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與愛：一趟引導社會變革的世界紀實

名人推薦：彼得．聖吉(Peter Senge) 《第五項修練》作者權威推薦
「在這本罕見、價值極高的書中，亞當．卡漢為我們揭露出簡單但令人震撼的洞察：權力與愛是兩道影響我們個人與集體歷程的軸線。我們要不就熟練平衡權力與愛，否則就無法讓我們力求實現的深度、持久的變革成真。」

各界領導人士齊聲推薦
龔大中 | 台灣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創意總監
謝錦芳 | 中國時報副總編
劉安婷 | 為台灣而教創辦人
葉匡時 | 前交通部部長
楊志良 | 前衛生署署長
馮 燕 | 行政院政務委員
黑幼龍 | 台灣卡內基創辦人
黃益中 | 熱血公民教...

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控制、魯莽、濫用或是更慘。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控制、魯莽、濫用或是更慘。

Chapter 1
力的兩面Two Sides of Power

要解釋我對於力 (Power)「自我實現的動力」與愛 (Love)「合一的動力」，以及和社會變革之間的想法，首先就得從頭說起。

我在加拿大蒙特婁 (Montreal) 長大，大學時期在麥基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研究物理。1981年的夏天，正準備完成學士學位，剛好有機會去艾伯塔省班夫城 (Banff, Alberta) 參加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它的主題是關於世界人口與各種物品愈漸飽和、複雜，所衍生出對能源與環境的嚴峻挑戰。這場演講結束後，當下讓我決定轉換研究跑道──從物理科學轉向社會科學；接著學士完成後，我又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讀研究所，主修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碩士畢業後，二十多年的工作職涯就此展開，我的工作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曾在北美洲、歐洲、亞洲許多研究機構任職；同時也在舊金山的太平洋瓦斯與電力公司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企業規劃部門服務。

在我生命中，父親是影響我至深的人，他教導我凡事要認真努力的價值觀，無論做任何工作都必須全心投入，並且鼓勵我在人生路上要努力追尋自我、不斷力求自我成長。父親最喜歡跟我提起美國作家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的故事，梭羅在生命某個階段曾在華爾騰湖 (Walden Pond) 獨隱生活，即便他隱居山間也從未停止追求自我成長，且將內在的省思轉化在寫作上完成了《湖濱散記》(Walden) 著作，這部作品被譽為自然文學的經典之作，啟發過無數的讀者，也影響了日後的自然文學、科學家和環境學家。每當我回憶起與父親相處的點滴，就會想起年輕時期的自己，那時我野心蓬勃，滿懷企圖心想急於在這世界上有所貢獻。

生成性自我實現動力1

1988年，我27歲，從美國舊金山移居到英國倫敦，來到世界知名能源公司荷蘭皇家殼牌集團 (Royal Dutch Shell)。那時，我任職於全球策略部門，享受工作裡帶給我的權力，也見識到權力的各種真實面貌。有一次是發生在外交備忘錄上，「非洲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 政府再度重申，希望我們不要用英語稱呼“Ivory Coast”，而是要用法語“Côte d'Ivoire”來稱呼他們。」當時我樂於見到權力的展現。還有一次是接到一通打錯的電話，對方問我：「請問三億元的油款應該匯款到哪裡？」另一方面，我也欣賞與認同殼牌公司扮演著全球能源供給者的務實角色──公司每年投資上億元的資金進行研發工作，在地底下數千呎的地方採集石油，將焦油砂加熱用天然氣體冷卻來提煉石油。置身在全世界約一百多個據點的跨國集團裡，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就如滄海一粟，但我喜歡在這身軀龐大且重要的企業體之中──當一顆小螺絲釘的感覺。

在殼牌公司任職期間，我感受到世界正迅速在改變。那時美國資本主義正值巔峰，德國柏林圍牆剛瓦解，網際網路的榮景才剛開始展現；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轟動世界，他在文中斷言，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2；美國記者、新新聞主義之父湯姆．沃爾夫 (Tom Wolfe) 正在他的著作《宇宙主宰》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描述曼哈頓金融家的故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也正向世界宣布除了英美的自由經濟模式之外，「別無選擇」。主流文化充滿了整個社會，涵蓋在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國際、學術等各種層面，這股力量讓所有個體力量彼此交融競爭，同時也產出最好的結果。從我位於倫敦摩天大樓的辦公室窗戶望眼出去，似乎只要每一個人認真工作、善盡職責，致力於文明的競逐，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有發展、更繁榮。

回顧在殼牌公司以及在世界其他機構累積的工作經歷，讓我反思出一個觀點「啟動商業世界運轉的鑰匙，就是能夠在不同權力之間自由運作。」這與我在求學時期研究的物理領域，所體會到的「力」相當類似 (物理是研究物質結構、物質相互作用和運動規律的自然科學)。就我的觀察，商業界人士對於權力的理解，和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理解是相同的──「權力是自我實現的動力。」而商業運作的行為也似乎與美國神學家保羅．田力克 (Paul Tillich) 的觀點吻合：權力的正向根 (power’s generative root) ──「驅動所有事物的本體，會以越來越強、越漸廣闊的方式進行自我實現。」這股驅動力，從植物種子的生長便可看出端倪。各位看那些游擊園丁 (guerrilla gardener) 3，企圖將都市空地變成公園，偷偷摸摸撒下種子，讓花草從水泥細縫中長出來，這就是印證──「力」這股力量。

在殼牌公司，我看見自己自我實現的動力，同時也看見同仁們所展現的動力。大家在智能創意上競爭、成長；當時的部門主管艾瑞．德．格斯 (Arie de Geus) 所展現的動力就是體現在撰寫的著作上《企業活水》(The Living Company)。整個企業文化讓我更清楚看見公司持續激勵大家自我實現的力量的具體作為，這股驅動力促使我們與其他不同的企業進行合作，共同努力產出最具有競爭力的商業創意與成長。

從這些過程當中，我瞭解到權力更深入的一面，它具有正向力量 (generative side of power)，一種要「把事情做好」的普世力量；同時也表達出個人的企圖心 (purposefulness)、整體性 (wholeness)、能動性 (agency)。雖然權力是驅動個人自我實現的動力，它展現出的效能卻是遠超越我們自身。這股力量，就是我們在世界上貢獻自我的方式，也是開創社會新實境的途徑。倘若權力不存在，人類文明就無法演進，我們的世界便無法邁向創新。

接下來，我要說一個創造社會新實境的故事。1991年，我在殼牌擔任策略團隊的主管，負責構思公司在可能的社會政治與環境的脈絡下會面臨的不同情境 (scenarios)。當時南非一所左翼大學西開普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 的皮爾特．拉諾斯 (Pieter le Roux) 教授連絡上我，他想運用殼牌的作法來幫助南非的一群反對派領袖規劃策略，幫助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 (apartheid) 解除之後，能更順利上軌道。那時被囚禁二十七年的尼爾森．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才剛出獄，反對黨與少數白人掌握的政府才剛開始正式進行協商。我對拉諾斯教授的提案感到有興趣，也認為這個合作值得推動，加上我在殼牌的主管們也樂於配合；當年殼牌公司因為未撤離南非因此被杯葛了好幾年，這個合作的出現，正是與反對黨重建關係的絕佳契機。因此，該年的九月，我便從倫敦搭機飛往開普敦市 (Cape Town) 的蒙特佛利國際會議中心 (Mont Fleur Conference Center) 引導第一場的工作坊；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蒙特佛利情境規劃 (Mont Fleur Scenario Exercise) 4。

這場工作坊，參與成員的背景多元，我與許多政黨、貿易工會、社區組織、大學以及企業領袖會面之後，讓我莫名振奮的是每位參與者都展現強烈的企圖心，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的意念以及所處組織的理念，大家抱著真心希望解決南非所面臨的艱困挑戰；同時也深深體悟到，唯有全體同心協力才可能成功。白人企業家约翰．利本伯格 (Johann Liebenberg) 後來回憶這場經歷，讓他感到欣喜又訝異的是，他與過去曾為政敵的黑人領袖居然能夠展開對話：「這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體驗，特別是他們的態度居然如此開放。這些人並沒有直接說：『聽著，等到我們掌權之後，這事就這樣辦吧。』反而他們願意說：『嗯！這到底該怎麼做？讓我們來好好討論吧！』」能夠參與這個重要的社會變革過程，讓我感到無比振奮。

我在這次工作坊的所見所聞，以及過程中見證南非在這段非凡的轉變中得到的學習，徹底改變我對這個世界的觀點，讓我看見更多的可能性──「即使眼前面對的是一個最複雜、最衝突、最挑戰的情況，這些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聚集在一塊，還是可以集體發揮他們的權力，來改變當下的系統，並且讓這個系統動力運作的更好。」這股充滿正向的力量 (generative power) 給予我極大的啟發。

這個親身經歷也讓我更認識自己，以及發現自己的潛能與使命──就是透過協助這類的專業團隊來改變世界。後來，我從殼牌公司辭職，1993年移居南非。直至今日我就一直在此工作、生活，也不時在世界各地移動，持續推動社會變革的工作。


毀滅性的權力5

回想有一次我在辦公室裡工作，那時太陽眼鏡就放在我的襯衫口袋裡。後來我離開座位去暗櫃裡拿東西，正當我彎下腰要撿起地板上的東西，聽見某樣東西掉落在地板上，但我不知是從何處發出的聲響。我回到座位上後，這不明物體掉落的聲音並沒有存留在我的腦海裡，我還是繼續進行手上的工作。直到最後，要從襯衫口袋拿出太陽眼鏡時才發現已經找不到了；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之前那不明物體掉落的聲響，應該就是太陽眼鏡從口袋掉出來的聲音。這件事似乎點醒了我──在每天的生活裡都會發生一些小狀況往往被我們忽略，就像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若是我們有意識地去覺察或留意周遭環境，細微的變化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創造。

我離開殼牌後，開始為社會變革團隊擔任引導者的第一年，就一直聽到內心有個呼喚──那是第二種力量的聲音，但我卻不知從何處去詮釋它。當時在蒙特佛利工作坊所發生的一切，我自己的解讀是，當時這個團隊思考到，身為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如果要更有效推動這些事務，應該要彼此合作，而不是相互對抗。當時的團隊，運用情境規劃建構出對國家可能發展出的四大未來劇本，它是以四種鳥的圖像來發展：

《紅鶴飛翔》(Flight of the Flamingos)：象徵大家慢慢一起向上提升的新社會
希臘神話《伊卡洛斯》(Icarus)：象徵一下子就想飛的又高又快卻可能自毀的新政府
《跛鴨》(Lame Duck)：象徵被綁手綁腳，無法過度使力的新上任黑人政府
《鴕鳥》(Ostrich)：象徵拒絶與反對黨談判的白人政府

但是後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意見領袖之一帕洛．喬丹 (Pallo Jordan) 在政黨會議中聽到這些情境時，卻覺得這樣的思維在當時南非那種具有權力暴力動態的情況下，顯得過度天真。「這些跛鴨和紅鶴到底是什麼？」他無法置信地問。「在這裡唯一可談的就是老鷹和麻雀吧！」他下了結論。

喬丹和我對於權力的看法有點相左，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我來自一個和平且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1991年才首次接觸南非的情勢；在前一年，這充滿希望的銜接與協商關係才剛展開。回首1970與1980年代，南非經歷多年的暴力衝突，執政黨與反對者抗爭不斷。喬丹是黑人，在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下長大，從小到大是二等公民。他在過去數十年來，因投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務而被驅逐海外；面對才剛回到祖國就直接投入這些艱困的協商，對那些必須抗爭才能得到權力的人來說，就權力的理解且賦予的意義是非常不同。

此刻，我終於知道內心「聽到」的那股第二種力量的聲音是什麼，就是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向權力 (generative side of power)：是賦力 (power to) ──意指田力克所指的驅動自我實現 (drive to self-realization) 的那一面 (加分面向)。另一面是負向權力：是「控制」(power over)──意指壓抑或竊取其他人自我實現的力量的那一面。田力克看見了這兩面「權力是透過力量 (force) 與強迫 (compulsion) 來呈現。權力並非兩者擇其一的選項，反倒是一種存在，且象徵了藉由克服不存在來證明權力的存在。權力使用並且濫用強迫來克服這威脅，來展現自我。但是它不是屬於這個面向，或另一個面向。」「控制」是濫用力量與強迫的作法，是為了壓迫、抑制或支配另一方。

我的妻子桃樂絲．博薩克 (Dorothy Boesak) 和喬丹一樣也是黑人，都在南非長大；他們都是多年投入抗爭種族隔離制度的社運人士。後來我們一起去瓜地馬拉，她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我忽略的。當地原住民的處境讓她聯想到南非黑人的處境──人們根本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不但藐視甚至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其實就體現出最極端「控制」的展現。

大家對於權力最普遍的理解，就是「控制」。紐約大學政治與社會學教授史帝芬．路克斯 (Stephen Lukes) 在1974年的經典著作《權力：基進觀點》(Power: A Radical View) 提出權力與支配並論的見解。但是三十年後，他再版這本書修改原先的論述：「『關於權力是指A控制B，也就是A以違反B利益的方式去影響B』──這是不正確的……支配的權利，它只是權力的一種表現。」因此，「控制」也只是助長性權力 (power-to) 的一種形式。

毀滅性的控制 (degenerative power-over) 其實源自於生成性 (generative power-to) 的力量。當我想要行使賦權的力量，就如同我感覺到自己正抵觸同時也想要發揮控制力量的你。如果在這場對立狀況下，我的力量強過於你，我就可以開始控制你；這就助長我想要自我實現的企圖心，並且會輕易地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我實現的價值是高於他人且更有資格去實踐；即便這會妨礙到他人的自我實現，我還是會理直氣壯地繼續向前。

南非有許多白人認為個人的自我實現價值是遠高於其他人，導致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族隔離制度，且讓他們的行為合理化。在我們所共存的社會，不論是在跨種族、民族、社會階層或性別裡，都會看見類似的動態。所以外表誘人的「賦力式」力量，就像我們在恐怖電影裡看到的情節，主角會變身成醜陋的另一面，就如同「控制狂」般。

當我在南非清楚觀察到權力的兩個面向之後，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覺察力提升也就更能輕易地辨識它們。離開殼牌公司之後，我到德州休士頓為一些公司與商業組織提供顧問諮詢的服務。我發現休士頓的商業文化很有趣而且特別。這裡的商人幾乎是無拘無束地熱衷獨立，不按常規的創業精神以發展自我「助長力量」的企圖心。在我認識的一些土地開發商，它們旗下公司名都很特別──「約翰．史密斯利益 (John Smith Interests)」公司。據我所知，用個人名字當公司名的意圖，就是要推動和展現個人的利益與力量。

相對地，這些企業家也熱衷支持自發性的慈善活動與公民活動，他們比我在其他地方認識的人士都更清楚如何推動當地社會實境的演進。1940年，休士頓當時只是美國第二十一大城市，到了1990年，歷經數十年後已邁向成為全美第四大城。這個城市的成長並非意外，它是靠著群眾的企圖心與決策推展而成，全民也展現出當責態度，持續繼續推動公共服務。這件事讓我觀察到，休士頓的商人，將個人的自我實現的動力與集體的自我實現做了最完美的整合。

在這個社區裡，最具代表「助長性權力」的人物就是肯恩．雷 (Ken Lay)，他是安隆 (Enron) 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這是市值上千億的天然氣、電力與電信的公司。安隆曾連續六年獲選《財富》(Fortune) 雜誌評為「全美最具創新的公司」，雷也是公認的創業天才。在殼牌，自許為優秀策略家的年輕員工都崇拜安隆交易的能力。安隆是休士頓最大的僱主及贊助者之一，贊助市中心一棟新落成、極受廣眾歡迎的體育館。當雷拜訪我們在休士頓的工作坊時，其他企業領袖視他的到來就如上帝一般；雷像是象徵自由經濟體制下，具備「助長性權力」的表徵，擁有可以同時創造私人與公共財的特質。

2001年，我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機構(Aspen Institute)主持一場阿斯彭領袖對話 (Aspen Leaders’ Dialogue)。參與者包括來自國際企業、政府、商會、非營利事業單位的領導者，大家相爭想要認識的人物就是雷。只是當時的社會，就已經有許多關於安隆不當作法的謠言滿天飛，其中最主要的指控，就是該公司涉及非法操作加州的電力市場，加州州政府的檢察長比爾．洛克耶 (Bill Lockyer) 正要起訴雷。

那場會議，雷參與的方式很奇特。他任意遊走不同的議程，這是大家在會議前有共識不能這樣做而且也沒有人這樣做，但他似乎覺得自己可以與眾不同。在議程裡，大家最後同意應該強制企業社會責任而非自發性遵守，他卻是唯一持反對意見的人。他唯一熱情參與討論的──就是敘述檢察長如何威脅他說：「我很想要親自帶雷去8x10規格的牢房，讓他可以和身上有刺青的獄友當室友，而且室友會對他說：『我叫史派克，小甜心』。」

在會議中，唯一想反駁雷說法的是一位商會代表。其他人都很明顯地順從雷的看法。當時我心暗想，如果雷這麼強大這麼富裕被大家推崇是理所當然的，若是我對他很有禮貌的話，說不定他也會對我很慷慨呢！

後來阿斯彭會議一年過後，安隆宣告破產；而且五年後，雷因著十項串謀與詐欺罪行被起訴。公司就此倒閉，導致投資人超過六百億美元和六千名員工的工作瞬間蒸發，也導致負責稽核該公司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 (Arthur Andersen) 宣告破產。

從安隆事件中讓我反思，如果不道德的事情你假裝看不見，就會很容易把自己的長才用錯地方；反而將創意、商業頭腦、提升獲利的能力轉嫁到強化個人權力的面向上；而且假裝自己身處在這片沃土就如未受規範的「空地」(terry nullius)。但是雷和他的安隆同仁並不是置身在這種虛無的世界，當他們欺騙幾百萬人時，也就直接傷害了這群人；相對地，卻強化自我不道德力量的權益。雷如此藐視政府規條的行徑，就如同無視於我們會議裡明示的基本規則 (而且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制定)，也就更無視於龐大系統底下的美國法律。雷的行為具體地顯現出他那不一致、具有毀滅力的控制慾。

安隆高階主管如此不負責任的使用控制力，為2008年全球經濟崩盤埋下伏筆。商業記者馬克．海恩斯 (Mark Haines) 在危機爆發時曾困惑表示：「我們一向假設個人追求自己的最佳利益時，一定也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好的利益。此時此刻，這樣的想法似乎必須重新再做思考。」二十年前，我在倫敦工作時的認知──如果一個系統裡，部分成員努力為自我強化權力，到最後整個系統肯定會因此受益；當時的認知放在此時卻顯得不完整且不適當。然而，我深信還有其他經驗是可以讓我現在對毀滅性權力有更清楚的理解。

歷經蒙特佛利情境規劃之後，我開始在不同國家投身不同的艱困挑戰，控制力顯現在諸多不公義、不平等的議題上。加拿大曾經也克服過許多類似的挑戰，成長於加拿大的我，自認為處理這方面議題有一定的信心。2003年，當我回到加拿大安大略渥太華法務部的會議室開會時，會議內容讓我頗為震撼。會議中，是一群來自政府、企業和原住民組織 (本地人或第一民族) 的成員，分享他們與加拿大原住民互動的真實狀況。

我們沿著會議桌輪流發言，聆聽每個人訴說著個人故事。關於這些多為貧困、上癮、自殺的悲慘故事，他們是如何遭到「善意」的政府和教會數十年的濫用與欺負；以及開採石油、天然資源所引發的衝突；上千件土地與協議的爭議等等。很明顯地，我的國家並沒有真正克服這些挑戰。我的同事烏舒拉．維爾絲提真 (Ursula Versteegen) 就說：「我們最重要的學習，不僅是從全新的觀點看見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是看見我們自己──在創造社會新實境時扮演的角色，以全新的角度看見這一切。於是乎，學習本身也就更為重要。」那一天，我看見自己處在一個正進行慘烈權力鬥爭的社會情境裡。

置身在加拿大的情境中，有許多人抱持一種心智模式──認為原住民必須要「被開發」。這種心態植入在加拿大政策裡，從1850年代開始，政府硬性地將孩子從父母親身邊帶走，帶進教會或州政府經營的住宿學校，這是一種幾近侵略式的同化政策。北美洲的住宿學校創辦人之一，曾形容他當時的作法就如「殺死印地安人，拯救這個人。7」這樣的政策，讓住宿學校的經營帶來許多後遺症，包括學員肢體、情緒、性與文化暴力的問題。1998年，加拿大最後一所住宿學校關閉時，這種控制原住民的模式早已被複製化，影響一代又一代。

這場渥太華會議之後，我和幾位同事開始與一個全國政府和原住民領袖團隊合作，試圖找出一些新作法希望可以化解僵局。我們選擇的切入點是原住民高中生超高的自殺率，它已超出加拿大人的五倍。但是經過四年持續的投入與努力，似乎是沒有任何進展；過程裡一直遇到各種大小的障礙，甚至在與原住民規劃的會議中心與工作人員溝通時都非常受挫。後來，我跟一位從事社會運動的好友麥克．格羅布特 (Michel Gelobter) 抱怨這件事，他反而指責我：「被壓抑的社區出現嚴重功能失調問題這件事，為什麼會讓你這麼驚訝？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先找出並解決這些失調的問題，因為這些事會不斷削弱社區自我療癒的能力，反而持續強化了壓迫。」這種控制的作法，所帶來的毀滅性衝擊真的非同小可。

同時我也注意到在我們這個小小團隊裡，也逐漸形成一種停滯的狀態，跟我們想要改變的狀況很接近。政府官員想要保有主控權，想要「修理」原住民的問題；但原住民領袖不想被控制，不想被解決，也不想被任何人開發。

擔任諮詢顧問的我們，必須保持冷靜將自身從這紛爭中抽離。我們都各自擁有不同的角色、權力、自我實現的進程，本質上沒有改變，但也不曾有過真正的交集。這突顯了在我們想要化解的挑戰上根本毫無進展；只有在後來這些角色與權力結構被迫要重組，計劃的負責單位轉至當地的原住民社區之後，這個計劃才開始有了進展。

置身在加拿大，就如同在南非與休士頓。我發現相較於「控制性權力」(power-over) 的那股力量，我反而越來越能探查出「助長力量」的那一面，因為與我成長的經驗比較有共鳴。後來在2004年，我嚐到了權力被牽制的滋味。我和倫敦的夥伴札伊德．哈山 (Zaid Hassan) 受邀到密西根，為一群少數民族社運人士引導一場工作坊，幫助他們重新思考如何在美國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在大幅度限制反歧視行動之後規劃出種族平等的策略。

會議還沒開始我就有點緊張。札伊德是回教徒而我是猶太人，在飛機上他給我看了一篇社會運動刊物的報導，該報導指出美國有多少新保守派人士是猶太人。他也給我看了一封寫給編輯的投書並表示這個論點相當有爭議，不過他覺得這個資訊是有幫助且相當公正。後來我們的話題，討論到整體的回教徒與猶太教徒的衝突時，雙方的關係突然開始進入緊繃狀態；眼看再不久就要開始進入工作坊，我們暫時停止爭辯。

下飛機之後，帶著這份未解的緊張情緒來到工作坊，活動一開始雙方就有點尷尬，越到後面狀況越嚴重，甚至也影響到工作坊的進行。當時的議題是參與成員為著美國人權運動的挫敗覺得很受挫，對於他們現有的策略效果不彰也感到非常失望。這樣的結果，連帶影響到引導者的角色，他們不認為我的會議引導搭配白人和外國同事具有任何說服力，針對帶領的流程也不甚滿意。會議室裡瀰漫著赤裸的權力之爭，最後我察覺出來成員們不希望我參與這場工作坊，這讓我感到萬分羞愧於是放棄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讓小組們自行進行。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恐怖的夢。一群幫派很殘酷地欺負我──擠壓、推擠、打我，但我就是無法逃走。後來我感到無比絕望，拉開手榴彈把自己和大家都炸掉，然後我變成一個人體炸彈。在這個惡夢裡面，我感受到被控制時那種恐怖、無力的感覺。

時間推展到2008年，這些累積的經驗讓我對於力與愛之間的動態關係，有了更多的理解。此時我又接觸到原住民的問題，澳洲原住民領袖派翠克．多德森 (Patrick Dodson) 邀請我到墨爾本。多德森數十年來投入許多的抗爭，包括動員、協商、祈福、訴訟等，都是為了幫助他的人民化解他們面對的挑戰，其中最知名的成就是──他想要讓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澳洲人和解而努力。他知道要化解這些挑戰並不容易，所以對於我在加拿大參與的行動沒有太多進展，這個結果他並不意外。

多德森希望我可以規劃他和澳洲軍隊前任司令官約翰．桑德森 (John Sanderson) 的會議。他們想要撰寫一套全新的協議(包括憲法修正案)，在澳洲開拓者220年，以及最高法院否決「無主土地」論述的15年之後，讓這兩種人成為對等的關係。

會議開始的前一晚，我經過一個戶外電影院觀賞了兩部紀錄片。第一部是《白色星球》(The White Planet)，關於北極野生物種受到地球暖化影響的影片。第二部則是《Kanyini》8關於澳洲原住民領袖鮑伯．朗德爾 (Bob Randall) 的故事。他是屬於失竊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 9，從小就被政府從他的家裡帶走(和許多加拿大小孩一樣)。在這部電影中，朗德爾認為原住民的危機來自於他們被剝奪四種對生存極度重要的層面：信仰或法律、自身的土地或國家、自身的靈性、自身的家庭。電影中揭諸了「生命的目的是參與所有事物」、「你奪走了我，我與外界連結的Kanyini我就什麼都不是，我就死了。」這突然讓我聯想到朗德爾的渴望，以及田力克所說的「愛」相同──「分裂的個體想要合一的動力。」

這兩部電影對照之下，我看見當我們在沒有愛的情況下使用權力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在世界各地摧毀了原住民的社會，也一股腦兒地摧毀非常倚賴的自然生態；這都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已經失去連結，也與地球失去連結。環保人士茱莉亞．柏特弗萊．希爾 (Julia Butterfly Hill) 在形容她與社運人士范．瓊斯 (Van Jones) 與連結不深的夥伴關係時說：「我認為我們並沒有與這個星球分離，」范．瓊斯認為我們需要激勵所有的人。我們都想要看到這些論點是如何結合在一起。我們發現深層之處都有一種可拋式的思維──也就是你有可被拋棄的人們，以及可被拋棄的星球。如果我們推開或放棄彼此之間的連結，拋開我們的洞察、我們的敏感、我們的愛……，那麼這些我們不受約束的權力，所帶來的悲傷、恐怖、痛苦就會永無止盡。

我們可以感受到沒有愛的時候，會如何產生出這種毀滅性的權力──因為在很多背景與框架中，權力支配著愛。我們在家庭、組織、社區、國家和國際事務中，都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狀況。多德森告訴我一個有關麥可．朗 (Michael Long) 的故事，他是一位受歡迎的澳洲原住民運動員；他從墨爾本徒步走到坎培拉，目的就是希望讓更多人注意到他人民所處的困境。朗與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 (John Howard) 會面時，曾焦慮地問他：「你對我的人民的愛在哪裡？」我們都感受到沒有愛時的焦慮感。

愛讓權力滋長

根據這些經驗，讓我對於權力本身，以及力與愛的關係有了這樣的理解──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拘束、魯莽、濫用或是更慘。

譯注1：生成性的自我實現動力為Generative Power。
譯注2：1989年初，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 1992年出版了評述和爭議延續至今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所謂的「歷史」，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過往事件」，而是指「人類活動洪流中體現的有意義的秩序」。
譯注3：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和日本等國都有「游擊園丁」的蹤影。「游擊園丁」一詞可追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社會上開始有人未經許可，於荒廢的地上、花槽、安全島耕種。由於很多園丁都在月黑風高時躡手躡腳種植，或在警方和當局派人到來時作鳥獸散，然後又靜悄悄回轉，此情形便有如打游擊。
譯注4：蒙特佛利情境規劃 (Mont Fleur Scenario Exercise)。當時是以南非左派激進份子為主要成員的團體創作殼牌石油公司的情境規劃。它是一種整理未來可能變化趨勢的方法，針對未來可能突然轉變的狀況擬定成幾種未來情境，協助重塑公司決策者的心智模式的一種企業策略規劃工具。詳實內容請見附錄二「關於轉化型情境規劃」。
譯注5：毀滅性的權力為Degenerative Power。
譯注6：資料來源：Adam Kahane, Transformative Scenario Planning: Working Together to Change the Future, Berrett-Koehler, 2012.
譯注7：全國慈善與矯治會議報告，重新刊登於《美國印地安人的美國化：「印地安之友」》於1880-1900年間之文章, p.260-p.271。
譯註8：「Kanyini」為澳洲原住民語言，意指無條件的愛與責任。人權提倡者鮑伯．藍道爾 (Bob Randall) 的得獎作品《Kanyini》。
譯注9：失竊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意指澳洲白人政府約於1869年至1970年 間實行的「同化政策」所影響的一代，當年澳洲政府認為原住民「低賤無知」，因此強行把十萬名原住民兒童送到白人家庭或政府機構，以期達到「白化」原住民的效果。但許多白人家庭經常虐打、甚至性侵害原住民小孩，迫使他們忘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剝奪其受教育的機會，使大部份的原住民孩童身心受創，難以復原。
前總理約翰．霍華德 (John Howard) 執政的十一年間，始終拒絕道歉。直到2008年2月13日早晨，澳洲新任總理陸克文 (Kevin Michael Rudd) 在國會殿堂上，連三聲對著因為失竊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 政策而受苦的原住民道歉。在各國逐漸重視人權的歷史浪潮裡，意義非凡；也顯示澳洲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控制、魯莽、濫用或是更慘。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控制、魯莽、濫用或是更慘。

Chapter 1
力的兩面Two Sides of Power

要解釋我對於力 (Power)「自我實現的動力」與愛 (L...

致全球華文讀者的一封信
《力與愛》這本書我花了多年的時間才書寫完成，我將過去試圖促進社會變革過程中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分享給讀者。「Berrett-Koehler」公司在2010年出版英文版之後，六年間各國語言的翻譯也陸續推出──德文、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土耳其文、泰文、 韓文、日文、中文，以及印度、南非的英文版。
我也花了數月時間，在全球各地針對《力與愛》發表超過百次以上的談話，如學習型組織、組織發展學會、創客中心、大學系列講座、各類專業團體……等；透過各領域的對話與各國不同領域人士的親身互動下，讓我更清楚看見力與愛在這充滿變化的動態關係中的精髓。
我認為力與愛貼切地形容出一個社會實境的基本結構。若是我們瞭解所有社會的型態，無論是個人、團體、社區、組織、社會都是子整體 (holon) ──本身為整體，卻也是更大整體裡的一部分。比方說，我是個體裡的整體，同時是我的家庭的一部分。而我的家庭是我們的社區的一份子……以此類推。所有的社會體本身就是一個整體，也是其他整體的一部分。
書中所定義的「權力」是依循美國神學家保羅．田力克 (Paul Tillich) 的觀點，為「驅動自我實現的動力」，而愛則是「將分離的區塊結合起來的動力」。用整體的概念來說，「力」是所有整體想要自我實現、表達整體性的動力；「愛」則是每個整體想要與其他整體結合、表達自己是其一部分的動力。這個定義也讓我們看出，若是只想要單一的力或愛來推動社會變革是毫無意義；就如同只想單靠吐氣或吸氣來呼吸。本書的核心觀點──就是想要促進有生成力的社會變革，就必須同時運用力與愛。
我有點好奇亞洲的讀者，對於我採取田力克基督教的哲思所架構出的觀點，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理解。我帶著這樣的覺察到了亞洲，面對在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香港的演講後問答時段，都會特別注意大家的回應。在這些不同國家，我意識到驅動著整體和分開的個體這兩股動力之間一直存在的張力，在這裡是特別明顯。我回想起，東京有位參與者，從他異於傳統的穿著看起來外觀上似乎想要表達自我、自我實現 (他個人的整體)，但他的發言充滿著焦慮，因為他五歲的兒子有天從學校回家對他說：「爸爸，如果我不學會和大家打成一片 (也就是成為這個社會的整體的一部分，表達我是這整體的一部分)，那麼我就會死掉。」處在不同文化中，我切身感受到整體與個體之間的拉距。我在曼谷與新加坡的許多對話場合，主要也都是著重在如何從個人的權力與自由，以及國家的和諧與團結之中找到平衡。
我在書中，也採用以物理和數學的角度透過精確的邏輯推理來闡釋「力與愛」，希望能夠多提供一種創新思考──這如此重要且普及常見，卻在許多不同且令人混亂的方式中，讓大家能夠更意識到「力與愛」的存在。部份讀者可能會認為我的想法是誤導的比喻，就像是將交派的任務與關係拿來做比較；或是父母與兒女互動之間的比喻。我曾聽到最受用的說法是──將力與愛比喻成「陽剛與溫柔」或是太極的「陰與陽」。
即便是各式各樣的說法，我都尊重接納 ，因為這代表著「力與愛」猶如有機體，會隨著基於在不同文化的光譜中顯現出各種真實面貌。這份豐富的內涵更是體現出──「力與愛」有著全世界社會實境的基本特質，這是我親身走訪全世界五十多國，經過二十多年在面對各種複雜議題時不論是大或小的社會變革與社會運動中，反芻過後的第一手觀察、實踐與反思。
《力與愛》出版至今我更堅信一件事──凡是有心想要瞭解、推動社會變革的人士或社群、組織與國家，都會需要這股「力與愛」的力量；它不僅交織著全球的在地智慧，同時也融滲著在地的困境與生機。
我深感榮幸這本書能夠在台灣問世，我也特別感謝朝邦文教基金會引進版權且願意投入心力將這本書介紹給中文的讀者；期待您們也帶著「力與愛」開創屬於自己的社會變革之路！


力與愛──社會力的陰陽兩面
吳咨杏
國際引導者協會認證專業引導師及審核員
朝邦文教基金會執行長IAF-CPF
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北非突尼西亞的公民團體「全國對話四方集團」(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這個消息對於從事對話引導、提倡公民參與、促成社會正向改變的我們(夥伴)不啻是一大鼓勵。在這個時間點出版繁體中文版《力與愛》也顯得特別有意義。
全球各地每日都有複雜的社會問題在發生，發起戰爭是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但是把問題埋葬起來，高呼「只要和平」也是無法解決問題。《力與愛》這本書介紹我們一種新的變革理論與方法。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曾說：「讓二十一世紀成為和平對話的時代。」本書作者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以社會變革引導者的身份，使用「情境劇本分析法」的策略規劃工具，引導對話並促成許多棘手複雜的社會變革。他周旋於世界五十多個國家，協助過各國政府、企業、社團來解決棘手的社會、 政治、經濟等問題。這些變革都是在長期對話中進行的。他就是和平對話的實踐者。
本書中，作者依循美國神學家田力克 (Paul Tillich) 的觀點，定義權力為「驅動自我實現的動力」，而愛則是「將分離的區塊結合起來的動力」；也同等於權力是自我實現的力量，愛是 合一的力量。而力與愛各都有兩面──生成性與毀滅性。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對於「力與愛」也給予最佳詮釋：「沒有愛的權力是粗魯，暴力的；沒有權力的愛是善感且無力的。」想要創造可持久的變革，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善用兩種驅動力──力與愛。當力與愛不平衡時， 我們可能會跌倒、 跌跌撞撞；唯有不斷覺察力與愛的存在，並意識到我們內在的力與愛的存在，自我平衡和練習在兩者之間移動才能順暢的行走──變革才能永續。就如同陰與陽融合且流動，這就是自我學習走路的三步驟。
書中談到變革需要創造一個空間容器，讓我們可以在其中強化一起走的又快又遠的能力。在《對話力：化衝突為合作的神奇力量》(Dialogue: Transforming Conflict into Cooperation) 一書中，作者提到對話的三大要素：「平等待人、同理傾聽、浮現假設」正可以撐起這個容器。這三要素似乎都是源自於「愛的動力」一種想要去了解對方，與他人連結的合一力量。而對話的環境中，每個人都有申述自己主張的自由──即是「力的表現」就是完成自我實踐的動力。
作者在書中坦露出真誠的省思，在他從事社會變革的歲月中所觀察到的成功與不成功的案例， 其中「力與愛」在團隊的運作，甚至能做為引導者其個人如何展現的「力與愛」。身為團隊引導師，作者的反思都是我在引導團體參與式多元對話的借鏡。
朝邦文教基金會的宗旨即是「推動對話力．促進社會正向改變」。近年來，有幸參與不同類型的社會政策白皮書的引導， 如「高齡社會政策白皮書」、「基隆教育政策白皮書」、「台灣農業大未來的願景共識」等初步會議。傳統上，政策的擬定都是藉由長官主持會議，或是公文旅行的方式進行。然而，這些政策的利益相關者，包括了產官學研者以及人民都是採用創新的溝通方法，如開放空間會議 (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 釋放了利益相關者的「力」──為自己關心的議題負起責任，一種完成自我實現的動力。而在自我實現的自由空間中，又有一股「愛」 (合一的力量) ──共同邁向理想願景的渴望。我們欣見公部門在決策過程中，採用創新的對話流程，邀請多元參與者且聆聽多元意見，而後產生較完善的解決方案。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且費時，但是當共識產生時，執行的力量便油然而生；也就是力與愛得到平衡的時刻，得以讓我們邁步向前走！
一般讀者初次看見書名《力與愛── 一趟引導社會變革的世界紀實》，難免會有陌生感，書中提及的案例發生在南非、 印度、以色列等地都是離台灣的現況有距離。所以我們特別補充──台灣版力與愛的實踐故事與反思之道，作者群九位來自國內外分享親身經驗。如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教授、行政院政務委員馮燕教授：實際參與公部門政策制定的經驗；成功大學通識中心方雅慧助理教授：協助組織透過多元利益關係人參與強化社會變革能量實例；橫山論壇陳文堂創辦人：城鄉發展的力與愛的反思之道；光原社會企業李志強共同創辦人：讓群體智慧的匯集與連結開創社會變革……等。
如此重量級的台灣實踐版，除了幫助讀者更能貼近文本之外，也希望讀者們能意識到「力與愛」不只存在國際間的國家議題，它 同時也普遍存在所有社會結構中──家庭、組織、社區中。我們希望透過本書，協助讀者更有意識地察覺到自己內在的力與愛，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 (家庭、組織、社會、國家) 互動時，讓力與愛達成平衡狀態，使兩股動力彼此融合為一，兩方賦予力量才能達至彼此自我實現。讓力與愛，陪著我們走向理想的社會！
2016新春之際，我們慶賀新書誕生。同時也感謝譯者陳淑婷小姐、審校群張桂芬國際引導師、方雅慧成大助理教授，以及韓世寧董事在回台期間協助最後審校工作；有他們細心與專業的投入才有高品質的譯稿。另外，也謝謝專案編輯吳穎安小姐、視覺設計吳念澄小姐、羅凱維先生，讓繁體中文版呈現與原文書完全不同的風貌。
期待力與愛的正向力量能夠在台灣綻放，帶領讀者走向創造社會新實境的改變之路！

致全球華文讀者的一封信
《力與愛》這本書我花了多年的時間才書寫完成，我將過去試圖促進社會變革過程中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分享給讀者。「Berrett-Koehler」公司在2010年出版英文版之後，六年間各國語言的翻譯也陸續推出──德文、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土耳其文、泰文、 韓文、日文、中文，以及印度、南非的英文版。
我也花了數月時間，在全球各地針對《力與愛》發表超過百次以上的談話，如學習型組織、組織發展學會、創客中心、大學系列講座、各類專業團體……等；透過各領域的對話與各國不同領域人士的親身互動下，讓我...

作者序
出版序

寫在起步之前 Preface
起心動念
超越抗爭與求和

Chapter 1 力的兩面 The Two Sides of Power
Chapter 2 愛的兩面 The Two Sides of Love
Chapter 3 力與愛的困境 The Dilemma of Power and Love
Chapter 4 跌倒 Falling
Chapter 5 跌跌撞撞 Stumbling
Chapter 6 行走 Walking
結語 領導就是向前走 To Lead Means To Step Forward

想像台灣 Imagine Taiwan
台灣POWER AND LOVE反思之路
台灣POWER AND LOVE

國外推薦佳評如潮

附錄 Appendix
附錄一 關於開放空間會議
附錄二 關於轉化型情境規劃
附錄三 關於里奧斯公司
附錄四 關於財團法人朝邦文教基金會
附錄五 引用書目

作者序
出版序

寫在起步之前 Preface
起心動念
超越抗爭與求和

Chapter 1 力的兩面 The Two Sides of Power
Chapter 2 愛的兩面 The Two Sides of Love
Chapter 3 力與愛的困境 The Dilemma of Power and Love
Chapter 4 跌倒 Falling
Chapter 5 跌跌撞撞 Stumbling
Chapter 6 行走 Walking
結語 領導就是向前走 To Lead Means To Step Forward

想像台灣 Imagine Taiwan
台灣POWER AND LOVE反思之路
台灣POWER AND LOVE

國外推薦佳評如潮

附錄 Appendix
附錄一 關於開放空間會議
附錄二 關於轉化型情境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