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大出版中心20...

導言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臺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有許多角度可用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兩千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能統治這個史無前例的廣大帝國近三百年之久，是由於清朝在其全盛時期發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與溝通體系。而能同時養活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則是因為其生產力水準不僅遠超過之前中國的任何朝代，其經濟管理的體制可能也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比，然而其活躍兼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與四、五十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1950與19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循環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五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五百多年的歷史，以1842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兩百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一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劃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而在臺灣，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國民黨政權也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分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劃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只從鴉片戰爭開始。

在19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此為當時尚為研究生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於1965年在耶魯大學創辦的期刊，這份實屬學會通訊的刊物顯明地以「清史問題」（Ch’ing-shih wen-t’i）為名。而在中國，難能可貴的《清史研究》在約二十五年後的1991 年方開始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出版。

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之演進主要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惟此情況並不限於美國。首先是轉向1970年代與1980年代緩慢成長的社會史。這個轉向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由法國歷史學派及其標竿刊物《年鑑》（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所激發的歐美史研究。他們的重點不在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也非過去的偉大人物；強調的不僅是「時局」（conjuncture），而是相對的、在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ée）中緩慢消長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structure）。這個學派對中國史領域略為遲來的影響由兩個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史學者逐漸吸收了二次戰後日本中國史學者龐大的社會經濟史著作，接著是臺灣與北京的大量清宮檔案先後在1970與1980年代向外來研究者開放，令學者可以嘗試進行年鑑學派所主張的那種長時段歷史研究。

此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有三。第一，史家開始批評「衝擊與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對中國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變化，強調中國自身的歷史有諸多可能性，而非停滯不前。這個新潮流由費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簡地以「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這句話來表示。在這種對清史的修正論敘述中，西方對清帝國的影響日益被邊緣化，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許往後亦會引來對這種修正觀點的再修正。最終，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南韓）的經濟奇蹟與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促成的第二個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是逐漸拋棄了對清史的失敗者敘述。探究如「為什麼19世紀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工業化」（通常與明治時代的日本做相形見絀的比較）之類的研究問題，現已被視為是建立在受誤導或甚至是錯誤的前提之上。比較社會學家與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開始主張至遲到18世紀中葉，清帝國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歐有更繁榮的經濟與普遍較高的生活水準。

第三個，也是更顯著的結果是關於時代分期。就在將清朝視為一連貫整體的觀點開始勝過「傳統／現代」的二元區分時，朝代鼎革亦被視為僅是中國歷史結構演進中表面的漣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評論：

社會史家逐漸開始認識到，從1550年代到1930年代的這段時間，乃是自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學者放眼中國最後四百年的歷史直至共和時期之間的歷史演變，而非視清朝為過去歷史的複製，或將1644年與1911年視為重要的起訖點。長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銀錢取代徭役、某些類型的區域貿易發展、大眾識字率的成長與士紳群體的擴大、地方管理活動的商業化等等，這些從晚明開始的現象開啟行政上與政治上的變化，在整個清朝持續發展，而某種程度上在20世紀初期結束。

然而該如何稱呼這個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時段？一個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較流行的詞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這個詞意味著不僅是清朝，整個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樣屬於一個單一連貫的歷史時期。另一個比較有力而我也贊同的說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然而這個類別同樣也有許多明顯的包袱。舉例來說，這種說法似乎暗示邁向成熟現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過渡的階段，而此現代性也許是一種具有工業化與代議政府，與西方相當近似的現代性。然而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戰的觀念。更廣的來說，「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從歐洲史學研究中挪用過來的概念，使用這種概念似乎會將一系列從西方經驗啟發的預設強加在中國之上，以至於模糊了中國歷史自身的實際狀況。此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第二種對清史基礎的概念重構化現在通常稱作為「內亞轉向」（the Inner Asian turn）。這是緊跟在社會史革命後的文化史革命之發展結果。重視「再現」（representations）甚於既有「事實」，文化史主張對性別或種族等基本範疇去本質化，視其為文化協商或歷史偶然的結果，而非與生俱來的。對性別角色變遷的關注，是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史研究中最有成果也最令人興奮的發展之一，然而是種族或族群認同的相關研究與我們將清朝視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概念重構有更直接的關連。

在修正派提出的核心主張中，「滿洲」認同是滿洲人在征服中國後的歷史建構。清朝接管中國是審慎營造「征服組織」（conquest organization）的成果，其中種族或族群認同很重要，但又可替代更換。這個以滿人為中心的新王朝與之前大部分的王朝（特別是與明朝）有根本上的不同。清朝有意識地將自己視為一個普世帝國、多民族的政體，而中國（前明的屬地）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顯然是最核心且經濟上最有生產力的一部分。為了將大清帝國與之前中國歷朝的循環模式分離開來，有些學者堅持清朝自立年號的1636年方是清朝的建立年代，而非征服明朝的1644年。

清朝的統治者並非要全然漢化其領地，僅是扮演著儒家的天子角色，一如其他同時用來統治其多元族群屬民的各種角色。其不同屬民各自的族群認同亦未被漢化所消滅，清廷反而謹慎地經營這些認同（雖然通常是在其漢人大臣背後）。今日通常歸入「少數族群」政治標籤的非漢族成員，因而被賦予一種新的積極主體性與自主動力。在此觀點下，這些少數群體和個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上，與其滿漢鄰居及統治者共同協調他們自我的認同。

這樣的新清史逐漸取得優勢，驅使了一股研究清帝國邊疆擴張的潮流（這些擴張通常為漢人文臣所反對，認為將因此忽略中國本土的內政需要）。重點從視中國為19世紀末西方或日本帝國主義下被動的受害者，轉變成中國本身為帝國主義行動的積極參與者，在18世紀之時最為顯著，然而即使在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亦是如此。同時，如同稍早「在中國發現歷史」的運動欲尋求克服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新的清史研究則直接與中國中心主義對抗。受到南亞歷史學家對民族主義的後殖民批判所影響，此時清史研究指出如「中國帝制時期歷史是現代漢民族國家興起的漫長序幕」，或是更普遍的像「民族國家是歷史發展必然終點」等觀點中的缺陷。漢族民族主義的史學研究被批評是將一套由西歐偶然經驗得來的進步模式強加在另一套相當不同的文化之上，若非這些20世紀民族主義精英自我本位的行動，也許會有一條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第三個重大的轉向也許可稱之為「歐亞轉向」（Eurasian turn），其主要是從第二個轉向發展出來，但同時也受了世界史與生態史這兩個由來以久的次領域所影響。這兩個領域過去只有偶然注意到中國這個次大陸的發展，其首次與清史的重要相遇，是在中國史學者對所謂「17世紀普遍性危機」與此危機如何加速明清朝代交替的研究上。在論及此危機如何影響帝國晚期的中國，有些學者強調跨國的經濟因素，特別是國際白銀流動的劇烈波動，但同時亦有學者認為應歸因於有小冰河時期之稱的氣候轉變。

然而，最終是從近代早期帝國的比較研究引導出一個歐亞大陸整體的新視野。過去歐洲挑戰、亞洲回應的二分法歷史被取代，新的歷史強調歐亞大陸整體的不同部分沿著可相比較的發展軌跡而有各自不同的歷史進程。清帝國不再是孤立的特例，開始被認為與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甚至拿破崙帝國等陸權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在新溝通科技之下的中央化行政管理、精心建構的多元民族體制與具侵略性的陸地殖民等等。歐亞大陸的新勢力即以這些條件從不同的方向圍攻、排擠那些較古老的（且通常是游牧民族）文化。

此歐亞大陸修正觀點同時也與斷代問題有重要的關連。如果說「內亞轉向」對好不容易才取得勝利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清史」拋出問題，「歐亞轉向」隱然挑戰將明代與清代包含在一起的「中國帝國晚期」與從晚明開始的「中國近代早期」等修正派的概念。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一篇發表於2004年、也許可視為歐亞轉向之宣言的文章中，修正她在1996年認為清朝與其之前中國朝代在性質上不同的說法，更斷然地主張如此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帝國相當大部分是滿洲統治下的獨特運作，不可能在漢族統治者的明朝出現。換句話說，中國的「早期近代性」確然開始於改朝換代的1644年，而非之前。也許以朝代斷代的古老儒家傳統並非全然錯誤。

因此，本書所討論的大清帝國是個不停移動的標的。大清帝國在中國歷史脈絡或廣闊的歐亞大陸有何無與倫比的獨特之處，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從我們自己的歷史時代研究這個時段、這個地方會有很大的收穫。

導言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臺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

導讀　重訪最後帝國：西方觀點下的清史新釋（摘錄）
李仁淵（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本書譯者之一）

這本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威廉所寫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最大的貢獻就是將四十多年來英語學界清史研究的發展整合進一套層次分明的架構之中，因而在書介中強調這本書提供了相對舊模式的「修正派」（revisionist）歷史。羅威廉是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他本身的學術歷程便與70年代末以來對上述觀點之挑戰緊密疊合。70 年代末羅威廉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於1980年取得博士學位，而這段時間正是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轉變的起始。此後羅威廉的研究課題從通商口岸的都市空間到山區鄉村的暴力與叛亂，從長江中游的經濟與市場到士大夫的經世思想，觸及清代歷史的不同面向。同樣重要的是羅威廉在1992-2007年間擔任《晚期帝制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 的主編。這本原名為《清史問題》（Ch’ing-shi wen-ti）的期刊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基地，可說是美國明清史研究最重要的期刊。這些條件得以讓羅威廉如同回顧自身生涯一般，把英語世界清史研究的成果展現出來。

在本書的〈導言〉，羅威廉便簡明扼要地勾勒出西方清史研究的三個重要轉向：社會史轉向、內亞轉向與歐亞轉向。受了年鑑學派與歐美社會史研究的影響，清史學者嘗試以長時段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理解清代中國的轉變，而非只注重政治與外交的結果。這樣的轉向帶領學者進入中國社會內部，尋找歷史變遷的動因，從而超越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二分解釋。社會文化史對「族群性」（ethnicity）的解構讓清史學者重新注意到「內亞因素」在清帝國中的重要性。作為由滿洲這樣的少數族群建立的帝國，如何統治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和經營外藩與邊疆，得到了學者的關注，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將清帝國視為「另一個中國王朝」是否忽略了這個政體最根本的少數統治特質。而世界史的取向則將清帝國在16至20世紀初期的發展放在歐亞大陸，與同時期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等陸權帝國做比較。這些帝國同樣地在前現代的技術下大幅擴張統治範圍，同樣面臨統治廣大領土與在文化上多元、社會結構上有所差異的人群，也同樣在20世紀初崩解。比較這些帝國興衰的共性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所謂前現代時期的歷史意義。這三個轉向都讓我們重新思考清代的定位，後二者尤其讓我們將焦點聚集在清帝國的根本性質，從而合理化本書以「朝代」為主題的做法。

中國傳統史學中「朝代」是正史的書寫單位，然而在社會經濟史的發展之下，王公將相不再是歷史的唯一主角，而「朝代」是否可以總是可以當成預設的歷史書寫單位亦受到了質疑。許多深層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結構轉變往往不是可以用政治上的朝代更迭來畫界，如歷史家觀察到的中國從晚明以來到20世紀長期的連續性社會演變。許多關鍵性的改變發生在朝代之中，讓一個朝代前後性質有很大的轉變，如安史之亂前後的唐代，或者是明初到明末間的變化。傳統的「朝代循環論」或「歷朝得失」又傾向將各朝視為並列的整體，然而其間時代相隔遙遠，歷史條件的差異甚大，有落入「停滯論」想像的危險。然而近來對清帝國的重新評估，可以令我們以清朝為單位，整體性的評估這個中國最後帝國的歷史意義。

這本涵蓋大清王朝兩百多年歷史的著作共有十章，大致可分為前五章（「征服」、「治理」、「盛清」、「社會」、「商業」）與後五章（「危機」、「叛亂」、「中興」、「帝國主義」、「革命」）兩個部分。表面上看起來各章以主題區分，實際上羅威廉選擇各時段最核心的議題發揮，也同時與時序相合。在前五章中清帝國從建立到興盛，而後五章則是同樣的體制在19世紀之後遇到的危機與調適。儘管各章的主題與時代不盡相同、對清史研究的不同課題有所發揮，然而隱然有一條主線貫穿整體，讓本書不是純然流水帳式的交待史實，或各章不相干的「美國清史各領域研究回顧」。這條主線或許是羅威廉個人的關懷，但也同時展現出美國清史研究的討論核心。

貫穿各章的主線仍是回歸到清王朝的性質問題，即作為異族統治的少數政府，如何以前現代的統治技術、相對規模甚小的政府機構，成功地統治如此多元的眾多人口與如此廣大的疆土；而清帝國所建立起來的這套機制，又如何從內部發生問題、並在進入國際社會後重新調整，這些調整又是如何導致清帝國的覆亡，結束中國這塊土地上長久的帝國制度。與明朝相比，異族統治清王朝的轄下人口與土地都比明朝多出許多，更有新併入的、差異更大的邊疆地區。在建立一個統治機制、包含如此多元的疆域、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上，以及從19世紀以降，面對之全球性挑戰，都讓清帝國與所謂的眾多「前朝」有所不同。

緊接著就是羅威廉展現功力的地方。他在各章巧妙地整合當前紛繁的研究成果，融入流暢的敘述當中，而非呆板的論文摘要，另方面這些敘述又可關照其關注的核心課題。前五章羅威廉講述了東北一個半農半牧的部族征服明王朝，吞併四方，並建立一套有效率之管理體制的歷程。在這個部分充分展現出近四十年來，特別在檔案等資料開放之後，英文世界對清代前中期歷史的研究成果。不同於之前「專制傳統」或「壓制漢人」的敘述，羅威廉著重展現清帝國政府的彈性與因地制宜的特性，以及在行政與財政管理上的創新。在模仿明代體制建立治理中原的官僚機制、並持續區隔族群的八旗制度外，中央有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等新機構和奏摺制度這樣的溝通管道，而對於漢族以外的地方則以不同面貌統治。地方上清帝國以科舉等方式與地方精英合作、將許多公共事務轉移到非官方組織，而以相較而言規模很小的政府與很少的支出來維持行政運作，避免了前現代政體在統治領域擴張時遭遇的財政問題。在經濟上政府對民間的貿易活動干涉甚少，而讓民間發展出成熟的貿易網絡，即有干涉也是以市場力量，而非壓制性的手段。這些彈性的方式讓清帝國在初期的協調適應之後，得以締造從康熙到乾隆的三朝盛世。

然而盛清時期的機制從乾嘉之際開始出現危機，也開啟了本書的後五章。在這個部分羅威廉亦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對許多事件的評價和單方面的歸因加以修正。如對乾嘉以來的危機，羅威廉提出近年來的不同解釋。除了外國影響外，也點明了土地開發減緩而人口過剩、原來的行政系統敗壞，以及全球性的銀貨供給減少等因素。對於鴉片戰爭、同治中興、自強運動和庚子新政等，也提供近年研究下較全面、平衡的評價。總體來說，羅威廉認為19世紀以降的清帝國無法度過危機的關鍵之一是面對危機與外來壓力，需要更多的行政力量介入與更多包括軍費、賠款與行政運作上的開支，而與原本的小政府模式相違。在連串的戰爭與改革之下，地方督府和地方上的非政府精英取得了更大的力量；而中央政府在改革中嘗試擴大政府規模，需要更多資金，益讓政府無法負擔。同時在政府改革下出現的新階層，如新軍、學生以及深入地方事務的紳商，亦成為推翻原有體制的力量。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晚清以來一連串改革是前現代帝國對外面對國際社會，對內面對經濟與社會的管理需求，而擴大政府規模、朝現代國家邁進的一連串嘗試，這個趨勢一直延伸到民國之後的國民黨改革以及共產黨革命。

羅威廉選擇以帝國統治問題作為這本清代全史背後的主軸，最後呼應本書「中國最後帝國」的標題，討論帝國體制的結束。一方面清帝國從16到20世紀初將前現代帝國的小政府統治技術發揮到極致，得以拓展疆域深入內亞，又同時管理充分發展的民間社會，讓財貨與人力資源合理的分配與流動。而另方面清帝國的覆滅也顯現出前現代帝國的極限，在被捲入國際社會後，小政府的體制無法負擔現代國家的行政與財政需求。這些環繞著帝國統治的討論也回應了最開始提到的美國清史研究的三種轉向。長時段的社會、經濟變化，及其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連是本書時代變遷的潛流。異於前朝的少數統治、多元帝國，與因此延伸的統治問題是內亞因素的影響。而最終對清帝國覆滅的討論則將清帝國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之下，考慮前現代國家在19世紀以降的國際社會中面臨的問題。

本書以「帝國」為中心，以帝國統治的問題切入，很有說服力地在有限的篇幅之內，呈現了清代兩百多年的歷史變化。不過想更進一步的讀者可能要注意到，全書相當有感染力的、對清朝歷史的大敘述並不是唯一的敘述方式。誠然以帝國為主體的觀點可以提供很有一致性的敘述，並將各種不同的研究成果涵蓋在內，但在這段時間的其他面向未必可在此框架裡充分展現。如新清史學者可能會認為本書終究主要是以清朝對「中國內地」（China proper）的統治為核心，對其他非原屬中國的廣大領域不在整體的命運之內，只有在必要時才補充說明。世界史學者可能認為本書過於固守「中國」的疆域，除了進入中國境內的戰爭與貿易以外，還需要更多跨國流動的討論與全球尺度下的思考。社會史學者可能覺得本書太重視國家因素、以帝國的視角出發，對常民生活、民間社會與各地紛歧的地方實踐有所忽略。而關注思想文化史的讀者可能會批評此書以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作為歷史主要的推動力，對於思想、文化展現，乃至於宗教所扮演的角色著墨不夠深入。這些反應很難說是本書的缺失，因為本書本來就不是對這段時間內所有課題的研究回顧，而是建基於過去的研究之上、主題式地呈現大清帝國的歷史面貌。所有的論說都有其預設的框架，與其將未能包含在框架內的部分視為缺失，不如正面評價作者在此框架之下的解釋效力，並思考自己關注的部分與此框架的交鋒之處，可否產生新的火花。例如本書在不同篇章碰觸到資源與環境的問題，像是清代中葉後土地開墾殆盡造成的社會問題與人為引起的環境災難，我們又是否也能以更整體性的環境史視野，來觀察清帝國前後期的變化？

同時，讀者也必須注意羅威廉對於清史的統合是建立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這些研究固然反省了更早之前的論點，但也有延續之處。更進一步地說，新近的研究提供本書「修正派」的觀點，然而本書的整體架構並未與過去有太大的不同。羅威廉本人是2002年出版之《劍橋中國史》第九卷「1800年之前的清朝」上冊中〈社會穩定與社會變遷〉（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一章的作者，書末也提及《劍橋中國史》的貢獻。若與《劍橋中國史》涵蓋清代的第九、第十兩卷相比較，本書的章節安排與此兩卷的框架沒有根本上的差異。換句話說本書提供的是在以往框架下的修正觀點，另闢蹊徑、重新架構清代歷史不是本書的意圖。另外本書主要反映的是英語世界的清史研究，如〈誌記〉所說，為了一般讀者的方便，除非沒有適合的英語著作，否則援引書籍以英語為主。所以本書引用之英語以外的作品較少且舊，並沒有呈現非英語世界，特別是中文與日文學界近年來的清史研究。因此一些在中文、日文學界研究較多的課題（如思想史），在本書也不特別涵蓋。總而言之，羅威廉總結了他那一代學者的成就，修正了前一代的觀點。但對更年輕一代的讀者來說，或許可以思考的是未來中國自16 到20 世紀初的歷史還可以怎麼說，有什麼方式來架構？對臺灣讀者而言，是否可以出現從臺灣出發的觀點，來補充或顛覆原來清帝國的大敘述？而在學術交流頻繁、語言壁壘大為降低的當代，比較英語學界與其他學界的關注點除了讓我們看到彼此專長與不足之處以外，是否還可從這些不同視角提煉出更具說服力的論說？不僅是言其所未言，而是將其所言處統攝在內，創造出更好、更全面的說法。而當然，這一切得從了解別人已經說了什麼開始。

導讀　重訪最後帝國：西方觀點下的清史新釋（摘錄）
李仁淵（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本書譯者之一）

這本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威廉所寫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最大的貢獻就是將四十多年來英語學界清史研究的發展整合進一套層次分明的架構之中，因而在書介中強調這本書提供了相對舊模式的「修正派」（revisionist）歷史。羅威廉是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他本身的學術歷程便與70年代末以來對上述觀點之挑戰緊密疊合。70 年代末羅威廉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於1980年取得博士學位，而這段時間正是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

繁體中文版序
羅威廉（本書作者）

很高興能看到中文版《中國最後的帝國》在臺灣的付梓，因為臺灣是我真正開始研究清史之起點。1976到1977年之間，我正在進行「漢口歷史」的論文研究時，美國人尚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學術研究。我就跟許多研究所的同學一樣來到臺灣，耗費將近一年的時間，埋首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代檔案、中研院的傅斯年圖書館與總理衙門檔案，以及其他豐富的收藏。與臺大及師大教授、學生的相識令我印象深刻，自己也因此沉浸於臺灣文化之中。在1980年完成博士論文之後（後來有幸於1984年出版），我才有機會一遊中國，實際造訪我所讀過、撰寫研究的城市。我自從1970年代首次拜訪臺灣之後，又曾多次往返當地，我永遠珍惜在臺灣度過的那段時光。

2013年 4月

繁體中文版序
羅威廉（本書作者）

很高興能看到中文版《中國最後的帝國》在臺灣的付梓，因為臺灣是我真正開始研究清史之起點。1976到1977年之間，我正在進行「漢口歷史」的論文研究時，美國人尚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學術研究。我就跟許多研究所的同學一樣來到臺灣，耗費將近一年的時間，埋首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代檔案、中研院的傅斯年圖書館與總理衙門檔案，以及其他豐富的收藏。與臺大及師大教授、學生的相識令我印象深刻，自己也因此沉浸於臺灣文化之中。在1980年完成博士論文之後（後來有幸於1984年出版），我才有機會一遊中國，實...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總序／項潔
導讀　重訪最後帝國：西方觀點下的清史新釋／李仁淵
繁體中文版序
導言

第一章　征服

組織征服
異族統治
王朝鞏固
協調適應

第二章　治理

政治體制
行政創新與中央集權
錢財與人才
地方治理
清代國家的管理能力
清代對地方治理制度的討論

第三章　盛清

帝國擴張
盛清文化
警訊

第四章　社會

人口成長與轉變
土地與勞工、賤民與奴隸
族群
女與男
清代士紳
家庭與親屬
慈善活動

第五章　商業

經營革新與都市化
貿易的進行
朝貢貿易
在中國的外國人
廣州體系

第六章　危機

長期變遷
循環衰落
內部叛亂
經濟蕭條
改革思想與經世之學復興
改革方案及政策
西方的衝擊

第七章　叛亂

盜匪
「祕密會社」
白蓮教亂（1796-1805）
太平天國（1850-1864）
第二次英中戰爭
歷經太平天國倖存的大清帝國

第八章　中興

四種同治中興的觀點
帝國的復興
早期的工業化
自強運動失敗了嗎？
對外關係的惡化
日本的挑戰

第九章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在世紀末中國的發展
中國對帝國主義的回應（1895-1900）
排外主義
個人政治
地方政治

第十章　革命

朝廷為中心的改革
對於1911年革命的西方觀點
學生
職業革命家
改革派精英
帝國的終結

結論
誌記
徵引書目
索引
外國人名索引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總序／項潔
導讀　重訪最後帝國：西方觀點下的清史新釋／李仁淵
繁體中文版序
導言

第一章　征服

組織征服
異族統治
王朝鞏固
協調適應

第二章　治理

政治體制
行政創新與中央集權
錢財與人才
地方治理
清代國家的管理能力
清代對地方治理制度的討論

第三章　盛清

帝國擴張
盛清文化
警訊

第四章　社會

人口成長與轉變
土地與勞工、賤民與奴隸
族群
女與男
清代士紳
家庭與親屬
慈善活動

第五章　商業

經營革新與都市化
貿易的進行
朝貢貿易
在中國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