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大中華圈：浮現中的中華經濟共同體
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香港近來已逐漸形成一個被稱為「大中華圈」（Greater China）的經濟共同體。早在一九九○年代，中國便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外來直接投資（FDI）接受國家，甚至在二○○三年更超越美國，躍居首位；其外匯儲備也從一九九七年倍數於美國的一千四百二十七點六二億美元，在二○○二年更進一步攀升至兩千九百一十一點二八億美元。中國成長潛力與未來的經濟前景，除受到東亞國家與美國的主要關注外，也逐漸吸引歐盟的目光。亞洲博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便曾在二○○四年四月表示：「中國不但已是亞洲貿易與製造業等經濟活動的中心，很明顯地，它也將因目前的積極參與而自然地取得領導角色。」
中國對於其自身在東亞經濟發展中領導角色的想像，同時受到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中修憲舉動的支持──促使一般大眾私有財產權獲得保障，包括憲法第十、十一與十三條等都獲得修正。事實上，針對中國在東亞的經濟發展，在國際學術界中也可發現一些較中肯的論點。例如像大衛．海爾（David Hale）與李瑞克．海爾（Lyric Hale）兩人最近便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中指出：「透過推動國內的自由化政策並鼓勵對外貿易，中國繼續展現出希望加入全球經濟活動的企圖，為此它也同時加入旨在促進競爭與整合，而非國家之間彼此敵對的世界貿易組織。」二○○四年十月，《經濟學人》（Economist）週刊首先針對中國與美國是否可能共同領導世界經濟發展做過一份調查；其後在二○○五年八月，該份週刊隨即修正看法，轉而更為強調中國經濟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其結論是：「本篇文章認為，包括全球通貨膨脹、利率、債券市場、房價、薪資、利潤與商品價格等，中國都展現出愈來愈高的決定能力；這可能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最重大的經濟變遷之一。」
儘管如此，中國經濟角色的擴張（尤其在東亞地區），仍受限於日本與其在發展中區域的領導權競爭，更何況後者不僅與美國有安全同盟關係，對眾多東亞國家也擁有「網路能力」（network power）；而當中國進一步透過整合來擴張其全方位的經濟角色時，亦將無可避免地深化與日本的競爭。可以這麼說，「只要日本的成長未能超越美國」，其雙邊經濟關係便可穩定地維持下去。因此，從東亞經濟互動的角度來說，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必然受到來自日本與美國的挑戰。除此之外，中國的市場潛力雖仍然是極被看好的，但最近的一份報告還是提供某種內部觀點，特別是針對中國持續發展時所將面對的障礙與商業競爭問題。根據中國政府的看法，儘管為了因應二○○一年十二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所必須進行的轉型，它可說用盡了一切努力，但其表現仍無法達到「美中商業理事會」所規範的高標準。換句話說，中國雖無疑正從一個「小康」社會邁向經濟強權地位，但它能否在東亞地區完成「大治」的目標，則仍需長時間地加以觀察。進一步來說，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一方面仍將陷入美國、中國與日本三邊競爭的狀態，至於中國能否掌握優勢，光靠其經濟機器的努力恐怕是不夠的。
無論如何，針對大中華地區（中國、台灣與香港）的政經發展，某種可能的前景乃是「中華經濟共同體」的漸次成形。例如在二○○二年，世界前五大貨櫃港全部位於東亞地區，分別是香港、新加坡港、釜山（南韓）、上海（中國）與高雄（台灣），其中有三個便位於大中華地區。除此之外，此地區的外匯存底總額也相當驚人：在二○○二年，中國擁有兩千六百九十九億美元（全球總額的百分之十一點三），香港擁有一千一百一十六億美元（全球總額的百分之四點八），至於台灣則有一千六百一十七億美元（全球總額的百分之六點八），總計共為五千四百三十億美元，佔全球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三。除了貿易與財務層面外，根據Visa信用卡公司發言人的說法，大中華地區（香港、台灣與中國）的刷卡總額在二○○四年已達到一百億美元左右，比前一年成長了大約百分之三十，由此也可看出其消費能力的增長；其中，中國的上升速度最快，同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兩百七十，信用卡消費總額共增加了六億美元。不過，從次區域整合角度看來，建立經濟共同體的實際作為，還是得以中國經濟能力的上升為基礎，然後同時提高香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的互賴程度。總之，區域經濟與政治發展既讓我們深思中國的角色問題，也觸及它未來與香港、台灣的經濟互動關係。
企業、跨邊界網路、投資與貨幣業務等，乃是促使此一共同體成長與發展的關鍵要素所在。例如美國《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在二○○二年夏天便刊出一篇題為「假使台灣選擇統一，美國應否介入」的文章，聳動地警告說，中國與台灣之間在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的持續整合，最終將會把台灣推向中國的懷抱。事實上，透過對於中華經濟共同體內部經濟互動的研究，我們也可發現某種雙贏式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例如在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方面，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在二○○二年約為三百七十億美元，至於前往中國的累積人次在同年也超過兩千七百萬人次；由此可見，中國與台灣之間持續攀升的互動已然創造出某種經濟動能，並極可能擴散至各個經濟層面。在中國，二○○八年奧運會最近更不斷吸引來自台灣的投資，並從而透過經濟外溢效應，提供更多的經濟與商業機會。
然而，二○○四年三月的台灣總統大選為相關發展增添了焦慮的氛圍，原因是其高層傾向與中國之間維持某種政治緊張關係。在陳水扁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前，北京方面發出了嚴重的警訊，要求他停止將台灣帶往獨立的方向，以免屆時「自食惡果」。在社會層面上，政治緊繃也讓那些在中國有大量投資的商人，以及主要在台灣參與政治的社會大眾，對台灣的未來發展產生分歧的看法。商人階層一般傾向安全與樂觀，但一般大眾則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感到愈來愈悲觀。除此之外，每當談論到中國的和平崛起時，台灣就會對自身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生出邊緣化的焦慮。正如冷則剛所指出的：「政治考量與缺乏信任，決定了海峽兩岸領導人對於自由運動的態度。」在二○○五年九月前往台灣訪問的一趟旅程中，一位本省籍計程車司機曾告訴我說，他希望中國政府能對「三通」有所讓步；更重要的是，他期望馬英九（當時剛當選新任國民黨主席）未來能選上總統。由於既存的種種經濟問題，以及存在於企業界、政黨與甚至法律官僚（例如像檢察官）之間的腐敗現象，這類聲調在台灣大眾裡頭可說愈來愈普遍。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也評論說，對於當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台灣實在需要透過一場革命來解決。
在「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於香港爆發後，中國開始採取種種措施來提振其經濟發展，其中，首先是與香港政府於二○○三年六月底簽署所謂「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CEPA）；根據此項協議，將有三百七十四項香港製品獲得免關稅待遇，甚至在二○○六年一月一日以前，還會有更多的產品將獲得關稅豁免。除此之外，中國也允許更多來自不同省份的個人觀光客前往香港，以便刺激其休閒及旅遊業。但是，就在中國經濟影響力增大的同時，香港傳統上傾向開放的經濟結構也受到持續的滲透。在心態上，或許一般大眾一開始並不太情願，但後來也都慢慢接受中國大陸對於區域經濟的指導地位，尤其是香港還獲致得來不易的經濟振興法案的支持。無論如何，此種趨勢只會愈來愈深化，最後將迫使香港居民對於中國大陸產生某種程度的依賴感，從而在大陸與香港間形成侍從關係後，讓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受到控制。更甚者，香港對於中國所提供的復甦政策並非不需付出代價的；例如在二○○四年四月十五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便否決了一項關於在二○○七年直選香港特首的提案，最後使曾蔭權在二○○七年初仍舊透過八百名由中國扶持的委員「選出」擔任新任長官。
很顯然地，希望繼續在政治上操控香港民主化進程的中國政府，仍將不斷地拋出經濟胡蘿蔔做為誘餌。不過，來自中國的經濟利益，對香港而言或許只是種短期措施。正如來自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的鄭天祥所言：「長期看來，香港民眾應致力於強化城市本身的競爭力。」儘管香港近年來的經濟表現並非本書此處的重點所在，在統計數據與實質發展背後的教訓依舊告訴我們，經濟發展本身絕對沒有自滿的空間。就在香港與台灣慢慢被捲入中國經濟發展的漩渦之際，為了進一步瞭解其緣由及其發展歷程，某些改變的動力來源還是必須被注意的。
大中華圈的構成與概念
首先要說明的是，所謂「大中華圈」並非是個發展成熟的概念。根據比較狹義的地理界定，它指的主要是在中國、香港、澳門與台灣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互動；其政治暗示乃是中國政府希望將台灣統一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至於在文化方面，所謂大中華圈甚至可更廣泛地涵蓋東南亞國家中許多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尤其是針對網路建構與社會資本形成等。在英語文獻部分，根據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編輯的《大中華圈》（Greater China）一書，他曾由經濟、政治與文化等途徑，針對相關研究概念進行界定；例如該書作者之一的亞忽達（Michael Yahuda）便將大中華圈定義為「……自一九八○年代後半期以來，在香港、台灣與發展快速的華南地區之間，在貿易、技術轉移與投資方面的緊密經濟聯繫」。而諾頓（Barry Naughton）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檢視大中華圈議題，並將焦點放在此一地區中既存的經濟互動與商業合作關係。至於中國學者方面，黃枝連與饒美蛟特別從東南亞國家的橡膠產業活動、文化差異性、社會網路以及人民與金錢移動等角度，來觀察相關概念；最近則有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恩榮從經濟役使聯繫的無可避免，來檢視大中華圈的經濟整合發展。至於原任教於哈佛大學的香港大學教授恩萊特（Michael Enright）則試圖從微觀層次的角度，來觀察大中華圈中另一些新興地區（例如大珠江三角洲）的發展。
大中華圈的形成也暗示了某種新的治理模式，其中包括次團體互動所帶來的生態演進，以及社會與經濟活動的互動等，都將為東亞地區提供若干變遷的動力來源；例如珠江三角洲（PRD）、渤黃海區（BYS）與圖們江三角洲（TRD）等地區都是明顯例證。更重要的是，它們還繼續與區域範圍外的地區展開經濟與商業互動。最近，泛珠江三角洲地區（PPRDR）也成為廣東省長黃華華極力推銷的概念，其目的是想整合中國南方的九個省份（廣東、福建、江西、貴州、廣西、四川、雲南、湖南和海南），再加上香港與澳門；此區域有四億五千萬人口，估計可創造五千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無論如何，這些次團體之間的競爭是相當驚人的，而且除了在大中華圈內部競爭之外，它們也影響了傳統上對於東亞區域經濟競爭的看法；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香港與上海之間的競爭。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以前，香港原本是英國的殖民地，並與「四小龍」的其他三者（台灣、新加坡與南韓）進行區域經濟競爭；但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不僅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與中國其他都會區的競爭也成為其日常媒體的焦點。例如二○○二年，一份關於香港與上海的競爭力報告便指出，香港在一份競爭力清單中顯示出比上海略佔優勢；但到了二○○三年，香港又被認為應該重新審視它在珠江三角洲中的相對經濟地位，以便繼續維持其競爭力。至於我則在一開始便提到過，我將把焦點放在中國、香港與台灣身上，然後檢視其政治與經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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