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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玉山高並兩峰寒──記余英時與楊振寧
我出身於普通教師家庭，成長於濱海漁村，直至中學畢業，對學術為何物還十分陌生，最多只沾上了那麼一點點邊。至於後來居然會在學院中度過一輩子，有機會認識當代大師宿儒如陳省身、華羅庚、饒宗頤、何炳棣等，感受他們的風範，是當初沒有想到過的事情。這些名重當世的學者之中比較熟悉的，是余英時和楊振寧兩位。
從打漁莊到工作小組
初識余英時，是半個多世紀之前，還在唸本科的時候。有此緣分，是通過羅球慶──他的嫂夫人和我姊姊同事，他自己則像許多新亞畢業生如陳啟雲、何佑森、還有我的同班好友曾省一樣，都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到劍橋來進修；至於英時兄，當時早已經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且隨父母在美國定居了。這班新亞學人客中寂寞，週末很自然地都聚集到他家裡吃飯，談天說地，熱鬧一番，余府遂獲得「打漁莊」的美稱。我是物理本科生，其實不入流，卻也跟隨球慶去湊熱鬧，因此不時有機會見到英時兄，暢論古今，記得還下過一兩盤棋。但沒有多久他就到密西根大學教書去，我後來也畢業回香港，自此音書渺然。
再見面已經是十多年後。1973年他到中大來做新亞書院院長，心想他未必記得舊事，況且地位懸殊，就沒有造次。但有趟一起開教務會議，會後他拉住敘舊，於是又聯絡上了。他喜歡下棋，曾邀請台灣的「神童」王銘琬訪問新亞，掀起了小小圍棋熱；他又鍾情紅學，曾寫文章大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傳誦一時。這些是他做院長的賞心樂事，我也頗感興趣，所以仍然談得起來。但我們真正相熟乃至相知，則是由於「工作小組」，那是負責中大體制改革事宜的委員會。他回到中大第二年，在毫無心理準備情況下，被李卓敏校長拉去主持這小組，我雖然資歷淺，也陰差陽錯被邀請加入。這樣從1974年開始，我們每星期都要關在一起，整天開會。那時我少不更事，意見多，發言無所顧忌，一年下來，和主導這小組的余英時、邢慕寰、馬臨，還有其他年輕教師代表金耀基、傅元國，都成為好朋友，因為大家經常各抒己見，爭論不休，又要承受外界壓力，自然生出同舟共濟之感。
成員書院歷史悠久，是創辦中文大學的基礎，小組工作牽涉它們的地位和利益，因此不但在校內導致軒然大波，社會上也議論紛紛。英時兄身處風口浪尖上，飽受攻擊和中傷，更被誣為出賣新亞。他是性情中人，蒙此不白之冤，鬱結可想而知。小組工作結束後，大家到尖沙咀某飯館餐聚，趁酒酣耳熱之際，開懷放言，以消胸中塊壘，散席後英時兄感觸不能自己，竟然坐在樓梯口失聲痛哭起來，大家相對黯然。此後不久，他返回哈佛任教，於是又天各一方，動如參商。
平淡中有俠氣
再有機會不時相聚已經是八十年代末，我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職之後了。1987年我休假，回到離開二十年之久的劍橋訪問。那時他已經轉到普林斯頓任教，我專程南下到他家中作客，議論舊事，對枰消遣，品嘗嫂夫人的手藝，更有幸在座上認識牟復禮（Fritz Mote）和周質平，和重訪初來美國時已經認識的方聞，度過了很愉快的幾天。
跟著，八十年代末那場大風暴來臨，他為此變故悲憤莫名，花了大力氣幫忙安頓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到九十年代初，我和中大同仁創辦《二十一世紀》，試圖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出一分力，他毫不猶豫響應，列名創刊編委，對約稿更有求必應，成為支持這新雜誌的中堅分子。此後我們在夏威夷和斯德哥爾摩那兩次國際會議上碰頭，我又數度到他家作客，都可謂浮生快聚。到新世紀來臨，普大同仁為他舉辦慶祝七十大壽的研討會，我和老伴欣然就道，得以盤桓多時，敘舊盡歡。但這也就成為絕響，因為此後不久我遵醫囑不再作長途飛行，他在香港九七回歸之後，也不願重履中土，於是就真的相期邈雲漢了。
英時兄是個很樸實，但絕不簡單的人，有點像陶靖節，外表平易淡泊，骨子裡卻有俠氣乃至凌厲鋒芒。他曾經說，自己有傳統中國人氣質，那是抗日戰爭中在安徽潛山老家的農村成長所塑造。換而言之，他講道義，重情誼，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養成。此後他投入錢穆先生門下，受傳統學術薰陶，這性格自然又得到進一步發展。但我們自不會忘記，他的尊人余協中先生畢業燕大，曾經留美，在國內多所大學教授西洋史，他自己則在哈佛接受嚴格西方學術訓練，一生浸淫於美國學術界。因此，他的學問無疑得力於深厚傳統功底，但在理念和方法上，卻深受西方影響。在他心目中，中國和西方兩個迥異傳統的重要性應該無分軒輊，甚至可以說是融為一體，但兩者之間卻仍然具有強大張力。
例如，在紀念錢穆的〈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為故國招魂〉兩文中，他極力要說明的便是，錢先生雖然一生以闡釋、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在學術上卻是完全開放，能夠接受新觀點、新思想的。更值得玩味的，則是〈錢穆與新儒家〉那篇長文。錢先生曾經拒絕簽署1958年由四位新儒家學者發起的《中國文化宣言》，去世之後台灣學界對他的評價因此顯得頗有分歧。英時兄此文實際上是為乃師辯護，但其中並無一語頌揚錢先生，而只是致力撇清錢穆與新儒家的關係，也就是強調錢是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學家，然後舉出層層客觀證據，將新儒家定位於宗教而非學術，並且進一步把它「狂」的特徵與發展過程加以細密剖析。說到底，這篇申辯書（apology）在性質上是不折不扣的學術論文，言外之意卻咄咄逼人，森嚴可畏。
和而不同
當然，英時兄的扛鼎之作是新世紀初出版的兩卷本《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是令人震驚的大部頭翻案文章，以無可駁辯的細密考證闡明，宋代新儒家具有與人君「共治天下」的自我期許與承擔，換而言之，「外王」與「內聖」之道對他們具有同等重要性。這對當代新儒家而言，無異於操戈入室，直搗黃龍──不過，那大概已經不是此書措意所在了。我在一篇報刊隨筆中說，中國史學向來忌諱標新立異，余先生此說與歷來觀念大相徑庭，許多人恐怕會期期以為不可，然而，他的嚴格與深入論證，卻又令人不得不折服；而且，以如此篇幅集中討論一個中心議題而又達到如此深度，也是歷來罕見，在這幾方面它都是具有開創性的。想不到，這些行外人話他居然也頗為看重，視為知言。那麼中國史學界「向來忌諱標新立異」之說，大概也不是瞎猜了吧。
不過，在許多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我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在《二十一世紀》創辦之初，他寫過一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基本看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步步「激進化」破壞了傳統社會和文化，由是造成今日困局。我則認為，許多革命是被形勢逼出來的，由不得當事人選擇，土耳其青年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也是如此，這是我在夏威夷之會上發言和隨後所寫文章的中心思想。但我們從沒有就此問題交換過意見。隨後，在五四運動的八十和九十週年這兩個關節上，我都寫了文章，論證它與啟蒙運動其實具有相同本質和意義，即公開、激烈和全盤地反對傳統文化；英時兄同樣有文章，但卻認為不應將五四附會於啟蒙，兩者並無本質關係。為此我作了一點解釋，他的反應是，我們討論的問題根本不一樣，所以實際上並無分歧。
去年他出版《論天人之際》這本堪稱「大軸戲」的著作，通過細緻史料引證並且應用「軸心文明」說來探討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確切意義，然後通過它的演變來闡釋遠古巫文化蛻變為古代哲學主要流派的漫長歷程。對此書我深感興趣，寫了一篇介紹性的書評之後意猶未了，又另外撰文討論「內在超越」觀念，那是英時兄多年前提出，而在這書中也佔重要位置。我對這觀念的確切意義作了分析和討論，又對此書將老莊思想歸入「內在超越」類型提出商榷意見。英時兄對我的看法很客氣，未多評論，但似乎不甚以為然。我的感覺是，他倒也不見得不屑與我這個「小老弟」一般見識，但除非必要，壓根就不太喜歡爭辯，也就是傾向於和而不同吧。
失諸交臂
至於認識楊振寧，說來奇怪，卻要比余英時晚得多，事實上是在我已經離開物理學這個行當之後。當然，最早聽到他的大名，是在1957年深秋，也就是高中畢業之後不久。那時李楊得獎的消息哄動一時，它不但令我和千萬中國學子大感振奮，大概也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因為蘇聯的人造衛星恰巧在此時上天，而我畢業會考的成績很好，這三件事情碰在一塊，使得許多美國大學為我大開方便之門。本來，我就像卡夫卡所講，那個呆在山坳海隅昏暗小樓上，等待天子傳召的卑微小民。不料有一天召喚居然到來，夢想成真，於是我來到了麻省劍橋。那幽雅寧靜校園，生氣蓬勃的講堂，和熙攘往來的街頭，都令人如癡似醉，而一眾物理教授當中，也盡多諾獎得主或者未來得主。但和楊先生有關係的，卻是一位奇人吳大峻，他的弟弟吳大德曾經和我唸同一中學，因此得以輾轉介紹相識。他當時已經在工程學院當上教授，實際上卻孜孜不倦跟隨楊先生研究理論物理。他見我已經在唸研究院課程，因此青眼有加，曾經建議合作做些問題，可惜我興趣蕪雜，涉獵廣泛，辜負了他的好意，也錯過了認識楊先生的大好機會。
無論如何，和幾乎所有從港台來的中國同學不一樣，我拿到博士學位就立刻回香港教書去，此後雖然兩度到日內瓦高能實驗室CERN訪問，也都是過客而已。我初次見到楊先生，已經是1979年底，在從化華人粒子物理學大會上了。那趟盛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訊號，規格很高，會上舊雨新知，觥籌交錯，熱鬧非凡。楊李兩位是注意力焦點，周圍經常擠滿大人物和老朋友，可謂針插不進，所以仍然識荊無門。
意想不到的緣分
然而，造化弄人。翌年夏天我應馬臨校長之邀，離開物理系，到大學秘書處負責。此後不久楊先生寫信給陳耀華，說他有意到中大來訪問──陳原是他在布魯希文國家實驗室的老朋友，其時已經到中大物理系任教。校長得此消息喜出望外，而順理成章，我就被委派了照顧大師的差事。此後他經常來港，愛逛大街小巷，我們無話不談，很快相熟。那時香港市道暢旺，坐在麗晶酒店大堂或者喜來登頂樓飲酒閒談，欣賞黃昏日落，看維港兩岸璀璨燈光逐一亮起，是頗為寫意的消遣。有一趟在如此時刻他問我：「英國人把香港管理得這樣好，讓中國人來，也行嗎？」我衝口而出，說了句很不愛國的話：「恐怕不行！」他很驚奇：「為什麽？現在香港政府裏面絕大多數不就都已經是中國人了嗎？」我仍然堅持：「可是他們只負責執行，至於運籌帷幄，決定方針大計，還是由背後少數英國人指揮，那些人的思維、策略，不是短期可以學到的。」他沉默了，顯然不以為然。那是三十多年前，中英談判還未曾開始的時候。十八年前我們和金耀基還有其他朋友一同見證了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此後香港便進入高度自治時代。撫今追昔，我想楊先生大概會同意，對於我當年看法是否過分悲觀，現在還不能夠下定論吧。
楊先生很孝順，經常回上海探望母親。於是我提議，不如把她接到香港來定居，那樣方便得多，這話他聽進去了，結果皆大歡喜。事情發展下去，我們就進一步試探，他是否有意和大學長期合作。這他也表示樂意，於是在1986年接受邀請，成為我們首位「博文講座教授」，記得有關細節是在香港賽馬會的粉嶺會所談妥的。後來這講座發展成為制度，如今大學已經有五位這樣的特聘教授了。
那時我在秘書處一晃已經六年，覺得歲月蹉跎，又恰好有難得機緣，就徵得馬校長同意，在當年夏天轉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去。翌年我回哈佛大學訪問，楊先生很客氣，邀我順道去他在石溪的研究所訪問一個月，其間約我到他辦公室作半日長談，主題就是著名的楊李之爭，特別是在他們作出大發現之前的一些重要理論發展。那時由於楊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附有「題記」的論文選集，和李先生在三年後發表了〈對稱的破缺〉那篇以預印本形式流傳的文章，此事已變為物理學界無人不知的著名公案。我有點窘，不但因為那些理論問題我本來應該十分熟悉，實際上卻已經感到生疏，更且對整個爭論毫無研究，不知道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最後我只好大而化之，說此事恐怕當事人的話都不能夠作準，須待來日科學史家客觀地研究才會有定論。這話原則上不錯，但無疑是令他感到失望的。
創辦《二十一世紀》之初，我們遍邀國內外知名文化人組織編委會，但楊先生未肯列名。三年後他看我們辦得很認真，終於應允加入，此後卻成為一位最活躍編委，不但經常發表文章，參加會議，而且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項具體的，是增設科技訊息欄，這給我個人帶來沉重負擔，但也大大提高了雜誌的吸引力。另一項原則性的，則是他多次強調，雜誌要發揮影響力必須能夠持久，因此繼續辦下去比什麼都重要。這話我們銘記在心，五年前他和我們一道慶祝雜誌的二十週歲，現在很快又要和我們一道慶祝銀禧了。不過，有時候我們也意見相左，甚至，為了文章的發表，曾經惹得老人家很生氣，但他頗有雅量，最後並沒有和我們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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