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經由「身體」做為一種方法，探入中國現代小說的敘事，並企圖從小說文本中所呈現的「身體」符號，去探析國族意識如何在小說家的筆下，展演成一個具有政治性的國族主體建構。而「身體」的被召喚與被想像，常常與國體存在著緊密的關係，特別在現代性的進程上，不但承載著敘事者內心對國族危亡的焦慮感，也投射出了民族性內部延伸向世界尋找富強的一種渴求。因此，中國現代小說的身體敘事，述說的不只是「身體」本身的故事，而是一種想像中國的方式，讓中國以「身體」再現（representation）為民族國家的欲念，為未來歷史的前景，尋找光明的夢望。
而從晚清梁啟超等維新派在戊戌政變失敗之後，將視角從政體的典章制度改良，轉向了身體的重塑，以「少年中國」的範體想像，形構「新民」群體的理想體格開始，就已注定了「身體」在這樣的歷史框架之下，必然將成為國族主義者凝視的焦點。「新小說」在此刻的被提倡，亦是被引向了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傳播上來，即以身體改革為開端，變革政體，並為建構國體而做準備。這樣的身體論述、想像和敘事，無疑影響了「五四」知識份子對身體的認知，並更進一步的，以「救精神」的精神治療法―啟蒙，企圖去展開一場拯救靈魂的運動。這也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做為身體敘事的起源。如魯迅的〈狂人日記〉，以身體的被吃和被吃的身體，做為現代小說的先聲，釋放了當時新青年所迫切尋求國族解放的生命衝動。他後來小說中的一系列身體敘事，不論是砍頭、斷髮、革命、醜怪、瘋狂等等，無不展示了中國身體在進化論的視域下，所必須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斷裂與割離。「國民性批判」，更是在這樣「斷體殘肢」和「瘋癲狂病」的血腥和暴力中上演。
究其實，這樣的身體敘事背後，是隱藏著一分歷史創傷記憶，或一段中國近代史的侵略、殺戳、衰敗、恥辱和災難的故事（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傳統文化的衰微、清王朝的滅亡、新興共和體的無能、軍閥割據、西方帝國主義的侵迫等等）。這些創傷由外而內，巨大而深刻的被壓抑成了一個集體的潛意識，魔幻重複的不斷化為身體的各種形態，被展示於現代小說的敘事裡。尤其是每當中國遭遇到國族危亡的威脅時刻，身體常會被小說家所捕捉，並化為民族、國體隱喻的敘事與想像，以期由此建立國族的秩序與主體尊嚴。因此，歷史的創傷記憶，無疑是逼迫著中國加速跨往現代性的驅力，然而，卻也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造成古典時間的中斷、文化價值系統的崩解、自我認同的危機與存在焦慮等等。故有學者稱謂中國的現代性，是一種創傷的現代性（modernity trauma），是必須通過自戳或砍頭（或常常表現為傳統身體的死亡）後，才能進入現代化的世界。而自魯迅始，中國現代小說，即在這樣的創傷中產生，並以身體敘事的敘事身體，展演了「國民性批判」的戲碼，或革除封建傳統的舊疾，將一群象徵古老靈魂的「活死屍」，如孔乙己、陳士成、祥林嫂、阿Q等，送回封建歷史之中去。
因此，在進化歷史的線性時間觀，和從西方借來的啟蒙價值目光下，傳統身體被視為落伍、醜怪、麻木、愚昧、衰頹的存在，必須置之於歷史的判結之中，處之以死亡，始能在傳統的死亡中，重建新生。在此，啟蒙主義的理性，個體、自由等，形成了與傳統完全絕裂的對立姿態，使得國民性身體的改造，在現代性的激進衝擊中，更顯得影響深遠。尤其是對中國鄉土的凝視，目光所及，盡是野蠻、迷信、原始、蒙昧、黑暗的圖景，是沒落帝國的縮影。而所有身體，也都被禁錮在這樣一個死寂的鐵屋內，被編碼為奴性、無知、愚昧、渾噩的符號。這樣的身體／鄉土空間，呈現著一種荒原的景象，一個歷史廢墟的場所。鄉土再無復於古代田園式的烏托邦，而是械鬥、典妻賣妻、冥婚、水葬等文化意符四處飄浮的魅域，一個等待被啟蒙理性除魅的地方。在此，五四知識份子，通過了歷史進步的視角，揭示鄉土身體古老而病態的靈魂，並企圖以小說，進行喚醒、治療與改造國民性的可能。而這種驅魅的書寫咒術，無疑是被設定在國家進步的歷史觀下進行的。
所以，中國現代小說中的身體書寫，特別是啟蒙敘事中的「國民性批判」，展示了一個期待的意志，一個面向未來文明歷史的盼望。而鄉土身體精神的被審視，甚至審判，都是源自於某種選擇性，或以融入於自我內在的西方（異己）眼光，對自我國民劣根性（翻譯的國民性？）進行否定。這種對國民精神根性的「自戳」，是身體敘事中為鑄造新人而設定的，是現代國族建構計畫的一部份。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的身體啟蒙書寫，潛藏著一分不被現代世界接受的恐懼心理，這在民族成為自覺歷史主體上，所得到一個醒悟中的醒悟：只有重塑自我，才能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
此外，啟蒙敘事的另一面向，就是尋求自我的解放―身體的出走。從千年禮教的桎梏中―「家」，取回身體的自主權。這也開啟了一條叛逆之路：子與女形組反傳統與解放聯盟，以向父權抗戰。而解放，做為流動的現代性之一，讓身體有機會在移位間，從傳統的私領域過渡到現代的公領域，使個人能在社會中彰顯其存在的意義。因此，身體從「家」解放出來，是走向社會，最後走向了民族和國家。因此，個人的自由解放，是為國族的自由解放而準備的。這是個人主義旅行到中國來的一個弔詭意向，然而卻也是個體在國族存亡關鍵所形成的一個歷史意識―只有加入群體／國族，才能保全自我。這是當時小說家如巴金、路翎、洪靈菲等在尋求個人解放中的一個醒悟。然而，當社會與國家無法提供一個安然的場所時，從「家」的出走，自然會走向了革命，以身體祭獻暴力，去完成一個新興國體的建立。
同樣的，為了組構一個新興國族，長久怡養於閨閣的女性也由男性啟蒙者召喚出來，以自由戀愛和婚姻解放自我，並從「舊家庭」轉向「新家庭」，這樣的身體移位，預設了男性空間的固若金湯，即使肩共革命，女性在被編入男性國族話語空間裡，依然還是沒有自己的聲音。因此，在以身體敘事的國族書寫中，不論女性身體被男性書寫，或女性書寫自我的身體，都是在男性的話語中進行，這預示了，從啟蒙到革命，女性的身體，永遠都被遮蔽於男性雄渾的身體想像之下，進不去由男性所構設的國族敘事文本裡。這如法國女性主義者伊瑞葛萊（Luce Irigaray）在性別裝扮的討論中指出：「使女人可以成為男人，則她先必須放棄女人的欲望。」換句話說，在國族主義的男性話語空間裡，女性必須抹掉自己的性別，模擬男性的話語，以男性的姿態出場，才能進入男性所組構而成的國族話語世界。這樣的書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五○年代至七○年代之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操作中，蔚為大宗。
另一方面，在現代性的追求中，身體的流動有了一個更寬廣的跨越度。從家而鄉的出走，帶來了一個啟蒙性的變化―傳統身體轉向了現代身體的認證完成。離鄉、歸鄉到再離鄉的敘事模式，不但把鄉土的荒涼、愚昧和陋習呈現出來；另一方面，對故鄉的離棄，隱喻著一個時代的轉換，故從落後的世界走出來，只有往前走，走向光的所在―現代化，那才是現代國族未來的烏托邦。這幾乎是晚清以降所追求的一個夢。在此，現代化→國族富強，被連結成一線，牽著他們的夢不斷往前跑，奔跑到最後，將會跑往哪一個方向呢？
出國，是夢想的其中一個方向。個人的解放，身體的跨國，所面對的已是國家、文化和種族性的問題。而身體的膚色、語言、衣飾等，均是國族銘文，成為一種可被指認的實體。故國家的強弱，幾乎決定著個人在域外身份地位的優劣尊卑。因此，這類身體敘事，所表述的往往是身在異國，身份認同與國族認知的危機。而身體隱喻了國體，在小說中，常常被西方他者的目光所捕捉，並被編寫入傳統、愚昧、落後的形象中。這是郁達夫等人小說中所建構的一種中國身體想像，唯這樣的身體敘事背後，卻幽隱的陳述著歷史創傷記憶揮之不去之痛―國族不強。就某方面而言，這樣的身體敘事，旨於激發讀者的國族意識，由此，也形成了一種另類的身體國族建構之書寫。
總而言之，身體的國族敘事，始終貫穿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主題。這類書寫，是中國近代創傷史的產物；是國族處於存亡危機下一種意識凝結的產品；也是中國在現代性追求裡，尋找自我認同的敘事聲音。大抵上，中國現代小說是在這樣的身體敘事中開始，以一種擬實的書寫，將身體置之於感時憂國、血與淚的幻思之中，去想像，甚至隱性的去建構「中國」。這類書寫，其實是具有一個幻想的前景―現代化的烏托邦―富強的中國。因此，從魯迅觀看砍頭和喊出「吃人」的第一聲開始，身體的國族敘事，在中國現代小說中，是以一種知識份子內在的巨大焦慮感，不斷通過各種書寫（國民性批判、鄉土、革命等等）呈現，而曲折的由此去指認出前方一個更大的主體―國族，以期在這樣的書寫中，去確立自己生命主體的存在價值。
類此以身體書寫國族的聲調，在中國開始走向富強的二十一世紀，或在中國已處在全球化語境的脈絡裡，中國想像的想像中國，是否就此長歌已歇，夢醒身退呢？這無疑是一個值得再繼續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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