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迷人的英雄
凱因斯如何成為海耶克的偶像：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
經濟史上最偉大的辯論緣起於一次尋常的借書請求。一九二七年初，年輕的維也納經濟學者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寫信給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約翰．梅納德．凱因斯，探聽一本完成於五十年前、書名古怪的經濟學教科書《數理心理學》（Mathematical Psychics），作者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凱因斯在空白明信片上僅以一行字回覆：「很遺憾，我的《數理心理學》庫存已告罄。」
名不見經傳的初生經濟學者海耶克，為什麼要向當時舉世聞名的經濟學者凱因斯借書呢？對凱因斯而言，海耶克的請求不過是他鼓脹郵袋裡的其中一封信。劍橋經濟學神童未留下海耶克的借書請求，卻是胸有成足地認為，有朝一日，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大膽的研究取徑將造福後世，於是囤積所有手寫筆記本和信件。他身故後所出版的文章，即便已經過編輯，仍有十三冊之多。相較之下，海耶克當時似乎已嗅出這次請求的重要性。他將凱因斯乏味的回覆視若珍寶，當作個人紀念物、職業獎盃般保存了六十五年。這張明信片如今屬於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海耶克檔案，是海耶克策畫兩人初次接觸的有形證據，往後他們將對政府在社會及世界經濟命運中所扮演的角色展開激烈對決。
海耶克對埃奇沃思感興趣，他深入探索的其中一個課題未來將同時吸引凱因斯和海耶克兩人：稀缺資源如何以最佳效率將「享受樂趣的能力」（capacity for pleasure）最大化。書名令人望而生畏的《數理心理學：論道德科學的數學應用》出版於一八八一年，是埃奇沃思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內容包括接下來一個世紀內經濟學家糾纏不休的好幾個辯論主題，如「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等概念，以及凱因斯和海耶克對抗中最關鍵的概念──如果每個身體健全的成人都就業，則一經濟體將達到「均衡」（equilibrium）狀態。埃奇沃思也是貨幣與貨幣體系理論的早期論述者，時至一九二七年，凱因斯與海耶克已對該理論提出詳細闡釋。一九一一年，凱因斯緊接在埃奇沃思之後出任《經濟學雜誌》（the Economic Journal）主編一職，或許是促使海耶克找上凱因斯的微小託詞。
海耶克何以認為凱因斯擁有被他玩笑般稱之為「我的《數理心理學》庫存」的書，彷彿他祕密囤積成堆埃奇沃思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這點我們無從推敲。儘管埃奇沃思在英國經濟學圈不太受重視，《數理心理學》仍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性。以凱因斯劍橋指導教授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學說為主的英國經濟學派和歐陸經濟學派之間存在極大歧異，後者聚焦在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在維也納的老師） 所闡釋的資本投資理論（投資到一門生意中的金錢），不過兩方陣營仍有許多接觸，當然也保有某種程度的誤會。馬歇爾學派的基礎是常識性經濟學認知以及企業的實際運作，源於使英國成為史上最成功商業國家的重商主義傳統。奧地利學派的各個概念則較重理論與機制，演繹自企業運作的智識而非實務認知。
奧地利人大多能讀英文，即便不為英國經濟學傳統說服，起碼也熟知其詳；英國人一般而言不懂德文，而且忽視奧地利和德國理論家的著作。所幸，國界和學術圈的關聯意義不大。即便處於一戰的恐怖時期，就算學者發現他們置身在戰壕界線的兩端，書籍雜誌的買賣交換仍持續不輟。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凱因斯在劍橋大學時期的朋友，也是海耶克的遠房表親， 他在隨奧地利軍隊駐守義大利前線時曾寫信給凱因斯，「你可以寄〔劍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新書〕給我，戰後我再付錢給你嗎？」 凱因斯隨即協助處理。
就算海耶克在維也納大學汗牛充棟的圖書館裡連一本《數理心理學》都找不到，下一步便尋求名聞遐邇的凱因斯協助也不合邏輯。凱因斯不僅是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為大學生講授經濟學的一名教授而已。他四十二歲時，由於代表英國財政部參與巴黎和會談判而舉世聞名。巴黎和會催生《凡爾賽條約》，終止了一戰的動亂。凱因斯因為向大眾揭露主導和會的仇外以及民族主義怨恨情緒，成為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社會津津樂道的公眾人物，尤其是奧地利、德國等戰敗國。
凱因斯的經濟學與公共財政知識深厚，因而當英國於一九一四年九月正式宣戰時，政府立刻徵召他負責向美國債權人協商借貸鉅款。借款不只用於資助領土覆蓋近半個地球的大英帝國在全世界的戰爭，甚至因為美國銀行家不信任法國人和義大利人的償還能力，英國被迫負責出錢為盟邦提供擔保，導致借貸金額極為龐大。凱因斯的運作手法靈活，成功避開複雜的官僚行政，因此戰爭結束後，凱因斯加入顧問團隊，職責是提供建議，確保德國人為他們造成的死傷付出代價。
一戰在當時可謂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德國、奧地利組成的同盟國和英國、法國、俄國以及後來加入的美國組成的協約國，根本上是為爭奪領土與世界貿易而開戰。幾星期內，雙方已開挖數千英里潮溼的淺壕溝，雙方壕溝的距離近到互相喊話都能清楚聽見，接著，他們從戰壕發動自殺性突擊。這場戰爭代表著騎士時代的終結、現代的曙光。騎兵和刺刀近身搏鬥逐漸為坦克對戰、化學武器攻擊和空中轟炸所取代。經過可怕的四年，德國人餓到被迫投降，一九一八年停戰之際，將近一千萬軍人陣亡，另有八百萬軍人「失蹤」，超過兩千一百萬軍人受傷以及約七百萬平民罹難。整整一個世代的歐洲青年慘遭屠殺或終生殘障。
根據海耶克的回憶，凱因斯是「我們中歐人的英雄」 ，因為他勇敢譴責英國、法國以及美國領袖對戰敗國人民索取沉重賠款的行為。他抨擊巴黎和會的著作《和平的經濟後果》在《凡爾賽條約》簽署後幾個月內面世，立刻引起全球熱烈關注。書中淨是對協約國領袖大不敬的抨擊，將美國總統伍卓．威爾遜（Woodrow Wilson）、法國總理喬治．克萊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和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描繪得極為負面。凱因斯預測，沉重賠款將導致政治動盪和極端政治，引發另一次世界大戰，後來這一切預測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先見之明。海耶克初次嘗試認識凱因斯時，並不知道這名年輕劍橋教授體內流著濃濃的資產階級反叛血液。
凱因斯出生於書香門第。他的父親奈維爾（Neville）著有經濟學相關書籍，同時是劍橋大學的行政人員。他的母親佛羅倫絲（Florence）也是知識分子，是女子劍橋紐納姆學院（Newnham College）早期畢業生，後來成為劍橋首位女性市長。凱因斯擁有比雙親更獨立、原創的心智成長環境。從英國一流貴族中學伊頓公學（Eton College）畢業後，凱因斯進入國王學院大學部，主修數學。他的父親鬍鬚鬢白的導師馬歇爾不久後收他為門生。馬歇爾是英國經濟學界的明燈，撰有英語世界最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書中介紹部分基本經濟學概念，像是供給滿足需求就產生價格，以及物品的用處決定它的價值。馬歇爾欣賞凱因斯的聰明才智，鼓勵他放棄數學轉而鑽研經濟學。
凱因斯在劍橋結交了幾個知心好友，這幫人的波希米亞思維指引他餘生的思想及行動。布魯姆斯伯里團體（Bloomsbury group） 的成員有即將成名的作家禮頓．史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E．M．福斯特（E. M. Forster） ，視覺藝術家鄧肯．葛蘭特（Duncan Grant） 、凡尼莎．貝爾（Vanessa Bell） 和羅杰．弗萊（Roger Fry） 等人，他們一致推崇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倫理學家G．E．摩爾（G. E. Moore） 的思想，相當重視個人友誼和審美價值。這個團體拒絕僵固的維多利亞傳統，尤其是清教徒式的性道德觀，而且成員們以自己的小團體語言交談，排除外人。錯綜複雜的愛情成為團體的凝聚力。他們一直住在布魯姆斯伯里社區（團體因而得名）的倫敦廣場，以彼此為鄰，有時也住到南部英國鄉間的仿舊房舍。
凱因斯外表並不出眾，也不覺得自己有魅力，不過天生一副威風凜凜的好身材。他身高六呎六吋（約一九八公分），自從在小學顯得鶴立雞群起便有輕微駝背。離開伊頓公學後，他留起鬍子。最令人難忘的是他深邃溫暖又誘人的栗色眼睛。男人及女人無不為他傾倒。悅耳的嗓音甚至迷惑了那些抵抗他魅力的人。誠如海耶克所言，「有幸和他親身相處，當下便能感受到這位健談才子的魅力，他興趣廣泛，嗓音令人神魂顛倒。」
凱因斯和其餘布魯姆斯伯里成員不太一樣，這和任何個人癖好一概無關──他是狂熱的當代繪畫蒐藏家，是多產且辯才無礙的作家，同時也是放蕩、毫無顧忌的同性戀者──而是因為他選擇的專業領域。當其他人享受不受傳統社會束縛的藝術創作生活，藉此攻擊既定社會秩序並能全身而退之際，凱因斯的經濟學天賦使他為戰時政府所迫切需要。他的布魯姆斯伯里伙伴們亦不諱言，他加入了他們最鄙視的統治階級。凱因斯和團體裡許多人一樣，認為政府想在一戰中獲得完全且決定性勝利簡直痴人說夢話，並且相信欲停止戰壕每日發生的血腥殺戮，應該立刻休兵，而不計較誰是勝利的一方。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戰爭才剛開始，凱因斯已經無法忍受西線浴血戰事的慘烈程度。「我的沮喪絕對且徹底，」他寫信給史特拉奇。「日復一日，我目睹年輕人離開⋯⋯踏進屠宰場，我完全無法忍受。本學院已有五名大學部或剛畢業的學生命喪沙場。」 戰事持續，愈來越愈年輕朋友的死訊傳回家鄉。「昨天傳來消息，說我們的兩名大學生已陣亡，兩個我都認識，」他寫信給曾和他出雙入對的情人葛蘭特。「今天，魯伯特也死了。」 二十八歲的詩人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在前往加里波利戰場途中陣亡的消息震驚全國上下，其國王學院的友人尤為悲慟。
儘管他是和平主義者，凱因斯仍準備為戰爭貢獻其才智，只是絕非出於愛國心態，而是因為他對戰時公共政策難題逐漸有了興趣。凱因斯在戰爭中的角色比任何非民選官員都重要。他非常稱職。他的傳記作者R．F．哈羅德（R. F. Harrod） 解釋道，「他在跨協約國經濟活動中占據無庸置疑的關鍵位置，他是政策的催生者，而且實際上為決策負起最終責任。」 凱因斯生活的某個面向使他和海耶克有著天壤之別：海耶克為研究經濟理論而研究經濟理論本身，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相較之下，凱因斯感興趣的是如何應用經濟學做為改善他人生活的手段。
一九一五年，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即便認為這場戰爭是不道德的，凱因斯仍嘗試在財政部職位上調和兩種理念，可惜這漸漸影響到他和布魯姆斯伯里友人們的關係。一九一六年初，他迫於壓力，和所有人一起登記為「拒絕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以逃避徵召。 向來出言不遜的史特拉奇由於凱因斯而失去愛人葛蘭特，是團體中最直接表明厭惡凱因斯職業的人。在財政司長艾德溫．蒙塔古（Edwin Montagu）針對德國人發表嗜血的長篇演說後，史特拉奇從報紙上剪下這則報導，放在凱因斯的晚餐桌上，並附上紙條說，「親愛的梅納德，為什麼你還在財政部？你的禮頓。」 史特拉奇告訴弟弟詹姆斯（James），「我本來要寄給他，但碰巧看到他在高登廣場用餐，索性把信放到他的餐盤上。他真的滿不爽的。」史特拉奇徑自說下去，「為什麼要讓他繼續以為自己和那些人正在拯救世界？⋯⋯這個可憐蟲看樣子是來真的，而且承認之所以不離開，部分是出於勝任這份工作使他感到快樂。他認為，每個星期為國家省下數百萬（英鎊）是很大的貢獻。」
同儕壓力迫使凱因斯考慮辭職，他花很多時間為登記拒絕服兵役者的朋友辯護，幫助他們免受牢獄之災。即便如此，他依然相信參與管理戰爭是對的事，而且他的貢獻創造了更良善的政策，倘使這份工作由他人負責，結果只會更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當和平降臨，他慶幸自己當初未屈服於回到國王學院、當個沉默不負責任的人的想法。只是戰爭結束並沒有讓他卸下公職。身為英國戰時政策核心人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出發參與巴黎和會，指導首相勞合．喬治的談判策略。
凱因斯對和會沒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的立場和他解釋自己參與戰爭管理的心情一樣：密切參與國家事務使他感到愉悅。他認為，他參與的結果會相對公義、文明。他對於自己餵養戰爭機器到如此地步深感愧疚，希望透過確保條約的公平性來贖罪。誠如他的傳記作者羅伯特．史紀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 所言：「他在尋思個人補償的方法。」
協約國最在意的是確保「德國人以海陸空侵略對協約國平民及其財產造成的所有傷害，一概由德國人負責賠償」。 以總理克萊蒙梭為首的法國人最為頑固，堅持戰敗國要為其所造成的物資和人為傷害付出代價。無奈協約國不久便陷入困境。他們沒收愈多德國國內資產和海外投資、煤礦以及鋼鐵工業、商業船隊等，德國就愈沒有能力以現金每年償還賠款。新國家如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成立，進一步削弱戰敗國賠償的能力，因為過去在德國及奧匈帝國的統治下，這些新興國家會將剩餘物資送至帝國首都。
併發症不只這麼一樁。一戰期間，俄國孟什維克（Menshevik）民主黨人結束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olas II）的統治 ，尋求和同盟國和談，接著又遭布爾什維克革命 殘暴地推翻。倘若協約國讓戰敗國人民無力滿足戰勝國的要求，很可能會破壞戰敗國的民主，並導致共產主義朝西方蔓延。果不其然，當德國戰敗已無可避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威廉二世（Wilhelm II）剛遭廢黜不久，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便率領斯巴達克斯聯盟（Spartacus League）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發動政變，挑戰新成立的民主政府。 儘管如此，協約國持續為極端主義者創造崛起的舞臺。他們一面為了如何榨乾德國威瑪政府爭執不休，同時持續對德國實施促使他們投降的物資封鎖。德國和奧地利不久後便捲入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國民普遍處於悲慘狀態，提供革命派吸納支持者的絕佳環境。
在巴黎，凱因斯成為戰敗國的寧靜擁護者。他主張德國不該被活活餓死，並親自出馬確保奧地利獲得更寬容的待遇，這個消息在維也納廣為流傳，當時海耶克剛從義大利前線回到維也納。凱因斯和卡爾．梅爾基奧博士（Dr. Carl Melchior） 兩人認識，後者是漢堡M．M．沃伯格銀行（M. M. Warburg）的股東，也是巴黎和會上德國的首席談判員。這兩人不顧協約國禁令，私下密會協商一筆交易：倘若德國商業船隊向協約國投降，德國便能獲得糧食補給。
一九一八年五月，凱因斯為奧地利食不果腹的婦孺提出請求。在達成梅爾基奧交易的會面中，「凱因斯先生指出，他但願自己能充分描繪奧地利的駭人景象。儘管〔英國〕已提供奧地利可觀借款購置糧食，絕大多數人口仍處於挨餓狀態。還有很多民眾衣不蔽體。該國人民處於絕望深淵，他們已經為參與一戰的行為遭受嚴厲懲罰。」 凱因斯為了奧地利困境站到戰勝國對立面的態度，以及對《凡爾賽條約》的反對，促使他成為海耶克及其維也納友人心目中的英雄。
基於相信賠償對歐洲永久和平的遠景將造成災難性後果，凱因斯感到愈來愈痛苦。「我筋疲力竭，部分因為工作，部分因為圍繞著我的邪惡令我憂鬱，」他寫信給母親道。「條約蠻橫無理又不切實際，只會招致不幸⋯⋯我想我已成為惡行和愚昧的共犯，然這一切結束的日子近了。」 他寫信給假扮農工逃避徵召的葛蘭特，言明協約國領袖「本來有機會採納更大器或至少更人道的世界觀，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他寫信給財政大臣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首相正率領我們眾人走進毀滅的泥淖。他為歐洲提出的安置計畫將造成經濟上的破壞，而且必然導致數百萬人口死亡⋯⋯你怎能冀望我從旁協助這場悲慘鬧劇？」 一個星期前表示自己「強烈認為，你持續在此時為國家服務至為重要」 的財政大臣張伯倫並未回應凱因斯。
凱因斯離開財政部團隊下榻的富麗酒店（Hotel Majestic），躲進巴黎西邊僻靜蓊鬱布洛涅森林旁的一間公寓。他精神崩潰，寫信給母親，「我一天中，有一半時間在床上度過，起床不過是陪財政大臣、〔和他一樣反對懲罰性賠償的南非陸軍元帥〕J．C．史莫資（J. C. Smuts） 和首相〔勞合．喬治〕接受訪問⋯⋯上個星期，我清楚看見最壞的可能，然後立即上床睡覺，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可能性。」 自覺無法促使條約回歸理性，凱因斯寫信給勞合．喬治表達離意，「我想告知您，星期六起我將從這場噩夢中抽身。我在這裡幫不上忙⋯⋯木已成舟。」
巴黎和會所見所聞促使他下定決心善用這些經歷，於是凱因斯以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在葛蘭特和他太太凡尼莎．貝爾位於東薩塞克斯郡查爾斯頓（Charleston, East Sussex）的農舍安頓下來，以冷靜、綜觀全局、無情且風趣的角度，揭露戰勝國主張中令人不寒而慄的荒謬性。他撰寫《和平的經濟後果》的速度飛快。主要論點是這場和談名不符實。報復的欲念以及渴望看見德國因挑起他筆下的「歐洲內戰」 永遠無法翻身，再再可能導致另一場世界衝突。「德國人在痴心妄想和魯莽自負的驅使下，推翻了我們全體賴以維生和共同建設的基礎，」凱因斯寫道。「然法國和英國人民的代言人卻冒險使得廢墟更加殘破。」
凱因斯希望讀者看清協約國施加殘酷懲罰的暴行，而德國亦無力履行其條約規範義務。他從史特拉奇抨擊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女英雄南丁格爾等英國偶像的諷刺作品《維多利亞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得到靈感，藉醜化威爾遜總統巴黎會客室參與商討的人物，引起社會大眾的好奇。克萊蒙梭「垂垂老矣，為了重要場合保留體力⋯⋯他經常閉目養神，身體靠著椅背，一副空白羊皮紙的冷淡神情，帶著灰手套的雙手十指交扣在前」。 這名法國總理的態度是「絕對不和任何德國人談判，也不可以安撫他們；一定要讓他們俯首聽命」，他相信「一個寬宏大度或兼顧公平與平等的條約⋯⋯只不過是縮短德國東山再起的時間，加快她再次舉國入侵法國那天的到來。」
凱因斯對勞合．喬治亦同樣刻薄，儘管母親說服他刪除一整段形容英相為「賽蓮女妖、山羊腳的吟遊詩人、從凱爾特古典時代魔法森林來到我們時代的半人訪客」 的裝飾性詞藻，凱因斯仍控訴勞合．喬治為確保所屬自由黨（Liberal）政府取得勝利，竟在和會期間舉行大選，然後和保守黨（Conservative）對手展開競賭，看誰能最快讓德國陷入貧無立錐之地。
對凱因斯而言，條約的魔鬼確實藏在細節裡。德國必須歸還煤藏豐富、一八七○年在普法戰爭中取得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Alsace-Lorraine），還有採煤的薩爾省（Saar）以及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凱因斯研判「交出煤礦將摧毀德國工業」。 除此之外，德國必須把可航行的河川如萊茵河交給國際接管，放棄商業船隊及大部分火車頭及鐵路車輛。他評估，「歐洲工業未來一片漆黑，革命前景看好」。
再來是賠款。凱因斯揭露，法國的主要企圖是確保德國淪為一鄉村貧民國家，同時法國人和義大利人還有一個次要目標：從破產經濟中脫身。德國本身已破產，而且正是破產使她投降，她根本不可能透過徵稅或借貸增資，可惜沒人在乎這一切。凱因斯向復仇心切的協約國人民指出，「德國的償還潛力⋯⋯遠不如一般所預期」。 條約所堅持的賠償數目遠超過德國的償還能力。「事實上，德國已經把未來的剩餘產量全交給協約國了。」 凱因斯的結論是，條約「年復一年地〔對德國〕剝皮」，將成為「文明史上殘酷勝利方最蠻橫的行徑」。
出版商麥克米倫（Macmillan）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收到《和平的經濟後果》的書稿，很快便在下個月付梓。自從舊情人葛蘭特移情別戀凱因斯，史特拉奇對凱因斯的作品總是吹毛求疵，但如今就連他也難掩欣喜之情。「最親愛的梅納德，」他寫道，「你的書昨天送來，我一口氣就讀完了⋯⋯書中論點真教人震驚不已，非常糟糕。」 凱因斯半開玩笑地回覆，這本書廣受愛戴。他寫道：「這本書獲得洪水般的肯定⋯⋯淹沒窒息。每位內閣大臣都來信說，他們對書中字字句句贊同不已等。我相信，首相隨時可能告訴我本書貼切表達他的觀點，寫得極為動人。」
持強硬外交立場的主流媒體指控凱因斯親德，認為他不了解讓德國接受充分懲罰的重要性。其中一家報紙甚至建議德國頒給他十字勳章（Iron Cross），那是德國表彰英勇行為的最高獎章。凱因斯的老闆財相張伯倫痛斥他不忠誠。「老實說，我感到遺憾，一個備受信任的公職人員⋯⋯竟覺得有必要寫出如此扭曲他國家形象的文章，」他寫道。「我很擔心這樣的評論會阻礙我們的國際外交路線。」 哈羅德筆下「英語世界最優秀的論戰作品之一」 ，以及史紀德斯基所謂「二十世紀文學中罕見的個人陳述」 ，即將改變凱因斯的生活。自此之後，世界各地媒體競相邀稿，請他發表對條約及任何有關世界貿易和經濟的言論。
本書的銷量說明了一切。美國初版共兩萬本，瞬間銷售一空。時至一九二○年四月，英國已賣出一萬八千五百本，美國七萬本。它被翻譯為法文、佛萊明文（Flemish）、荷蘭文和義大利文，還有俄文、羅馬尼亞文、西班牙文、日文及中文。同年六月，世界銷量已超過十萬本。令凱因斯感到欣慰的是，這本書也翻譯成德文。在維也納廣受歡迎的正是德文版。誠如海耶克指出，「《和平的經濟後果》使他在歐陸的聲譽更勝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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