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身份的想像＞
－北京像骨頭，上海像棗核
－小資的文化品味標準
－「社會分層現象」的官方說法
－小康一族VS.小資、白領
剛到北京讀書之初，我是以每天讀報紙外加偶爾看電視的方式認識大陸這個社會。有四件事讓我對大陸社會身分想像產生興趣。第一是2000年羅大佑上海演唱會的報導，在這場號稱聽眾群有史以來年齡最大的演唱會當中，屬於中國大陸最大英文報《中國日報》（China Dairy）系列的《二十一世紀週報》（21 st Century）以「羅大佑喚起記憶」為標題就羅大佑現象進行分析。在該篇報導當中，其中一位受訪者說，「我無法想像當年我們有多窮！」該篇文章也描述了這個群體的特色，在他們求學時，羅大佑的歌曲進入了中國大陸，時值沿海地區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服裝色系仍極為單調，但現今這個群體卻已成為「中產階級」，他們很難想像中國大陸今昔之間的巨大差異。我特別記得該英文報以middle-class這個英文詞彙形容這個群體。看到這個詞彙之後，有點回到1980年代台灣的時空感，當時，台灣也正討論著「中產階級」。
□ 北京像骨頭，上海像棗核
第二件事是有天中午上完課之後，買了份《北京青年報》伴我用餐。當我翻到該報當中＜城市中間人群＞專刊時，整個人突然興奮起來。這個有點奇怪的名稱，相當本土，這是否意味著關於中國大陸社會結構的變化，有著本土式的描述與方式？第三件事是幾次的書店之旅。一次找到一位資深媒體從業人員所寫的社會觀察性質的書《高級灰》。該書之所以如此命名的原因在於服裝設計中的「高級灰」色系是世界許多國家大城市所流行的色系，這種色系的愛好者是具有專業知識、理性的以及略帶拘謹緊的中產階級，也因為許多中高級的時裝採用這種顏色，能夠消費起高級灰色系服裝的也是一些中高收入階級。而作者也提出了一個極為有趣的比喻：北京像骨頭－因為北京是富裕階層一端和低收入階層一端較為突出、中產階級相對為少的城市；上海像棗核－因為上海是中產階級占多數的城市；廣州像金字塔－隨收入遞增而人數遞減。再後來，一位打棒球認識的北大大學生告訴我應該去看《格調》，他說許多年輕人以該書當中的標準過生活，想做相關研究非看不可。該書於1999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所翻譯出版，事實上該書英文版早已於1983年出版，儘管時空迥異，但是這本書卻在十多年後飄洋過海在大陸空前熱賣，其最要原因之一在於這本書中通篇具體地指出了不同階層不同生活品味的標準，例如藍領工人喝啤酒、中產階級喝紅酒等。
第四件事則是對北京這座城市日常生活現實的疑惑。北京大學所在的海淀區，地理上算是北京的郊區。在這個IT產業人才齊聚的黃金地段，時而可見名牌轎車駛過，卻也偶爾可見農民用騾子載著水果進盡城販賣的景象，一種階級混雜的特殊景象。
我可以感受一種經濟發展、社會轉型過程當中的不確定感。從全面市場化以來，大概已經很多人在質問：到底我屬於這個社會的什麼階級？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在於長期以來「兩個階級（農工）一個階層（知識份子）」是大陸社會的階級分類方式，在一個重新構造的社會結構當中，我到底是那一個階層？這是一個媒體競逐讀者分眾的良好時機。大陸的媒體制度非常有趣而弔詭，媒體屬於國有但可進行集團化經營，偌大的十三億人口成為各集團競逐的對象。幾個重要媒體也開展不同的社會階級的敘事。
□ 小資的文化品味標準
當時北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北京青年報》推出「尋找城市中間人群系列報導」（2000年11月），在他們的看法當中，城市中間人群主要從事職業是需要較高科學知識的職業、高科技領域需要較高技術的職業、第三產業需要專業技能的職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而城市中間人群的收入則分為三類：年收入3-5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創業城市中間人群、年收入5-8萬元的守業城市中間人群、年收入8-12萬元的有產城市中產階級。
而這三種城市中間人群的特徵則是：創業中間人群：年齡約30歲左右，社會根基不牢固，但教育、素質與職業技能相當出色；守業中間人群：年齡在30-35歲左右，事業已有所成，更需要的是社會地位；有產中間人群：已有相當資產與社會地位，部分已開始步入資產者的行列。而文化評論性質的雜誌《三聯生活週刊》則在同一個時間點推出「小資的自摸與十三不靠」專輯，這個專輯提出了小資的文化品味標準，例如看王家衛、奇士勞斯基等導演的電影、聽電影配樂、爵士、New Age等音樂、讀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等作家的小說。在這個專輯當中，除了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為大陸本土作品之外，其餘皆為西方作品。
中產階級，則是另一個時髦的社會身份修辭。1980年代中後期的大陸，對於「中產階級」有著相當理想化的想像，台灣、韓國的民主化進程被解釋為因為有龐大中產階級的支持，所以能夠在一種和平的方式下進行。產生這種想像的主體是知識份子，而中產階級概念是直指民主改革。不過，2000年之後的想像主體是媒體，而其內容是物質。2001年創刊的《經濟觀察報》，該報效法英國《金融時報》橘紅色的用紙，在創刊之初，其廣告詞如此寫道：商業是一種藝術（標題）內文則是：〔您的消費者〕一個居住在中心城市的男性公民，他對經濟產業、商業、家電業、金融證券業、房地產業、資訊服務業等行業有高度的關注度，他的年齡在25-40歲之間，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新生事務敏感，有國際化的視角和對外域文化的包容力，過著一種壓力下的優雅生活。廣州的《新週刊》則提出收入與消費的標準：菜鳥級的中產需要家庭雙方收入10000元，熟練級中產維月入20000元，高手級中產是40000元左右；而消費標準則是「寫意空間」之簡約與人性、「和睦家」之關懷、「祈福新邸」之高貴舒適、《經濟觀察報》溫和閱讀、「T8酒吧」之高貴夜生活、「Mon the Bund西餐廳」之魅力餐飲。括號中所羅列的名詞不是高檔住宅、西餐廳酒吧就是外資醫院。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同社會階層想像非常有趣，所謂中產階級的定義應該是指依全人口的收入乃至職業聲望等進行統計進而進行推估中產階級的標準。前述的城市中間人群、小資乃至中產階級的說法，應該屬於北京、上海、廣州的狀況，其間可能還存在高估的情形。無論如何，在這些不同的社會身份想像當中，中產與小資的界定標準討論最為廣泛，網絡成為討論甚至論戰的平台。下圖是我根據002、2003年的媒體報導所整理的小資消費品味表格。
城市想像 1930年代上海風情、北京、上海、廣州、雲南麗江、杭州等大陸城市；紐約、米蘭、巴黎、布拉格等西方城市等。
飲食 咖啡（強調不加糖主義咖啡）、星巴克（強調異國想像）、西化傾向的飲食照單全收，如法式、俄式到德國菜照單等
穿著 CHANEL、HERMES等各式名牌。
閱讀 張愛玲、朱天心、朱天文、陳丹燕、朱德庸、幾米、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等。
視聽 王家衛、周星馳、日本偶像劇等。
□ 「社會分層現象」的官方說法
不難看到，中產階級所強調的是消費能力，其中，房子是所有消費品當中花費最多的；而小資所強調的則是文化品味，從城市想像、閱讀、穿著無所不包。如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人們在社會空間當中不斷累積資本作為自己的生存乃至與他人競逐之道。所謂的資本並非就是錢，而是包括文化資本（如學歷）、社會資本（如人脈）、經濟資本（如金錢）以及象徵資本（如獎項）。中產階級不同於小資之處，就在於有明顯的經濟優勢，可以購房、可以到高檔西餐廳與酒吧。與之相較，小資如何與中產對抗？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於是文化成為小資最重要的資本。
然而，在社會身份想像不斷被生產之際，官方究竟如何看待這個社會變遷過程？江澤民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1.7.1）當中，就對社會分層現象提出說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了新的變化，出現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分經常變動。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正因為指出了社會階層出現的現象，但卻未對此給予定調，於是媒體持續發展一種「想像的空間」；這個現象，直到2001年底、2002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所提出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出爐，這本書將中國社會區分為十個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等十大階層；這樣的劃分方式，取代了過去共產黨政權正當性基礎的階級論述－「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份子階層）。
□ 小康一族VS.小資、白領
更重要的是，在這份研究報告當中，研究小組某種程度挑戰了共產黨政權正當性論述當中最核心的概念－階級；研究小組指出，「馬克思和毛澤東當年在對階級問題進行分析時，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制度，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社會。因此，他們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關係之間的對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剝削和壓迫現象。而現在階段，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執政黨，因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問題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的發展目標、是為了建設好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報告也強調中國大陸社會應該走向一種橄欖型社會，當「中間階層」（該研究報告用語）成為多數時，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於是，「中間階層」也成為受到討論的語彙；這個語彙意味著大陸對未來一個穩定與繁榮社會的期待。直到2002年的十六大，江澤民的演講當中肯定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十大社會階層的劃分方式，並且提出了「小康社會」作為未來中國發展的政治目標。
在十大社會階層的提法出現之後，大陸的研究機構開始以此架構進行大量的實證調查，藉以分析各城市的社會結構。雖然社會學當中對社會階層的分析有其特定的定義或樣本如何選取等專業問題；不過，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如同一位原外國通訊社的外籍記者，在江澤民提出小康社會的提法之後，他觀察到，多數人朱到或是不願承認他是小康一族；「小資」、「白領」等才是他們喜愛的稱號；至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所提出的「中間階層」對一般人來說就陌生了。這位記者於是指出，中國的「中間階層」正經歷一場從所未有的「認證危機」。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官方與民間的社會身份想像各吹各的調，而中產、小資或是白領等不同身份修辭也在網上頻繁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消費標準或品味成為中產與小資的區隔標準。在經濟持續發展、資本不斷注入、新的時尚流行不斷被塑造過程當中，這種區隔標準如同海中的浮標不斷移變動。最顯著子是2000年前後，有無房子是中產與小資的最重要區隔，不過，近年來一波波的房地產熱潮當中，這道區隔也逐漸模糊。然而，城市在消費主義的強力主導下，這種社會身份的想像仍將不斷被生產。
◎＜青春中國＞
－轉變中的青春文化
－八○後登場、青春文化一隅：網路世界
－語言鴻溝：官方話語VS.惡搞
二○○一年某日，在北大校園裡的書報攤看到一本過期的英文《時代》雜誌，這本《時代》雜誌的主題是大陸的年輕世代。內容大約是說，大陸的年輕世代與父母輩的價值觀，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這些年輕世代所處的時代，早已不是講求集體的大鍋飯時代，他們可能喜歡看NBA（當時姚明還沒到NBA）、喝可口可樂、玩「解放軍之怒」。總之，世代差異成為西方媒體眼中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
□ 轉變中的青春文化
也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有機會接觸這些新世代。必須一提的是，這些新世代中許多都是「八○後」。在二○○○年前後，八○後的說法尚未成型。當時我參加北大棒球隊，是裡面最老的成員。這些熱愛棒球的年輕人看到台灣人，最直接的聯想，大概是當時頗受年輕人歡迎的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裡面男、女朋友之間一壘打、二壘打乃至全壘打的比喻，成為年輕人的「密語」。
此外，台灣其實也成為大陸棒球愛好者的一個仲介站。棒球迷喜歡看九○年代以高校野球為背景的日本漫畫《H2》，日本棒球經典漫畫《巨人之星》也頗受他們的喜愛。那麼這群學生透過什麼管道看？大陸從九十七年推動大學建構網路系統以來，網路已然成為大陸年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些漫畫甚至在死忠粉絲的努力下，將原書逐頁掃描放在網上供同好閱讀，而從掃描內容來看，都是台灣的中譯本。
很多台灣人可能因此認為，大陸年輕人深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其實，精確來說，應該是台灣流行文化是大陸年輕人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因為大陸本地的流行文化也在發展中。
二○○一、二○○二年，朋友推薦的是王朔與石康。一九五八年出生的王朔其實已是老一輩的作家，他的作品《頑主》以同名翻拍成電影、《動物兇猛》則以《陽光燦爛的日子》為名翻拍，這兩部電影同樣觸及了青春成長題材。而王朔或以不驚人死不休、或以冷眼嘲諷的姿態出現，這使得他的作品始終有著一批批的年輕人閱讀。
王朔以小說成名於八○年代，而九○年代更以參與引起熱潮的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名噪一時。《動物兇猛》是王朔自傳式的小說，以軍區大院（有點類似台灣的眷村，不過，可能有所不同的是，軍隊有些宿舍本身就是一個大社區，社區內有醫院、商店等，已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元）為背景。如果說，《動物兇猛》有著強烈的個人色彩，那麼《頑主》則可說是北京大都市年輕人的寫照，他們有點想法、不願隨波逐流，但卻又找不到出口。電影《頑主》中，可以看到八○年代末期北京的景象──擁擠的公車、大馬路的塞車，與對前途充滿迷惘的年輕人。即便今天的八○後、九○後仍將王朔的作品視為青春經典之一。
石康是大陸重要的作家與編劇，二○○七年大陸極為轟動的電視劇《奮鬥》便是出自石康的小說，石康也擔任該劇的編劇。石康展露文壇，始自一九九九年開始的《晃晃悠悠》、《支離破碎》、《一塌糊塗》等「青春三部曲」。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一批批的個性化寫作現象開始出現，而這些作家多集中在北京與上海。
這種個性化寫作出現的重要原因是出版生態的轉變，最接近市場的發行商反過來主導出版的潮流，一些出版社甚至大張旗鼓集結碩博士，進行較細緻的出版策劃。此外，一些封面設計的工作室也陸續出現。
石康的青春三部曲被稱為「No小說」，按照出版社的文案：No小說，它不是你讀過的一本小說，它不講述「生活是什麼」的故事，它不用肯定的方式表達存在。因此，它能告訴你的，僅僅是作者無法確定的生活經驗。出版社的文案相當精確地點出石康作品的特色，《晃晃悠悠》中所說的，幾乎是作者個人在北京的大學生活，一種不知人生該往何處的青春歲月，躁動、悲傷、無聊各種情緒穿插其間，而北京地景則成為小說的舞台。
將自己的（或想像的）生活經驗透過文字呈現，是二○○○年前後個性化書寫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韓寒的《三重門》也在二○○○年出版並在暢銷排行榜連續十個月排第一。不過，韓寒作為「八○」後的重要現象在數年之後才發酵）。
在北京有石康，在上海，則是衛慧、安妮寶貝注3開始加入其中。這些作家在寫作第一本作品時，年紀大約不超過三十歲，而北京與上海在這些作家筆下，也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風格。石康的作品揭露了一個平淡無奇的大學生現實狀況，而衛慧的《上海寶貝》揭開了相當另類的上海敘事，毒品、性愛、派對、異國等元素穿插其中，這本書也因此成為禁書。
這本已被譯為多國文字的作品在中國有相當大的爭議，在西方的媒體評論中，有些將之視為中國次文化的興起，有些則將之視為女性自主意識的崛起（這也是衛慧的自我宣稱）。不過，這樣的觀點在大陸並未得到奧援，更多的看法是將之與商業化之下的文學操作進行分析。
相較於在《上海寶貝》出版之初引起的熱潮與高度爭議，另一位女性作家安妮寶貝的文字則是先在網路走紅，進而將之集結成冊出版。與《上海寶貝》相同的是，同樣以上海為背景，充滿異國情調以及都會情境下不安定的流離感，一般來說，安妮寶貝被視為小資們喜愛的典型作品之一。
□ 八○後登場
二○○四年，美國《時代》雜誌亞洲版對中國次文化進行報導，將作家韓寒、春樹、中國最年輕的駭客滿舟與搖滾樂手李揚列為八○後的代表人物，該期雜誌不僅用漢語拼音的linglei（另類）描述，還將他們與美國六○年代的「垮掉的一代」進行對比。這四人的共通特色，除了他們在不同的領域都享有一定的代表性之外，更在於他們被視為性格叛逆、在高中階段就輟學投入自己喜愛的事業中。不過，這四人僅剩韓寒與春樹仍持續在主流/另類的領域中持續創作。
在這裡，我們已然看到一個關鍵詞彙浮上枱面：八○後。近年來，八○後這個語彙與各種大陸社會現象連結在一起，諸如不能吃苦耐勞、愛消費……等。儘管很多人認為八○後現象只不過是媒體炒作，不過，如果放在大陸這幾年來不斷出現的「我們的五十年代」（這類書系從五十年代做到九十年代）、「閃開，讓我歌唱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訪談錄」等書籍。這類書籍除了建立集體記憶之外，這種代際的區分到底有何社會意義？一位一九六一年出生的大陸人所說的順口溜，提醒我個人與時代的關聯，他說他們這一代人「毛澤東手一揮，下鄉；鄧小平手一揮，下海；江澤民手一揮，下崗；於是一切回到解放前」。
八○後最重要的特徵，無疑是一九八○年代初開始嚴格實施的「一胎化」政策，在此政策之下，「小皇帝」、「小公主」的獨生子女開始出現。而這個年代也是改革開放的年代，八○後在物質上也比前一代更為豐裕。然而，因為是獨生子女，這些年輕人度過了孤寂的青春年代。第一批的八○後讀大學之際，恰逢大陸大學校園網路工程啟動的年代，緊接著，八○後們也開始遭遇市場化之後文化生產機制的轉變（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個性化寫作時代來臨）。
在新興的網路與傳統的文化生產機制改變之下，這些都成了八○後的表演平台。其中，有幾個事件是極為有趣的。第一個現象是二○○○年之後，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作家逐一浮上枱面之後，二○○五、二○○六年，批判八○後作家的專書、部落格文章開始出現。一時之間，關於八○後的論戰達到高峰。對八○後作家的批判中，八○後作家的商業化與庸俗化是主要的攻擊點之一。此外，也有人認為八○後高舉一種反叛的姿態，從學校老師、課程到大眾媒體無所不批判，展現出過於激烈的文風。就前者的批判來說，八○後其實大有代罪羔羊的味道。
事實上，市場化以來，原來的文學正典的形成過程就遭逢市場的挑戰。在中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是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獎項，獲得這些獎項的作家與作品，幾乎都能奠定一定的知名度，而其作品也被視為文學正典。不過，市場化之後，市場上的暢銷書成為另一種作家作品成名的機制，與文學獎由專家評選不同，讀者（消費者）成為最終的決定者。一些知名的八○後作家的成名，便是依賴這樣的文化生產機制。然而，將商業化與八○後作家畫上等號也不公平，因為市場化之後，其實許多八○後的前輩作家們也不斷地在嘗試針對市場的寫作。
八○後作家作品低俗的批判，是指部分八○後的作品中把個人隱私等大量曝光，這與八○後作家被認為是反叛的、叛逆的有直接關係。八○後的代表作家韓寒有一句名言：「我這輩子說得最讓人無從反駁的話，就是『被子不用疊，本來就是要攤開睡的』，然而這也是第一個被人反駁掉的。懂嘛，這就是規矩。我們之所以悲哀，是因為我們有太多規矩。」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是八○後作家們的共通特色。不過，反抗叛逆的姿態卻也有所差別，有些不滿體制，卻也依循主流意識型態的標準（例如標榜能力、財富等）生存；有些則鑽入社會的另一個角落，嘗試建立另類的文化。無論反抗叛逆的姿態為何，體制依舊存在，二○○七年許多位已成名的八○後作家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這個事件也被許多網友視為接受「招安」。
□ 青春文化一隅：網路世界
二○○六年，當時五十四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院研究員白燁，在個人部落格發表一篇《八○後的現狀與未來》的文章，該文章貼不久，當時二十四歲的韓寒便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文壇是個x，誰都別裝x》反擊。雙方在網上經歷數回攻防，眾多旁觀者也跳進加油助陣。最後，白燁關閉了自己的部落格。經歷這個事件，網民歸結出十條不與八○後論戰的理由，其中兩條是：上了年紀，千萬別和八○後戰，戰必敗；不懂網絡，沒有足夠多的粉絲，千萬別和八○後戰，戰必敗。
這個「戰爭啟示錄」指出了八○後另一個活躍的場域：網路。許多八○後認為自己是後現代的世代，他們不喜歡傳統，喜歡顛覆，周星馳的《大話西遊》是這個世代的經典之作。特別是《大話西遊》中，小說中有著正人君子形象的唐僧，在電影裡卻是一個囉唆到有些討人厭的和尚；孫悟空則成了英俊瀟灑的情聖。惡搞，成了八○後網民的實踐空間。二○○五年，七○年代出生的胡戈將導演陳凱歌的作品《無極》，以惡搞的方式改編成《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迅速在網上竄紅，各式各樣的惡搞形式也如火如荼地開始出現，紅色經典注6甚至也遭到惡搞。
接下來的經典中，「草泥馬」堪稱經典。草泥馬出現的背景在於二○○九年，大陸政府發起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的行動，大量網站因為「低俗」而被關閉，髒話更是遭到屏蔽。於是，網民不僅發明了「草泥馬」的髒話諧音字繞過屏蔽，更惡搞出草泥馬的起源、生存環境，甚至圖片。
接下來的發展，如同台灣網路上的「江西神木」不斷繁衍。繁衍的故事包括草泥馬生存在「馬勒戈壁」，為了生存，必須與「河蟹」（大陸官方宣傳「和諧社會」注7中「和諧」的諧音）競爭「臥草」。此外，網民還製作了《馬勒戈壁上的草泥馬》、《草泥馬之歌》等影片。草泥馬在網上引起網民相當熱烈的討論，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也寫了一篇《我是一隻草泥馬》抗議網路的言論管制，此外，八○後的年輕人不但加入網上草泥馬故事的建構，在廣州甚至有八○後年輕人將之實體化做成「馬勒」與「歌碧」兩隻玩偶販賣。
二○○九年似乎是網路社會的高潮，不但惡搞的形式歷經數年不斷，一個相當無厘頭的事件也在網路上發生。七月十六日，一句「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留言在短短五、六個小時內被多達三十九萬六百一十七名網友流覽，引來超過一•七萬個回應，並在接下來的一天時間內吸引了七百一十萬點擊和三十萬個回應。「賈君鵬事件」被認為是網路上的行為藝術、一次網路上的文化狂歡，而這一句無厘頭的話甚至也成為廣告用詞。
□ 語言鴻溝：官方話語VS.惡搞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是一個對網路高度管制的國度，以台灣的媒體為例，《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都無法顯示網頁、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無名小站、網址有gov的政府部門網站也都是無法進入。而大陸本地一些被認為言論有問題的網站和部落格，也時常遭到封鎖的命運。
大陸年輕人在網上的惡搞，自然也引起一番議論，就連一向嚴肅的《光明日報》也在二○○六年針對惡搞發表評論。在這篇評論中，也維持一貫的嚴肅論調，指出和諧社會的理念在於以人為本、民主法治意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然而，惡搞不顧他人感受，將快樂建立在別人身上，甚至社會主義的代表紅色經典也被惡搞。文章的最後，呼籲「作為中華文化的繼承人，我們應該積極行動起來，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自覺抵制網上『惡搞』之風，堅持文明辦網、文明上網，為建設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和諧網路文化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段結論很難不讓人想到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榮辱、和諧、文明之類的抽象語言是官方話語的特色。這段結論也讓我們看到官方話語與年輕人語言之間的鴻溝。
在這種鴻溝中，我們也可以想像年輕人想掙脫傳統價值、自主自立的心理，也不難想到前述韓寒以折棉被所做的比喻。在這樣的心理之下，青春題材的電影與電視劇，近年來在中國蔚為一條重要的文化風景線。在電影方面，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賈璋柯的《世界》、范冰冰與佟大為主演的《蘋果》、年輕導演金琛的《北京你好》，不約而同地以從外地到北京工作的快遞員、遊樂員的工作人員、按摩店的洗腳妹，乃至學院的博士生為背景。這些城市邊緣人群的青春與北京大城市的生活現實碰撞，一齣齣的喜劇、悲劇在此發生。
然而，青春也被消費主義塑造為脫離社會脈絡的影視內容。當青春題材浮現之際，《奮鬥》、《我的青春我做主》這兩部電視劇在大陸迅速走紅。我曾在課堂上討論這兩部電視劇，有些學生認為這兩部電視劇中的語言與心理狀態，和他們極為貼近。不過，也有學生提出批判，這兩部電視劇的背景都是在生存壓力極大的北京，然而，劇中人物卻總能輕易地住進豪宅，這與真實的社會情況脫節。一位來自農村的學生更提出他的精闢觀察：雖然大家總愛說八○後，不過，農村沒這個說法。
青春的苦澀、痛苦、成長，是鑲嵌在社會情境的脈絡下而出現的，關於青春的討論，亦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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