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日本人
由於文化的差異，日本人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與美國人截然不同。例如：日本人不喜歡遵守西方人所制定的一系列戰爭法則，尤其是對《日內瓦公約》這種尊重戰俘權利的法則更是深惡痛絕；還有，日本人在面對決定戰爭勝負因素的問題上也相當特別，他們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最大因素不是物質，而是「精神」，「精神必將戰勝物質」。諸如此類。
每個民族都有關於戰爭的信條，其中有些是西歐各國所共有，雖然各有特點。例如：號召軍隊全力以赴，戰鬥到底的動員方式；局部失利時，如何鼓勵士氣，讓士兵們堅定必勝的信心；陣亡人數和投降人數的穩定比率；對戰俘制定的行動規則等。在西歐各國的戰爭中，上述情況大致可以預料，而且西歐各國又同屬於一個文化體系，戰爭也在它們共同的文化體系之內。
透過日本人在戰爭慣例上表現的差異，可以了解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他們對人生責任的看法與態度。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能對他們的文化行為做有系統的研究，至於那些不符合我們信條的東西在軍事上是否重要，不在考慮範圍內。他們每個行為都可能很重要，因為這往往與他們的性格相關。我們需要解答有關他們性格的一些問題。
日本人為戰爭的「正義」做辯護時，提出的一些前提條件與美國人相反。他們對待和衡量國際形勢的觀點與標準，也與我們不一樣。美國人認為，戰爭起因是由於軸心國的擴張與侵略。日本、義大利、德國的擴張侵略，非法破壞了國際和平。在其占領的地方，不管是中國，還是衣索匹亞，或者波蘭，其行為都證明他們是在壓迫、欺侮弱小民族，這是罪惡行為。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的遊戲規則，侵犯了對自由企業「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但日本人在解釋戰爭原因時，卻認為只要每個國家都擁有絕對主權，世界無政府狀態就會持續下去。日本必須為建立新的世界等級秩序而戰鬥。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者只能是日本，因為日本是由全體國民建立起來的封建制國家，大家都自願服從這種封建制，他們了解如何根據具體情況，讓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他們在國家內部實現統一與和平，平定內亂，修建道路，建起電力、鋼鐵等產業。
在對勝利的期望上，日本人的觀點和態度也與美國人不同。日本人總在叫囂「大日本國必勝」、「精神必將戰勝物質」等。他們還說，雖然美國是大國，擁有先進優越的軍事力量，可是這不算什麼。日本人早就知道這一點，從不把美國人放在眼裡。在一份日本的《每日新聞》上報導了一句話：「如果我們只因為害怕龐大的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享受的豐富資源可不是在這次的戰爭才被創造出來的。」
日本人打了勝仗後，其政客、軍事指揮部和軍人們，都不斷強調說：「這場戰爭並不是軍備力量的較量，而是精神信仰與物質信仰的戰鬥。」如果他們失敗了，就會強調說：「我們的失敗是暫時的，精神一定能戰勝物質，物質的力量注定會失敗。」當日軍在塞班島等地全軍潰敗時，這一理念和信條毫無疑問成為他們說服自己將戰爭堅持到底的理由。當然，這並非日本人替自己的失利找藉口。當日軍勝利，並對勝利進行誇耀時，此信條如同進軍的號角，激勵著日軍士氣，使他們在戰場上猶如猛獸一般。日軍偷襲珍珠港前，此信條早已深入日本人心中。二十世紀三○年代，日本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一本名為《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手冊上寫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在世界範圍內推行『皇道』，也許日本與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相比，力量相差太過懸殊，但是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相信，精神力量一定能戰勝物質力量！」他們相信「精神」永世長存，軍艦與大炮只不過是「精神」的表面象徵，正如武士將佩刀作為道德素養的象徵一樣。
在民間，日本人也信奉精神優越於物質。例如：在工廠做了十二個小時的工作，又被通宵達旦的飛機轟炸搞得筋疲力盡，他們就對自己說：「身體越累，精神越好，意志越強」、「越疲倦越能鍛鍊人」。老百姓要在轟炸時躲進防空洞。冬天時，防空洞裡很冷，日本體育協會透過廣播電臺要大家做禦寒體操，並說這種體操不僅可以代替取暖設備和棉被，還能幫助維持正常體力，尤其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能夠維持生命所需。他們說：「也許有人認為，沒有食物，吃不飽肚子，哪有體力做體操。如果這樣想就不對。食物越匱乏，我們越要用這種方法增強體力。」也就是說，日本政府鼓勵人民透過額外消耗體力的方式增強體力。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看一個人有沒有體力，要先看這個人有沒有在前一夜裡睡滿八小時或五小時，飲食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感到寒冷，然後再計算可以消耗多少體力。可是日本人在計算體力時，完全不考慮人體是否儲存了足夠的體力，因為他們認為那是物質，而物質是可以被精神戰勝的。
戰爭時期，日本的廣播內容非常極端，他們甚至在廣播中宣傳說：精神可以戰勝死亡！甚至有家廣播電臺播報日本飛行員戰勝死亡的神話！
空戰結束，日軍飛機陸續飛回機場。最先回來的是一名上尉。他從下飛機後，站在停機坪上，舉起雙筒望遠鏡凝望遠方的天空。他的部下陸續駕著飛機回來，他一架架數著飛回的飛機。雖然他臉色蒼白，但是仍然很鎮定。直到最後一架飛機回來，他才放下望遠鏡，離開停機坪，回到小辦公室中寫下報告，然後拿著報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彙報。剛彙報完，他就倒在地上。旁邊的軍官立即去攙扶他，可是他已經停止了呼吸。軍官們把他抬進醫務室，醫生們仔細檢查後發現，他的身體早已冰冷，胸膛還有槍傷，這是一處致命的槍傷。醫生們覺得很奇怪，因為一個剛斷氣的人，身體不可能如此冰涼；但是，此時的上尉身體卻如同冰塊。醫生們斷定，上尉在胸膛中彈的時候就已經死了，然而，堅強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卻支撐著他，讓他駕駛著飛機飛回來，並作完了彙報。可以肯定，正是因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才使得早已死去的上尉創造生命的奇蹟。
在美國人眼中，這純屬無稽之談。可是，聽到這條廣播後，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並沒有笑。他們指出：這位上尉的事蹟是「奇蹟般的事實」。難道不能有奇蹟嗎？人的靈魂是可以被訓練。顯然，上尉是一名修練自身靈魂的高手，而且早已修練到爐火純青。既然老百姓都堅信「人的精神力量永世長存」，為什麼一位具有強烈愛國責任心的上尉在死後不能繼續多活幾個小時呢？日本人相信，只要透過特殊訓練，人的精神就一定能夠達到最高境界。
美國人對日本人的這種極端行為嗤之以鼻，把他們的說法當作是窮途末路時的自我說服，或者根本就是日本百姓被徹底洗腦。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這樣看，就很難在戰場上，或在日常生活中應付並戰勝日本人。這些信念早已被深深烙印在日本人的骨子裡，在日本民族的精神中根深蒂固。所以，這些信念不能僅僅被當成怪癖或神經質，只有了解這些，才能對日本人進行真實的估量與評價，理解他們戰敗後承認「僅有精神是不夠的」、「企圖用『竹槍』守住陣地是一種幻想」的真實含義，即在戰場和工廠中，經過和美國人的精神較量，他們發現自己的精神力量是非常不夠的。
美國人也愛走極端路線，但他們與日本人不同。為了應戰，他們會全力以赴戰鬥。這場戰爭是日本人強加的，美國人遭到攻擊，必須給日本人顏色看。美國政府發言人談到珍珠港、巴丹半島的失敗時，絕不會說：「這些都在我們的預料之中，我們早已經為此作好了準備。」他們會說：「這是敵人強加給我們的災難，我們必須給敵人一點顏色瞧瞧。」美國人每個時刻都能應付挑戰，並隨時準備應戰。日本人的信念是必須把一切預先安排好，對他們來說，不曾預料是最大的威脅。
日本人經常說：「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視著我們」，所以他們必須充分發揚日本民族的精神。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指揮部向部隊下命令說：「我們現在已處於全世界的注視中，日本軍人必須表現男兒本色。」
在有關日本人的態度中，最受人矚目的是他們對天皇的態度。天皇對民眾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曾有幾位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七百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天皇一直是傀儡。日本人只對直接管轄自己的貴族（大名）盡忠，在大名之上的軍事大元帥是將軍。沒人關心要不要對天皇忠誠。天皇住在與外隔絕的皇宮中。將軍制定嚴格的制度，對天皇的活動、行為及生活起居等都有了限制，甚至連地位很高的封建諸侯對天皇表示敬意，也會被當成是對將軍的背叛。在普通百姓心中，天皇幾乎不存在。有的美國學者堅持認為只能從歷史角度理解日本。百姓腦海中模糊不清的天皇為什麼能夠被擁戴，並成為保守的日本民族聚集力量的核心？這些美國學者認為，日本評論家誇大了「天皇對國民具有永恆的統治權」，評論家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所以，在美國制定的戰時政策中，不需要對日本天皇表示禮遇。相反的，對日本人關於「元首」的觀念，美國人必須抨擊。日本人把天皇視為「神道」核心，如果美國人挑戰並摧毀天皇的神聖性，日本整個社會結構或許會崩潰。
但是，有一些才華洋溢的美國人非常熟悉日本，他們讀了來自前線的報導或者相關文獻後，往往持不同意見。他們知道，在日本，用言語侮辱、攻擊天皇，只會激起日本人戰鬥的士氣，不會摧垮他們的自信。他們相信，日本人不會把攻擊天皇看作是攻擊軍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在日本生活過的美國人看到，當時日本國內到處都在叫嚷著「民主」的口號，軍國主義的名聲非常臭，軍人前往東京市區都要換上便服，但是日本國民仍然非常崇敬天皇。這些美國人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之情，完全不是德國人呼喊「希特勒萬歲」時能夠比擬的。
日軍俘虜的證詞也證明了上述觀點。日軍俘虜不同於西方軍人，沒有接受過「戰俘培訓」，例如：被俘後應該說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什麼。所以，他們的答案花樣百出。他們不相信自己會投降，其骨子裡根植著「不投降主義」。直到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這種狀況一直沒有改變過，不過，這在當時僅局限於部分軍團和地方部隊。我們重視俘虜的供詞，從供詞中能夠了解日本軍隊的特徵。日軍俘虜並非因為士氣低落而投降，也並非因為投降就不再有日軍的特點。他們絕大多數是受傷後，或者失去知覺後，因無力抵抗而被俘虜。
一些俘虜會頑抗到底，他們認為這樣做是遵奉天皇的旨意，為天皇獻身。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他們說：「日本如果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的象徵，是國民宗教生活的核心，國民對天皇的信仰超越了對宗教的信仰。」即使日本戰敗了，他們也不認為天皇應該受到譴責或承擔責任。他們還說：「老百姓不認為天皇應該對戰爭負責」、「日軍戰敗的責任歸咎於內閣和軍部，天皇沒有責任」、「雖然戰敗了，但是所有日本人仍然尊敬天皇陛下」。
日本人認為天皇超越一切。美國人卻認為，人都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所以，日本人對天皇的態度，在美國人眼裡是自欺欺人。不過，直到戰敗，日本人仍然堅信自己的觀念。審訊日軍戰俘時，就連那些對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紀錄上寫下「拒絕批判天皇」。所有戰俘都不願說天皇的壞話，包括和盟軍合作，向日軍進行反戰宣傳的日本人。在從各個地方彙集起來的日軍戰俘審訊紀錄中，只有三份口供委婉表示反對天皇，其中一份口供說：「保留天皇是日本的錯誤。」還有一份口供說：「天皇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他只是一名傀儡。」另一份口供以猜測的語氣說：「天皇可能讓位給皇太子，如果廢除君主制，日本婦女也許能獲得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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