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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界出新」到「入世集結」----台灣彩墨創作的歷程分析
前言
台灣彩墨畫的發展歷程，從明清之際沿襲文人水墨畫的偏流初始，至今形塑多元化的風格品類，短暫的時間卻經歷頻仍的移民與殖民化社會急遽變動，並且以其無論是地理環境或政治生態上的邊緣性格，透過間或斷裂與顛覆的手段交互作用，逐漸抽離中國水墨畫道統的主流脈絡，從傳統水墨創作集體共感的操作模式向當代台灣彩墨創作個人意識的主體建構轉折，歷經數百年的衝撞與激盪，溢出邊線的跨界演出與逐步導向入世情懷的美感調整，成就當前台灣彩墨畫活潑生動的迷人風華。
跨界得以開擘出台灣彩墨畫立於時代思維發言的新意，入世集結了深植土地與生活狀態的情感。「跨界」，跨向多大的範疇，成就台灣彩墨畫的獨特風貌？「入世」，又將如何呈現傳統文人看待生命的超然態度？而背後影響的因素與運用的方法，指向台灣最深沉的心理質素，卻意外地讓台灣彩墨畫衝破傳統嚴謹體系的框限，找出了貼近時代思維的創作方向。
回溯曾經：在進出之間的擺盪
明清之際，原屬於優雅情調的文人水墨畫，隨著閩粵文士遷徙，飄洋過海登陸邊陲荒野的臺灣島嶼，已然是幾經轉折後的遺風末流，變了調、淡了味，並化為粗放狂野的「閩習」氣質，兀自傳唱著還帶著些許傳統遺韻的風雅清音，輕吟著遙望中原無限想像構譜的悠遠旋律。淡淡柔柔，卻也自適寫意。
不曾疑惑的血脈牽繫與情感依戀，伴著心底思念的故土文化傳續，在擺盪於精神與物質層面而飄忽不定的背後，顯然已執著而堅定的落實在新臨土地的懷抱並逐步萌發。人心的炙熱、土地的溫暖，深深沉沉的把文化的種籽播散化開，文人水墨於是悄然妝扮著在地土壤氣息的身影，模糊又依稀可辨的台灣丰采。
新生的稚嫩，尚且搖搖晃晃、跌跌撞撞的學著起身邁步，瞬息間，異質文化依附著政治變動而強勢介入，還來不及看清急遽轉換的政體，尚且無法從情感傷害與割裂血脈的創痛中清醒，臺灣的島民已被無邊無際的陌生文化淹沒，猶似從容優雅的在聚光燈下演展的臺灣水墨畫，即刻從熄了燈的舞台撤離，當舞台的燈光再次綻放明亮，回視自我，已是默默立於邊緣的半個旁觀者，雖說是與聚光處的日本東洋畫站在同一個舞台，各自盡情的表演屬於自己的劇碼，臺灣水墨畫似乎只能偶然捕捉到不經意投射的光束。失了神，也沒了魂。因此，日本東洋畫風光的席捲整個島嶼，汲取臺灣泥土的養分，也給了芳香的果實。於是，異質文化融入了臺灣文化的潮流，色彩意象在臺灣水墨思維中生了根，現代藝術的觀念於臺灣水墨創作方法上萌了芽。雖然，日本東洋畫和臺灣水墨畫依然是看似毫不相干的兩條平行線，然而，它隱然在與東洋畫的互動中，無形的跨了中國傳統水墨的界線。
隨著往後再次的政體更替，政治操作行為意圖滌清文化敵我分際的鑿痕斑斑 ，但回不去了的歷史宿命映照著似乎剪不斷、理還亂的文化糾葛，「正統國畫之爭」從異族不同身分的對抗，拉回同族之間南北宗分流的辯證 ，最終暫時以各安其身的分流方式彼此祝福，但是，在看似平靜的表面，暗藏風起雲湧的曖昧情愫。南北宗的合流，墨與彩的共構，已悄然開展。然後在緩緩流轉中，被「現代水墨」的利刃猛烈撕裂：「五月」與「東方」兩個畫會夾著西方抽象藝術的威勢，從思想到方法全面性引進強勢主流文化。異質元素的衝撞，對立觀點的爭論，更激烈也更複雜。臺灣水墨畫跨界的概念，已然不再侷限於畫種之間的主輔之議，更延伸向思維觀點的角度映照，跨界的範疇，也從思想觀念的解除疆域向畫面各表現元素與呈現效果擴延。形式的多樣、媒材技法的多元、美感的品味也隨之寬廣的鋪開。此一階段的衝撞，傳統與現代各自站立天平兩端，形成失去交集空間的強烈對立狀態。跨界，仿如革命，撕裂出互相照見的兩個思維模組。分屬不同思考樣態的東西文化觀，然而，隨著各自表述與爭辨交鋒過程，成就彼此之間的瞭解基礎，在看似決裂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共識與共感之間平衡的取得，因為，雖然「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激烈爭論，傳統派略占上風，暫時分出了輸贏，但彼此卻都失了堅定的框架，沒有極端性的抽象思維可以完全替代水墨身分新生，傳統的保守性也在檢驗中現出窘態，完美體系與老人文化思維 的崩解，是可以預期的必然，只是候著時間的到來。跨界成了台灣水墨再生的必要之路。
調和紛爭的最佳策略是從雙方妥協的位置點出發，這個無關爭論的空間，成了最佳介入的角度，取代文人畫與抽象藝術脫離現實的觀點，落實生活情感，關懷切身環境的懷鄉主義躍上舞台的中央，而在動盪不安的大時代，土地之愛被賦予多重意義的意識認同，涵蓋歷史因緣與民族情懷的浪漫遐思，含納生活溫度與生命熱忱的激昂告白，於是開展別於文人體系、抽象潮流的新宏大敘述觀。當正視眼前泥土的氣息、專注凝視熟悉的生活容貌，台灣的景觀，從自然環境到人文內容，觸目所見，在文化視像之中，在文人隱逸與現代抽象的語彙之外，另行構築了入世的積極型態。跨界之後的新元素被拉回新系統之中，從此，標示著落實於台灣土地的彩墨容顏逐漸清晰，傳統筆墨夾雜特殊技法、黑白體系融合繽紛色彩，傳統形式兼有多元樣態。而面對入世情懷的捕捉，依稀見著文人出世的浪漫。是如此風雨飄搖的時代造化，台灣彩墨的新生，走出了一個集體共識的入世情調。
隨後政治風向更加開放，社會環境日益複雜，相較於政治力量強勢扭轉的作用，時代的潮流夾著思想開放的寬鬆乘隙逆流，文化無形上的侵擾，更甚於有形的操作，倚恃著資訊傳播的便捷，全球化的世界是以「文化滲透」為特徵的國際化社會格局，融合了多種多樣的高新科技和文化理念。 向全世界傳遞強勢文化的優點以獲取龐大利益。在巨大權力運作的強迫推銷策略下，臺灣必然無法置身於潮流的漩渦之外，強勢文化之所以具有影響力，想當然是它具有普世認同的價值存在。於是，因應時代價值取向與生發的問題，猛烈衝擊個體的處境，並提供認真思考的機會，也更增加了個人表述的空間。因此，延續著入世關懷的臺灣彩墨畫走向，入世的概念從特定性大方向的集體思維逐步探向個人內在私密的探究，同時隨著後殖民思考的多元混雜發展、表現形式與文化內涵容納所有曾經的台灣際遇，個體與家族、國家甚至世界聯繫的面向幾乎無所限制，所有對社會介入的可能，共構一個多樣表述的紅塵概廓。
雕身塑型────跨界與入世的定調
「跨界」與「入世」，是臺灣彩墨畫對自我身份界定的必要條件，它既順應歷史發展不得不然的轉折，也是呼應時代變遷無可迴避的選擇。「跨界」是重構新生下強勢化的手段運作，「入世」則是認定意義中積極性的生活觀照。「跨界」讓原本單一的水墨語言產生多義性的轉換空間，正面的價值在於增加水墨的豐富性，負面的效應則是稀釋原本水墨性的濃度，導至多重認同上的質疑與爭論，然則，緣於「跨界」的演出，從「台灣水墨畫」導向「台灣彩墨畫」的轉折，標示著藝術類型向前跨步的意義；至於「入世」，基本上是對偏離水墨思維的出世態度作出新的回應，但臺灣彩墨畫的「入世」觀，則又徘徊在塵世的周遭冷眼凝視，若即若離的訴說著藝術家對斯土斯民的熱愛情愫的濃淡不一。
一、跨界認同：對創作能量提供表現層面的探討廣度
「跨界」的必然，牽動台灣彩墨畫發展歷程中，所處的狀態型塑的身份定位，表述異族間恩怨情仇的歷史宿命；跨界的必要，表徵台灣彩墨畫反映移民與被殖民社會型態的混融性格，隱含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台灣彩墨畫的跨界行為，從被動性的觀點分析，是政治強勢介入的無奈承擔，創作者受限於時代賦予的表達空間，順意與逆意之間，既求明哲以保身的屈從，亦冀望暢快以放懷的藝術表現。當無可避免於必須轉換思考的立場、配合政治運作的需求、調整藝術表現的方向，棄守類型原本的框架是必然推衍的手段，傾倒了界線的高牆之後，必然重構一個被認同的新疆域。越出界線是朝向更寬闊的空間，常理推論，創作者的自由與發揮效果似乎較為提昇，但是，界線的標位，代表堅持的必要，與固著的存在，同時也顯示背後支撐的思想觀念的穩定。有形的破除藩籬固然容易，無形的思維枷鎖則去除不易，認知的改變需要被重新說服，新意義的轉換存在對舊意義的質疑。被動的跨界，壓迫性的強力調整，將忽視掙扎過程的痛苦，抹除矛盾心情調適的恐慌，然後，靜待走過之後痕跡的反芻，事實表述了衝突的曾經生發，逆反的戲碼又將因為政體的變動而迅速登場，這是台灣社會獨具的發展經驗，在民族爭奪的動亂中，台灣作為輸贏之間籌碼的角色，必然會隨時擺盪在認同錯置的困惑當中。界裡界外的遊走進出，是進是退、是擴是縮，彷彿糊塗了感官，混淆了思考。臺灣的環境殊異，跨界成了一種慣性，底線的搬移，早已失去了範圍認定的忠誠。
時代的現況昭示，「跨界」在時局的潮流中是常態，文化間的互相影響，譜出彼此之間更為深入而全面的暸解，但卻模糊了各自原本清晰的界線。然而，拉近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並不是抹除差異，更非失去了各自的主體意識，而是讓原本封閉的範疇擴大到可接受的位置，然後可以繼續傳承與發展，或重新拾回往日曾經擁有，而歷經歲月漸被遺忘或忽視的東西。羅蘭•巴特說：「在世界和主體的閱讀中，問題不再是發現對立，而是溢出、侵犯、逃避、滑行、移位等。只有多元文化和微妙化，這才是我們需要的，而且不能有止境。」 所以，從主動性的觀點視之，審視當下生存環境的狀態，擷取一方獨特的言說空間，創作者個人繪畫語彙的建構，既順了時代趨勢的容許，更稱了言說者暢所欲言的快意，於是，標示著鮮明個人意識的臺灣彩墨畫語言，便無所侷限而鋪天蓋地的擴展開來。跨界之後個人主動性的導入，不論是從日本文化東洋繪畫的傳遞，回歸大自然尋求寫生的精神，以擴大傳統文人畫出世而臆造的胸中丘壑限制，接續唐宋寫實的關懷生活與自然大氣，並且，引領臺灣彩墨畫家關注臺灣土地的美好，體察屬於亞熱帶長綠的自然景觀下的臺灣風光。或是援引西方的觀點，落實當下時代的審視，推衍出多元化與個性化的人文關懷，當主動而意識清楚的揭露現實環境反應，或發覺必要儲備何許能量的支援時，所有配合出演與物資便應運而生，媒材、技法、形式都隨著思想的流轉而千變萬化。
於是，基於跨界行為的演出，必要擷取輔助表現力度的能量需求，臺灣彩墨畫的風格形塑被置放在寬廣釋義的空間平臺，無論是增加題材的範疇與圖像言說的意涵，支持創作意念的鮮明表述。或是透過不同形式空間與構圖形式，傳遞畫面結構的視覺張力。或者以各式各樣的媒材增進技法表現的強度與豐富，並造成美感氛圍的改變。「跨界」的意義一旦被認同，便讓無所不在的創意進入畫面經營的各種元素之間，展現創作者敏銳的才思與獨到的視野。而無論出於主動或被動的臺灣彩墨畫「跨界」演出，終究回應了環境生成的歷史因素，屬於邊緣性的臺灣疏離意識無可避免的身分認同。同時，在不斷溢出、重生、解構、再造的過程中，逐漸確立台灣主體意識下的彩墨思維，一種入世卻極個人化的彩墨藝術語言。
二、白眼入世：對創作意義提供生活層面的探討深度
對「入世」的體察，介於深入與淡出之間擺盪的情懷，臺灣彩墨畫自我面貌形塑的觀點，凝聚在文人情調與社會意識的交纏邊際。回視傳統文人水墨的出世觀，總將水墨表達的意涵牽繫著創作者人格風骨的修養品味，同時高度肯定文士隱逸行為的退避思想。當面對當代社會環境的藝術思潮，當藝術亦成為一種傳達公民力量發言權的利器時，傳統文人水墨的無爭、無為性格，必然逐漸被排除在發聲的序列之外，導向邊緣無力自處的窘境。曹玉琳在《當代中國畫體格轉型》一書中討論「當代中國畫的四大矛盾」時，分別從「中國畫的精英性質」、「中國畫的傳統觀念」、「中國畫的藝術趣味」和「中國畫舊的語言體系」四大面向，歸納出當代文人水墨畫的困境。 臺灣彩墨畫從日據時代歷經東洋畫寫生造境與具象描繪觀念的洗禮，思想先於大陸早先轉型對環境與人文關懷的態度，即落實於入世意識的初始，「入世」的觀念在兩岸分治的國際艱困處境激起另一波的高潮，從懷鄉寫實到本土意識抬頭不曾停歇，甚至及至今日的個人主義風潮，都是將「入世」的情懷推向更深更廣的境地。
傳統水墨的出世美學觀，標示著創作者文人身分對生命現象的看待與生活態度的體察，也體現當時普世共感的審美經驗。而歷經時代演變，美學思想的轉換，並見證環境與創作的緊密依存關係，時至當代臺灣環境下的創作觀念，當個人的生活體驗更甚於一種身分認同的固定表達，當代社會環境又給予臺灣彩墨創作者更為寬廣的表述空間，在堅持傳統水墨意義與凸顯個人觀點的雙邊平衡中，一種對於紅塵投入深度關懷，卻又淺嘗即止的創作態度，表述傳統文人超然於生活情狀，卻又彰顯現代人貼近生命狀態的整合模式。
於是轉化為圖像源自生活描述的多重表義，社會現象的分析容許個人主觀見解的任意介入，而當代台灣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含納科技訊息轉換迅速，政治民主與思想開放，多樣種族組成結構導致文化面貌豐富，以及全球化下經貿活動頻仍的多元化型態，對生活的觀感存在各種可能解讀的可能性，一如班雅明在討論都市的多孔性 ，隨處都是介入都市現象的視點，現代性的入世概念，因為自由，探向深度的問題討論也成為容許的選項。
探原究因────邊緣性疏離的回應
臺灣彩墨畫歷經「跨界」的多元風格轉向，表述傳統水墨畫的核心價值與美感典範遭遇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從質疑到逃離，跨向偏移中心的邊緣位置發聲，聲響隨著更新世代的回應而增強力度。事實上，「跨界」的行為反應背後潛藏的驅動因子。回視過往，臺灣彩墨畫的身影總是擺盪在邊緣位置游移，時而清晰得輪廓顯露，又時而隱匿在迷濛的氛圍中，但總無法明確地勾勒界域的邊際，模糊的身影標示著界裡線外的無限想像。也體現臺灣彩墨畫在歷史脈絡的疏離意象，因為疏離，所以視點是對中心的偏移、邊線的尋訪，界定與詮釋成為自由的言說。臺灣彩墨畫從疏離的邊緣，接續或即或離的中心主流傳統，同時吸納異質文化的元素，是環境使然造就歷史的必然。因為，處在邊際位置才得以鬆動疆界，開放視野；因為，對中心的偏移，才會從記憶遺忘中重構新意。「以『複雜理論』(theory of complexity)而言，愈是處在遠離均衡狀態(far from equilibrium)，或愈是接近『渾沌邊緣』(edge of chaos)，創造力越強。」 此即印證邊緣性發聲的力量與效益。而新生後的臺灣彩墨畫容顏，正勾勒出屬於明確邊緣效應的一段曾經生發的漫長移民與被殖民歷史的梗概。
一、移民化的文化生成----從遺忘、選擇到主張
回視臺灣的歷史，是一部移民與被殖民的血淚經驗史，移民是族群因應環境需求而集體遷徙的行為，他們必須面對向原生地告別和新居地認同的歷程。而歷來向臺灣移居的族群主要是不同時期從中國大陸渡海遷臺的漢民族，以及少數其他民族因為工作或婚姻的遷臺行動。漢民族因為抵台的時間順序不一，以及對中國大陸原鄉情感依戀的深淺不同，對於臺灣的認同狀態也就不一致。而通常時間是決定一群遷徙者重構認同的重要因素。尤其遷移的歷程必須經過不同階段的自我調整作用，從熟悉新環境與取得安身立命的場所，即必須努力以赴，並付出相當大的心血，然後再經歷一場極為浩大而艱辛的情感角力，回歸或定居抉擇牽動情感的移轉，原生地的親情與鄉土的呼喚魂縈夢繫，剪不斷、理還亂。然而，一旦在新住地獲得足夠的資源、闖出一片天，長期移居的念頭便會產生，並將在心意堅定之後，逐漸將情感中遠方的虛無中釋放，進而向周遭存在的環境注目，並且開啟一連串過往生活型態的複製，進行過去文化再生的行徑。遷徙之後的文化認同，它「根本就不是某種已經被固定下來的本質 」，通常，移民者離鄉背井，飄洋過海尋覓心的生命契機，多少都因為當時生活的無助或時代的無奈使然，所以，內心深處會背負著程度不一的「創傷」，而一旦重建類同過往生活經驗時，就必然會造成選擇性的取捨。從「抑制理論(theory of repression)」來說，某種記憶裡充滿痛苦的感受，這樣的記憶在很長時間都可能會被阻擋；而「分裂理論(theory of dissociation)」則提出通過意識的緊縮或分裂，有些記憶會被擱置在一邊。 於是，新的移居地成為舊住地的縮影，而此縮影顯然是模糊的，它可能部份是被強迫刪除的，或部份經過時空距離的作用後造成美化現象，也可能是記憶喪失部份之後的誤解，所進行推測的新遐想。
所以重構的新文化型態呈現的是記憶中的片段，串接的是被強化認定的部份，遺失的當然是無關緊要或刻意遺忘的地方，而一旦漏掉局部便已非整體完全的面貌，復又經過新環境適應因素或可移轉的條件檢視之後，終能完整留存下來的可能已經有限了。加上更多被融合或消弭局部而產生質變的內容，就是一個新構的文化體系。新構同樣保有集體認定的規準，它仍有絕對性認同的條件。這種情況是對最早一代移民者而言，胼手胝足共同創立的新生活型態，理當用心呵護、全然認同。問題是移民狀態是隨時處於變動之中的，對於往後陸續加入的新移民者而言，除了他們本身仍必須經過一段漫長的心理掙扎過程，才會逐漸穩定下來之外，不同時間的移居者學習隨遇而安的期程不一樣，自身存在的時間點對應環境的認定狀態不同，因此社會永遠處在浮動狀態。另外，新的移居者，往往帶來新的文化觀點，或是不同區域、不同族群的異質文化思維，雙方之間的差異，考驗舊移居者的接納程度，甚至因為相互之間立場的分歧而造成矛盾衝突。這些所謂新觀點或異質性的文化元素，可能源自新移民者所在舊居地就有所不同，亦有可能重新帶來舊文化中曾經被忽略或刻意遺忘的部份，新舊移居者再一次透過選擇，並學習融合，然後既增加也稀釋原先建立的認同內容，重新建立了新的認同標準。
這段移民的歷程相當漫長，就台灣整體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說，移民的行為持續在發生，並且跨躍不同的政治體制。甚至，更主要的因素是移民者的來源範圍擴充得很快很遠。明清時期，移居來台的漢人，大部分定居於閩、浙沿海一帶，少數統治官員或文人雅士來自中國大陸其他區域。而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大陸民眾不但階層多樣，同時來自全中國各地區，且含括各不同民族。這些原本散居在全中國各地的民族，因為戰亂四處逃竄，並且因緣匯聚的集中在狹小的台灣島嶼上。而在大陸時，原本的環境有足夠的寬廣空間，讓他們各自操作文化活動具體獨立運行，並保有完整的文化面觀。可想而知，大量的文化元素聚集在台灣島這個方寸彈丸之地上，勢必造成百家爭鳴、各彈各調的場景，並屢屢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雞同鴨講或互不相讓的激烈吵鬧戲碼。取得認同的幅度與速度是相對艱難。當然，隨著時間的流轉，彼此之間或因逐漸了解，也或因相互退讓後慢慢適應，漸次有了相互融合的協調感，但是，不夠長的時間進程，終究還是生吞活剝，強制作嫁的生硬組合。翻閱本省與外省之間心結的糾纏不清與相互爭鬥的史實，伴著政治刻意操作的加油添醋，族群撕裂造成文化隔閡是社會集體的傷痛，並且牽扯對立至今。時間猶不足以化解鴻溝與消弭對立的主觀立場評斷，更尚無法立即消化與融合文化差異、共推認同後的新文化主體意識，更甚者是在內部尚無法整合一致性文化思維之際，開放外來民族移居的舉措更讓原已紛亂的場面更加複雜，當然也迅速促使台灣成為國際化多元種族聚集的區域。本省籍、外省籍、舊住民、新住民、中國人、外國人……，不同稱呼的移民者，與更早即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都是長期定居的台灣人。但是因為族群屬性複雜、文化樣態多元，變動的速度又遠比融合調整的步伐迅速，所以，認同的標準無法取得共識，認同什麼？如何認同？總是莫衷一是。
而對於無法取得一致性整體文化觀的臺灣，認同狀態的浮動，彰顯多元性原生地的影響力持續作用，但是從臺灣向原生地回視，所有匯聚於臺灣的多樣文化，經過時間的沉澱，無論初始狀態或是逐漸質變，當下都是處在對中原文化的疏離狀態，這是移民者必然背負的身份標誌。臺灣彩墨畫對傳統文脈的疏離，推向最早明鄭時期引進台灣的文人水墨畫，即標示著「筆墨豪放」的「閩習」風格與傳統美學的疏離。「狂野粗放」的美感相對於「優美典雅」的文士氣質，本身已彰顯當時臺灣彩墨在中原正統文化體系中屬於末流與邊緣的位置，也就是說，無論是站在地理環境的相對位置，還是從文化核心觀點的思考。臺灣彩墨畫從發展的初始，就踏著與中心頂端疏離的關係。即至後來1949年的大遷徙，正統中原文化的蒞臺，彷彿標示傳統主流的互換，但是對應大陸在民國初年的一段水墨發展，「中西融合」的水墨革新運動顯然成為主流。傳統的主流在時代的考驗下，反到成為邊緣的角色。臺灣的彩墨發展，又在經歷一場主客互換後，持續扮演主流疏離的戲碼。隨後的西朝東漸，在強勢文化主導性的操作下，臺灣彩墨畫學著從多元文化中吸納豐富的養分，逐漸建構屬於在地特性的模糊身影。而本身建構的樣貌，不論是對應傳統水墨文脈，大陸水墨潮流，或西方文化標準下的藝術思維，都是屬於遊走邊際的新興藝術，都處在疏離狀態的獨自表述。
二、殖民化的文化輸入----從操控、對抗到融合
另一個層面是殖民者統治台灣的史實，造成台灣人認同界域模糊、認同對象錯亂，導致對原生地文化更擴大疏離的原因。所謂「殖民」的概念，從政治、經濟層面來說，是：
在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強國通過海外移民、海盜式搶劫、奴隸販賣，對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進行壓迫、統治、奴役和剝削。宗主國把殖民地當作軍事戰略基地，也當作傾銷商品、掠奪原料、勞動力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殖民地則是指被資本主義國家剝奪了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權力，並受它管轄的地區或國家。
這是對被殖民者政治的操控宰制與與經濟的利益剝削，以遂殖民者的統治效益。而為長期的殖民以編納為版圖，在文化內容的掌控方面，亦是殖民者必要關注的焦點：
殖民化(colonisation)不會只以牢牢控制著某個民族，倒空原住民腦袋瓜裡的一切慣有形式和內容為滿足。相反地，殖民化利用了一種曲解邏輯，它轉向那些被壓迫民族的過往，進而去扭曲、肢解、和毀滅它。
因為是全面性操控，所以殖民統治者的政治操作完全的斷裂被統治者的文化命脈與生活型態。長期的身分曲解，最後將導致被統治者的認同危機。綜觀台灣歷經的政治體制，外來民族統治的時間很長。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對於福爾摩沙這個美麗島嶼的爭逐，後在短暫的停留之後，荷蘭人正式統治台灣並留下許多荷蘭風格的建築物。明鄭驅離荷蘭人，並入主台灣，漢人成為台灣種族結構的主體，文化形塑對台灣的主軸思維，應該由此開始，不過這個開始已經必須面對多元化的文化並陳現象。緊接著，明清統治台灣一段漫長的時期也完整建構了台灣社會的文化規章與體制，奠定族群發展的社會型態。所以，由此觀之，荷蘭或更早的西班牙、葡萄牙的文化影響因時間久遠，只剩歷史遺物作為曾經統治臺灣的證據。而真正造成文化衝突並直接影響的是日本的殖民，西元1895年，因為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在馬關條約中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於此，新的文化形態徹底取代臺灣舊有的文化內容，這期間，時間或許扮演潤滑的作用，政治操作成為策略性的模式 ，在來回擺盪之間，文化的消逝與生成，選擇與取捨並非住民真正的意願決定。但是為期五十一年的長期演繹，或也產生彼此之間混融的狀態了。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歸還給中國。臺灣遭逢外來民族統治的命運才算結束。而外來民族在結束統治之後，日本人撤離臺灣，文化的影響，建設的留下，都是具體存在的，成為臺灣審視文化內涵必要討論的範疇。外來民族殖民的結果是帶來多元文化的匯聚臺灣，這些文化經過文化的沉澱，有形的建築物遺留下來成為臺灣歷史重要的資產，無形的文化內涵則轉化為臺灣生活底蘊深層的一部份，最終也歸趨往後臺灣進行文化認同的必然且必要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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