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美國》是一本激勵性的書，充滿建議、忠告和憂心。書的中心思想是：民主毫無疑問地已經來臨，不僅是在開國以來只實施過民主制度的美國，歐洲各地也是，尤其因為法國大革命的關係，民主以雷霆萬鈞的氣勢降臨了法國。托克維爾在自序裡說：「這整本書是作者在目睹這場（以平等之名發起的）不可抗拒的革命後，滿懷戒慎恐懼的心情寫下來的，這場革命已通過各項試煉，在摧毀舊體制後繼續向前推進。」
最重要的問題是，接下來民主會變成什麼模樣？可能的結果有三種：一是無政府狀態，這點托克維爾覺得可能性不高；二是變成一種停滯不前的專制（「多數暴力」，或托克維爾所稱的「民主專制」），進入一種沒什麼戲劇性卻相當真實的奴隸狀態，以及只為物質享受和私利而活的一種無止境的單調，這點他非常憂心；第三是循序漸進，這條路痛苦的成份較少，幸福普遍可見，宏偉華麗幾乎消失──這種結局可能是托克維爾和每個人都希望見到的。整部著作不斷問一個問題：當今社會，尤其是法國，能不能找到正確的路？
《民主在美國》全書有幾個主題，「民主」當然是核心，雖然不少評論家認為托克維爾對這個關鍵辭彙的用法非常鬆散不嚴謹，有時它指的是一種選舉權放寬的政府形態，有時候它被用來形容一種精神或社會特質，有時候它又與平等同義。不過，大多數情況下，民主對他還而言還是指條件漸趨平等。「中央集權」是另外一個關鍵主題，在托克維爾的新政治學裡，一個社會集權的程度愈深，喪失自由的可能性就愈高。他認為所有政府都有集中職權的傾向，如此可透過更強的管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對托克維爾來說，「自由」是整個議題的核心，一切的一切。集權是最讓人害怕的，因為集權不僅讓愈來愈少人掌握權力，也剝奪了人民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力和能力，讓他們受暴政或（和）革命之害。在筆記中，托克維爾寫下：「好的政府最應該費心的，就是讓人民漸漸適應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過日子。」沒錯，就是無政府。在寫《民主在美國》上、下卷之間的空檔，托克維爾寫信告訴約翰．彌爾：「我的品味讓我愛上自由，直覺和理性讓我愛上平等。很多人假裝熱愛這兩種價值，但我知道我是真心的，我也準備為此做出不小的犧牲。」但很多人後來懷疑他根本就不支持平權，認為他只不過是體認到平權是從政過程中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托克維爾的朋友納索．希尼爾說，托克維爾曾對他說，「愛平等勝過自由是法國的大不幸」，他當時還形容平等就是「希望大家都不會比自己好」，說「平等就是忌妒的表現」。至於他如何看待自由，他告訴彌爾他相信自由是「有用且必要的，我堅定、毫不猶豫地爭取自由……希望我也毫不退縮。」
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是必要且道德上合宜的，但他覺得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也會變得很平淡。「這樣的社會（井然有序、平衡的民主社會）不如貴族社會那麼出色，但也比較不容易受到磨難；不會那麼快樂滿足，但是社會比較均富；知識不那麼精煉，但無知的情況也較少見；情感不那麼濃烈，行為卻比較溫和；小惡習比較多，但犯罪行為則比較少……雖然少了熱情和忠誠信仰，還是可以訴諸理性和經驗，召喚人民做出重大犧牲。所有人都一樣脆弱，每個人都會覺得需要其他人的協助支持，也都看得出自己的利益是包含在整體利益中的……整個國家不那麼耀眼輝煌，也可能比較不強大，但多數人的處境是比較好的。民眾會希望和平，不要戰爭，並不是因為渴求過得再好一點，而是珍惜有這種好日子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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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托克維爾後來對民主就沒這麼熱衷起勁了。民主制度先天的一些缺陷讓他的熱情冷卻不少，當中最主要的還是美國的民主體制處處限制了人的傑出表現。一八三一年他曾寫信告訴朋友格蘭榭夫人：「在美國，沒戰爭、沒傳染病、沒文學，沒有高談雄辯的說話藝術，也沒有美術，連重大犯罪也不常見，沒什麼會讓歐洲人注意的事；這裡的人享受著妳想像得到的最平淡的幸福。」
讓人憂心的是在民主社會裡男女都向內看，只管自己的事，只在乎現在，不在乎未來，只顧私人生活，不顧公共事務。他擔心這種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將讓暴政專制有運作的空間，民主社會的公民將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被奴役，而且受限制的程度不亞於真正的專制社會。
他形容這種新形態的專制「樂見公民自得其樂，畢竟大家除了安逸之外什麼都不想。這種政府樂於為民眾的幸福效勞，但也想成為體制裡唯一的代理人和裁判；它保護民眾，設想並提供民眾的需求，幫大家追求快樂，處理大家最擔心的事，指導產業發展方向，定下規矩告訴民眾該怎麼寫遺囑，還幫他們分遺產，何不讓他們完全不必動腦思考，毋須煩惱生活大小事？」
雖然托克維爾很清楚貴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可能再回來，他仍欣賞那個時代的貴族階級，因為擁有自由，而讓雄心壯志、遠大的夢想和行動有了發揮的空間。民主體制的危險在於主權──在民主共和國裡通常（但不必然）是指人民的自主權──「不會打擊人的意志，而是加以軟化、扭曲和導引……不會破壞事情而是不讓事情發生……拖延、牽制、弱化、扼殺、消磨，最後把國家變成一群怯懦動物群聚之地，政府則是它的牧羊人。」
托克維爾想要的民主體制是，即使不能吸收體現貴族社會在公民素養、藝術、軍事各方面的優點，至少保持開放的可能性。他說：「這不是為了重建另一個貴族社會，而是為了讓自由得以從上帝註定要我們生活的民主社會中誕生。」他的理想是看到人民積極參與政治，在公共領域裡有所行動，對他來說，對政治冷感就彷彿行屍走肉一樣，「實在難以想像，完全放棄管理跟自己切身相關事務的人，卻要正確地選出領導他們的人。」托克維爾認為，懂得操弄征服民眾的人隨時伺機而動。
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托克維爾說明自己熱愛自由權的篇幅遠超過對自由權這個概念的闡述。他說：「我覺得自己一直以來都熱愛自由，但此時此刻我對自由已經到了崇拜的地步。」對他來說，自由至少分成兩種：一種是讓人民免於受到政府限制的消極自由，一種是讓人可以發揮自己的美善和天賦的積極自由。他指出：「這年頭的統治者只想著要對人民做些偉大的事，但我寧願他們多花點心思想想怎麼讓人民變偉大。」
雖然托克維爾不常用「從眾」這個字眼，他卻很憂心民主制度下意見會趨於一致化。他引美國為例，說明暴力成了讓意見一致的手段。不過也許他更關切的是小小的壓抑最後變成大型的壓迫，尤其是透過道德壓力，讓持反對意見的民眾因為害怕不見容於社會而必須壓抑自己。從大大小小的事情可以看出，自由權受到限制、壓抑和扼殺，岌岌可危。「在魚與熊掌確定無法兼得的情況下，我會認為小事情上的自由比大事情上的自由更為必要。」
托克維爾以半示警、半抱持希望的口吻為《民主在美國》做結。他堅信國家和人一樣，可以創造自己的命運。「這個時代，國家已無法阻止平權的發展，但絕對有能力決定平權最後把國家帶向奴役或自由、開化或野蠻、繁榮或窮困。」他認為「天意已經為每個人設下後天無法超越的限制，但是在這個廣大的界限裡，人還是堅強且自由的，民族亦當如此。」他說，如果他覺得民主註定要失敗，那「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我會暗自為我同胞的命運悲傷哭泣……，我選擇把平權對人類自主性的威脅說出來，那是因為我堅信這些是未來最可怕的問題，也是最少人預見的問題。但我不認為這些問題是克服不了的。」他也說「平權也許不那麼高貴，但卻比過去的情況更為公平正義，而這種正義正是平權之所以莊嚴美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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