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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導讀
一、《詩》之為「經」
《詩經》又名《詩》《詩三百》《三百篇》，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集子。最初，《詩經》就稱作《詩》。春秋時期，孔子教訓他的兒子孔鯉時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只稱之為「詩」，而不是「詩經」。那《詩經》的名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已經明明白白提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詩經》之名，似乎已經明列其中。但今人如屈萬里先生認為，這裏斷句應該是：「《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並且認為，《詩經》真正作為書名，是晚到宋代的廖剛寫《詩經講義》一書的時候。屈先生的解釋固有其道理，但我們不同意此說。戰國文獻如《禮記．經解》提到 「述六經」，這六經當然也包括《詩經》，《莊子．天運》也提及「六經」，《莊子．天道》言及十二經，《莊子．天下》又云：「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在這些先秦的文獻中，《詩經》之名雖未直接出現，但已經是琵琶在抱，呼之欲出了。
我認為，《詩經》之名，實際上在漢代已經出現。《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申公教授《詩經》，「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其弟子王臧、趙綰，皆由於修習《詩經》而飛黃騰達，王臧做了太子的老師，趙綰官至御史大夫。這裏所說的「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已經明確地提出了《詩經》之名。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說：「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詩經》之名在漢代似乎並不少見。最詭異的是晉代干寶在《搜神記》裏面講的一個故事：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
這也許是古語「書中自有顏如玉」較早的故事來源。後來，談生不聽這女子之言，未滿一年，就用火燭照她，結果二人終至仳離。這故事情節很像是古本的《白蛇傳》。到唐太宗時，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已經屢屢提到「詩經」一詞。所以，可以說在漢代已經有了《詩經》的名稱。
但是，兩漢時期，對《詩經》最常見的稱名並不是「詩經」，而是「韓詩」、「齊詩」、「魯詩」和「毛詩」。前面三者並稱為「三家詩」，是靠老師對學生面提指授，口耳相傳，在西漢時用當時的流行文字書寫下來的，所以屬於「今文經」。後者是西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羅發現的古本，故稱為「古文經」。據《史記．樂書》記載：「至今上（漢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可見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詩經》已在其中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齊魯韓三家詩在漢武帝以前已經設博士，立於學官，但最後流傳下來的卻是毛詩，主要是東漢大儒鄭玄為《詩經》作《箋》，就以毛詩為本，參合了多家意見。鄭箋流行之後，三家詩便逐漸失傳。隋唐開始科舉取士，要核定五經的文本，唐太宗時乃令顏師古在祕書省考定五經，令孔穎達作正義，令陸德明作音義。今天所謂的《詩經》就是唐代顏師古所定的文本。年來，又有一些從戰國晚期到漢代的與《詩經》相關的文本出現，如清華大學所藏竹簡中的〈耆夜〉、〈周公之琴舞〉；上海博物館竹簡〈孔子詩論〉、〈緇衣〉；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竹簡〈緇衣〉引詩、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漢代熹平石經魯詩殘石等，可以看到很多詩經的異文和對詩旨的解釋。這些資料又豐富了我們對《詩經》的認識。
二、《詩經》的《國風》部分到底是不是民歌
我們讀文學史的時候，總會看到「詩經是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國風部分大多數是民歌的說法。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魯迅的話：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羣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魯迅本是雜文家，這一段話收在他的〈門外文談〉中。其實本是一時興到之言，未必經意。但孰不知隨着他老人家身後地位陡升，他這些不經意的話竟也成了金科玉律。從四十年代以後，但凡討論詩歌的起源、《詩經》和古代民歌，大家都喜歡從魯迅的這段話說起。說：「詩歌起源於勞動號子」，「《詩經．國風》大都是民歌」，「《詩經》裏面愛情詩主要在〈國風〉裏面，其中多是民歌」。即如魯迅所舉的《詩經》的第一篇〈關雎〉，很多現代的注詩家都說是「民歌」。其實魯迅本人都說了這詩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的意思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詩裏面，一會兒說「琴瑟友之」，一會兒說「鐘鼓樂之」，鐘鼓、琴瑟無論是在周代還是後代，都是十分貴重的物品，顯然不是平民所能擁有的。但現在還是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歌頌農村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結合的賀婚詩」。如果一個農村男青年一心想着要用鐘鼓、琴瑟來取悅農村女青年，恐怕不是「心懷異志」，便是精神恍惚了。
宋代出現了疑經的風氣，鄭樵、朱熹等因而提出了有別於古的〈風〉詩來源於民間的學說。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疑古之風復興，魏建功和聞一多在三四十年代是支持這流行學說的代表人物。從二十世紀早期開始，《詩經》中〈國風〉起源於民歌的說法，便得到知識界的廣泛認同。西方漢學界中，〈國風〉出自民歌，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法國漢學家Marcel Granet（葛蘭言）一方面受西方詩經學中流行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其師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的影響，從一開始即試圖從初民的宗教、節日、習俗入手，為《詩經》定位。葛氏仔細研究《詩經》中的〈風〉詩，且翻譯了當中的六十八首，具體標明哪一句是男聲唱的，哪一句是女聲唱的，從而得出結論，認為〈風〉詩的語言特徵，如詩句的對稱、詞彙的重複、詩行的並列，凡此等皆表明這些詩本是農業節日期間，農民在進行節奏性活動時，即興唱出的歌曲和表演的舞蹈，《詩經》中的詩篇很多都保留了當時初民於節慶時唱和的語言形式特點。
西方學者和日本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與多數中國學者是一致的。他們大都認為《詩經》特別是〈國風〉中大部分的詩，其最初均為低下階層的歌曲，如鄉村的農夫、獵人、牧人、下層士人和年青的戀人。但是，如果我們對《詩經》中的十五〈國風〉作一仔細的觀察，便會見到與上述不同的狀況。我曾經仔細考察《詩經．國風》的詩篇，從詩中所出現的「貴族稱謂和被稱的貴族」、「居處」、「公事與其他貴族事務」、「僕從」、「服飾車馬武器」、「貴重禮器」、「商周銘文與文獻之慣用語」等多方面來判斷，發現〈國風〉中絕大多數詩仍是貴族作品，所反映的也是貴族生活，其中愛情詩也多與貴族有關。
〈國風〉中「貴族稱謂和被稱的貴族」的詞語如「師氏」「公侯」「公孫」「公子」「公族」「君子」「淑女」「吉士」「騶虞」「先君」「寡人」「諸姬」「邦之媛」「大夫」「庶姜」「司直」「良士」「齊之姜」「宋之子」，都在在顯示這些詩出於貴族文人之手，其他還有包括一些具體人物如：「郇伯」「周公」「有齊季女」「召伯」「王姬」「平王」「齊侯」「仲氏任」「孫子仲」「孟姜」「衛侯」「東宮」「邢侯」「譚公」「留子」「大叔」「齊子」「穆公」「夏南」等等，也在詩中有提到。
從「居處」來看，如「王室」「宗室」「公宮」「我畿」「中冓」「上宮」「楚宮」「公所」，所反映的也是上層貴族的生活。詩中還不斷提到一些「公事與其他貴族事務」如「万舞」「錫爵」「王事」「執簧」「執翿」「射侯」「鼓瑟」「從公于狩」「于田」「興師」「每食四簋」「值其鷺羽」「駕我乘馬」「狐裘以朝」「何戈與祋」「其弁伊騏」「躋彼公堂」「朋酒斯饗」等等。還有很多「服飾車馬僕從武器」等都不是平民所能擁有的，如「我馬」「百兩」「狐裘」「袞衣繡裳」「赤芾」「副笄六珈」「象服」「騋牝三千」「良馬四之」「充耳琇瑩」「會弁」「四牡」「佩玉」「瓊琚」「我僕」「毳衣」「緇衣」「衣錦褧衣」「瓊華」「簟茀朱鞹」「象揥」「朱襮」「羔裘豹袪」「錦衾」「駟驖」「輶車鸞鑣」「騏馵」「虎韔鏤膺」「騏駠」「騧驪」「龍盾」「文茵」「黻衣繡裳」「瓊瑰玉佩」「素韠」「皇駁其馬」「兩驂」「兩服」「駟介」「赤」；此外還有一些「貴重禮器」，如「金罍」「兕觥」「鐘鼓」「琴瑟」「路車乘黃」。另外，還有可以持以參證的是，〈國風〉中也使用了一些「商周銘文」中常見的與祭祀有關的套語，如「公侯腹心」「福履綏之」「夙夜在公」「威儀棣棣」「德音莫違」「壽考不忘」「君子至止」「萬壽無疆」「以介眉壽」等等，不能一一列舉。當然，不是說只要詩中一出現這一類的詞語，就說明這首詩是貴族的，平民也完全可以說一些這一類的詞語。我想這是一個綜合的判斷。比如〈鄭風．緇衣〉第一章說：「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是一種黑色的衣服，周代貴族用為朝服，《禮記．緇衣》是明證。由此判斷，這首詩應該是貴族文人的作品。但是，《韓非子．說林下》中提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這裏的「緇衣」指一般的黑色衣服，或者有人會說僅憑「緇衣」一詞，不能斷定這首詩出於貴族之手。但是如果結合下文的「授子之館」等語，再聯繫前後的詩章，我們認為此詩就不太可能與民歌有什麼關係。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國風〉中的詩歌可以斷定大多與周代的貴族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除了一些不能確定的以外，絕大部分屬於貴族文人作品。以我的觀察，在一百六十一首〈風〉詩中，其所佔的比重大約是百分之七十。其餘少數則無法判定性質，但也未必就是民歌。
自宋代以來，學者就注意到〈國風〉中的〈鄭風〉和〈衛風〉保存了大量的以情愛為主題的詩歌，朱熹每每從道學家的立場說：「此淫奔之詩也。」其實情愛不能說明其民歌的性質。不管有錢沒錢，身份高低，男女情愛都是生命中一個永恆的主題。魏文侯曾經問孔子的學生子夏：「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春秋時期的所謂新樂，主要指的一是鄭衛之音，一是四夷之樂。而我認為所謂「新樂」並不全新，而「鄭衛之音」中恰恰蘊含了不少鄭衛地區，也就是殷商故地的古樂。無怪乎宋玉在〈招魂〉中稱其為「鄭衛妖翫」，這種綺麗侈靡的音樂，豈是鄉間平民玩得起的？
《韓非子十過》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衛靈公其樂官師涓去晉國，行至濮水之上，半夜聽到樂聲覺得非常好聽，於是讓師涓「聽而寫之」，也就是記錄下來。到了晉國以後，衛靈公向晉平公和晉國樂官師曠誇耀「有新聲，願請以示」。於是師涓用琴演奏，但演奏到一半的時候被師曠制止。師曠說這是商末的樂官師延為紂所作的「靡靡之樂」，武王滅商之後，師延自投於濮水，所以這是亡國之音。如果剔除其中的傳說成份，這個故事也許透露了殷商舊樂在其故地鄭衛之間部分地流傳下來。《釋名．釋樂器》中明確地記載﹕「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
那麼這些桑間濮上的音樂和詩歌能否算是民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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