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
鄭政恆
這本金庸小說研究文集，將已故作家羅孚寫於1997年前後的文章〈話說金庸〉置於卷首，不單因為羅孚是當年的約稿人，而且他的一句話，恰恰點出了這本書的編輯方向──
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
金梁並稱，本書收錄了另一香港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的長文〈金庸梁羽生合論〉，當年他化名佟碩之為1966年創刊的《海光文藝》打響招牌，這篇文章早已成為半個世紀以來新派武俠小說研究的重要文獻。
八、九十年代是金庸小說研究的興盛期，在遠景出版社負責人沈登恩的主催下，倪匡寫了他的首部金庸小說評介著作《我看金庸小說》，往後數年間接連推出《再看金庸小說》、《三看金庸小說》、《四看金庸小說》和跟陳沛然合著的《五看金庸小說》，其中《我看金庸小說》為十四部小說排位，逐一點評，提出不少可供發掘的話題與角度。
除了倪匡，溫瑞安是另一善寫而且善評的好手，他以個別著作為討論重心，貼近文本分析，在八十年代中先後推出了《談笑傲江湖》、《析雪山飛狐與鴛鴦刀》、《天龍八部欣賞擧隅》。本書收錄溫瑞安《談笑傲江湖》的緒論的第一部分，從中可見兩代武俠小說名家的視野。
同一時期，傳媒人薛興國出版《通宵達旦讀金庸》，香港作家楊興安寫了《漫談金庸筆下世界》，其後楊興安還出版了《金庸小說十談》和《金庸小說與文學》。楊興安的文章〈論金著秉承傳統小說的香火〉，原刊於《作家雙月刊》第二期，比較分析唐代豪俠小說與金庸小說，以見金庸小說如何展現中國傳統生活文化的氣息。
然而以出版數量而論，香港作家潘國森可謂名列前茅，自《話說金庸》開始，接連推出了《總論金庸》、《雜論金庸》、《武論金庸》、《解析金庸小說》、《解析笑傲江湖》、《解析射鵰英雄傳》等專著，本書收錄〈釋「陳世驤先生書函」〉為《總論金庸》第一章，潘國森透過闡發陳世驤致金庸的兩封信，全面疏解了內容博大精深的《天龍八部》。
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明窗出版社推出多部金庸小說研究著作，例如有吳靄儀的《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情》和項莊（董千里）的《金庸小說評彈》等等。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的匯智出版社推出了陳鎮輝的《武俠小說逍遙談》、《金庸小說版本追昔》和鄺健行的《金梁武俠小說長短談》，都值得注意。
九十年代的金庸小說評析，不少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例如霍驚覺的《金學大沉澱》分析「金庸現象」，焦點已不在作品本身。香港資深文化人馬國明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與香港〉，收錄於梁秉鈞編輯的《香港的流行文化》一書，徵引者不少。本書收錄的三萬字長文〈金庸與金融〉，原見於《路邊政治經濟學》，討論更為全面，也發掘金庸小說隱含的不少社會課題和政治信息，包括身份認同、民族大義、兩性關係、父權主義崩潰等等。
林凌瀚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及文化系助理教授，他的〈文化工業與文化認同：論金庸武俠小說呈現的殖民處境〉，原刊陳清僑主編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論文聚焦於《鹿鼎記》和同一時期（即1969至1972年之間）的香港殖民處境，分析出小說對中國和港英殖民統治的複雜態度，以至香港人身份的問題。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田曉菲的〈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鹿鼎記》，香港文化，中國的（後）現代性〉，也是從文化社會角度研探《鹿鼎記》，這篇論文與〈「瓶中之舟」︰金庸筆下的想像中國〉俱見於田曉菲的《留白：寫在《秋水堂論金瓶梅》之後》一書，這裡只能選錄〈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因文章與全書主調恰恰匹配。作者從《鹿鼎記》的後設書寫出發，進入小說中反對民族主義，到支持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轉移，以至最後分析九十年代改編金庸小說的香港電影，探索香港電影人如何抱著後現代態度，在幽默中顛覆和嘲諷，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史書美的〈性別與種族座標上的華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從金庸的《笑傲江湖》和徐克的三部相關電影，發掘移民者、流放者及海外華人的角度視點，考察邊緣的華俠文化想像。
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韓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著有專著Paper swordsmen :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他的論文〈金庸早期小說與五十年代的香港〉主要探討《碧血劍》，韓倚松不單看到這部較受忽略的金庸作品的政治意味，而且了解1949年之後香港通俗文學的面貌，對武俠小說和借殼小說加以並觀比較。
除了社會文化角度，文學角度當然不可缺少，嶺南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劉紹銘的〈平心靜氣讀金庸〉討論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發展和意念世界，十分全面。
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危令敦的〈楊過和他的問題──論金庸的《神雕俠侶》〉從道德（德）與武功（體）兩方面看是楊過的改變和成長，細緻分析楊過如何與父權文化周旋。
著作不少的香港學者陳岸峰，不單出版了《醍醐灌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一書，對魏晉文學和《世說新語》也有深入研究，本書收錄的〈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魏晉風度」〉，可見作者如何將古典世界和金庸武俠小說的思想世界，進行視野的融合。
已故的澳洲華裔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過數篇研探金庸小說的出色論文，包括〈《脫卜赤顏》、全真教和《射鵰英雄傳》〉、〈金庸小說的視野：《天龍八部》〉、〈金庸小說裡的摩尼教〉，都十分精彩，令人眼界大開，本書轉載《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論《天龍八部》一文，可見作者豐富的學養。
除了文學和社會文化角度，哲學角度也屬必要，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梁燕城的〈從哲學角度解析金庸作品的思想結構〉，就深入剖析金庸小說中的佛道哲理內涵、歷史悲情與英雄典型結構。
金庸除了是作家和報人，也是編劇，影評人蒲鋒在〈從林歡到金庸──查良鏞由電影劇本到小說的寫作軌跡〉一文，發掘金庸在五十年代的編劇作品《絕代佳人》、《蘭花花》和《三戀》，找尋編劇林歡與作家金庸一以貫之的作者命題，而另一位影評人鄭政恆就在〈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金庸小說與香港電影〉中回顧金庸小說改編電影，以許鞍華的電影《書劍恩仇錄》和《香香公主》為重心。
金庸的武俠小說家名聲，不單局限於華人社區，而且名揚四海。至目前為止，《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和《鹿鼎記》都有英譯本，其中閔福德（John Minford）翻譯的《鹿鼎記》（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最受人重視，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副教授沈雙的〈評閔福德的《鹿鼎記》英譯本〉，對翻譯的策略和限制，以至反諷、通俗和寓言的關注，有獨到見解。
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系主任吳偉明的〈金庸武俠小說與日本流行文化的互動〉，顧名思義，焦點除了是金庸小說的日文譯本和學界研討之外，也討論與小說相關的動畫、漫畫、電腦及網上遊戲。
本書的編輯過程中，參考了《武俠小說論卷》、《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庸與漢語新文學》等多部論文集和金庸小說研究專書，當然也搜羅了不少單篇論文、文集、雜誌及網絡文章，但願這本書能夠為金庸小說研究，寫下重要一章，這當然是書中作者的集體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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