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軍政期的香港研究課題
一、本書的課題
1941年12月8日的宣戰公告宣佈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早在1937年，日本已經開始發動戰爭侵略中國，中國沿海主要城市被日軍佔領。除此以外，日軍佔領的地區還包括當時被稱為“蒙疆”的內蒙古和長江沿岸地區。太平洋戰爭爆發使被割讓的香港、天津和上海租界也遭日軍佔領，日軍當時在華侵佔了很多土地。
日本在各佔領地區均成立了親日政權。1937年12月日本在華北成立了臨時政府，1937年3月在華中成立了維新政府，在內蒙古則分別於1937年9月成立察南政府、10月成立晉北政府及蒙古聯盟政府後，於1939年9月設置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此外，還讓國民黨的汪精衛逃出重慶，並於1940年9月在南京建立對抗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南京政府。在汪精衛建立政權的同時，日本解散了維新政府，把臨時政府改稱為華北政務委員會，而蒙疆的蒙古聯合政府則一直獨立於汪精衛政權。這些被佔領的地區都由日本陸軍進行軍事控制，只有海南島於1939年2月被日本海軍佔領。在海南島上雖然也出現過親日政權，但事實上實行的是近乎軍政的佔領政策，甚至否認汪精衛政權的貨幣發行權而繼續使用軍票，直至日本戰敗為止。一旦把握這個脈絡，我們就可把日軍佔領香港視作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一種地域擴展舉動。
被日軍佔領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支援重慶政權的物資都經由香港通過粵漢鐵路運送回中國大陸，日軍在攻佔廣東的戰事中切斷了這條運輸線路。儘管如此，香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作為未被佔領的自由區域，連同上海租界、天津租界一併成為對華支援的據點。不過，即使不經粵漢鐵路，大量物資也通過空運、海運、陸運等流入中國大陸。另外，由於香港設有法幣安定基金，因此香港在金融方面也是支援重慶政府的一個據點。所以對英宣戰的公告使香港成為日軍必須立即佔領的地區。而且，由於日軍已經遍佈廣東省並已掌握了中國沿海的制海權，因此從軍事戰略上來說，香港已經處於甕中之鼈的境地，日軍佔領香港的戰事最終以12月25日香港淪陷終結。
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沒有表明要佔領的東亞地區，只有位於珠江三角洲西端、作為中立國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與同樣作為葡萄牙殖民地而受到日本軍事攻擊的東帝汶相比，日軍對待澳門的態度明顯不一樣。一般認為，其原因除了是兩者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差異外，東帝汶被視為日本海軍長期佔領荷屬東印度，並有助日本轉攻澳洲的軍事基地。而對於澳門，日軍的着眼點是在攻佔和交換東帝汶時，澳門在物資調配等的作用，所以認為不佔領澳門才是上策。
香港地區包括鴉片戰爭後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時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及1860年簽訂《天津條約》時割讓的九龍半島和其他諸島，以及之後1898年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給英國長達99年的新界等地。
英國殖民地香港由廣東省南部，位於珠江三角洲東部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以及新界構成。除此以外的諸島，包括大小僅次於香港島的大嶼山，並把涵蓋這些附屬島嶼的全部區域統稱為香港。雖然附屬島嶼的面積很大，但由於人口稀少、沒有甚麼重要產業，因此本書對這些附屬島嶼不作贅述。在涉及香港制度的記述中提及“香港”，偶爾也會被稱為“香港島”，這樣在表述上容易引起混亂，本書會儘量避免這種混亂。香港毗鄰廣東省，由香港政府管理的九廣鐵路與廣東省的廣九鐵路連結深圳，並築起了邊境線。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由殖民地政府管理，自然沒有議會也沒有義務教育。殖民地政府長期投資港口，使香港這個自由港在海運和商業中轉貿易方面十分發達。
日軍佔領香港後，第23軍在1941年12月29日設置軍政廳實施軍政。1942年1月20日設置香港總督部，取代軍政廳，繼續施行軍政統治。所謂軍政，是指在軍隊所佔領的地區組織軍政府，對該地區直接實行行政管理的制度。日本軍政統治制度，完全與日本在中國其他佔領區以親日政府、傀儡政府的名義進行的間接統治不同。日本在中國進行軍政統治的歷史，就是日軍在日俄戰爭後在滿洲進行的軍政統治。日本施行軍政，由日軍參謀部建立軍政主管部門負責法令公佈實施、徵收稅金及公用事業費用、管理公共事業、提供行政服務、舉行審判、進行物資調配以及港口建設等。軍政的經營管理在各軍政區域的軍政會計處進行，但該軍政區域內的特定事業，如公共事業、糧食供應和配給、礦山開採，甚至鴉片製造銷售等個別事務，有時會由特別會計科進行區分管理。這些行政內容會因軍政區域的地域性特徵、經濟規模和實行軍政時間的長短，以及佔領區在軍事上的穩定性等因素，而產生巨大差異。不僅在日俄戰爭，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佔領的青島和膠州灣一帶實施的軍政、在荷屬南洋羣島上實施的海軍軍政，以及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軍佔領海南島後，事實上實施的均是近乎軍政的統治。而且，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英屬馬來亞、荷屬印度、緬甸、菲律賓的南方佔領區都施行了軍政統治。
關於香港的軍政，正如在本書以後的章節所述，日本實施了大量的佔領政策，包括：疏散人口、建立軍票經濟、日本企業經營香港本土產業、引入糧食等的配給制度、統一管制百姓娛樂等，從多方面對香港百姓的生活加以粗暴的干涉。結果使百姓生活在物資不足和通貨膨脹的陰霾下，最終以日軍戰敗而結束了日本對香港的軍政統治。以香港軍政在制度各個方面具有的特徵，並從日本侵華軍票的流通來看，可以說與日軍在海南島實施的軍政統治十分相似；而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開始實施的軍政，所建立起類似體制的這點來看，則與日本在南方佔領地區的軍政統治接近。日本的軍政統治雖然很短暫，但為香港的經濟制度帶來了重大打擊。日本戰敗後，香港再次回歸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之後經過日軍被扣留或復員、沒收日本資產、歸還英國資產、廢棄軍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軍政統治的痕跡便迅速灰飛煙滅。
談及對今日香港的印象，立刻令人聯想到高廈林立、與眾不同的城市。在鄰近香港市區的啟德機場降落後穿行於香港市內、澳門、廣東的日本觀光客，以及商務人士不在少數。作為進入香港的大門──啟德機場，飛機一開始要降落的機場跑道現在從九龍灣延伸而出，但在日軍佔領時期的機場，是將現在的跑道扭轉近90度的方向而設置於海上。在日軍佔領期間，舊大日本航空公司以及在日軍佔領期在華中成立的中華航空公司，開通了從香港機場飛往中國各地，以及往南方佔領地區和日軍干涉區域的定期航班。香港作為貿易中轉港而變得繁榮。在日軍佔領初期，市內的商品存貨充足，據說當時在香港能夠用廉價購買到在日本價格不菲的威士忌，這一點應該很像今天能夠以廉價買到奢侈品的免稅中心吧。
當今香港作為限制較少的自由貿易區域，充分地發揮了其獨特性，很多日本企業進出香港，在製造業、商業、金融業等廣泛領域開展自己的業務。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產業的繁盛讓我們驚歎。由於對貿易的限制較少，甚至可以看到香港國際金融的離岸市場逐漸凌駕日本。此外，香港作為對華投資的基地，獲得很多國家的關注和資金投入，而這些資金又被投放到中國大陸。香港資本對東南亞的資本出口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今天已經不可片面地把香港僅僅視作投資區域般看待。
根據1984年12月簽訂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將於1997年7月回歸中國。人們都屏息關注97年以後香港的前途。“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在現行中國政治體制下是否實際成立，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體制發展緊密相關，但看上去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體制存在過大的差異。因此，香港很多資本家都試圖通過取得加拿大等國的國籍來迴避風險。正因為存在這些潛在不穩定因素，所以1997年以後的香港備受關注。根據1987年4月簽訂的〈中葡聯合聲明〉，澳門也將於1999年12月從葡萄牙回歸到中國大陸，在澳門回歸上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
日本這些對香港經濟的參與，雖然僅僅關注的是戰後貿易以及投資，或是購物觀光等方面，但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香港卻被日本佔領，處於日本的軍政統治之下，連街道等也被改為日本名稱，日本的企業也作為政府的授命企業進駐香港。但是在經歷戰後50年的今天，就連日本曾經佔領過香港這段歷史，都逐漸從日本人的記憶中消失。1995年是戰後50年，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雖然勾起了諸多回憶，但是幾乎可以預想到這樣的浪潮會在1996年之後隨着時間逐漸減弱。50年或許是又一個“新的遺忘”之開始。在經過戰後高度經濟增長而實現驟變的日本社會，幾乎沒有餘暇回顧歷史，又或是日本不拘泥於過去風土習慣的緣故，這樣的擔心很可能成為現實。我們認為經過了50年，人們能夠以更客觀的態度分析的時代已經來臨，在“新的遺忘”即將開始之際，我們嘗試盡最大努力對我們所關心的香港軍政統治進行深入介紹。我們在本書中的研究課題將會把以前很少提及的香港軍政統治，置於與其他日軍在華佔領區同等重要的視野，並將香港軍政與日本在南方的軍政統治地區一起進行考察，在考慮香港特殊地位的同時，試圖描繪香港日本軍政統治的特徵。
二、香港軍政史的研究現狀
在日本談及佔領期之香港的專著和論文數量頗少。與此相反，對於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給東亞帶來的影響、日本企業進駐或者與中國進行中轉貿易時香港發揮的功能，以及香港作為東亞自由化金融中心等問題的關注，可說尤為強烈。但是，雖說對戰前的關注頗少，但迄今為止已經有幾部關於香港軍政的著作公開發表。除了攻佔香港的戰事等軍事史研究外，還有幾部從政治史的觀點提到香港。在經濟史方面，最為系統的香港軍政研究要數松本繁一的幾篇論文，其中介紹了一些值得探討的課題。除此之外，對香港軍政統治整體展開的研究數量很少。
涉及香港軍政經濟控制的專題研究，可以看到如關於香港日本企業管理的研究論文。除此之外，很多研究論著大都已在香港通史概說中有所提及。另外，在軍票的外地貨幣制度史研究、贗幣製造的相關研究，以及香港開設店舖的企業創業史研究中都有所涉及。特別是與香港有關的日本文獻目錄的編纂，使我們就這些文獻對今後研究的促進作用有所期待。這個現狀雖然描述得過於簡潔，但對於香港軍政統治之概況就略作了以上的介紹。
在香港也曾出版過幾本在日本人統治下痛苦度日的香港人，和從日本老百姓角度撰寫的回憶錄，這些著作也可以作為參考。這些回憶錄大都缺乏系統性，但是書中詳述在日本軍政統治下人們所受的非人待遇，都成為日本軍政統治下的罪行及其殘暴行為的確鑿證據。甚至還有一些從殘酷的日常生活視角重新審視遭受日本軍政統治體驗的研究。
此外，在英文出版物方面，除了在敍述香港通史過程中肯定英國殖民統治的同時，又介紹部分日本軍政統治內容的著作外，還有一些從戰前統治香港的英國人視角，回顧日軍佔領後滯留香港的經歷的回憶錄，在這些書中往往強調日本軍政統治如何暴戾。還有著述把香港軍政看作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佔領東南亞等地區的一環，而進行了政治史上的定位，或者把日本軍政統治的影響，放在香港社會制度的變遷中進行定位。另外，也有作為通貨金融制度史中的一個片段，來談及日本軍政的軍票制度的著述，甚至在龐大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歷史中，也有提及香港的軍政。我們也發表過幾個相關論述。小林英夫曾多次整理與香港軍票在戰後處理的相關內容，而柴田善雅也曾對軍政統治時期的金融貨幣政策作過概括論述。
我們可以了解到，雖然已有上述關於香港軍政統治期的先行研究，但是當中還沒有涉及香港佔領區的政策及制度，乃至經濟控制的實況和百姓生活等從廣闊視域進行的考證。因此，本書將以軍政統治下的香港政治制度、人口政策、經濟政策、金融貨幣政策、企業政策、中國人自治的政治參與制度，乃至對百姓生活的影響作為研究課題，旨在多方面描繪日本的軍政統治。
我們在本書出版之前，以迄今發表過的論文為藍本，嘗試進行改寫及補充。書中我們嘗試對課題作更進一步的考察，第I部是關於香港佔領前後到結束佔領時期的通史內容，第II部是關於貨幣政策、金融政策、企業進駐和貿易、對百姓生活的影響等內容。這並不是說，在我們嘗試討論的範圍內能夠全方位描述軍政統治的全貌，由於篇幅有限，我們不得不限定論點。儘管這是我們的一次嘗試，但我們認為這將是戰後對香港軍政統治進行的最全面總結。
第I部 香港軍政史 小林英夫
第1章 日軍佔領香港
引言
日軍佔領前的香港處於何種情況？日本侵華戰爭中的香港又是怎麼樣的境況？針對這些問題，本章將對日軍佔領前夕的香港實際狀況進行探討。另外，亦對隨着戰爭展開而淪為戰場的香港，以及當時的戰況、日軍佔領香港的作戰內情，和英軍投降後開設的日軍軍政廳等進行分析。
在日本侵華戰爭的烽火之巔，中國很多要員為了躲避戰火移居香港。日軍關注到這一點後，就開始考慮逮捕他們並加以利用。他們不僅被日軍作為統治香港的“道具”，還被用以動搖蔣介石重慶政權的政治活動。筆者在本章將關注日軍保護這些中國要員的政治策略，並對日軍佔領香港的政策進行研究。
一、中日戰爭下的香港
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火蔓延整個中國之際，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免於戰火之亂。日軍雖佔領了中國各地，但對進攻香港還是有所忌憚的。正如以下所言，香港成為攻擊目標，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之後。
當時香港雖暫時保持和平，但大量中國人為避開戰火逃難至此，1937年7月以來，在港的中國人數量激增。1931年3月，香港人口約85萬，10年後的1941年3月迅速增加到144萬。1939年，曾周遊日本、朝鮮、滿洲及中國等地的維也納記者柯林‧羅斯（Colin Ross）對當時的香港印象作了如下記述，也佐證了上述事實。“香港首府維多利亞城已擁有百萬人口。近年維多利亞城人口增速驚人，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湧入，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原本15人住的房間住着50人，霍亂蔓延也毫不出奇。”
對於退往重慶的蔣介石政權而言，英國殖民地香港是其重要據點。隨着日本侵華戰爭擴大，已控制沿海區域的日軍欲進行海上封鎖，以阻斷蔣介石政權運送兵馬糧草。然而對蔣政權來說，只要有香港這一據點，日軍阻斷糧草的策略就不能奏效。經由香港，大量的物資運往中國內地，換句話說，隨着蔣介石政權撤往重慶，而日軍又對中國沿海海岸進行封鎖，香港便成為蔣介石政權與歐美各國聯絡的重要海港，和重要物資的中轉貿易港口。1937年至1939年，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額由6,690萬英鎊增至6,930萬英鎊，其中走私額由侵華戰爭爆發前的5,000萬美元激增至戰爭爆發後的8,000萬美元。另外，還開通了重慶至香港的定期航線。重慶與香港之間關係之密切顯而易見，這點連觀察力敏銳的遊客都能覺察得到。柯林‧羅斯對此斷言道：“現已開通直飛重慶的航線，連結中國內尚未被日軍佔領的各地區的運輸很是完備。中國無視封鎖，仍然有相當部分的進口物資運送至香港，然後再轉運他處。”
為逃避戰火，逃難至香港的難民中較多是中國實業家。“多達50-60萬難民大多數流離失所，露宿街頭。但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是百萬富翁，他們為了保全財產，從中國各地移居香港，香港的財富也因此急劇增多。1939年11月香港《大公報》報導稱：“據中國銀行的消息，香港的百萬富翁已超過500人。據推測，擁有資產1億元以上的資本家3人，1,000萬元以上的30人，100萬資產以上的500人。富裕的難民中包括上海及廣東的工商業者，逃難至香港後重新展開自己的事業。”這些富人原在上海、南京經營企業，因戰爭無法維持下去，遂紛紛關閉工廠、銀行並移居香港，其中不乏浙江財閥的權勢人物。
逃難者中還有電影演員、文化界人士等。中國表演藝術界三大名角梅蘭芳、胡蝶和薛覺先也把活動舞台移到香港。為追求言論自由而逃亡到香港的知識分子，以香港為舞台展開了新的創作活動。在這個時期，香港出版了各式各樣良莠不齊的報紙及雜誌。雖然香港禁止反英言論，但只要繞開這一點，港督還是願意保證相對的言論自由。重慶蔣介石政權的各種對外機構也設置於香港，並出版如《大公報》、《國民公報》等隸屬國民政府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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