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陳國球
一、「文學評論」的意義
「文學評論」與「文學」一樣，是現代知識架構底下的一個「現代」觀念。它的名稱也是近世才見出現，用以和近代西方文學術語“criticism”──尤其十七、十八世紀以還由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所習用者──作對譯；例如C. T.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899）就被翻譯為《文學評論之原理》。除了「文學評論」之外，另一個比較通行的譯法是「文學批評」。不過，羅根澤在比較中西文論異同時，特別指出「文學評論」比「文學批評」更合乎中國的評論傳統。更有趣的是，“criticism”又曾被茅盾翻譯為「批評主義」。他在一九二一年《小說月報》的〈改革宣言〉中說：
西洋文藝之興蓋與文學上之批評主義（Criticism）相輔而進；批評主義在文藝上有極大之威權，能左右一時代之文藝思想。新進文家初發表其創作，老批評家持批評主義以相繩，初無絲毫之容情，一言之毀譽，輿論翕然從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厲而至於至善。我國素無所謂批評主義，月旦既無不易之標準，故好惡多成於一人之私見；「必先有批評家，然後有真文學家」，此亦為同人堅信之一端；同人不敏，將先介紹西洋之批評主義以為之導。然同人故皆極尊重自由的創造精神者也，雖力願提倡批評主義，而不願為主義之奴隸；並不願國人皆奉西洋之批評主義為天經地義，而改殺自由創造之精神。
“Criticism”又譯「批評主義」，一方面可反映出當時對新概念的命名，還有其「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可見這個概念在新文學運動時期不僅指向一種文學體類或者文學活動，更是一種文學的主張（「主義」）；茅盾等人認為這是西方文學的優勝之處，國人要師法學習。由此而言，被認定為源自西方的「文學評論」，在當時具有先進和啟蒙的象徵意義；而其功能不止於評斷高下，更在於建設新文學與新文化。次年，茅盾發表〈文學批評管見一〉，繼續指摘中國傳統中文學評論活動之不足，再借「文學批評論」向羣眾宣導革新的意義：
中國一向沒有正式的什麼文學批評論；有的幾部古書如《詩品》、《文心雕龍》之類，其實不是文學批評論，祇是詩、賦、詞、讚……等等文體的主觀的定義罷了。所以我們現在講文學批評，無非是把西洋的學說搬過來，向民眾宣傳。但是專一從理論方面宣傳文學批評論，尚嫌蹈空，常識不備的中國羣眾，未必要聽；還得從實際方面下手，多取近代作品來批評。
當是時，不少言論都認同中國有必要重視這種文學活動，望能「互相激厲而至於至善」；這種想法與傳統詩話詞話「資閒談」的非嚴肅態度截然不同。例如與茅盾〈改革宣言〉差不多同時，有張友仁在《文學旬刊》發表的〈雜談：文學批評〉：
要曉得若欲使我們文學不歇地向前發展、進步，臻於精善，非有文學批評與之相輔而行不可；且比較尤其重要。近代西洋文學之所以發達，都是靠着文學批評的。
《小說月報》率先在一九二二年第十三卷七號開闢「評論」專欄，刊載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小說〉一文；十三卷八號開設「創作批評」欄，一連登載三篇評論冰心小說的文章。同年郭沫若、郁達夫等的創造社，也在《創造季刊》設「評論」欄，第一號就收有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三篇文章。這種文學評論的風氣，連作為「新文學運動」對立面的「學衡派」也不敢輕視，例如胡先驌在一九二二年發表〈論批評家之責任〉，對批評活動的社會意義作出申論：
批評家之責任，為指導一般社會。對於各種藝術之產品、人生之環境、社會政治歷史之事跡，均加以正確之判斷，以期臻於至美至善之域。
當然他們心中的「正確」與「新文學家」所追求的「開新」，方向並不相同；但對相關文學活動，仍然多所期許。此後，我們還見到一九三○年六月現代書店出版由李贊華編輯，專門以中外文學的介紹和評論為主的期刊《現代文學評論》；三○年代結集成書的還有范祥善編《現代文藝評論集》、劉大杰著譯《東西文學評論》、錢歌川編《現代文學評論》等等。
另一方面，當時對文學評論的活動，還有一個着眼點。例如贊成「為人生而藝術」的王統照，在〈文學批評的我見〉提出：
中國以前的文壇上，只有種作為個人鱗爪式的觀察，而無有謂「文學批評」。這也許是由科學化而來的新精神，「文學批評」，乃隨了近幾年來新文壇上的創作與介紹的波浪，在後面助着「翻瀾」。……文學只是「感動」的媒介而已，此外一切都不免是題外的餘支，批評者只是在「感動」的範圍內，用明敏的眼光，去探求作者潛在的意識，或抒寫他自己真實的見地，這便是最重要的任務。不過這已是不容易担負的的任務了。
可見他以「感動」和「意識」作為批評活動的線索。此外，鼓吹「革命文學」的成仿吾，在〈批評與批評家〉一文說：
文藝批評的本體，是一種批評的精神之文藝的活動。……一個文藝批評家作文藝批評的時候，是一個批評的精神在做文藝的活動；……真的文藝批評家，他是在做文藝的活動。他把自己表現出來，就成為可以完全信用的文藝批評──這便是他的文藝作品。
推崇「人文主義」的梁實秋，在〈文學批評辯〉說：
如其我們把文學批評當作人類心靈判斷的活動，則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在時間上實無先後之別，在性質上亦無優劣之異。批評與創作同是心靈活動的一種方式。文學批評所表示的是人類對於文學的判斷力。文學批評史就是人類的文學品味的歷史，亦人類的文學的判斷力的歷史。……文學批評只是人的心靈之判斷力的活動而已。偉大的批評家必有深刻的觀察，直覺的體會，敏銳的感覺，於森羅萬象的宇宙人生之中搜出一個理想的普遍的標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成、梁二人分屬文壇的左右翼，但都以「精神」、「心靈」之活動，來理解「文學批評」；這種講法，應該是當時的共識。
「文學」本來就必然牽及作者讀者的交流溝通，讀者除了被動地接受作者發出的訊息以外，還可以主動加以詮釋、品味與評鑒；「文學評論」正是把這個受容與興發過程「前景化」的活動。由是，作為閱讀一方的批評家，可以其「專業化」的形象，擴大某種閱讀方向與判斷的社會影響力；從而面向原處於主動創發位置的作者羣，與之對話、協商，甚至發揮限制、導引的作用。這些批評活動，正如成仿吾與梁實秋所意會，與極富流動性的精神領域有絕大關聯，當「文學」被賦予國族、階級、經濟等意義的時候，「文學評論」更容易成為文化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爭逐場。事實上這正是現代中國文學評論的主要發展方向。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當中，與「評論」相關的兩卷各題為「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胡適在《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表示：
這一冊的題目是「建設理論集」，其實也可以叫做「革命理論集」，因為那個文學革命一面是推翻那幾千年因襲下來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那一千年來已有不少文學成績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話文學來替代那死的古文學，可以叫做大破壞，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設的文學革命」。
鄭振鐸編《文學論爭集》，更標榜戰鬥精神：
我們相信，在革新運動裏，沒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堅定鬥士的勇氣，紮硬寨，打死戰，不退讓，不妥協，便都是鬥士們的精神的表現。
「推翻」、「破壞」、「紮硬寨」、「打死戰」……，烽煙莽莽的戰場氣氛，猶在胡適和鄭振鐸的回憶裏。他們親身經歷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以當事人的身份依「正反方」作史料與敘述角度的取捨；於是，「反方」基本被消音，只遺下零落的殘蹟，成全被扭曲的敗戰者形相。另一方面，《中國新文學大系》編纂的時刻距離新文學運動已有二、三十年，這個歷史距離對於當事人自有今昔之別的感喟。鄭振鐸在〈導言〉中說：
敘述着這「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運動，卻也不能不有些惆悵、悽楚之感！當時在黑暗的迷霧裏掙扎着，表現着充分的勇敢和堅定的鬥士們，在這雖祇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間，他們大多數便都已成了古舊的人物，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他們反而成了進步的阻礙。無數青年們的吶喊的熱忱，只是形成了他們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們踐踏着青年們的犧牲的軀體，一級一級的爬了上去。當他們在社會上有了穩固的地位時，便拋開了青年人而開始「反叛」。
至於胡適的感慨，也見諸〈導言〉：
十幾年來，當日我們一班朋友鄭重提倡的新文學內容漸漸受到一班新的批評家的指摘，而我們一班朋友也漸漸被人喚作落伍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最後代表者了！那些更新穎的文學議論，不在我們編的這一冊的範圍之中，我們現在不討論了。
事實上《中國新文學大系》各集的編者，這時已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從整體而言，編輯團隊當中自是充滿多音複調。但綜觀《大系》，只有牽及文學評論活動的第一、二集，編者才在其導言清楚宣露歷史感喟。胡適和鄭振鐸以兩種不同的態度，體味歷史的變遷，固或有其個人的為文風格；然而，「評論」作為一種文學活動，更需要深入文字宇宙，游走於不同主體之間的精神領域；再加上時代又賦予淑世的責任，其間春秋之義特別容易彰顯。
《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意旨不離歷史的考掘，《評論》兩卷的作用，就如時間的感光紙，讓早被遺忘的「文學香港」的一段精神史樣本得以顯影。當然，比之於胡適與鄭振鐸之編纂工作，我們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沒有親歷其事的有利條件，但處於「局外」的位置加上更長的歷史距離，說不定也能帶出另一種審視「過去」的眼光，稍減大論述中「正反方」的倫理規限。再說，正因為「文學香港」至今還未見有完整體系的歷史載記，這些感光紙上的顯影，各以其形相的象徵與聯想互為勾連或者互成抗衡，有待異日更富辯證的歷史眼光作適切的敘述。
二、作為文化活動平台的「畸形香港」
早年香港的華文文學活動，不免局限於精英士紳階層，以保存民族文化於天壤海隅的想法佔主導。然而，隨着受教育的人口增多，作為通商口岸，各方訊息輸入的渠道不缺，例如十一歲從廣州來香港的袁振英，先後在香港英皇書院和皇仁書院接受英式教育，接觸到不少西方現代思潮，與同學創立「大同社」，主張無家庭、無國家，提倡世界大同；後來升學北京大學英國文學門，成為陳獨秀的追隨者，並得胡適的賞識，被邀約在《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發表長文〈易卜生傳〉。少年袁振英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以至所接受的外語訓練、新思潮薰染等，對他日後的思想路向顯然有重大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已出現香港的身影。袁振英日後還兩度回香港工作，曾擔任重要的香港報章副刊──《工商日報‧文庫》──編輯，長期在香港的報刊發表評介外國文藝思想的文章和譯作。
「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在中國內地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現，以打倒「舊文化／舊文學」的壟斷勢力為鵠的。由這種思維帶動的歷史敘述，「正方」的光源只有白話文學一端，其餘「選學桐城」、「鴛鴦蝴蝶」，全被統合簡約為封建腐朽的黑暗面。但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階層眼中，「舊文化」從來只有民間意義，與土風民俗、地方信仰無殊。換一個角度看，傳統文化其實也是抗衡殖民文化侵略的一種力量；因此，在香港的華人社會當中，新舊文化固然有其爭持的局面，但卻不似內地的殊死爭戰。比方說，魯迅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十九日來港作〈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唱完〉兩場演講，一直被視為香港文學史上的大事。當時《華僑日報》的報道和論述非常多。其中署名「觀微」的一篇評論就很值得注意。這篇文章舉出在香港深具民族文化承傳意義的「學海書樓」每星期三、六的公眾演講，與魯迅兩場演講相提並論：
夫談詩書講禮義之演講會，香港既已有其人矣，且有碩彥鴻儒為之主持其事矣，是闡揚國學，其力已綽有餘裕矣；故吾不患舊學之無人提倡，而患新學之無人發明耳。使吾人徒知古而不知今，則世界大勢，懵然不知也；時代思潮，昧然罔覺也。……尚有新學者惠然肯來，從事演講，是無異航行之星火；其所以賜益于後學者，豈淺鮮哉！
從行文風格與語氣來看，作者應是熟知「舊學」的文化人，但他的態度卻相當開放，認為現今之世，有必要接觸「新學」，瞭解「世界大勢」。他的結論是：
至于或新或古，同皆致其力于學術之林，吾今不能為左右袒。惟研古者不忘乎今，研今者不忘乎古；新舊同和，不作偏畸，則新舊之學，必有同時發揚光厲者；所望者在此。但不知此種妥協性，有人笑我為紳士態度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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