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經濟學

媒體推薦：皮凱提的《不平等的經濟學》是一部傑出的作品，也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絕佳搭檔。這本書結合了廣泛的資料、對理論的重視，以及對政策的關注。
──葛羅塞利（Axel Grosseries），科學研究基金（FRS-FNRS）及魯汶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

如果皮凱提是對的，貧富不均正逐漸擴大而且無法透過自由市場加以矯正，那麼我們必須瞭解問題所在，才能知道該怎麼處理。每一個在乎此事的公民都應該要讀這本書。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對於經濟不平等，這本書提供了格外清楚、令人信服且連貫一致的討論...

【摘錄自第一章「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演變」】
就業不均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說，如果用所得與薪資的P90/P10指數頗為穩定來總結一九七○年代以來一個國家（如法國）不均程度的演變，顯然是錯誤的。如果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在不少國家都相對穩定（例如在法國），這不過是因為在失業者不斷增加的同時，移轉性支付制度成功補足了大部分的就業所得損失。如果沒有這些移轉性支付（失業救濟金、最低生活救濟金等），所得不均的演變就會和英美國家一樣，即使薪資差距看起來一樣穩定：例如法國自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後，勞動年齡的人口內部（而非實際受雇勞工之間）的所得不均便顯著增加，幅度與英美國家相同（Bourguignon與Matinez，1996）。勞務所得不均的真實程度，不論是以就業不均或薪資不均的形式呈現，對所有西方國家而言，從一九七○年代之後都出現差距日漸擴大的情形。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劃分，說英美國家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主要是薪資不均的擴大，而其他國家主要是就業不均的擴大？官方數字給了我們這樣的想法，因為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一九九六年美國的失業率是5.6%，英國是7.5%，之後明顯下降，而德國的失業率為10.3%、義大利為12.1%、法國為12.2%（亦即約二千五百萬勞動年齡人口﹝包含受雇者、自營作業者與失業者﹞當中，有三百萬失業人口。見OECD，1996，A24）。一九九○年代末經濟的大幅成長，使得各國失業率都明顯下降，也使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未曾得到檢討：二○○○年，美國的失業率是4%，法國是10%（OECD，2000）。斯堪地納維亞國家倒是得以不落入這樣的區分，他們的薪資不均並未增加多少，失業率也始終有限（瑞典在一九九六年是7.6%，二○○○年為6%）。
這種比較方式的問題在於，「失業」的概念只能描述低度就業現象的一部分。例如在一九七○年代初的美國，低階勞工大量退出勞動市場，官方統計也沒將他們算進經濟活動人口，與社會上其他群體相比，這項演變完全是由於低薪工作機會的萎縮（Juhn等著，1991；Topel，1993）。眾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被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卻沒有被計入統計上的失業人口。監獄人口大幅攀升便是這項演變的一種極端展現。一九九五年美國監獄的在監人口是一百五十萬，但在一九八○年不過五十萬，而針對二○○○年的預測收容人數則是二百四十萬（Freeman，1996）。這一類的低度就業被官方的統計忽視，但這不只是一則趣談，因為一百五十萬的在監人口相當於美國一九九五年勞動年齡人口的1.5%左右，同一年度，法國有六萬在監人口，相當於勞動年齡人口的0.3%。誠然，我們不該妄想藉由薪資不均的演變就能一口氣徹底解釋美國七○年代以來犯罪行為的變化，但是很顯然，在一九九五年的美國要當一名模範無產者，比在一九七○年困難多了，因為當時薪水最低的前百分之十所能獲得的薪水，比最高的後百分之十劇降了將近50%。
據此，我們能得到的結論便是美國低度就業的實際情形應該與其他面對失業危機的歐洲國家一樣高。不過這個說法可能還是不符事實，因為很遺憾的，這種被掩蓋的低度就業現象並不是美國才有：在歐洲，它以別的形態存在，不那麼明顯但往往更加棘手，如同在一九九六年的法國，在勞動年齡內的人只有67%被正式計入經濟活動人口，美國則是77%，英國有75%，而德國只有68%，義大利只有60%（OECD，1996，A22）。這個以投入勞動市場的比率計算的指標並不完美，因為它涉及各種複雜的現象，例如女性與提前退休者投入市場的情形，但還是說明了一部分的事實。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在法國必須創造一個以上的工作機會，通常要接近兩個工作機會，才能讓失業人口的數字減少一人，因為得到這些工作機會的人有一部分並不屬於官方認定的經濟活動人口，但是當適合的工作機會出現時，他們有能力進入勞動市場。「非自願兼職」（temps partiel subi），也就是那些非全職工作但還在尋求更多工作時數的人口，在法國也急速成長中（CSERC，1996，p. 50）。這些不確定因素意味著，想要正確衡量今日社會最根本的不平等現象（亦即就業不均），我們的能力尚有諸多不足之處。

【摘錄自第一章「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演變」】
就業不均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說，如果用所得與薪資的P90/P10指數頗為穩定來總結一九七○年代以來一個國家（如法國）不均程度的演變，顯然是錯誤的。如果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在不少國家都相對穩定（例如在法國），這不過是因為在失業者不斷增加的同時，移轉性支付制度成功補足了大部分的就業所得損失。如果沒有這些移轉性支付（失業救濟金、最低生活救濟金等），所得不均的演變就會和英美國家一樣，即使薪資差距看起來一樣穩定：例如法國自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後，勞動年齡的人口內部（而非...

引言

政治衝突總是環繞著貧富不均與重分配的問題。如果簡化一點，可以說歷來政治衝突的核心不脫以下兩種立場的對立。
一方面，強調自由的右派立場告訴我們長期來看只有市場的力量、個人的行動、生產力的成長才能確實改善所得與生活條件，對那些最底層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此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不僅應該限於一定的幅度，更重要的是必須盡量使用對市場機制的良好運作干涉最少的手段。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稅收與移轉性支付制度（負所得稅）便屬此類。
另一方面，傳統的左派立場繼承了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工會的操作經驗，主張只有社會與政治的抗爭能夠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弱勢者減輕負擔，關於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也與右派相反，主張要直搗生產過程的核心，重新檢討市場力量如何決定了資本家能獲得的利潤，以及如何造成受薪者內部的不平等。可能的做法包括生產工具的國有化，或設立一套法定薪資標準，而不是收收稅、發發社會福利金就滿足。
首先，左右派的對立讓我們看到，兩方之所以對合宜的政府重分配措施及其具體形式有不同意見，並不必然是因為彼此的社會正義原則相矛盾，而是因為兩方對造成不平等的政治與經濟機制的分析結果是對立的。對於某些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兩方其實有一定的共識：如果不平等是（或部分是）出自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因家族繼承或得到意外之財，造成期初資本的不平等，這與個人是否努力無關，那麼由政府設法找到最有效的方式來改善條件最差之人的處境（也就是這些人必須面對最不利的不可控因素），便是正當的。當代的社會正義理論將這樣的想法稱為「最大化最小值原則」（maximin principle），亦即理想的社會應該致力將社會體系中的最低生活條件與機會最大化。正式提出這個原則的是科爾姆（Serge-Christophe Kolm，1971）及羅爾斯（John Rawls，1972），不過在更早之前，類似的概念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一種廣泛接受的傳統觀念認為，應該保障所有人都擁有盡可能廣泛的平等權利。真正的爭執往往在於如何能最有效地使最弱勢者的條件真正改善，以及每個人擁有的權利範圍有多大，而不在於抽象的社會正義原則。
只有對造成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機制予以詳細分析，才能正確理解這兩種關於重分配的對立觀點，也才可能進一步勾勒出更為公平有效的重分配制度。本書的宗旨即在介紹相關研究的現狀，希望能有助於達成此一目的。
前面舉左右派之爭為例，主要是想說明不同類型的重分配以及不同的重分配工具之間有多大的差異。究竟是應該讓市場和價格機制自由運作，只要透過稅和稅所支應的移轉性支付來進行重分配就好，還是應該從整體上改變市場力量造成不平等的方式呢？在經濟學家的語彙中，這種對立代表著單純重分配（redistribution pure）與有效重分配（redistribution efficace）的不同。單純重分配適用於市場均衡達到柏瑞圖效率（efficace au sens de Pareto）的情況，此時生產和資源配置已經無法再調整，可以讓任何人進一步得利而不損及其他人，但是要達成基本的社會正義，必須在處境最好的人和最差的人之間進行重分配。有效重分配則適用於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情況，此時可以直接介入生產過程，設法改善資源分配的柏瑞圖效率，同時追求公平的資源分配。
在今日實際的政治爭議中，單純重分配與有效重分配的對立經常和另一組概念混淆，也就是小幅度的重分配對上幅度較大的重分配。不過，傳統的左右對立隨著時間變得更為複雜。例如，左派有些人主張建立所有人都適用的「公民基本所得」（revenu minimum de citoyenneté），由稅金支付而不直接干涉市場運作，這與傅利曼的負所得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所以大致說來，重分配的工具和重分配的幅度這兩個問題未必要混在一起。本書希望能說明，這兩個問題應以不同的方式討論，因為各自的考量和回應都大不相同。
為了進一步探討，我們首先要瞭解當代不平等現象的歷史變化與幾個數量級，如此可以清楚知道重分配與不平等的相關理論必須注意的重要事實（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將介紹對於造成不平等的機制的重要分析，我們一方面會著重不同理論的思想之爭背後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出是哪些已知或可知的事實造成理論的分野。第二章首先要處理的是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不均的問題，這項基本的不均等對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問題的分析研究意義重大。接著第三章將討論勞務所得的不均等，這可說已成為當代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如果過去還不是核心問題的話。探討過這些之後，就可以回到最重要的課題，也就是重分配的工具及條件的課題，並提出更深入的思考（第四章）。我們會特別討論法國的不均現象與重分配政策，但是既有的研究和資料並不多，尤其是一九九○年代法國社會對失業與社會斷裂等問題有相當多的公共討論，相較之下這個課題的資訊與研究都十分匱乏，因此有些地方只能勉強藉助針對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的研究，以說明、確認或反駁所提及的理論。

引言

政治衝突總是環繞著貧富不均與重分配的問題。如果簡化一點，可以說歷來政治衝突的核心不脫以下兩種立場的對立。
一方面，強調自由的右派立場告訴我們長期來看只有市場的力量、個人的行動、生產力的成長才能確實改善所得與生活條件，對那些最底層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此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不僅應該限於一定的幅度，更重要的是必須盡量使用對市場機制的良好運作干涉最少的手段。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稅收與移轉性支付制度（負所得稅）便屬此類。
另一方面，傳統的左派立場繼承了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工會的操...

目 次

致讀者

引言
1 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演變
2 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3 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4 重分配的工具

參考書目
章節細目
詞彙對照

目 次

致讀者

引言
1 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演變
2 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3 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4 重分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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