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尼采之形象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是一位德國哲學家，在1889年初突然神智失常以前，幾乎完全被人們所忽視。如今，「尼采」誠為這樣一位人物，假其權威，觀點不同、意見迥異之士均可為各自的觀點尋找支持。有一項出色的研究﹝阿舍姆(Steven Aschheim)，1992﹞致力於考察1890至1990年間尼采對德國的影響，該研究列舉了「無政府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納粹分子、宗教信徒、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素食主義者、先鋒派藝術家、體育愛好者和極端保守分子」，他們都從尼采的著作中獲得啟示，而這個名單顯然和可以繼續延伸下去。該書的封面高調展示著一張1990年的藏書票，上有尼采頭戴荊棘冠的圖像；封底則是另一張，裸身的尼采肌體強健，站在阿爾卑斯山某高峰之上。在過去的九十年間，德國文化界或藝術領域，從托馬斯．曼(Thomas Mann)到榮格(Carl Jung)，再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幾乎無人不承認尼采的影響。
有一本書研究了尼采在西方英語世界中的影響﹝布里奇沃特(Patrick Bridgwater)，1972﹞，借用其書名中的一個詞來說，在「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y)體系」中尼采也具有類似的影響力。一撥右翼波的「尼采主義」熱潮席捲而過，雖然也曾有一些時期，尼采因被視為德國軍國主義的鼓動者而邀到冷落，受到同盟國的貶低。20世紀初，尼采被廣泛地但很不準確地譯介到英語中，或者說與尼采的母語有著奇特關聯的這種語言中。至少是部分地因為尼采語言的古體風格，五十年間，這是尼采多部著作僅有的譯本。後來，當尼采的名聲在英國和美國處於低谷時，流亡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考夫曼(Walter Kaufmann)開始重新翻譯尼采得許多重要作品，並以一部專著開啟了有關尼采的研究計畫。自1950年問世以來，這本專著在許多年裡一直在如何評價尼采方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考夫曼，1974)。考夫曼呈現出的是一位更傳統的思想家，而非為無政府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等提供靈感的人。令人普遍驚訝而又得到較為廣泛承認的是，尼采被證明是一位講求理性的人，甚至還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考夫曼致力於建構尼采的形象，這種形象遠離納粹、遠離那些聲稱以尼采為先驅的反理性主義運動、遠離藝術中的浪漫主義。新的定位使過去地闡釋變得難以理解，這樣一來，尼采的學院化應運而生。尼采成為眾多哲學家中的一位，人們將他與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W.F. Hegel)，以及其他西風哲學傳統中的領軍人物相提並論，比較異同。欽福於考夫曼的淵博學識，一些美國哲學家以及隨後更多的英國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將考夫曼作為從可觀性、真理本質、希臘思想、自我本性以及其他無危險可提等方面研究尼采的起點。
與此同時，尼采成為二戰後歐洲(在那裏尼采從未喪失體面)存在主義者和現象學派持續研究和徵引的對象。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尼采逐漸成為批評理論家、後結構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關注的焦點。當後兩個學派在美國立足進而大行其道之後，尼采再次被認定為啟發兩種思想的主要泉源。一些分析哲學家也發現，尼采並非如先前想像的踏樣與他們的旨趣相去甚遠。出於學術圈中典型的互惠互利的動機，這些學者將他們的一些見解的萌芽歸功於尼采，與此同時，通過引用尼采的權威他們近一步確立了自己對思想的貢獻。如今，由於尼采對各種反差極大的思想以及反思想學派的吸引力，尼采研究正在蓬勃興起。幾乎確鑿無疑的是，每年出版的有關尼采的書籍超過了關於其他任何思想家的。
佯稱尼採完全不願看到這樣的現狀是徒然無益的。尼采在世時幾乎完全為人忽視(除非另做說明，本書所言的在世都指在1889年之前，那年尼采精神失常，距他逝世還有11年)。儘管尼采並沒有因此而感到憤懣，正如幾乎任何事都不會使他憤懣，但世人的忽視確實使尼采陷入困境，因為他相信自己可以向同時代人傳遞真理，這些人正在因為忽視這些真理而付出慘痛的代價──這是尼采最精確的寓言之一。然而，對打著他的旗號完成的著作或做下的事，他定會嗤之以鼻；學術圈對他的學苑化改造的成功，儘管不像尼采所遭受的其他改造那麼驚人，但從尼采的角度來看一定極像是最終的失敗，因為他無論如何不願被學術界所同化，在學術界，任何事務都只供討論而不會付諸行動。
在闡釋尼釆的觀點之前，有必要稍作停頓，來思考一下為甚麼尼釆的著作對紛繁複雜的運動和各種學術思潮都極富吸引力。對於這個問題，更清晰的答案要到後面才能給出。這裏一個粗略的解釋是，原因恰恰在於尼采的行為特質使人初見即耳目一新。在《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 1872)和《不合時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 1873-1876)之後，他的作品通常都是由短小的文章組合而成，篇幅不及一頁，風格近乎箴言，儘管我們將會看到，他的箴
言式語句與以通常方式來創作和欣賞的格言警句迥然不同：一兩行包含人類經驗本質的話語，以優雅嚴謹的確定語氣希求人們接納。討論的主題龐雜眾多，其中的許多話題，如氣候、飲食、鍛煉和威尼斯，竟會出於哲學家之口 ，讓人不禁詫異。而且通常情況下，他的思考沒有依照一定的次序。這就意味着他的思路比大多數哲學家易於進入，他對各種體系所頻繁表現出的反感則使讀者認為，持有這種反感方為人之常情。尼采的許多「準箴言」內容激進，對於他的所愛，讀者從中僅可隱約察覺，但對於他的所惡，卻更易於從他慣常的睿智而極端的話語中明確了解到很多。尼采看起來厭惡他那個時代的文明，尤其是德國文明的方方面面，這令讀者為之一振。尼采的基本觀點是，如果不能創造一個全新的起點，那麼我們就在劫難逃，因為兩千多年來幾乎對所有重要事物的觀點從根本上都是錯誤的，而我們就生活在這些錯誤思想的殘骸之中，也可以説是生活在致命的頹廢之中──這樣的觀點將自主權賦予了那些想要與全部的文化遺產決裂的人們。尼釆則從未對這種不可能實現的完全決裂抱有任何幻想。
即便如此，有關尼釆著作的多種闡釋仍需進步的剖白。這些闡釋並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消減，而是在不斷增加，儘管它們已不似從前那般帶有啟示錄的神秘色彩。多種闡釋的存在向不知情者暗示着，尼采必定晦澀難懂，而且還有可能自相矛盾。這兩點確有其事。但人們如果不能意識到並始終牢記着如下事實，這兩點往往會給人造成比實際更為糟糕的印象：事實是，從《悲劇的誕生》開始，在撰寫成熟作品的十六年中，尼采發展深化其觀點的速度無人能及，並且他很少願意浪費筆墨，指明自己思想的變化軌跡。
尼采更經常做的是試圖以新的視角看待自己早期的作品，以了解自己前行的蹤跡，從他考察自己著述生涯的思路看，他似乎認為人們若不了解其早期作品，就無法理解他的後續作品。他想由此以自我為範例，説明禁閉於19世紀頹廢文化的現代人可以怎樣從默從轉而反抗，並為徹底的轉變提供建議。特別是在 1886年尼采的創造力瀕於枯竭時──儘管他自己不可能事先知曉這一點，他在自己以往的作品上花費了大量精力，為它們提供新的導讀，這些導讀有時是極嚴厲的批評，對《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他實際上寫了一本全新的長篇作品來説明寫作目的。毋庸置疑，這樣做的一個目的就在於表明，對於過去既不應後悔也不必忽略。但是許多評論者卻被引入歧途，誤以為他們可以據此認為尼采的全部作品彷彿是同時創作出來的。
另一導致誤讀和令人震驚的歪曲因素源於一個事實，即至少從1872年起（很可能更早），尼采必定就已經開始將大部分時間用於寫作。已出版的作品數量足以驚人，而他的筆記至少和成書的材料一樣豐富。不幸的是，這些未出版的作品（遺稿）大部分留存了下來。如果存在這樣一條普遍接受的方法論原則，即在任何清況下未出版的著作都應該與已出版的著作區別對待，那麼這並不會造成不幸。然而，幾乎沒有人遵守這一基本原則。甚至那些宣稱會這樣做的人也常常為了印證自己對尼采的評價，悄悄地從大量的遺稿中進行語焉不詳的摘引。此種處理方式的極大危害在於，尼采的一些核心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強力意志和永恆輪迴 ，得不到充份拓展。尼采通常很確信自己已經發掘了哲學的金礦，以至於只是粗略地記下許多思想，而沒有充份發展它們。這就給評論者提供了可能性，在不受制於任何明確主張的情況下將某一思想的發展歸因於尼采。一些人甚至認為，「真實的」尼采存在於他的筆記之中，而出版的著作不過是一套精緻的──十分精緻的──掩飾手法。海德格爾即持有這種荒謬的態度，這使得他可以將自己的哲學觀點同時作為對尼采哲學的延伸和批判加以宣揚。
和所有其他的評論者一樣，我也將偶爾援引尼采的遺稿，但這樣做時我會明確標示。尼采對自己那些付梓著作的最終形式煞費苦心，他是最不可能認為風格可有可無的人。尼采是一個天生的文體學家，即使草草記下的筆記也比大多數哲學家的成品優雅精緻。但是如果將他已發表的作品和這些作品的草稿相比，其差異卻十分明顯。這種差異會讓人不禁感到，在將這兩類作品相提並論時一定要十分慎重。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對尼采作品的操縱一直是創造尼采神話的一個主要因素。
以上這些仍不足以充份解釋，為何尼采會被描繪成憂傷之子，甚或被描述成帶着許多其他的偽裝。儘管尼采的觀點多有模糊難解之處，同時他也刻意不對理想形象加以明確限定，但人們終究希望失實的闡釋有個限度。在此，我只能無奈地説，很顯然，看起來不存在這樣的限度。一個像尼采那樣快速獲得顯赫名聲的人，一旦本人對此名聲無能為力，他也許就會被人毫無顧忌地用來證明任何一個需要偶像的運動。此時，就像在其他某些方面一樣，尼采頗具反諷意味地成為了他自己的反面，即「釘死的肉身」。這大概是尼采寫下的最後一段話：「我有義務反抗我的習慣、甚至本能的驕傲所深深反感的事物：聽我説！因為我是如此如此。最重要的是，不要將我和不屬於我的思想混為一體！」（《瞧，這個人》序言，1）然而，在尼采寫下這段話之後的一個世紀裏，鮮有讀者，更鮮有僅僅耳聞過他的人不是這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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