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類的未來下注：經濟學家與生態學者的警...

名人推薦：──台灣專家學者共同推薦──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張鐵志　《報導者》共同創辦人暨總主筆周偉航（人渣文本）　作家鄭國威　PanSci泛科學總編輯林子倫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李明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取中 《The Big Issue Taiwan 大誌》雜誌總編輯李家維 《科學人》雜誌總編輯邵廣昭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系統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執行長高文媛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七○年代末，一個冬日的週末早晨，家裡冷得讓人直打哆嗦。」作者猶如小說般的開...

第一章、 拯救世界的生物學家

　一九六八年冬，長期擔任山巒俱樂部執行長的大衛．布拉爾（David Brower），從廣播節目中聽見埃利希預言地球面臨的災難：食物短缺與饑荒、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擁擠的地球上逐漸增加的衝突。於是，布拉爾邀請這位當時年約三十五歲的史丹佛生物學家，希望他將他的觀點一一寫下，由巴蘭坦出版社（Ballantine Books）出版為山巒俱樂部平裝本系列的其中一本，而埃利希同意了。出於一股熱忱，埃利希與他的妻子安緊密合作，在幾個月之內火速完成底稿。埃利希「極盡瘋狂之能事」，在短短幾星期內寫成草稿，並商請朋友替他修潤。於是，《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書於一九六八年中旬出版，而埃利希為該書的唯一作者。埃利希表示，出版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可以「使人口危機成為今年選舉的熱門議題」。埃利希在寫給朋友查爾斯．貝奇（Charles Birch）的信裡提到：「至少在接下來這一學年裡，我將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他決心要改變美國人對於人口議題的思考模式。
　埃利希透過《人口爆炸》將訊息傳遞給了相信人類將面臨嚴酷未來的讀者。該書出版的同一年，甘迺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遭暗殺，華盛頓特區、芝加哥、堪薩斯市皆傳出暴動，學生亦在巴黎與墨西哥市等地發起抗議。同時，越戰死亡人數也攀上新高峰。在這些災難之上，埃利希雪上加霜地警告可能發生「廣泛的饑荒」，呼籲進行「徹底的手術」以根除失控的「人口成長癌」。埃利希將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的危機描繪成一則更巨大的故事。埃利希表示，過去四個世紀以來，人類經濟不斷成長，然而「這種發展很明顯已經結束了」。他呼籲讀者將一切關於社會問題的爭議歸因至人口總數：汽車排放廢氣造成空氣污染，而人口過多則是導致車輛過多的根源；更多的嬰兒出生，意味著需要更多學校，也就是更多的教育公債（編按：美國地方學區為了建設學校，基於財源不足所發行的債券。）需要償還。埃利希警告世人，為維護社會福利，出生率必須與死亡率達成平衡，否則「人類將走向滅絕一途」。
　《人口爆炸》在全美暢銷，三年內便再刷了二十二次，埃利希因而成為家喻戶曉的環境議題演說家，來自各界的演講邀約不斷。在人口超載的框架之下，埃利希同時也宣導其他認為會限制未來食物生產的威脅，如過度消費、殺蟲劑的使用、疾病與生態的局限等。許多環境分子紛紛認為，伶牙俐齒又滿懷熱忱的埃利希是「我們的最佳戰友」。埃利希的幽默感無所不在。某個感恩節早上七點鐘，他在舊金山電視節目中接受觀眾的叩應時，一位女士打來告訴埃利希：「素食就是所有問題的解答。」他當下即回應：「除非吃沙拉會讓男性性無能。』埃利希也曾開這種玩笑：「我們該怎麼稱呼那些以計算安全期來避孕的人？──父母。」埃利希十分能言善道，恰好和那種為了解釋論述絞盡腦汁的典型學者相反。為了確保《人口爆炸》能夠吸引最廣泛的讀者群，埃利希付了十塊美金給他當時十二歲的女兒，請她閱讀底稿並標記出所有困難的段落。
很快的，埃利希便行程滿檔，從一名科學家搖身一變成為名人。他的演講費漲到每場上千美元（約等同於二〇一三年時的六千美元）。電視和廣播節目紛紛訪問他，出版商也向他邀約出書。一九六八年八月，埃利希告訴一位朋友：「我最近花在廣播和電視台的時間，好像要比在床上來的多。」當月某天，埃利希在華盛頓特區從早上七點到半夜，一共上了七家電視台和廣播，外加午餐時間與一位新聞記者的訪談。埃利希解釋：「這本書讓我多了許多機會，在大眾媒體前砲火全開，我勢必要好好利用這些機會。」書出版後的一年間，埃利希的瘋狂步伐把他逼得又累又病。醫生限制他出席活動，但他根本沒把醫生的話放在心上。單單一九七〇年，他就進行了一百場演講，參加兩百個廣播和電視節目。每個行程埃利希都帶回了一大堆的信件，滿載著許多人的建議或疑問。埃利希達成了他的目的，站上了舞台的正中央，擁有為數眾多的觀眾和讀者。其後的生涯裡，他只花了一部分時間做生物研究，將大部分的時間與心力投注在寫作和演說人類與自然世界岌岌可危的關係。
　　保羅．埃利希成長於紐澤西近郊，當時核能與化學產業剛起步，郊區正蓬勃發展。他的父親威廉是名襯衫銷售員，母親露絲則是家庭主婦，畢業於賓州大學。一九四一年，當保羅九歲、妹妹莎莉四歲半時，他們一家從費城搬到紐澤西的楓林鎮（Maplewood）。楓林鎮有著安靜的街道與絕佳的學校體系，而埃利希家則是從鄰近城市搬來此地的猶太家庭之一，他們甚至在鎮上高中正對面買下了一棟房子。威廉時常出差，帶著他的襯衫樣本四處奔波。他們搬到紐澤西幾年後，三十多歲的威廉罹患了霍奇金淋巴瘤症。他勞心勞力的工作與疾病，使得照顧小孩的重擔幾乎都落在露絲肩上。淋巴瘤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帶走了威廉。威廉不是那麼在意保羅小時候對昆蟲和蝴蝶的興趣，露絲卻鼓勵兒子盡量到戶外探險。露絲是位堅強而溫暖的女性，和她的兒子一樣「一點也不笨」。威廉死後，她又重回費城教授英語和拉丁語課程。

　　青少年時期的埃利希，常常拿著蝴蝶網在楓林鎮上閒晃，探索大自然的奧妙。他在佛蒙特州參加暑期夏令營時，第一次學會抓蝴蝶和保存蝴蝶標本。他覺得蝴蝶「很美」，也很喜歡收集東西。蝴蝶標本很快就塞滿了他房間裡專門放標本的抽屜。養著熱帶魚的水族箱則是放在二樓。埃利希甚至一度搬到閣樓睡覺，好在臥房裡挪出更多空間收藏標本。有一次，家裡電線短路走火，露絲特地衝到學校叫兒子回家，把他心愛的魚救出來。十五歲時，埃利希搭乘火車到紐約市，向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蝴蝶收藏員查爾斯．米切納（Charles Michener）毛遂自薦。但米切納沒有多餘的錢聘僱一個高中工讀生，他於是給了年輕的埃利希色彩繽紛的熱帶蝴蝶標本，這些標本沒有標籤，因此對博物館而言不具有收藏價值。
高中時的埃利希已經流露出對科學的早熟天分，勇於挑戰他人的觀點，熱愛田野工作。他總是「非常相信自己」。一九四七年，埃利希年僅十五歲時，他已是為研究蝴蝶而甫成立的鱗翅目學會（The Lepidopterists’ Society）創社成員，也是少數來自紐澤西的幾名會員之一。接下來的一年裡，埃利希在學會印製出版的《鱗翅目季刊報》（Lepidopterists’ News）中，首度發表他的田野筆記。埃利希的三段報告詳細記載了他在楓林鎮，以及曾經度過一整個夏天的馬里蘭州貝塞斯達（Bethesda, Maryland）的蝴蝶觀察。埃利希觀察了超過四百種橙粉蝶標本的眼睛顏色。他對科學的熱情，使他和同齡學童不大一樣。他的母親事後回憶：「埃利希可說是個獨來獨往的孩子。他總是拿著蝴蝶網追捕蝴蝶，大家都會笑他。」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埃利希就知道要跟著自己的靈感走，他對自己理解世界運作的能力發展出了強烈的信念。他看見了大自然中其他同齡的孩子忽略的模式與美感。
　　紐澤西近郊顯然有著培養年輕環境分子所需的沃土。楓林鎮與其周遭城鎮，是一片與昆蟲對抗的化學戰場。大卡車直直開上街，噴灑殺蟲劑、滅殺蚊蟲。埃利希發現，要找到「沒噴過殺蟲劑的食用植物給毛毛蟲吃」越來越困難。隨後，與殺蟲劑相關的研究便成為他的學術興趣。一九五一年，埃利希在研究所的第一份助理研究工作，就是研發抗DDT殺蟲劑的果蠅。同時，房地產開發商也為了建設郊區住宅，大肆開發紐澤西的農地、山坡地與鄉間小路。埃利希很不樂見紐澤西的地景如此變遷。後來他曾回憶起，他對環境議題的興趣便始於他「眼見劃分好的住宅區取代了他曾經收集蝴蝶的地方」。就這樣，埃利希成為了典型成長在蓬勃發展郊區的環境分子。郊區的田野、林間與後院，在在吸引著這些家庭遷居到此，然而，房地產發展與控制蚊蟲的作為，同樣也威脅了郊區的自然環境，刺激埃利希這類的年輕人發展出政治意識。
　　一九四九年秋天，埃利希就讀於賓州大學。大學時期的他，對昆蟲和生物的熱忱不變。其中一年，他賃居校外，室友是兩名二戰時期的老兵。他很喜歡和朋友相處，也喜歡讀書，但他形容自己的大學生涯主修「酒和女人」。說話和笑聲都相當洪亮的他，在學生時代許多眾人高談闊論的時刻，自然而然都扮演著意見領袖。人類的未來是話題中常見的主題。正是此一時期，埃利希讀了兩本寫於一九四八年，有關人口超載與資源短缺的著名警示之書：菲爾菲德．奧斯朋（Fairfield Osborn）的《被掠奪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與威廉．發格特（William Vogt）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奧斯朋是紐約動物學會（The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的執行長，而優秀的鳥類學家發格特則強調人類對大自然的依賴。他們紛紛引用幾年前落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強調資源缺乏與人口超載的危險。奧斯朋寫道，「人類和自然的衝突」是一場「安靜的戰役」，威脅著世人，將導致「比誤用原子能還要嚴重的終極災難」。奧斯朋在書中描繪枯竭的森林、減少的耕地及人口成長的危機，警告讀者：「下個世紀若延續上個世紀的作為，人類文明將面臨終極災難。」奧斯朋呼籲人類學習謙卑：「對這些問題的蔑視將告終結。」人類這個「地表上的新力量」必須「認清和大自然合作的必要」。發格特和奧斯朋的觀點一致──人口過多與資源枯竭，將危及人類存亡。發格特在書中表示：「人類毀滅性的開發手段，就像廣島被投擲原子彈後炸開的蘑菇雲一般。」他堅持人類不過是「另一種臣服於生物法則之下的生物」。對年輕的埃利希而言，奧斯朋和發格特的書，無疑提供了他與朋友們徹夜長談的豐富話題來源。他深信，人類和其他生物沒兩樣，都臣服於相同的自然法則，有著相同的資源限制，而人類也正因為這些問題面臨著可怕的風險。

　　埃利希對科學的興趣逐漸增加，並決定以科學為未來的職涯。一九五一和五二年夏天，埃利希就讀大學二年級與三年級時，他參加西北昆蟲調查隊（the Northern Insect Survey），在加拿大的極地與副極地負責實地監督。大學一畢業，埃利希緊接著進入了堪薩斯大學的生物研究所。他重啟早年對蝴蝶研究的興趣，接受高中時期的良師益友──米切納的指導。米切納當時已從紐約搬到堪薩斯定居。一次的訪談中，米切納回憶並開心地表示，埃利希「吵鬧而傲慢」，但也同時是個「開朗能幹」的年輕人。堪薩斯大學裡，人們都說：「想找米切納，只要去走廊上聽尋保羅．埃利希的大嗓門就可以了。」在這個滿是科學研究人員的社群中，埃利希以他的魅力和社交能力聞名，有著遠超出蝴蝶研究以外的廣泛興趣。
研究所時期的埃利希，邂逅了安．浩蘭德（Anne Howland），一個在堪薩斯大學主修法文的女大學生，比埃利希小一歲。安和保羅讀了一些相同的書，對人口超載有著共同觀點。安成長於愛荷華州首都狄蒙（Des Moines, Iowa），出生在一個愛好藝術和文學的家庭，有著現代都會女性的外表。她的祖母曾參與婦女爭取投票參政權的遊行，而安的媽媽和阿姨，也都非常堅持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安的母親為《狄蒙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社會版撰寫文章，阿姨則在一家知名的芝加哥廣告仲介商工作。然而，安的教育機會和生涯規畫，卻因為和保羅的關係而受到影響。他們在她大三那年開始交往，幾個月後，兩人便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結婚。他們唯一的女兒莉莎於隔年十一月誕生，她的出生在計畫之外。因此，家中經濟拮据，又多了一名嗷嗷待哺的新生兒，安只得休學在家，專心當傳統的妻子和母親。當時的他們不認為自己還有辦法生養第二個小孩，等到家計可以負擔時，兩人卻已錯過了最佳生育時機。
　　安的求知欲很強，卻再也沒機會完成學業。她和保羅緊密合作，首度在保羅的博士論文中嶄露繪畫天份，並為兩人於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了解蝴蝶》（How to Know the Butterflies）畫了上百幅的插圖。畫畫是安在家裡忙著照顧小孩的同時，還可以應付得來的工作。保羅後來開始撰寫人口相關評論時，安也一起寫作，最後她自己也成了公眾人物。保羅負責「說」，安負責「出主意」。保羅喜歡拿他們之間異常緊密的合作共生關係開玩笑。個性外向的保羅，喜歡在人群中讓人開懷大笑，而早婚的安，則習慣在保羅背後默默做事。

　　一九五九年，保羅結束在芝加哥的博士後研究，和安帶著莉莎搬到了加州帕羅奧多市（Palo Alto）。保羅開始在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任教，為他往後超過五十年的教學研究生涯起了頭。他的人口生物學研究，後來衍伸成為幾百篇的科學論文，包括一九六五年由他和史丹佛的同事彼得．瑞文（Peter Raven）共同撰寫、頗具影響力的一篇論文。該篇論文隨後發展出「共同演化」（co-evolution），亦即動植物在一系列適應性防衛和反應（adaptive defenses and responses）中共同演進的相關研究。埃利希論述的強度，以及他所提出的新生態科學，可看出他將注意力放在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埃利希和瑞文等生物學家告訴大眾生態系統如何運作，並記錄快速變遷的環境、對瀕危生物的威脅，以及DDT等有毒物質如何透過全球食物鏈在各地遷徙。
　　埃利希在史丹佛大學發展出一套成功的研究計畫，使他成為二戰後世代的生物學家其中一員。這些生物學家在更廣闊的政治背景下看待自己的工作。瑞秋．卡森於一九六二年出版《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後，大眾開始對化學殺蟲劑帶來的危害感到憤怒。這股憤怒恰恰將大眾的關心，推向了新的政治環境主義。埃利希擁抱環境主義，將之視為世俗宗教。他找到了實現人類道德義務，維持自然和社會以及生態系統之間平衡的方法。他形容自己的政治發展是「自然的進展」。「我並非是某天平白無故站起來說：『老天，我要讓所有人不再做愛。』而是一連串的事情累積的結果。」和一九六〇年代多數的美國人一樣，埃利希逐漸開始質疑，既然政府和企業都選擇了隱瞞新化學和核能輻射的風險，那麼他們究竟能否信賴這兩方會對生態危機做出有效回應？他積極宣傳，呼籲美國人更加重視簡單生活，放棄使用有風險的科技，還有奢侈浪費的消費行為。
一九六〇年代中，印度的食物危機喚醒了埃利希，促使他從實地的田野研究來到了大眾面前。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間，保羅領取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金，和安搬到澳洲住了一年。一年將盡之時，埃利希全家到印度旅行幾個禮拜，這也是他們走訪泰國和柬埔寨之旅的一部分。就在同時，新聞報導警告隨旱災與穀類生產不足而來的「大型饑荒」，威脅著印度上百萬人民的性命。原本保羅希望在喀什米爾地區取得蝴蝶標本，卻意外發現該地區「過度放牧」的問題。隨後他們來到了德里。當地隨處可見的貧窮群眾，震驚了埃利希，深深影響了他的思考。「理性上，我研究人口超載很長一段時間了，」埃利希在《人口爆炸》的開頭如此描寫他的印度之旅，「卻在幾年前德里的一個悶熱夜晚，才真正了解了這個問題。」

太太、女兒與我一起搭乘一輛老舊計程車，打算回到我們歇腳的飯店。車上座位跳著跳蚤，車上唯一還能運作的設備只剩下三檔。車子駛過城市，我們進入了擁擠的貧民窟。溫度少說也有三十八度，空氣中滿是煙塵。街道上滿滿都是人，有人吃東西，有人東看西看，有人在街上睡覺；有人觀光，有人爭吵，有人尖叫。乞討者將手伸向計程車窗。有人隨地大小便，有人試圖攀住公車，也有人在放牧。人，人，人，除了人，還是人。我們的車慢速通過人群，喇叭按個不停，所有的灰塵、噪音、熾熱和從廚房飄來的油煙，交織成一幅地獄般的景象。

　　埃利希擔心自己能否順利抵達下榻的飯店，他承認自己就只是「不習慣在印度所見所聞的事物」。他們在德里街上的感官經驗，同樣也給了埃利希一種混亂的「人口超載感」。埃利希對印度街道景象的反感，許多西方遊客也感同身受。他直覺地抨擊人口數量，而非詰問當地文化與政府的管理統治，顯示了正在改變的西方思考模式。
　　埃利希認為人口成長對資源所造成的壓力，將會壓過所有科技進步，農業創新亦將遭遇人類所無法克服的自然限制。他批判「心胸狹隘的同事提倡愚蠢的萬靈丹，認為可以輕易解決世上所有食物問題」。有了來自私人企業與政府的資金補助，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等農業經濟學者，著手尋找使用肥料、農藥和種植新作物的方法，企圖大幅提高農產量，這後來被稱作「綠色革命」。布勞格於一九七〇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成功研發高產量、抗病蟲害的小麥種類，使印度當地的穀類產量激增，緩和了食物危機。埃利希認為，食物產量增加，最好的情況也只是讓社會大眾多出了一些時間，針對人口增長問題採取適當行動；最糟的情況，是綠色革命將讓事情變得更糟，使未來「人口問題爆發時，我們將會有更多的人」。埃利希於一九七〇年一月寫了封信給農業經濟學家樂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他在信中表示像是對殺蟲劑漸增的抗藥性等「生物因素」，將使得綠色革命「在不久的未來結束」。他也苦惱地發現，綠色革命的成功使得許多人誤以為「人口問題已經解決」，以及「不管有多少人」，未來地球都可以餵得飽人類。
　　埃利希對人口超載與饑荒的恐懼，反映出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菁英們的普遍顧慮。世界人口從一九五〇年的二十五億人，成長到一九六五年的三十三億五千萬人，因此，許多評論者都不約而同質疑地球究竟能否支撐這麼龐大的人口數。《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一九六五年時宣布世界人口已經超越了地球的食物供給，饑荒已然開始。該雜誌宣稱，即便是「最有效的對策」也無法反轉現況，「全球災難」將在十年內降臨。雜誌報導，世界饑荒將成為「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十幾年裡，唯一且最具影響力的事實」。美國駐印度大使徹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同意此觀點，他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向美國參議院其中一個附屬委員會表示，腳步漸近的世界饑荒，將是「史上最大災難」的警訊。一九六八年一月開始，大約是埃利希撰寫《人口爆炸》的同時，一個團體自稱是「制止人口爆炸大作戰」，開始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全頁廣告宣傳。這些宣傳的比喻很有啟示錄的意味。其中一則畫著大型計分表，宣稱每八點六秒就有一人「死於饑荒」；一則廣告表示「世界人口已超越地球的食物供應」；另一則廣告是一張嬰兒圖片，上頭標題寫著「對和平的威脅」，並警告「暴增的人口成長，將帶領我們居住的世界走向末日」；另一幅三張連環圖，將地球描繪成一顆即將爆炸的炸彈──而人口控制，是唯一能拆除這顆未爆彈的方法。
　　這些暴力的隱喻，顯示了全球人口成長問題和美蘇之間的冷戰如何交會。美蘇兩國為了爭奪戰略優勢，不斷透過經濟發展援助，企圖擄獲「第三世界」國家的結盟關係。而人口成長正危及這些針對國際發展所做出的努力。美國執政者相信，饑餓的人民更容易受到共產分子的影響。一九五九年時，一份由國外援助調查的報告曾斷然表示，人口超載與資源匱乏「為共產分子創造了掌控政治和經濟的機會」。想經由國外經驗證明資本主義極富生命力的美國人，擔心他們的努力將在貧窮和飢餓問題中化為泡影。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於一九六六年的一場演講中表示：「當上百萬人心中沒有一絲希望，任何和平或力量都不足以長久支持他們抵抗心中的焦躁不滿。」
　　「馬爾薩斯災難（Malthusian calamity）可能加深全球衝突」，這樣的恐懼催生了激進的處方籤。威廉和保羅．佩達克兄弟（William and Paul Paddock）在他們於一九六七年出版的《饑荒一九七五！》（Famine 1975！）一書中表示，美國政府的國際食物援助方案，理當採用軍事檢傷分類（military triage）的概念。比方說，接受援助的國家應該分類成「無法救援」（海地、埃及、印度）、「尚可救援」（利比亞、甘比亞），或者「應受援助」（巴基斯坦、突尼西亞）。佩達克兄弟的軍事檢傷分類建議及食物援助限制，在華盛頓首府得到了迴響。詹森總統於一九六六年時，拒絕運送美國小麥至印度救援，直到印度採取了嚴格的家庭生育計畫。總統顧問約瑟夫．卡里法諾（Joseph Califano）表示，詹森總統告訴他：「我才不要把國外援助浪費在拒絕處理自己國內人口問題的國家。」詹森總統和其他美國政策制定者，究竟相信印度發生馬爾薩斯災難的機率有多高──以及他們有多需要利用饑荒來勸使國會繼續執行「糧食換和平」（Food for Peace）出口計畫──是一項歷史爭議。美國的大規模援助是無庸置疑的：兩年內，美國送往印度的小麥超過國內年生產量的四分之一。
　　印度政府否認「饑荒」的標籤，堅持所有短期的國內食物短缺，都源自於著眼增加工業產量的國家政策。然而，埃利希、佩達克兄弟以及許多其他的美國人，都深信印度的人口成長已超越該國生產食物的能力。埃利希很欣賞佩達克兄弟呼籲以食物援助控制人口成長，將他們提出的方案形容成是「意圖良好的強制政策」。「我最近一直在有關人口危機的演講中，引用佩達克兄弟的話。」埃利希曾於一九六七年這麼告訴同事。埃利希表示自己「相當驚訝」，因為美國人竟然會對將軍事檢傷分類制度應用在國際食物援助上感到「驚恐」。美國政府應該宣布將不再運送食物到印度這樣的國家，「客觀分析顯示，不成正比的食物和人口，已經沒有補救的可能。」一九六八年埃利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這個觀點。他也在寫給澳洲同事查爾斯．貝奇的信中提到：「若未將人口控制列入考量，所有針對低度開發國家的援助，就只是一場浪費而已。」這種言論和觀點嚇壞了許多讀者與聽眾，像是物理學者阿爾文．溫伯格（Alvin Weinberg），同時也是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的執行長，便大力譴責有錢人家的「菁英主義」以及衣食無虞的美國人，把「馬爾薩斯機制」視為唯一能迫使人類降低生育的方法。「人們飢餓時，除了給予食物之外，我們難道真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嗎？」溫伯格認為「今天我們造成的悲慘……都是為了人類長遠的未來」這種觀點「是可惡至極的科學傲慢。」

　　埃利希對於國外食物短缺的極端反應，包括他同意停止給予這些國家進一步的援助，直接根源都來自於他的科學研究。正如其他許多生物學者一般，埃利希認為人類不過只是動物的一種。他對人口超載的恐懼，也反映在他對蝴蝶數量動態的結論上。蝴蝶在有限資源與外在威脅，例如掠食者與疾病之間的纖細平衡中生存。和緩的「大自然平衡」，並不會穩定蝴蝶數量，相對的，數量在繁榮成長與衰退減少間循環，才是所有物種的特徵。超過一定數量的物種，會因為資源短缺、疾病，或者其它限制人口成長的因素而降低數量。埃利希在一九六九年針對人口超載而寫的〈生態浩劫〉（Eco-Catastrophe）一文中表示：「生物學者對於人口成長的曲線從不陌生，這是一連串從爆發到崩壞的過程。人口因為資源豐富而迅速成長，然後終於食物吃完了，資源也用完了，人口就急速降低，甚至來個大滅絕。」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間的不平衡，終究無可避免地會透過「人類史上最嚴重的災難」而「重新調整」。埃利希警告世人，人口超載將導致饑荒、瘟疫或熱核戰爭（thermonuclear war），提高人類死亡率，並降低過多的人口數。埃利希於一九七〇年時在《奧杜邦雜誌》（Audubon）發表：「人口問題已經爆發了──剩下的就是崩毀。」
　　許多生物學者也和埃利希一樣，從生物系統和非人類的動物人口推斷人類社會的命運。埃利希同樣研究蝴蝶的朋友，耶魯大學人口生物學家查爾斯．雷明頓（Charles Remington），也將昆蟲數目和人類人口作連結。雷明頓對蟲類十分癡迷，甚至曾在電視節目上生吞一隻蟬，就為了證明牠的美味。雷明頓在研究中，檢視昆蟲數目與植物的關連，發現昆蟲個體在低族群密度中存活得比較好。他認為這個事實帶給人類社會的訊息再清楚不過，那就是人口數量一旦增長，悲劇就很可能發生。簡單來說，人口一多，人類的生活就沒那麼完滿。「我很害怕，」一九七一年，雷明頓在一場訪談中表示：「我害怕在人口達到平衡之前，很多可怕的事就會先發生了。會有廣泛的饑荒、嚴重的污染、為了娛樂用途而導致的土地耗盡、教育只供給付得起錢的人、劣質服務等等問題。」生態學者尤金．奧登（Eugene Odum）如此寫道：「人類生活的持續進步，會因為癌細胞一般的人口成長而受到威脅。」人類好比環境裡的寄生蟲，透過「摧毀宿主」一步步朝滅絕走去。而值得讚賞的是，埃利希、雷明頓和奧登等生物學者，將重點放在對抗人類對大自然逐漸增加的掌控力量，最終導致的一些奢侈浪費的科技計畫，好比一九五〇年代晚期以核爆在阿拉斯加炸出深水港的戰車計畫（Project Chariot proposal）。但另一方面，就如同後來賽門批評的，這些生物學者也顯露了他們對於人類和蝴蝶有多麼不同，還有經濟體系如何可能協助改變資源短缺問題、促進投資與創新的了解十分有限。
　　美國太空計畫的成功與來自太空的地球照片，同樣也對埃利希和同事造成了影響。地球從月球旁升起、浮在太空中的驚人畫面，激起了對人類存在的全新思維。人類在宇宙中是孤伶伶的，全然依賴地球上有限、共有且脆弱不堪的資源。埃利希於一九六七年的演講中如是說：「第一步，就是要說服所有人去思索，地球好比一艘太空船，它能載運的貨物就是這麼有限。」月球表面的荒涼景象，也讓世人印象深刻。無論是月球、火星還是金星，都無法像地球一樣，支持個體人類的生活，這是一位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大學生物學家蓋瑞特．哈爾丁（Garrett Hardin）的發現。哈爾丁的結論是：「能力有限的世界，能支持的人口也很有限。」人類必須要學會和地球有限的自然資源共處。埃利希、哈爾丁與其他學者呼籲人類急速轉彎，為「太空船地球」轉向「太空人」經濟。一九六九年，為了勾勒太空船的生活樣貌，或說人類共存於救生筏的概念，加州一共有八十九名男女性共同禁食一星期，住在狹小、只有兩個房間的庇護所裡，體驗「人口超載的後果」。

第一章、 拯救世界的生物學家

　一九六八年冬，長期擔任山巒俱樂部執行長的大衛．布拉爾（David Brower），從廣播節目中聽見埃利希預言地球面臨的災難：食物短缺與饑荒、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擁擠的地球上逐漸增加的衝突。於是，布拉爾邀請這位當時年約三十五歲的史丹佛生物學家，希望他將他的觀點一一寫下，由巴蘭坦出版社（Ballantine Books）出版為山巒俱樂部平裝本系列的其中一本，而埃利希同意了。出於一股熱忱，埃利希與他的妻子安緊密合作，在幾個月之內火速完成底稿。埃利希「極盡瘋狂之能事」，在短短幾星期內寫成草稿，並商請...

第一章、拯救世界的生物學家
第二章、對於成長的夢想與恐懼
第三章、傾聽卡珊卓
第四章、樂觀主義的勝利
第五章、兩極化的政治
第六章、對地球的未來下注

第一章、拯救世界的生物學家
第二章、對於成長的夢想與恐懼
第三章、傾聽卡珊卓
第四章、樂觀主義的勝利
第五章、兩極化的政治
第六章、對地球的未來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