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台灣向前看 向前行 蕭新煌
二十八年前（一九八八），我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台灣向前看》，書稿則是前一年，即解嚴（一九八七）當年的九月完成。當時書名有「向前看」字眼，隱含了我對「後解嚴」台灣前途的展望、憧憬和期許，我想看到的就是一個為台灣勾勒出來的經驗烏托邦。那個烏托邦是建立在幾個新價值、新理想的藍圖上，那些核心價值不外乎是自由、民主、和諧、知識、效率、公平、永續。「解嚴後」給很多台灣知識份子和民眾一個新的夢境，亦即至少「政治民主」、「族群和諧」和「社會公平」馬上可以來臨和落實。但是一九八七年迄今已快三十年，上述七個理想又倒底有多少是實現了？烏托邦在台灣已是現實或還仍是幻想？
現在重讀我自己那本《台灣向前看》的一些分析觀點，如掌握長期社會變遷大軌跡，提升社會力的改革潛能和確立國家發展方向、目的和路線，迄今恐怕還是有效、有用。依此而論，戰後七十年的台灣，前四十年的最偉大成就就是民間社會力和反對運動逼出了政治解嚴，而近三十年的最巨大工程不外乎就是結合社會力、政治力和經濟力打造民主制度、社會公平和經濟改革。
解嚴後的第二年，我期待台灣用理想、用價值「向前看」。第一次總統民選（一九九六）後二十年，我更同意台灣應該帶著智慧、創意和決心「向前走」！
這本由聯經出版的新書以《廿年民主路 台灣向前行》為名，不只是要在總統民選（一九九六）正式進入民主轉型算起的二十年後，替台灣算總帳，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餘賒對照表」（balance sheet），還更要在歷經三次民主政黨輪替（二○○○、二○○八和二○一六）後的今天，細數台灣該如何跨出新步伐，勇敢向前行。
本書分兩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專論，七位學者專家依「尋找經濟活路」、「確立國家認同」、「描繪政策藍圖」、「實踐國會改革」和「落實社會正義」四大主題撰寫專文；第二部分則是上述四個主題由記者分別深入採訪和報導並舖陳各議題的縱身和寬度。
我被邀為此書的兩大內容，撰寫一份有助於讀者閱讀和領會本書各位作者筆下內容的思路和用心的總論，實感榮幸。整體而言，這一本書有即時的參考價值，因為這兩部分的論述都聚焦在「當下」：剖析眼前的困境和路障以及我們「向前行」應除弊興利之道，倒是很少談過去20年的民主路是怎麼艱辛走過來的。
以「經濟轉型正義」為起點的「創新經濟」 林敏聰／吳啟禎
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均由民僅黨贏得勝利，帶來了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這個結果與其說是因為台灣選民不滿現狀，不如說是反應出台灣人對於政治、經濟與改革，以及台灣未來發展圖像的殷殷企盼。雖然第三政治勢力（例如時代力量）在政治上有所斬獲，但整體而言，民進黨將其兩岸政策向中間路線調整之後，作為一個宣稱要邁向創新經濟、著重台灣產業政策的新執政黨，一方面是這場選舉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卻也面臨了完全執政下的最大挑戰。
尤其是在面對全球化、紅色供應鏈威脅、兩岸政治等等重大問題，經濟與產業發展不再是一個可以輕易與政治分割的議題；同樣地，政治也不是一個可以單憑意識型態，不顧經濟本身的運作邏輯就可決定的議題。另一方面，公民社會所期待的，蘊含分配正義等進步價值的新經濟體制是否能夠面對國際競爭體制與兩岸政治壓力，則是另一個巨大的挑戰。
這些問題看似非常複雜，而且常因不同的價值立場與專業領域而有不同的觀點與堅持。尤其是若牽涉到不同的階級與利益，政策立場更可能完全不同，難以達成對國家整體經濟策略與目標的共識。因此，本文的目的並非僅就科技產業技術觀點來討論台灣未來的明星產業具體項目（諸如小英團隊所提的五大創新產業等），相反的，是希望嘗試對於「創新經濟」這個議題提供更為宏觀、更加整體性的反思；同時對於台灣面臨政治、經濟與分配正義等三方面的內在衝突與張力，嘗試提出一個互相辯證與跨領域的理解架構以及可能的出路。筆者希望以下的論述能夠勾勒出一個思考輪廓，亦即不管是站在經濟／產業、政府／政黨，或代表進步價值的公民團體的立場，其中每一方都都無法忽略另外兩個面向的因素與挑戰。一個兼顧三方的思維角色與協商平台功能的作法，是台灣尋求兼顧國家安全、永續經濟發展、與進步價值時所不可或缺的。
後中國路線的台灣經濟發展：揭開自主創新的可能性 吳啟禎／林敏聰
對台灣經濟發展而言，二○一六年初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結果不啻宣示了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那就是正式終結了作為國家總體經濟戰略的中國路線。這不是預期說，台灣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度會隨著新政權上台而驟降，或者台商會大幅退出中國，而是主張選舉結果其實反映了中國路線的大潰敗，新政府上台的任務之一便是清理過去中國路線所造成的諸多後遺症，並且擬定全新的國家經濟戰略。
中國路線潰敗，不單純是因為台灣意識的浮現，主因是中國路線所承諾的經濟效益未能實現。人們普遍看不見兩岸和平紅利，這種失落凸顯的不僅是在背後支撐中國路線的相關經濟學理破產，以及財經官僚失能，還連帶伴隨著國家主體性喪失、低薪化、房地產惡性炒作、貧富差距擴大與轉型創新失敗等社會經濟危機。在這種破壞世代正義的發展模式當中，台灣青年世代首當其衝。二○一四年三月的反服貿運動展示了該世代的憤怒與意志，在台灣發展史上深具分水嶺的意涵，不僅為中國路線踩下急煞車，也預示該年底九合一選舉與這次大選的結果。換言之，年輕化的選民結構認為中國路線必須為經濟轉型失敗負責，這使得修正國家總體經濟戰略成為新政府的重大任務之一。
此外，在台灣內部因中國路線而危機烽火四起的同時，中國崛起的挑釁姿態在國際政經板塊上也形成了新的冷戰結構，為台灣經濟帶來「脫中入美」的契機。但是新政治與新國際局勢是否足以為台灣帶來新經濟？本文認為，除非經濟政策啟動「轉型正義」工程，以具有主體性與進步價值的經濟史觀重新檢視威權時代的經濟奇蹟，去除「發展主義」與「獨尊科技產業」的迷思，正視進入創新驅動所需要的經濟文化、社會條件與公平正義，否則很難改變結構性沉痾。
走出認同困境，重建共同體論述 汪宏倫
二○一六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長期在野的民進黨首次取得完全執政的機會，某種意義下可說戰後台灣政治的分水嶺。許多論者已經指出，這次選舉的結果，意味的不僅僅是再一次的政黨輪替，更在於藍綠的板塊已經明顯變動，而且似乎有不可逆的趨勢。對於台灣的國族政治（包含國家定位與國族認同）來說，這或許也將成為一個里程碑。
根據《聯合報》的最新民調，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達到七成三，而單純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則減少至歷年新低的一成一。在統獨問題上，持「急獨」與「緩獨」立場的合計有三成六，如果加上「永遠維持現狀」的四成六，希望台灣與中國大陸永久分離的民意高達八成二，而支持統一（包含「急統」與「緩統」）的僅有一成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乃是以主流民意為依歸，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都必須回應這樣的民意。
有些人不免因此憂心，分別由民、共兩黨領導的台灣與中國大陸遲早要在國族問題上對撞，而台灣可能將要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包括戰爭。同一份民調也特別針對這個問題做了調查，結果顯示：支持台獨的民眾當中，僅有二成的人願意為獨立去打仗。但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獨立必定（或被認為很有可能）帶來戰爭？為什麼台灣人民僅僅是認為「我們是誰」，就會被視為是個隱含衝突的問題？台灣人民想要當自己，但外在的諸多條件卻不讓台灣人民做自己，這是台灣國族認同問題的基本格局與困境。
台灣的國族困境是一個極為複雜難解的問題，牽涉到不同層次與面向。本文並不打算在現實政治（Realpolitik ）的層次上討論國族問題，而是希望能把認同議題提高到「理念與價值」的層次來加以析論。現實政治關切的是利益與實力，但認同卻無法迴避價值的問題。正如政治思想家泰勒（CharlesTaylor）所指出的，如果我們不能對「善」有更深入的理解，就無法真正把握「認同」這個概念。我們不僅要關注「如何作是正確的（good）」，更要關注「如何生存才是良善的（right）」。想要化解台灣的國族認同困境，固然不能無視歷史經驗與現實政治，但也不該拋棄對終極共同之善的追求。這是本文立論的出發點。
台灣的國際大戰略建議 童振源
台灣的國際大戰略必須是整合性的、前瞻性的、跨領域的、整體性、國際性的戰略觀點，以統合國家的力量、確立施政方向、結合友台力量、擴大台灣機會、化解對台威脅。台灣的國際大戰略包括五大支柱：安內、實外、倚北、聯南、和中。
首先是「安內」。台灣的國際大戰略需要建立國際權力均衡基礎上，但如果忽略民意的支持與社會的共識，將導致戰略基礎不穩、事倍功半。因此，台灣必須先凝聚國內共識，在國內民意與共識基礎上，拓展國際關係與促進兩岸和解。
第二是「實外」。台灣的國際參與需要強調實質關係與充實外交利益，而不是強調名義邦交或形式參與。台灣的國際參與必須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必須強化台灣已參與的國際組織之角色與國內能見度。其次，台灣要獲得國際支持，必須強化台灣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與價值，推動人民對人民的外交，或者稱為公共外交。因此，在國內共識與民眾利益基礎上，台灣政府應整合出台灣民眾利益攸關的三至五個國際組織或活動，整合外交資源與民間力量共同推動。
第三是「倚北」。在兩岸主權衝突尚未緩和前，大陸仍是台灣的最大國家安全威脅與國際參與阻礙。因此，台灣倚靠北方強權以增加實力，平衡大陸對台灣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壓力，台灣才有安全感及籌碼，與大陸展開兩岸談判與互動。台灣不僅要強化與北方強權的政治與軍事夥伴關係，更要建立經濟夥伴關係，包括經濟繁榮與經濟安全，這是台灣當前最迫切的挑戰。例如，美國仍是全球最大市場、最重要技術與創新來源、最重要的人才與資金來源，對台灣發展創新經濟非常關鍵。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也強調，美國將協助台灣抵抗大陸採取對台灣的經濟抵制、禁運或其他高壓手段。
第四是「聯南」。南方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是台灣積極推動合作的對象。從地緣政治經濟角度，台灣應該優先推動與東南亞及南亞的合作關係，一方面擴大台灣發展經濟的腹地與資源，另一方面創造互惠雙贏的合作關係，維護台灣在東亞的利益，並結合東亞友善力量平衡大陸的壓力。
第五是「和中」。台灣的國際戰略應該要倚靠北方強權的力量平衡大陸的壓力，促進兩岸和解而不是對抗。台灣應對大陸政府展現善意與推動合作，發展與大陸和平互惠關係，才能緩和兩岸衝突與促進兩岸和解。這不僅符合北方強權的利益，也容易獲得北方強權對台灣其他目標的支持。
憲改人權的新趨勢：國際人權入憲 張文貞
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迄今共歷經七次憲改，但這七次憲改主要是針對憲政體制的漸進改革，並未對人權清單或人權保障有進一步的強化。這種完全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憲改，在台灣已初步完成民主轉型，加上因中國崛起而憲改空間受到極度壓縮的今日，已不再具備任何說服力，亦欠缺正當性基礎。如何重塑憲改主張的論述，賦予其更高的正當性，使憲法修改的議題不被政黨利益所綁架，而能真正彰顯與回應民意，是啟動下一波憲法修改所應思考的問題。
若我們認真檢視過去修憲的內容，可以發現沒有一次修憲是針對人權清單進行修改，相較於全球憲政主義重視人權保障的潮流，既有憲法的人權清單過於保守與老舊。為了回應這一個問題，本文認為台灣新一波憲改的論述，應從深化人權價值與保障的角度出發；亦即，必須由憲改的深層理念來著眼，改變原有憲改論述的工具性基調，強化憲改重視人權的目的性，藉以提升憲政改造的高度和創造其時代的價值。
為了引領相關的討論，本文旨在討論如何將國際人權納入憲法。除了前言和結論外，本文的第一部分先檢視現有憲法權利清單的有限性，第二部分討論司法院大法官如何在憲法解釋中增加權利的種類和內涵；最後，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在當前全球憲政主義的潮流下，分析國際人權法與憲法匯流的模式，以及在台灣脈絡下可能採取的模式與新人權清單。
本文主張，面對憲法改革的契機，考量台灣的特殊脈絡，我們應在憲法中規定全面遵行國際人權法。具體的作法是在憲法中訂立「優先條款」或「尊重條款」，讓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憲法取得優越地位，將其內容一次性的包裹憲法化。此外，我們也應在權利清單中，回應已具有高度社會共識的權利議題，例如，降低公民權行使的年齡限制。
取向程序的國會改革 蘇彥圖
對於許多關心台灣國會改革的人們來說，民主進步黨「永遠的總召」柯建銘與代表時代力量的太陽花律師邱顯智在新竹市這個選區的競爭，應該算是二○一六年國會大選中寓意最為深長的一場選舉戰役。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對決，大衛最後也沒有擊倒哥利亞。可是柯、邱兩位候選人及其團隊，毋寧共同創造了一個歷史，就是讓國會改革這項長年議題，從無關緊要的政見花絮，一躍成為選舉政治與公眾議論的焦點。在後太陽花時代，台灣的公民社會或許早就能夠預見、也期待這麼一天的到來。
國會（乃至包括選舉、政黨等制度在內的整個代議民主制度）必須進一步改革，畢竟這是台灣當前極其稀有的憲政共識之一。話說回來，如果不是邱顯智及其團隊的努力，我們對於往昔「王柯體制」所做的分析與批判，或許仍會與「馬王政爭」的恩怨情仇，糾纏不清。如果不是柯建銘及其團隊的努力，我們可能也無法比較同情底理解「喬事天王（們）」的認真與承擔。年初的大選終究不是國會改革的政策公投，我們因此還不知道台灣社會所認同與選擇的，究竟會是什麼樣的國會改革。不過，如果年初的國會大選結果有任何選舉授權（electoral mandate）可言的話，國會╲代議民主制度的結構改革，應該會是其中之一。
柯建銘與邱顯智兩人的選舉競爭，或許為國會改革的冷灶添加了選舉政治的薪火，也具象化了轉動時代巨輪的世代差異。不過，讓備受非議或者誤解的「王柯體制」開始走入歷史、並且讓台灣現階段國會改革的政治進程露出一絲曙光的，主要還是台灣人民的集體智慧─ ─也就是台灣民主史上國會的首次政黨輪替。在二○一五年歲末，也就是第八屆立法院的最後一個會期就快結束的前夕，在位長達十六年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曾經嘗試推動國會改革法案而未果。除了時機啟人疑竇，這段失敗的改革經驗，毋寧說也受限於再怎麼圓融的國會領袖也無法化解的政策歧見。
近幾年來，朝野政黨都說要推動國會改革，但是它們各自所提出的，是非常不同的改革方案。中國國民黨的兩大國會改革主張，一是弱化黨團協商制度對於國會多數╲執政黨的牽制，另一是得據以排除（反對黨）議事抗爭的國會警察權。民主進步黨一來力爭強化國會調查權，二來也要求改革國會選制以及開放委員會的公眾參與。這次大選的結果，除了國會領導的人事更迭所捲動出來的改革動能，國會的政黨輪替起碼也讓台灣的兩大政黨都有了居於國會多數與國會少數的經驗，從而讓兩大黨比較有機會在「互諒」的基礎上，尋求跨黨派的改革共識。國會的政黨輪替也有可能只是讓兩大黨在改革主張上攻守易位。不過，再怎麼昨是今非，從政者總得顧慮形象與信譽。在選舉競爭的壓力下，民主進步黨有可能不去遷就失勢的中國國民黨，而以國會多數強力推動相關法制改革。我們正處於一個國會改革的政治新局。如果國民黨黨團或者時代力量（邱顯智）所提出的國會改革主張，最後是由柯建銘所帶領的民進黨黨團付諸實現，我們可以喟嘆歷史的弔詭，但是我們毋須感到詫異。
台灣社會公平：廿年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社會後果及其解方 林宗弘
過去二十年來，無論是藍綠執政，主導台灣經濟政策的都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主要信念是市場機制與私人企業比公共部門能更有效配置資源 （林宗弘等 2011）。因此，新自由主義所建議的政策方向如下：
財政與投資：減稅並且減少公共投資可以促進私人投資，因此促進經濟成長與就業；
工資與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開放貿易可以增加本地就業機會，因此可以刺激創業並減少失業率。
上述的政策觀點，從台灣的實際數據來看，幾乎都是錯的。
筆者收集了一九九二年到二○一三年的台灣總體經濟與社會數據，研究顯示台灣歷年的減稅政策使得稅收占ＧＤＰ比例（也就是所謂的實質稅率）大幅衰退，但民間投資毫無起色，同時政府投資則隨著賦稅減少而大幅衰退。更有趣的是，台灣稅收占ＧＤＰ的比例與金額愈低，台灣資本外流到中國大陸的比例與金額就愈高。當然，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比例，與台灣實質稅率的關係很複雜，但是絕非正相關──並非台灣稅率偏高才導致台商出走，只要減稅就可以讓台商回流；而是每次減稅之後，反而有更多台商資金外流到中國大陸。
在工資與失業率的關係方面，新自由主義主張工資提升會導致資本外移與失業，因此最好不要由政府干預來提高工資；並且認為兩岸經貿往來可以擴大台灣就業，工資可能因此而提高。然而，台灣實際的數據也出現與新自由主義或擴張兩岸經貿之說法相反的情況。圖七A顯示台灣的工業與服務業薪資與失業率毫無關係，而圖七B卻顯示台灣的失業率，主要是被台商對中國投資比例擴張所推升的；兩岸經貿往來愈是擴張，台灣本地的失業率就愈高，跟工資毫無關聯。
新自由主義認為減稅可以刺激投資，間接增加就業並減少失業率；在台灣，減稅與失業率實際上的關係卻也是相反的。如前所述，減稅並沒有帶來台灣內部的民間投資，而是使資本持續外流到中國大陸，更糟糕的是政府投資也因此減少。如圖八A所示，過去二十年來的減稅政策造成公部門資本形成大幅萎縮，而圖八B則顯示公部門資本形成愈低，政府就愈無法用財政政策來刺激景氣，使得失業率進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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