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國崛起」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今天，一個日益受到關注的問題是，在同西方發生碰撞以後，中國近代以來經過的國家和社會轉型，無論是以革命的、還是以改革的、或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究竟給中國的觀念、行為乃至存在帶來了甚麽樣的變化。簡言之，今天的中國從何而來，如何而來？這樣宏大的問題不是個別學者的探討所能解決的。本書各章有所涉及的只是這個問題的一個十分具象的側面，即中國近現代疆域和民族構成形成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了國內政黨鬥爭、民族關係、外交折衝，以及社會變動等極其豐富的內容。
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對涉及領土、民族的問題，動輒以「自古以來」立論，似乎近代以來中國所經歷的大變局從未發生過。查二十四史，「自古......」的說法出現過一千多次。古人在議論天地精微、國是人非時，常用這種說法來標榜所謂亙古不變的至理。但是，在二十四史如此頻繁的使用中，沒有一次是用於論證某地某土的歸屬，因為古人知道，「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相同 」。1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中國歷代王朝國家的疆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經常變更的。前後相連的朝代在疆域上自然會有某種繼承關係，但在這種關係中，中原地區的相對穩定和邊緣地帶的頻繁盈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穿越」前朝，更久遠地繼承歷史疆域的情况。歷代開國之君，恐怕都是要在前朝的廢墟之上構建自己新的家天下。如果有幸能够皇祚長久，又碰上有為之君，開疆拓土，那也不過是中國王朝國家的疆域，又如季節湖般地漫延了一次而已。個中道理，只能求諸當時亞洲大陸上的地緣政治關係，而無法得自某種「自古以來」的法理依據。唯在辛亥革命前夜，革命黨人曾有過擯棄「滿清」疆域、規復漢代疆土的漢族民族主義設想。這是源自西方的近代國家疆域和民族國家觀念，同中國的所謂華夏正統怪異結合的一個特例。到頭來，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依然不得不在清朝的廢墟上，謀求對中國所謂「固有領土」的統治。當前在領土問題上「自古以來」的說法，貌似依據歷史，卻恰恰置歷史發展的兩個基本要素於不顧：時間和空間。泛談「自古以來」，既未表明對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任何一個時間點的取向，也未表明對任何一個具體歷史疆域的取向。
如果非要强調中國疆域的久遠歷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來」的地域，對於從華夏族嬗變而來的漢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區而已。《史記》所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已，以後歷代相傳，大致反映了漢人「中國」的初始範圍。2我們中國人有「祖國」的說法，這在世界各種語言中也屬一種少見的現象。世界上其它語言的近似表達，如果直接翻譯成中文，分別是「母國」（motherland）、「父國」（fatherland），或「家國」（homeland）。「母國」經常是表達出生的國度和族群的發祥地。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則使用「家國」，大概是為了比較貼切地表達移民家園的意思。比如在「9．11」以後，美國國土安全局的英文名稱就是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而「父國」的使用則和中國的「祖國」概念比較相近，往往表達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理念。3「祖國」在中國古代大概不是一個常用詞。在二十四史中，只有《明史》有一處使用「祖國」：「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4「天方」即今麥加。《明史》以伊斯蘭教發源地為「回回」的共同「祖國」，實際上表達的是上述「母國」的意思。相比之下，「故國」一詞在中國古代倒是被經常使用。中國處在分裂狀態時，大小諸「國」興亡無常，人民顛沛流離，「故國」於是成為背井離鄉之人對自己的已亡之國、已離之土的稱呼。所謂「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這和美國人在新大陸的「家國」唱「星條旗永不落」的意境正好相反。5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帝國疆域，都是統治族群從其最初的「母國」、「祖國」或「家國」向外擴張的結果。6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帝國也不例外，在所謂「大一統」時期，分屬多個不同族群或政治集團的「故國」被一個個納入統一王朝的麾下，而在所謂分裂時期，不同族群、甚至是同一族群的多個集團又得以各自為「國」。
顯而易見，在中國歷史上，「疆域」遠比「祖國」要抽象且漂移不定。在今天，當涉及到具體疆域問題時，深究之下，「自古以來」的說法往往又不得不被「漢唐以來」或「元明以來」這樣不具備亙古不變的歷史真理感的概念所替換。但是，即使是這種進一步界定的「自古以來」的說法，依然反映出對中國近百年來歷史巨變的無知或誤讀。因為這種說法不瞭解中國在近現代歷史上經歷了劃時代的領土屬性轉型。這種轉型的結果，是中國古代宗藩朝貢體系下的疆域觀念和歸屬關係，嬗變為源自西方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近現代主權觀念下的領土歸屬關係。不瞭解中國領土屬性的近現代轉型，自然會把古代和現代的主權觀念、領土歸屬關係混為一談。
中國歷史上秦漢兩朝最重要、最久遠的影響，是使統一王朝成為古代中國的典型國家形態。但是這些王朝治下的不同族裔的臣民，是否以王朝國家為共同「祖國」，則另當別論。以後的歷朝歷代，無論是因中原王朝的對外擴張還是因外族入主中原而形成的一統王朝，都是在「天下」觀念之下，以中原為中心構建的多層次王權結構，即宗藩朝貢體系。以「天下」觀視之，寰宇之內，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政權，與遠近親疏各不相同的「內地」、「邊地」、「藩屬」、「貢國」、「客國」等等之間，發生錯落有致、利害各異的關係。這些關係或是直接統治，或是間接「羈縻」，或是布化「王道」，或是「恩澤四海」，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經濟、貿易內涵。這個體系的特點，首先是「上國」與「下國」關係的不對稱性，其次是由內向外、益遠益疏的多層次性，再次是王朝主權邊緣的模糊、多變性。在中國近代以前的歷史上，也不乏中原王朝與鄰國畫界並放棄「上國」身分的例子。這種情况往往發生在中原王朝勢弱、不得不同相關鄰國執「敵國禮」的時候。但是這種情况與近代以來的平等國家關係絕不可同日而語，乃是中原王朝與實力「匹敵」的鄰國之間一種權宜的對等關係，依然是多階梯、多層次關係體系中的一個環節。這種多階梯、多層次的「國」際關係不僅實行於中原王朝與鄰國之間，也通行於諸多亞洲國家的相互關係之間。顯然，這種源於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古代東亞國際關係體系，在觀念上和實踐上都與近現代通行的、源於西方的國際關係有極大的差異。
認識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不能脫離對兩個歷史過程的明確認識。第一是清代疆域的形成，第二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領土屬性的近代轉型。從十七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末，清帝國疆域走完了從擴大到鞏固的過程。正因為如此，清帝國得以在以後一個多世紀裏，以雄踞東亞大陸的東方强國的地位，與西方列强長久相峙。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在西方的軍事、外交、貿易的多重壓力下，東亞固有的國際關係體系逐漸解體；東亞諸國被迫按照西方「民族國家」的國際範式，對自身的國家形態、國際行為和立國理念進行重新構建。中國的重新構建過程包括：放棄對一系列「外藩」（如朝鮮、越南、緬甸等）的傳統「上國」地位；試圖取得或鞏固對邊地「內藩」的直接統治主權（蒙古、新疆、西藏、滿洲〔東北〕皆在此例）；放棄以往維持「緩衝」邊疆、隔斷內地漢民和邊疆民族聯繫的安全方略，代之以移民實邊、促進民族融合的新政；放棄過去四海一家、天下共主的理念和相應做法，採取以法律條約的方式，確立國家邊界和國內、國際主權；放棄天朝心態和華夷之辨，以萬國之一的平等身分，同與國相處。對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鐵與火相映、血與淚交融的過程，充滿抗爭、屈辱、被迫和無奈。同時，這個過程也是中國以一個近現代主權國家的風貌，進入世界歷史大潮的開端。因此，在上述兩重意義上，清帝國是當今國際舞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接母體。
而緊隨清朝的中華民國，由於內戰頻仍和强敵入侵，未能在實際上全面繼承清帝國的疆域。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蒙古獨立這樣的重大事件，使現代中國對大清帝國疆域的繼承大打折扣。儘管如此，在領土屬性轉型的過程中，中華民國仍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原因就在於民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堅持了對前清疆域主權的繼承。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當西方國家的代表提出需要對「中國」加以定義，即對中國對「本部」的「主權」和對「疆部」的「宗主權」做出區分時，中國代表顧維鈞立即聲明：「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中國代表團拒絕討論任何企圖更改中國領土邊界的議題。……治權完整的原則必須視中華民國為一體。」7此外，在中華民國時期，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政治話語也完成構建，中國主流政治的左翼和右翼同在這一語境內推進自己的政治日程，「祖國」也從《明史》中表達族群起源的生僻概念，變身為「中華民族」對外抵抗和對內統合過程中的政治熟語。8
各種歷史因素的總匯決定了，儘管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便開始了以清帝國疆域為原型的領土屬性近代轉型，但只是在整整一個世紀之後，中國才具備了全面廓清自身地緣形體的條件。9 1957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討論中緬邊界問題時講到：「我們承認歷史的客觀事實，要還它本來面目。我們過去的歷史是封建王朝、封建帝國的歷史，封建王朝的立場跟新中國的立場是不同的。而時代不同，制度也不同，周圍的情况也不同。......如果我們把所有史書都搬出來作為討論我國邊界問題的依據，那整個亞洲都要翻騰起來。所以歷史上的邊界情况，只能作為參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這三個朝代的有些邊界談判的材料，才是可以作為法理依據的」。10 1949年中國的政權更迭對中國外交事務在人員經驗、知識結構，以及辦事機構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斷層。11在二十世紀中期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共產黨所遵循的國際方針也極大地影響著中國政府對周邊關係的處理。
但無論如何，周恩來提出的處理中國邊界懸案的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是符合中國領土屬性近現代轉型的實際情况的。以清朝末年為起點的歷史依據，以現代國際通例為基礎的法理依據，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為他們的新政權塑造和平環境時奉行的原則。今天已經重新强盛起來的中國，如若從自身歷史中尋求「自古以來」的智慧，就應謀求成為一個積極、理性、自律、寬柔、包容的新型東方世界强國。周恩來的兩個「依據」，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應該成為中國處理領土糾紛時的原則。
中國的周邊鄰國，大多數在歷史上曾和中華帝國發生過某種古代意義上的從屬關係。今人對這種歷史關係的記憶和解說，既可以把這種歷史遺產化為當代亞洲國際社會交往中的永久財富，也可以變其為隨著國際氣候的變化而肆虐滋生的潛在病毒。對中國自身來說，歸根究底，在領土問題上「自古以來」的說法，不僅是誤導世人，尤其會阻滯歷史智慧對中國大戰略的貢獻。任何國家的國際大戰略的制訂，都離不開對地緣政治的考量。在中國古代多國紛爭的時代，產生了「遠交近攻」和「近悅遠來」這樣立意和目的都截然不同的地緣謀略。其後中國的歷代王朝，依據自身對安全環境變化的判斷，將這些先例或奉為圭臬或束之高閣。古今國際戰略的制定，大概不離對以下三宗的判斷：對國家安全地域的界定，同緊鄰國家的邦交，與主要對手的博弈。中國國勢發展到今天，又進入了對大戰略作出積極調整的時期。隨著中國對全球事務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世界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個東方元素日益彰顯的新的歷史單元。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戰略思維，應是兼容東西方文明積極內容的前瞻，而不是對中國歷史上所謂「盛世」的回歸，更不能步西方國家由强而霸的後塵。
中國和整個亞洲經過近代以來的大變局、大變型，在地圖上展現的形體已面目全非。其後果不僅涉及中國和鄰國的關係，更涉及中國內部人群的關係。今天在亞洲地面上已不再有拉鐵摩爾所曾描述的那種漂移不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浪漫「邊疆地帶」，取而代之的是使國家相互分割又彼此貼身而立的嚴厲的國境線。12亞洲的人群、社會、國家在西方「現代國家」範式的衝擊下，不得不重新調整生存和交往方式。在國際舞台，國家之間對領土分清你我。在國內，中央政治權威和邊緣社會之間也發生了「統合」與「自治」乃至「分離」的角逐。耶魯大學教授傑姆斯．斯科特關於「左米亞」的著名研究，提出在亞洲還有一片「無國家」的淨土，那裏的人們憑「不被治理的藝術」暫時逃離了現代國家權力對其生活的干預。13然而，「世外桃源」一旦被外人所探知，就難逃灰飛煙滅的命運。畢竟，現代國家的特性之一，就是囊括無遺的統合意識和無孔不入的統合手段。中國國家權威以國境線廓清地緣形體、確立同鄰國的相互主權界限，同時也就是將邊界以內的所有人群，置於國家的統合運作之下。
回視中國歷史，以中央王朝為正統中心的「天下」體系，維繫的是一種層級對等、以「禮」相待的「國」際關係。14只要各國各部安於其位，不相侵擾，中央王朝便樂得任其自為聲教。唐太宗的所謂「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的「上策」，以及明太祖對周邊的「因俗以治」，都是任地處中國邊緣的藩國或部族「高度自治」的作法。15可是這種邊緣的「高度自治」並未給中央王朝帶來永久的安寧。唐朝盛世，擺脫不了對突厥、吐蕃等的和親與征戰的反覆，而衰敗於胡人安祿山的作亂。明代朱家天下近三百年，更是以蹙於蒙古始，以滅於滿清終。《隋書》作者對中原王朝與周邊「四夷」的關係，用八個字作了精準的概括，所謂「事無恆規，權無定勢」。16中國古代國際關係的困境，在唐代詩人高適的眼裏，就是「戎狄本無厭，羈縻非一朝，飢附誠足用，飽飛安可招」。17美國學者湯瑪斯．巴費爾德將這種「飢附」和「飽飛」現象，分別稱為中亞遊牧軍事政治集團對中原王朝採取的「內邊疆戰略」和「外邊疆戰略」。18清代滿人治邊，理藩院總理其上，以盟旗、聯姻控蒙古，以軍政、軍府制度理東北、新疆，以駐藏大臣、明文「章程」羈西藏。這種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治邊策略，使清帝國的內陸邊疆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19但即使是非常重視邊疆治理的滿族統治者，在西方列强到來之前，也未能根本突破中華天朝帝國有體無形、有邊無境的「天下」體系。
近代以來，西方列强之間以及和後起的日本相互傾軋，爭相重新界定清帝國疆域，以此為確立自身在亞洲地緣戰略地位的重要步驟。「天下」不再，時過境遷。處在中國周邊的各種組織形態中的人群，除了在「左米亞」一類殘存的三不管地帶苟延，早已失去了選擇「附」或「飛」的自由。中國國家形態的現代化，同時招致的是西方國際關係體系的一個「固有困境」，即「在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同時，承認民族自決權而產生的矛盾。而族群間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國家間的清晰政治邊界絕難調和」。20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現代中國又給西方民族國家範式固有的「兩權之難」增添了一層中國特色。在十七至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重定國際規則的同時，也在國內完成了從王權向民權的轉變。而中國在接受並按照西方規則重塑地緣形體和學步現代國際行為的同時，國內民族的構建卻以民權口號始，以黨權實質終。由此，二十世紀歷史展示的是，中國的中央政治權威以西方國家對待國家領土的「熊抱」，取代了歷代對邊疆傳統的「羈縻」；而以黨權為根基的「熊抱」，時而顯示令人愉悅的親昵，時而施以令人窒息的拑制。
本書的十個章節集中討論近代變局以來中國經歷的歷史轉型。第一章提出用中國近現代領土屬性轉型的視角，來觀察、認識中國近代以來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的發展脈絡。不同於以往認為中國近代歷史是一個封建國家完整的領土、領海主權被列强破壞的過程，本章提出，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始的不僅是向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衰變，還有在國家體制、國家疆域、國家觀念、國內族群關係各個方面，從一個傳統東方帝國向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積極發展。中國領土屬性近代轉型的過程始於晚清，在某些方面延續至今。實際上，中國現代化的各個層面都與領土屬性轉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領土屬性轉型的研究，是從宏觀歷史入手，探討近代以來中國國家結構和功能發展變化的角度之一。這個角度在本書以後的各章裏，都有所體現。
與任何從傳統國家形態向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國家一樣，中國的近現代領土屬性轉型，包括了重塑國家體制和確定地緣形體等事關國家內涵和外延的歷史轉軌。這都是些傷筋動骨甚至是五內俱焚的痛苦過程。清帝國在十九世紀經歷了一系列屈辱的軍事、外交挫敗，取得了後來被稱之為海棠葉形的政治地緣形體。隨之而來的是以1911年為起點的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世紀。迄今為止，中國近現代轉型經歷了幾個重要的歷史節點，辛亥革命是節點之一。第二章圍繞1911年前後在中國出現的「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說明中華民國對滿清王朝在疆域上的繼承，既非順理成章，亦非名符其實。有關的歷史，在後來的歷史著述中多被曲解，而辛亥革命給中國領土屬性轉型帶來的內涵和外延方面的錯位，尚未有論者述及。在當時支持和反對革命的政治派別之間展開的大辯論，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話語開闢了先河，而其中提出的與領土屬性轉型有關的一些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圓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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