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丁雙機人道遠征日本始末
在世界航空史上，中國空軍馬丁雙機編隊「人道」遠征、投擲「紙彈」之舉，堪稱絕無僅有，可謂氣壯山河！
由於當時中、日雙方在國際法上並未正式宣戰，層峰認為遠征機隊最主要的任務，是向國際與日本宣誓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並且喚起日本民眾的厭戰情緒，決定空襲投擲「紙彈」，以對比日本在華針對一般平民濫肆轟炸的野蠻行徑，跨海遠征，投下了六種宣傳品計各十餘萬份，我國空軍如斯宣告：「我們大中華民國的空軍，現在飛到貴國的上空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傷害貴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我們的使命，是向日本國民說明貴國的軍閥，在中國領土上做著怎樣的罪惡」。
此時的中國，抗戰局面越來越艱難，國內外有不少人認為，抗戰已無勝利的希望，主張放棄抵抗向日本投降。為挽回頹勢，蔣介石覺得需要有一次重大軍事行動，來鼓舞民眾的抗日士氣，同時也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還在抵抗。於是，遠征日本的計劃，再次被提上日程。而在中國空軍裝備的轟炸機中，只有馬丁139WC堪擔此重任。
1938年5月19日深夜，浙江寧波櫟社機場上，兩架空軍馬丁139-WC型重轟炸機的機組人員，正整裝待發。在航空史上這一奇特的空襲，當綱的是時任空軍第十四隊隊長徐煥昇和第八大隊十九隊副隊長佟彥博。
徐煥昇（1906-1984）上海市崇明人。江蘇醫學院肄業，黃埔軍校第四期、中央航空學校航空班第一期畢業，曾赴德、意航空學校深造，在德航（Lufthansa）實習長途飛行與海洋飛行。回國後初任筧橋中央航校教官、後任委員長侍從室專機駕駛員、時任空軍第十四隊隊長，堪稱執行此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空襲日本的構想
1936年，美製馬丁139型機獲准外銷，共有192架之多。除中國外，阿根廷、泰國、菲律賓、土耳其等國，其中以荷屬東印度（今之印尼）購得120架，並在二次大戰初期對抗日軍之南侵。徐煥昇訓練時駕駛的兩架飛機，是1937年8月抵華、12月裝配完成，馬丁139WC型全金屬重轟炸機，速度與當時的戰鬥機相仿，具全天候作戰的能力。該機是一種具雙發動機（R-1820-G3）的單翼轟炸機，每具發動機的功率為840馬力，機長13.63米，翼展21.49米，起飛重量達7430公斤，最大時速為343公里，最高飛行高度為7300米，航程達1900公里。飛機上還裝備有0.3吋口徑機槍4挺，炸彈酬載量為1800公斤，乘員4人。
抗戰爆發三個月內，中國空軍在轟炸上海日本海軍艦艇的作戰中傷亡慘重，其中能夠飛抵日本本土的薩伏亞S-72和馬丁-139WC等兩種遠程重轟炸機，損失殆盡。
早在1937年8月20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定前一日，時任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便接到蔣介石密電：「沈德燮處長想已到莫，請兄介紹其與俄政府洽商飛機交涉，現最需用者為驅逐機200架與雙發重轟炸機100架。」此「超重遠程轟炸機100架」即為擬用於轟炸日本的遠征任務。
1937年9月，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聯洽談軍事援華問題時，收到蔣介石密令：務必購買可以用於轟炸日本的重型遠程轟炸機。但在之後的會談中，蘇方始終對中國購買重型轟炸機的要求避而不談、一再推延，最後此事不了了之。10月，蘇聯對華軍事援助協議中的6架TB-3中型轟炸機按計劃飛抵蘭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飛機由蘭州經漢口飛南昌進行對日轟炸前的臨戰訓練。不幸的是，日方早就得到南昌有中國重型轟炸機的情報。12月13日，日機空襲南昌機場，當場炸毀2架，炸傷3架，剩下的轟炸機被迫飛返蘭州躲避空襲。由於該機數量有限且缺備件，TB-3在中國戰場只作為運輸機使用，再也沒有擔當任何戰略轟炸任務。
智取外員隊馬丁機
自從中日戰爭爆發後，陸續有美、英、法、荷等國的7名飛行員、4名機械員，來到中國志願參戰，1937年10月間在漢口組織編隊，稱之為外員隊。迄1938年1月，原空軍第14隊人機，多以調撥承接該隊原有番號，此時編制118人。所用的飛機為新出廠的伏爾梯V-11輕轟炸機7架，和剛剛從歐美淘汰的諾斯洛普G2E輕轟炸機數架，以及新進交貨的第二批馬丁-139WC重轟炸機3架。但外籍飛行員卻稱執行這項任務風險太大，提出了讓國民黨政府無法接受的天價酬金。針對此情況，國府航委會決定由中方飛行員來執行這一任務。這時，編在委員長侍從室的專機飛行員徐煥升上尉，自告奮勇地提出由他負責重新組建轟炸隊的具體事宜。
但此時若想自外員手中調出馬丁機，除非施以非常手段，否則恐非易事。2月17日航委會下令，為避免日機轟炸，各部隊除警戒機外，均應飛赴安全地區疏散，這兩架馬丁機亦在疏散之列，某日發出警報，這兩架飛機分由洋員艾力生及吉本駕駛，搭載其他人員飛往成都，起飛前他們被告知，到達後等候通知行動，但落地後他們卻囑咐地勤人員加滿油料後離去，次日返場地勤人員告知，奉指揮官令，不僅未能加油就連機內餘油也一併漏光，吉本聞後大為光火，要求去見指揮官立即加油，未料出現的指揮官，即同機而來的十四隊同儕徐煥昇先生，徐氏告稱渠已奉令接管此隊，並要求吉本聽令行動，吉本氣憤地掏出配槍，朝向徐氏腳前地上射擊，為避免傷害徐氏走避，吉本當場拘押，19日所有搭乘馬丁機前來之外員，全部乘當日歐亞航空公司班機返回漢口，稍後外員隊裁撤，洋員全部遣散。
徐氏取得此機後，立即著手進行遠征計畫，首在機腹彈艙內加裝長程油箱，再洽歐亞航空公司在此機上加裝德製無線電定向儀，此外並在漢口、南昌、衢州至寧波四處架設主線電臺四座，另在長沙、溫州至麗水架設輔線電臺三座，各臺均派專業人員進駐，配合運用。另又將原十九中隊惟一的一架亨克機調來，作為聯絡及後勤支援使用！
在1938年3月間，徐煥昇從容不迫的，將飛機智取收回，並且制訂了「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畫」，選定日本佐世保軍港和八幡市為轟炸目標。為了保證任務的順利完成，人員方面則以原三十隊人員及航校四朝畢業生組成，航委會又從飛行第8大隊第19中隊調來以副隊長佟彥博為首的數名優秀飛行員，與先前14隊到達成都的飛行員會合，成立特別轟炸中隊，并對馬丁機的性能進行摸索和適應。他們在成都鳳凰山基地，展開了一個多月的祕密臨戰訓練。
特別轟炸中隊在訓練過程中，徐煥昇發現：馬丁-139WC雖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極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擊，不一定能在沿海機場加油。而且，僅靠眼下這兩架飛機投擲炸彈難以取得震懾效果。於是，特別轟炸中隊請示航委會，修改原定計劃，以兩架轟炸機攜帶傳單空襲日本，宣揚我國抗戰意志，警告日本當局。并且為了縮短航程，將目標改為九州島的長崎、福岡和北九州，獲得航委會的同意。
空軍對敵內地襲擊計畫
執行上述的戰略轟炸空襲任務，事前需要周密的準備與演練，才能克奏其功，空軍機組人員先集中於漢口，熟悉無線電定向航行、越洋飛行儀器，又自行編制了一套密碼，準備用於跨海遠征；當時前線的寧波、諸暨機場已告損壞，空軍陸續加以修復，針對長程飛行最迫切所需的陸空聯繫，在機上加裝無線電定向儀與短波通報機。並設置了由漢口經南昌與衢州至寧波的主要通信線，並以由長沙經溫州至麗水，為輔助通信線，共計七座的對空電台，彼此亦密切銜接，以便利作戰指揮。為增加馬丁機的航程，又改裝炸彈艙做為大型油箱使用。
蔣委員長在5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空軍飛倭示威之宣傳，須早實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蓋倭人夜郎自大，自以為三島神洲，斷不被人侵入，此等迷夢，吾必促之覺醒也」。蔣委員長與夫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蔣宋美齡女士，又於5月13日親自到武漢南湖機場，召集隊員點名，勉勵他們「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身為空軍應當為國奉獻，國家必不辜負」。
空軍預備遠征日本當時，日軍調集十個師團又兩個混成旅團進攻徐州，並且連日空襲徐州、武漢（四二九武漢大空戰）；五月正值華南梅雨季節，適宜飛行的日子不多，5月19日，徐煥昇認為如果再不執行，進入下弦月光更難成行，經與隊員商議後決心冒險。周密準備與大膽出擊的壯舉，正如徐煥昇所言：「任何艱險，身為革命軍人，義不容辭」，氣魄令人動容。
空軍前敵總指揮部決定把寧波作為遠征空襲的前進基地。把這次遠征日本定為雙機編隊，馬丁1403號為長機，由隊長徐煥昇任正駕駛，蘇光華任副駕駛，劉榮光為領航員，吳積沖為通信員。1404號為僚機，由副隊長佟彥博任正駕駛，蔣紹禹任副駕駛，雷天眷為領航員、陳光斗為通信員。
1938年5月19日15時23分，兩架飛機在裝滿各種宣傳傳單後，從漢口王家墩機場祕密起飛，按照預先的計劃，先向南直飛避開長江沿岸日軍的耳目，並且開始陸空通訊聯繫，各電台先後獲取飛機訊號，並通知機場與防空單位；經過兩個半小時的飛行，兩架飛機分別經過江西南昌和玉山機場後，17時55分，飛抵寧波的櫟社機場，在稍微歇息，完成添加燃油和檢視裝備後，一切準備就緒待命中。
當夜天氣很不好，月光不大明亮，雲又太高，徐煥昇深知此行任務極其艱難，但在層峰徵詢意向時，仍展現出義無反顧的軍人本色，在遠征機隊升空出海之際，徐煥昇向蔣委員長上呈了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電文如下：「職謹率全體出征人員，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及諸位長官行最敬禮，以示參與此項工作之榮幸，並誓各以犧牲決心，盡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23時20分，徐煥昇、佟彥博等機組人員來到起飛線。黑暗中八個人整齊地排成一列，遙對西方發出莊嚴地宣誓：「為吾中華，抗日救國，飛渡重洋，遠征三島。以吾神鷹，警告日寇，喚醒人民，制止戰爭」。八名勇士、八顆熾熱的心緊緊地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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