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國遊說團
蔣介石、夫人和他們家人，宋家、孔家，全是賊，每個都是，夫人和他也都是。
――杜魯門總統（President Harry Truman）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華倫‧德拉諾的外孫當選為美國總統。此時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已經五十一歲，新職務的薪俸根本不敷他生活所需。他的新職銜――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有極大的權力和聲名，但是薪水若和他龐大的開銷一比，可就顯得寒傖了。對於富蘭克林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富人而言，他們都極其幸運，有個祖先曾在「中國貿易」中發財致富。
當華倫‧德拉諾於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七日以八十九歲高齡去世時，他留給每個子女相當可觀的遺產：富蘭克林的母親莎拉得到的遺產高達一百三十三萬八千美元。（相形之下，富蘭克林的父親詹姆斯從他的父親只繼承到三十萬美元遺產。）一八九八年美國人平均家戶一年收入是六百五十美元，富蘭克林的母親莎拉所繼承到的一百多萬美元在當時可真是天文數字。莎拉的財產日後更形增值，而終其一生，她都緊緊管著錢。莎拉替富蘭克林付錢買房子、遊艇，連水電費和子女學費都由老太太支付――新任總統以前養尊處優所花的錢，可說都是華倫‧德拉諾在中國從事鴉片買賣所賺來的。
――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總統大選中擊敗爭取連任的赫伯特‧胡佛，使得亨利．史汀生淪為跛鴨國務卿。首席智者史汀生在日記中寫下，他覺得他當下的職責是協助總統當選人，「確保不論誰來接任國務卿，都有公平機會了解我們在這段時期所制訂的政策，並且盡可能不要有任何舉動、而不必要地推翻它們」。敗選的胡佛是個保守派，很不服氣選舉結果，當然更不信賴自由派的富蘭克林。尚未卸任的胡佛總統邀請總統當選人富蘭克林支持他的某些政策，但是富蘭克林回答說這會限制住他的權力。兩人關係更加冰冷。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汀生接起聽話，聽到菲力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教授的聲音。一九○六年，法蘭克福特以第一名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時，被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史汀生聘為助理檢察官。一九一一年，史汀生出任陸軍部長，法蘭克福特便被攬入陸軍部，成為他最親信的左右手。
一九一七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華府舊的國務院、海軍部和陸軍部聯合辦公大樓認識了法蘭克福特，當時兩人都在這棟大樓上班。富蘭克林擔任海軍助理部長，法蘭克福特則擔任戰時勞動政策委員會（War Labor Policies Board）主席，兩人同為三十五歲，而且都和西奧多‧羅斯福有淵源：富蘭克林和前總統是遠房親戚，法蘭克福特則是因為在史汀生手下任職，幫西奧多執行打擊托拉斯任務。在海軍部共同為勞工議題合作下，兩人結為莫逆之交；自一九一七年起、直到一九四五年富蘭克林病逝前一個月，都有密切往來。兩人有好幾百封書信往來，也不時電話熱線。
離開史汀生門下後，法蘭克福特轉到哈佛法學院擔任教職歷二十三年。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哈佛法學院學生經常聽到他稱讚前任長官「首席智者」的睿智。對二十世紀這份影響十分強大。
這一年的十二月，法蘭克福特應時任紐約州州長富蘭克林．羅斯福之邀，到首府奧伯尼（Albany）作客，因此從奧伯尼打電話給史汀生。法蘭克福特向史汀生解釋，富蘭克林「覺得很失望，所有的合作處處破局」，而談話中富蘭克林突然有個點子，應該請史汀生做新舊政府交接的橋梁。法蘭克福特建議史汀生打個電話向新總統示好，如此他就會邀史汀生長談。
胡佛聽到史汀生報告法蘭克福特的傳話後，反對他的國務卿和新總統會面。史汀生不以為然，認為沒有理由「不讓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得知外交事務的重要訊息」。縱使如此，史汀生服從胡佛的指示，因此雙方陣營仍沒有接觸。法蘭克福特親自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國務院拜訪史汀生國務卿。法蘭克福特替富蘭克林．羅斯福講話，史汀生靜靜地聽，他在日記寫下「印象不差」這樣的感想。
當胡佛結束聖誕假期回到華府時，史汀生向他報告，他預備和敵營會面，他有責任向總統當選人簡報攸關國家安全的情資。胡佛很不痛快，堅稱富蘭克林是個「很危險、反覆無常的人，絕不能跟他單獨見面」。表達過他對新總統不信任的牢騷後，次日胡佛讓步，同意史汀生去見富蘭克林。
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總統當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歡迎國務卿史汀生到哈德遜河畔莎拉‧德拉諾‧羅斯福的大宅邸會面。兩人同為紐約人與哈佛校友，交談近六個小時之後，發現在絕大多數國家安全議題上見解相近：譬如，拉丁美洲需要「穩定」。史汀生聽到富蘭克林「完全贊成」他對日本的「不承認主義」，大為放心。一個星期後，富蘭克林首次表態支持胡佛的政策，他在初次發表外交事務聲明時表示贊成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富蘭克林的兩位顧問相當意外，問起他，民主黨人為什麼要推崇共和黨的政策。這位新總統當選人答說：「我一向非常同情中國人。你怎麼能期待我在對日政策上，不跟著史汀生路線走呢？」
富蘭克林．羅斯福並不曉得，兩人見面後，史汀生記下他的觀察；當他向富蘭克林簡報中國局勢時，富蘭克林「非常感興趣」。「羅斯福告訴我，他有位祖先，我猜是祖父輩吧，曾在那裡任職，而且他的外祖母曾經坐船到過遠東。」
――
亨利‧魯斯大談由愛好民主的基督徒來領導統一的中國，卻不肯報導毛澤東的革命。因此之故，《時代》錯失了二十世紀最大的一則新聞――以受影響者的人數而論，肯定是最大的新聞。
毛澤東在城市裡努力做了一陣子優秀的共產黨員，遵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將起自城市勞工的路線。當蔣介石和宋靄齡在密謀控制全中國那時，毛澤東回到湖南老家。他在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間，花了三十二天訪問了許多農民，結論是他看到未來天命之所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毛澤東相信這種農民革命將是有機事件，無法阻擋的天然力量，而中國革命者的關鍵抉擇就是如何參加此一無可避免的農民革命：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毛澤東認為中國最關鍵的問題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有土地，農民有飯吃；沒土地，農民就挨餓。因此毛澤東意識到天命的裁決，掌握在農民手裡，明白地描述需要以暴力改變中國：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蔣委員長的政府在少數幾個省可完全掌握，在其他幾個省也可以部分掌握，但是大部分的中國仍由軍閥割據。蔣介石被迫要和四億人民痛恨的地方菁英――軍閥和地主――合作。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蔣介石只不過是中國最大的軍閥，有可能得天命，但並不是絕對的統治者。《時代》固然宣稱委員長是國家領袖，《外交事務》卻告訴它的讀者：「蔣介石是沙灘上疏鬆的金字塔塔頂，他的天賦是有能力判斷腳下巨重在搖動，及時保持勉強的平衡。」
賽珍珠、亨利‧魯斯，以及其他人所沒講的是，他欽佩一九三○年代當道火紅的法西斯主義，有強大的軍隊和守紀律的社會為支柱。德國軍官受聘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訓練蔣介石的精銳部隊。蔣介石也仿效希特勒的褐衫軍，建立他的藍衣社，做為他的死忠部隊。藍衣社約有一萬人，這個法西斯組織在蔣介石控制的地區布建分部；還有一個特務機關軍事統計調查局（簡稱「軍統」），由忠心耿耿、綽號「中國希姆萊」的戴笠領導。
美國是個體制完備的國家，具有強大的軍隊，可是蔣介石的「政府」卻是軍隊偽裝為國家。軍事費用占蔣介石政府支出的七成左右。知名漢學家與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蔣介石的中國其設備和現代工廠規模都很小。它的工業生產不如比利時；它的海、空兵力微不足道；以美式生活的設備來說，更不如中西部一個州。」知名記者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描述中國的經濟是「除了蔣、宋、孔家人，沒有人知道中國確切有多少財寶運到英國和美國，或是中國有多少金銀外匯。由於家族成員居於關鍵財金職位、與外國銀行和政府關係密切……恐怕除了蔣、宋、孔家少數人之外，沒有任何人提領得了中國在海外的黃金。」
蔣介石沒有希特勒那麼大的集中化控制力量，但是他的確有堪可比擬的媒體漂白工具。他很快地讓批評者消音，有必要也會動用暴力手段。譬如，一九三二年初有六個青年作家批評他，他便逮捕並活埋了這些批評他的年輕人。當觀察家指出蔣介石的法西斯手段和他高唱的民主理想大相徑庭時，宋―蔣集團的宣傳人員說，中國的情況艱鉅，蔣介石正在率領人民走過孫逸仙的「訓政」時期。
蔣介石剷除共產黨不遺餘力，毛澤東看到委員長殺了他六分之五的同志後，感悟到「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毛澤東西進之後，他那小小的根據地完全被蔣介石的部隊團團圍住，連接不上海港。他沒有辦法依賴外國供應教官和武器，因此發展出「人民戰爭」的策略，即爭取多數農民的政治支持，誘敵深入，再透過結合機動戰、游擊戰將它消滅。人民戰爭避免決戰，只挑選定的目標進攻。毛澤東明白，他的部隊典型就是幾十人的雜牌軍，若和蔣介石外國裝備的部隊正面對決，必敗無疑。因此毛澤東宣揚的戰略是不打沒有勝算的仗。
毛澤東退到蔣介石勢力不及的偏遠山區，展開他的人民戰爭。井岡山現在被稱為「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和「中國革命的搖籃」。在這個貧窮農村的邊區，毛澤東吸引了一些未來中國歷史的巨人，如周恩來、林彪、朱德、彭德懷和陳毅等人。
毛澤東帶著約一千人進入這片土匪盤據的偏遠山區，他先吸納這些土匪、流丐、赤貧浪漢――基本上是來者不拒――毛澤東有信心可以教授這些人中國新方向。毛澤東的影響力逐漸散布到鄰近山區，由於有能力矯正不公不義――如把土地由富人手中搶來、交付給窮人，而爭取到民眾支持。（有些農民覺得過去受到地主欺壓，便趁勢把他們給殺了。毛澤東讓地主有幾個選擇：他們可以留下能自力耕作的土地，他們也可以逃，或者是不走或拒絕交出土地，只不過下場可能就是被捕、甚至被殺。）
自古以來，中國領導人把士兵當做駝獸。毛澤東卻反過來教育戰士，他們是為未來而戰，未來他們和家人會有土地；戰士因此明白，如果蔣介石的部隊擊敗他們，他們家人的土地就會被沒收、交還給地主，地主回過頭來又會剝削他們。
人民戰爭注重撤退的規劃、不遜於攻擊，其策略就是疲勞敵軍兵力。毛澤東解釋說：「敵軍要求速戰速決，但是我們不幹。敵軍有內部衝突。他希望擊敗我們後，回頭打內部戰爭……我們讓他們焦慮，然後等他的內部問題尖銳時，就全力出擊。」
毛澤東形式上仍歸躲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揮，中央領導人李立三批評他的主張：「談什麼農村包圍城市……一派胡言。」中國共產黨不能了解毛澤東思想的新義，批評他搞軍事機會主義。
毛澤東把他的社會思想付諸實踐，成為從富人手中搶走土地、交給窮人的羅賓漢。毛澤東強力對付失業、抽鴉片煙、娼妓、童奴和強迫婚姻，大幅改善貧農的生活。毛澤東推動群眾教育，某些地區民眾識字率高出數百年中國農村的記錄。他的運動如野火燎原，吸引許多農民來歸，也在鄰近省份建立根據地。這些農民支持毛澤東是因為他分配土地、減輕稅賦，以及承諾抵抗蔣介石及其地主階級盟友。很快地，毛澤東麾下人民近五百萬人。
蔣介石對毛澤東普獲支持、實力坐大，起了戒心，便於一九三○年十二月組織一場大規模「剿匪作戰」，動員十萬大軍進剿。蔣介石部隊裡的軍官大多是地主子弟，升遷靠的是政治關係，而非能力。蔣介石部隊訓練差、裝備差，而且像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蝗蟲部隊一樣，靠掠奪老百姓而生存。有位英國作家參觀過蔣介石部隊的前線，他寫下：「如果有什麼事會讓中國農民立刻投向共產主義……那就是讓部隊長期借住民宅。」
毛澤東的戰士以小部隊行動，放棄陣地，引誘蔣介石的部隊深入他們地盤，依賴地方農民供應食宿和情報。然後，人民軍針對蔣軍脆弱部分發動「突襲」。宋―蔣集團在美國營造的幻象十分堅牢，很少美國人知道交戰兩個月之後，蔣軍就敗退。蔣軍不但敗退，還丟下一大堆德、法、英、美製造的武器，留得毛澤東的「戰士」一一笑納。
蔣、毛交戰造成生靈塗炭，無法讓任何一方拋棄「槍桿子出政權」的信念。四個月之後的一九三一年五月，蔣介石再度火上加油，發動「第二次剿匪作戰」，以兩倍兵力、二十萬人進擊毛澤東的根據地。他的策略是朝毛澤東的根據地推進，逼他們朝已布下陣地、擋住逃生之路的軍閥部隊方向撤退，然後一舉將他們殲滅。蔣介石這次更加小心翼翼推進，每占一地必定固守後再推進。
毛澤東的主力部隊只有三萬人，但是一系列靈活的運動戰，共軍五天內五度襲擊蔣軍弱勢部隊。第一役毛澤東就擄獲西方國家賣或送給蔣委員長的大量寶貴彈藥、大砲和裝備。交戰八個星期，蔣軍無功而返。有些戰役，蔣介石的兵力是毛澤東紅軍的十或二十倍，蔣軍的作戰物資也十分充裕，可是毛澤東不僅痛擊蔣軍，也增添不少自願歸附的部隊。毛澤東有如此的解說：
答案就是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已在他們區域內的全體人民中，造成了一種磐石般的團結，因為蘇區中的每一個人，都準備為他的政府反抗壓迫者而戰，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志願的、自覺的，為著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認為正確的信仰而戰……敵人在軍事上強過我們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它卻是無能為力的。
蔣介石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會失敗，又動員三十萬大軍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最後一次剿匪作戰」。苦戰三個月，蔣介石在十月第三度認輸退兵。委員長把緝拿毛澤東的獎金由五萬元加倍提升為十萬元，毛澤東下令把宣布賞金的傳單存起來，傳單空白的背面恰可用來緩解根據地紙張不足的問題。
毛澤東少有外界援助，卻成為人口逾五百萬的廣袤土地之統治者。他的戰士可能是現代史上得到最少外國物資援助，卻能戰勝的部隊。然而，毛澤東雖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贏了重大戰役，關於他的思想、戰略和勝利的消息在美國卻罕為人知。從來不曾有任何美國傳教士或記者，走出他們的新中國，穿破蔣介石包圍毛澤東的重圍；沒有相信中國幻象的《時代》記者目擊毛澤東的精彩崛起。
華府官員不能也不願了解毛澤東的思想，他們很容易就認定其中必有另一個白人西方國家――共產俄羅斯――替毛澤東撐腰的外來勢力。但是，固然莫斯科有些錢濟助毛澤東，孫逸仙和蔣介石得到蘇聯的援助更大。來自蠻夷的錢不會是天命的決定因素。其實，當時全世界共產黨人的老大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並不尊重毛澤東的農民革命論述。人民軍大部分得靠自己，而且已在戰勝中。
國務院兩名駐華官員對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有正確的分析。柯樂博（O. Edmund Clubb）提出一篇長文報告說，中國革命的「生育場」肇因於中國農民的命運悽慘，如果蔣介石不能找到方法緩解他們的苦難，他很可能被掃下權力寶座。總領事華德‧亞當斯（Walter Adams）觀察到，毛澤東的運動不是由史達林指揮，而是一種本土生長、愈來愈得人心的革命運動，「中國特色銘鑴在上、無法磨滅」。亞當斯呈給華府的報告說，蔣介石的剿毛運動，將是「極難的一件事」，毛澤東的游擊戰術比蔣高明。但華府的國務院還是堅持幻象，認定蔣介石才代表中國、而毛澤東是史達林的傀儡；未被慎重看待的亞當斯和柯樂博的報告，則被送到國務院主管俄國事務部門去參考。
蔣介石從第三次剿匪收兵時，獲報日本侵犯東三省。雖然亨利‧魯斯描述勇敢的委員長即將抗日，其實蔣介石無意這麼做。蔣介石宣稱「日本是皮膚之病，共產黨是心腹之疾」，他認為毛澤東是對他權力最大的威脅，日本只是次要威脅。由於蔣介石集中力量對付自家中國人，日本人征服中國約五分之一領土、奪占大部分的鐵路、大量的肥沃土地、煤礦、鐵礦和鑄造廠、紡織廠，以及華東的城市和交通幹道。
毛澤東批評蔣介石「不抵抗帝國主義」及「怯戰政策」，而在一九三二年二月自行宣布對日作戰，號召成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這是愛國宣示，但無法付諸實踐，因為蔣介石正在和毛澤東進行人民戰爭。如果一方在攻打另一方，即不可能團結抗戰。
三次剿匪作戰動員六十萬大軍，加上百萬平民傷亡，嚴重耗損蔣介石的財政力量。蔣介石不像毛澤東，不能靠自己人民支持，必須向外國人求助。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晚間，美國東、西兩岸聽眾從收音機裡聽到非常不尋常的廣播。收音機裡傳來清晰、易懂的波士頓腔英語，講話的人是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
緊跟著美國革命那幾年，你們和英國的貿易停滯，因此，出現嚴重衰退。然後，突然間衰退消失，貴國啟動十九世紀初最大的擴張。美國商人發現了對華貿易，貴國某些最著名的家族都從事過對華貿易。羅斯福總統的家族，父系的羅斯福和母系的德拉諾，都是兩國早年通商的知名人士。數百萬美元不需要任何文字合約就可易手。這就是信任與互敬的最佳典範……你們曉得我國政府半數以上內閣閣員是美國大學畢業生嗎？我很榮幸是哈佛校友，我的近親家人中，妹妹蔣介石夫人上衛斯理，兩位姐姐孫逸仙夫人和孔祥熙夫人上喬治亞州梅崗城的衛斯理安學院；孔祥熙先生是農工部長。
《財星》雜誌不久跟進一篇相當吹捧的報導，大談「金融怪傑」宋先生，來自新中國的哈佛畢業生，他是「全世界少有的財政部長之一……帶來平衡預算」。魯斯臆測「歷史是否將賜予宋子文先生比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更加重要的地位。」魯斯還說明，中國「今天的政府比過去二十年任何時候都更加統一，比過去數百年都更開明」，「對幾乎整個及廣大中國平民維持住主權」。對於或許聽說中國內戰酣熱的少數美國人，魯斯也解釋用不著大驚小怪：「中國本土十八個行省個個都有高度自治（即「州權」），有時等同獨立。」
魯斯沒提的是，蔣介石娶宋美齡是重婚，也不提蔣介石為了政治因素改信基督、宋靄齡在財務上做手腳。魯斯更不提蔣介石不抗日，反而出動數十萬大軍包圍毛澤東，最近才被毛澤東三度擊敗。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