世紀的程度不會比省交差。若以團員年齡與演出程度來比，我相信是這樣的， 因為孩子們從一接觸古典音樂開始，就由我這裡學到了尊敬音樂、愛護音樂的態度，這樣的態度和精神當然會透過音樂流露出來。柯尼希還幫我們介紹國外的指揮，例如柯萊特（Hans Joachim Koellreutter, 1915-2005）和華斯（Kurt Wöss, 1914-1987），都是透過他的引薦而來。後來，華斯還推薦世紀參加蘇格蘭亞伯丁舉辦的世界青年交響樂團大會，讓我們名揚海外。
● 出國巡演
在1970至1985年間，世紀一共九次出國巡演，在那個時代，出國很不容易，更何況是「學生管絃樂團」出國，得經過教育部審查通過才能進行。由行前的訓練、出國巡迴音樂會到回國，媒體的報導都很大，將世紀捧得很高。當然，我們的表現也不錯。其中幾次，我到今天仍舊記憶猶新。
樂團成立的第三年，1970年八月裡，我帶團去日本演出。會去日本是因為姐姐廖淑玉認識東京新聞的經理，由東京新聞邀請， 並主辦我們的音樂會。另一方面，我本來就是「日本絃樂指導者協會」東京分會的會員，八月裡要舉行第八次全國大會，我們也可以去演出，於是就將這些行程安排在一起。我們八月十日出發，十九日回來，在日本共開了八場音樂會，對於世紀的團員來說，可算是開了眼界。有了這次的成功經驗，我對樂團出國更有信心。
1974年，我們第一次赴美演出，主要在美國西岸舊金山地區，光是住宿就是個大問題。多虧一位學生家長徐茂銘幫忙，他是臺大有名的耳鼻喉科醫生，他的女兒徐亞萍是我的學生。徐茂銘在美國讀書時，和一位任職郵政局的 Mr. Masterpole 交情很好，他人很熱心，徐茂銘請他幫忙，將七十五個團員安排到五十多個家庭寄宿，每天由這些寄宿家庭將團員送到演出場地，都沒出什麼問題，很不容易。這樣子相處了兩個禮拜，也都有了感情，到了要回家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有些孩子還哭了。在美國期間，戴粹倫老師大老遠過來看我，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
1975年八月，我們第一次去歐洲，參加在蘇格蘭亞伯丁市政府所舉行的「1975年國際青少年交響樂團與表演藝術節」（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Youth rchestras and Performing Arts 1975）。這是一個讓全世界青少年樂團交流的組織，但不是想去就可以去，得先經過甄選審查，選拔的過程是根據各團體所送的名單與錄音帶，經過嚴格審查通過後才能參加，我們也是經過這個程序獲選的。當年共有十四個團體參加，世紀是唯一的亞洲樂團，也是最年輕的。各團都有自己的單場演出，並也會被安排與其他團體的指揮合作，是真正交流。我們的音樂會被安排在交響樂週的壓軸，頗獲好評。由於臺灣與英國並無邦交，世紀能到英國參加這個活動，備受國內重視，各家報紙爭相報導；若在今天，應會被冠上「臺灣之光」的美名。
我個人覺得最高興的，不是報紙的報導，而是團員被選上參加「1975年國際音樂節交響樂團」，這是這個表演藝術節的特色。我們有七位被選上，其中只有嘉齡是長笛，其餘六位都是絃樂器。那一年，這個大會樂團的音樂會在亞伯丁和倫敦各有一場，由著名的指揮阿巴多（Claudio Abbado, 1933-2014）帶領，還請到鄭京和（1948年生）擔任小提琴獨奏，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被選上的團員真的很幸運，也很開心多一次寶貴的經驗。
藝術節結束後，我們繼續去瑞士、德國、法國等國家演出，九月五日回臺，讓大家趕上開學，不影響課業。
1980年，由團員裡選了二十多人，以「臺北弦樂團」 （The Taipei String Orchestra, Republic of China）的名義，我們去參加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比賽。兩年前，我帶藝專樂團參加同一個比賽，獲得二獎，這一次，我們獲得了首獎（Erster Preis），並在奧地利國家廣播公司（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簡稱ORF）演奏廳開一場音樂會。同樣地，大家對於團員的年輕與表現出來的成就，大表驚訝與讚揚。有趣的是，因為得了首獎，影響到之後的行程安排。
早在出國前，我們曾和新加坡辦事處聯絡，希望能去新加坡演奏，他們興趣缺缺。我們得首獎後，回到飯店，居然接到新加坡代表的電話，告知新加坡政府邀請我們去開音樂會。我告訴他們不行，因為行程已經排好，要直接回臺北，沒有過境新加坡。他們很熱情地表示，要我們改行程，所增加的費用全部由新加坡政府負擔，我們當然欣然接受。
世紀每一次出國，演出曲目中一定都會有國人作品，除了我自己的曲子外，也會安排其他作曲家如張邦彥、馬思聰等人的作品，大部分反應都不錯。我的願望是，無論曲子好或不好，都得藉這個機會讓當地人知道，臺灣也有古典音樂，不僅能演奏經典名曲，也有自己的作品可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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