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
一、現代化的意涵
一種文化在時間的延續中，必定有所改變。社會學和人類學者常常把文化的變遷類比作生物的演化，認為文化變遷是生物演化的延伸。其實，文化變遷遠比生物演化還要複雜，但在基本的過程上確有可以類比之處。
生物的演化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是個體的，二是群體的。一個生物的個體，基本的演化是由於「生長」，是來自內在的生理作用。在生物界，每一個個體大概都不脫新陳代謝的生理現象，從幼小步向成長，成熟以後又逐漸步向死亡。除了內在的「生長」現象外，外在環境的影響，諸如氣候的變化、食物攝取的種類或是否充足、病菌與病毒的侵襲、意外的災禍等，都會造成生物個體的改變。
生物的群體，在更長遠的時間之流裡，也在不停地變化中。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82）的「進化論」（Evolutionism）就旨在說明生物的進化過程及促成進化之可能的外在原因。然而達爾文以後的學者，例如法國的物種學家賈克‧莫諾（Jacques Monod, 1910-76）認為即使沒有外在的原因，生物本身的突變也會影響物種的演變（Monod 1970）。就過去已發生的物種演變歷程而言，生物的個體和群體二者均曾在內在及外在種種因素促使下演變不已。
文化也是一樣，不可能永遠停滯在同一狀態。過去對某些比較原始的文化在膚淺的觀察中所做的停滯不前的結論，不是由於觀察角度不合適所引起的誤解，就是該文化的變遷較為遲緩不易觀察而已。
早期的文化社會學者，包括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馬克思（Karl Marx, 1818-83）、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等，都曾從不同的角度對文化變遷做過詳盡的論說。有關文化變遷的主要理論不外「進化論」、「傳播論」（Diffutionism）、「生產力論」（Productivity Theory ）、「人格發展論」（Theorie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包括心理因素及理性覺醒）、「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等，雖然著眼點有異，但都揭露了複雜的文化變遷的一部分真相。
文化變遷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區可能有緩急之別。變得慢，卻並非不變。因此，只要有變，就有所謂新與舊的差別。新的是當代新生的事物，舊的則屬於傳統，所以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是永遠存在著的。如果變遷過於緩慢，二者對立的局勢常常流於無形。倘若變遷迅急，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就會給人一種尖銳、突兀的感覺，甚至可能造成認同的危機和文化的震撼。
在中國的歷史上，雖然每一個時代都曾有過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但是真正造成認同危機與文化震撼的，則莫過於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末期這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運動。
現代化（modernization），當然不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社會學者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在《現代化：抗議與變遷》（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1966）一書中對「現代化」的界說是這樣的：就歷史而論，現代化是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在西歐和北美發生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中的變遷過程。這種變遷隨後又擴展到其他歐洲國家，並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擴展到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
現代化的國家是從極不相同的傳統發展而來的，即使最先進入現代化的歐美國家也是如此。西歐來自封建、專制但相當城市化的政體；東歐來自獨裁的甚少城市化的政體；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則來自殖民地。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以及宗教的傳統都極不相同，但是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卻漸漸一致起來。
「現代化」的過程是二○年代在人類學和社會學中所發展出來的「傳播論」的有力的例證。當時主張文化「傳播論」的學者，認為古代的文化是在同一文化區域中由一個文化中心向四周傳播的。例如威斯勒（Clark Wissler）曾指出：文化中心的源起，種族的因素更重於地理位置的因素。這些文化中心的位置，乃出於歷史的偶然性。（Wissler 1926: 372）有些學者，像艾略特‧史密斯（G. Elliot Smith）和裴理（W. J. Perry）在其著作中更進一步指出埃及是古代世界文化的傳播中心，時在六千年前（Perry 1923; Smith 1946）。反對「傳播論」的學者則認為各文化區有太多事物出於各自獨立的創造，與傳播無干。對於古代文化的發展到底是傳播重於各自獨立的創造或係相反，雖然尚難以定論，今日各國各地區的「現代化」卻毫無疑義地乃由於傳播，而非出於各自獨立的創造。沒有人會認為汽車、輪船、飛機等先進的運輸工具是由各文化地區各自獨力發明製造的，也沒有人會說各族人民都甚為巧合地發現了原子能。雖然英、美、法、德和已經解體的蘇聯，時常在某些發明上互爭獨創權，那是在這幾個地區都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以後的事，並不妨礙西歐地區作為現代化肇始的這一歷史事實。
現代化肇始的幾個西歐國家，包括英國、法國、荷蘭和北歐諸國，都是濱海的國家。這似乎並非是一種巧合，說明了濱海國家除了漁鹽之利以外，更具有遠比內陸國家優越的交通條件。因為交通方便，彼此來往的機會頻繁，便易於產生彼此激勵、彼此競爭的後果。一個地方創制一種新事物出來，馬上便流到另一個地方，或為了競爭起見而為另一地區的人民模仿和抄襲。若說一個閉塞的地區由內在的結構而孕育出現代化來，是難以想像的事。這幾個有限的濱海國家，不管戰爭也好，或是貿易也好，頻繁的交往都會加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所以可以說現代化是由迅速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後果。
那麼在西歐這幾個國家的社會變遷中有沒有產生出一個可見的方向？應該是有的。現代化最早辨認的方向可以由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來說。
經濟上是工業的快速成長，逐漸取代了農漁的生產方式。工業生產既可以致富，財富的聚斂便成為可欲的一種人生目的。工業生產促生了商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制度也保障了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和擴張。同時，工業生產和商業的發達使科學研究有了實用的目的，而科學研究也從工業生產和商業運作中汲取資源。工業的大規模生產，不是為了自給自足，而是需要通過商業貿易的手段把產品推銷到更多的消費者手裡。因為貿易的需要，運輸工具的改良便成為當務之急。汽車、輪船、飛機等交通工具便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創造出來，且日益改良，因此商業貿易就更加暢通。為了搶奪工業資源和爭取銷售市場，戰爭也是一種曾經採用而仍然在採用的手段。工業的發展促成工業大都市的興起，改變了農業人口散居的村鎮面貌。大都市的興起會直接影響到政治的結構。因工廠或企業而聚集的人口，又完全改變了傳統聚族而居的習慣，自然難免從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轉化為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
就政治而論，文藝復興及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無不導向民主和人權。民主是古希臘已經實行過的制度，到了經濟發生變化而日漸有利於民主政體之實施的時候，重新發現古希臘的選舉、議會等達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手段，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當政者沒有足夠的彈性來適應政治上的這種新要求，就容易激成革命，像法國的大革命，不但一舉摧毀了法王朝的統治，而且為後來的執政者造就了一次有益的教訓，致使在西歐濱海的國家不管有無保留王位（如英國、荷蘭、丹麥、瑞典、比利時、西班牙等國的王位至今仍在），都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形成一股不可輕忽的力量。二者在勞資的利益上雖然有所對立，但對政治民主的要求卻是一致的。民主的最後鵠的就是使人人都有政治的權力。執政的人必須時時尋求人民的支持，才能保有他的職權。負責行政的人，必須受到立法的節制。人民行為正當與否的裁決權也不能在行政人員的手裡，而另有專職的司法裁判。因此在民主政治的推行中，立法、司法和行政權的分立乃成為必然的趨勢。民主政治所保障的是人權和個人自由。當然這種個人的自由是在人民的共識中由立法來決定的，並非漫無邊際的自由。民主政治對人權和自由的保障使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推行更為順利。歷史的實踐證明，凡是在政治上不實行民主而又企圖發展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沒有不導致失敗的。例如蘇聯在解體以前，科學研究和軍事力量均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唯獨在經濟上一籌莫展，使民生日益艱困，終至脫不了崩潰的命運。
就社會的層次而言，現代化標誌著社會機制的重組。首先，工業的散布使人們脫出了傳統聚族而居的模式，農村大量人口流入都市，人們的就業除由教育程度決定外，也取決於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職業，雖說選擇的幅度不是沒有限制的。第二，人生價值不再是單一導向。例如在傳統社會中，學而優則仕幾乎是唯一的價值取向。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宗教、政治、學術、科技、藝術、工商業、娛樂等各行各業都是獨立發展的領域，雖然其間不免產生互相干預的情勢，但多元的價值取向卻成為現代化社會的大勢所趨。越是現代化的社會，越遠離泛政治主義的形態。人與人的關係從個別盡忠（particularism）轉化為一般對待（universalism），例如在以家族主義為尚的傳統社會中，對待族人與親戚肯定有別於外人，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對所有的人會不分親疏一體對待。有些社會學者，便把這種分別看作是「現代社會」和「先現代社會」區別的重要標幟。
此外，科學的提升和宗教的式微是現代化社會的另一徵象。科學並非一切，但現代人的生活大部分皆為科學所賜，也是不爭的事實。宗教從控馭人的力量逐漸轉化為精神輔導的力量，也日漸擺脫了往昔那種獨斷的制裁權力，不能不步上理性化的道路。
以上所述的「現代化」導向，在中國人的意識中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五四時代提出向西方學習的重要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已經把握到大方向。只可惜一般民眾對「現代化」的路向不夠清晰。甚至於連知識份子也不例外，以致使中國步蘇聯的後塵走上一條曲折的彎路。
二、現代化或西化的曲折
「現代化」是否即等同於「西化」這個問題，常常為人們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前文曾說「現代化」並不只限於中國，而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也可以說是全世界各地區人民都面臨的一個共同的潮流。這個潮流，它的源頭來自西歐少數的幾個國家，主要是英國、法國、荷蘭和北歐三國。然後向東、向南擴展到德國、奧國、義大利、西班牙及東歐，向西橫越大西洋波及英、法、西的屬地諸如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中南美洲，最後到達亞、非大陸。
「現代化」的潮流並不都是物質層面的工業化，也含有精神的層面，諸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會組織、意識觀念等。物質層面的比較容易傳播，也易於為人接受；精神層面的則常常遭遇到巨大的阻力，接受的一方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反芻，才能夠消化。
正因為接受與消化現代的事物有早晚與遲速之別，各地區開始現代化的先後與後來現代化的程度便不能成正比。例如日本的現代化較南歐和東歐為遲，但今天日本現代化的程度卻遠超過這些地區。
美國在現代化中是另一個特殊的例子。原為英國的殖民地，其文化傳統及社會制度多來自英國。在1776年獨立以前的殖民地時期，美國遠遠落後於西歐諸國。然而從獨立以後，一面襲取了西歐工業化的技術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一面吸收西歐的優秀人才，到十九世紀末期在現代化的程度上已漸漸凌駕於西歐諸國之上。二次大戰以後，更成為足以領導西歐諸國的世界超級強國。二十世紀可說是美國在現代化上反饋西歐的時代。諸如科學技術、企業管理、教育制度，甚至於政黨組
織、選舉方式，西歐諸國反倒要向美國取經了。
對中國而言，如果現代化的動因不是起於本體，而現代化的成績又皆取自他人，師法的對象不是歐美，就是經由日本中介的歐美，那麼中國自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化」與「西化」何異？除非在未來，中國像美、日一般也在本土滋生出更為現代化的事物，足以反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特別影響到作為現代化源頭的歐美諸國，那時候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再等同「西化」了。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國，這一點不但中國人自視如此，客觀上也是如此。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95）在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系列書中指出，在十四世紀以前，中國執世界科技之牛耳（Needham 1970）。科技之外，中國原有的家族組織、科舉制度、宰相與監察御史的體制在古代的世界原本是很進步的。十三世紀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東來的時候，正因欽慕中國的文明，仕元二十餘載始歸，著書盛道中國社會之繁榮富庶、文物昌盛（Lamer 1999）。在他眼裡中國的杭州就如同今日中國人眼中的巴黎或倫敦，是繁華昌盛之地，值得西方人嚮往的所在。誰知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屢屢敗於西方強敵之後，忽然面臨到空前的民族自信危機。連最愛國的人士也不禁自問：如果中國真正優越，為什麼如此不堪一擊？如果中國真正文明，為什麼以一個幅員如此之大、
人口如此之眾的泱泱大國竟敵不過英、日等蕞爾小邦？但是在如此自問的同時，卻不能放下文明大國的架子，像日本似地坦然向西方虛心求教。當日的中國人的心理想來十分的困擾曲折。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只承認西方在物質文明（或技術文明）上優於中國，至於精神的領域，他們仍然是遠遠落後於中國的蠻夷。這種看法反映在魏源的「師夷制夷」論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上至為明顯。
張之洞的「體用」說，實在是一種不顧實際的權宜之計，當日受到大多數知識份子和滿清官員的呼應，反映了那時候中國人無法放下架子的委屈心理。康、梁維新的失敗，也可能正因為在所提的口號上不曾多照顧到守舊的一面。
可見當日即使有心師法西洋，也必須先找出一些維持面子、不失自尊的藉口。
這正是後來魯迅在《阿Ｑ正傳》裡所譏諷的「阿Ｑ精神」。
正當一些知識份子提倡如不維新就不足以救國的同時，在鄉野間卻滋生了一股盲目排外的力量，這就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義和拳運動。義和拳糾結了一群無知的鄉民，在宗教迷信的覆翼下，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到處燒教堂、殺洋人，在中國北方形成燎原之勢，終於招來了八國聯軍的進攻中國。
義和拳的興起，當然是出於愛國的情操，但其做法確是十分愚昧迷信，非但救不了中國，反倒害苦了中國人。今日看來，中國在受到西方勢力的衝擊之後，所產
生的這兩股師洋和滅洋的對抗力量，正足以表現中國人面對西方文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企圖排斥消滅之，另一方面在無能消滅對方的情形下就只有接受學習了。
八國聯軍的攻陷北京，對滿清的中國是一次致命的打擊，但也因此敲醒了中國人的滅洋之夢。嗣後，排洋的力量和心理雖仍然不絕如縷，但革命以及師法西洋的思想也因此漸漸佔了上風，終於1911年的辛亥之役推翻滿清，建立了亞洲第一個現代的共和國，掃除了阻礙西化的頑固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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