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新民主同志會的同志李蒼降
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 李蒼降，前汐止鎮軍民合作站書記唐志堂……連續共同意圖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經奉國防部核准，昨（十四）日上午六時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將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三名各提庭宣判，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台北《中央日報》（一九五○年十月十五日）
前言：卅八年後
敘事者：這個故事， 開場的時間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地點是陽明山嶺頭，一間搭蓋在樹林中的沒裝電話的簡陋的違建小木屋。那是我跟一個應該是下級軍官退休的老兵租的。那時候，不到三十歲，單身，沒有固定在哪裡上班的我，經常南北奔波，在全省各地採集有關鍾浩東校長及其他剛剛聽到名字的白色恐怖犧牲者的生命史，然後回到這周遭有鳥叫蟲鳴而無機器噪音的寮舍，試著從那些蕪亂碎屑的殘篇斷語中整理出一篇可以理出頭緒的人物報導。
那天清晨，在睡夢中，我硬是被一陣陣陌生的、帶著濃重客家口音的堅持叫喚著我的名字的蒼老的聲音催醒。我起身下床，穿好衣服，走去打開那扇木門。我看到一個不曾見過的身穿運動服的老先生站在門前。他立即向還未全然清醒的我表明身分。他說他姓李，名叫李薰山，是坐過牢的政治犯，讀過我前一年七月在《人間》雜誌發表的有關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報導：〈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我趕緊請老先生入內，讓他在只有一張從外頭撿回來的矮茶几的不像客廳的客廳的榻榻米上坐定。燒水，泡茶。老先生喝了一口茶，繼續操著那口聽起來不太清晰的客家國語解釋他如何打聽到我的住處。他又說，他剛好住在山下的雨農路，所以，天剛亮，就沿著山腳的石階步道，一步一步，爬上山來找我。他說，他是新竹的客家人，一九二二年生於竹北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楊梅公學校畢業後考進州立新竹中學校，然後又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預科，再進入台北帝國大學工學部第一屆。他向我透露，說他和郭琇琮醫師是曾經一起戰鬥過的老同志，所以我那篇報導使得已經步入老年的他的心靈受到強烈震撼。他還告訴我，那篇報導在長期不能見光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中間也有了從未有過的反響；因為，瘖啞了幾十年之後，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理想終於初次在台灣社會得以公開了。他接著就表明來意，說他今天專程來找我，主要是希望我，除了郭琇琮之外，還能夠繼續把幾個值得後人紀念的他認識的老同志的歷史寫出來。然後，他就向我口述了他的歷史證言，也介紹了包括蘆洲李家子弟李蒼降在內的幾個犧牲者的簡單事蹟。
那天之後，李薰山老先生就熱情地幫我聯繫，然後帶著我四處拜訪那些犧牲者的親友故舊，一點一滴地採集他們生命史的零碎片段。
一九八八年九月四日上午，我由老先生親自陪同，前往台北市仁愛路圓環附近巷弄裡的一棟民宅，採訪了李蒼降遺孀曾碧麗女士及其二弟李蒼炯先生。
從此展開了尋找李蒼降的漫漫而不知所終的探索之路。一直到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通過當年仍在母體內孕育著就被捕入獄的李黎紅醫師的安排引介，我在她位於三重台北橋頭畔的診所，見到了當年同時被捕入獄的已然百歲高齡的李蒼降的二姊。這段尋找李蒼降的歷史之旅才暫時告一段落。
一、蘆洲田仔尾李家子弟
嚴秀峰：我是蘆洲田仔尾李家媳婦。李家祖籍是閩南泉州府同安縣兌山。清乾隆年間，來台祖第十七世李公正與兄弟東渡來台，卜居舊名和尚洲的蘆洲，並以勤勞儉約和耕讀發家，受到和尚洲鄉親的讚仰。
李公正的次子李濯夫（諱清水）精通堪輿、醫學，又勤奮耕作，陸續購下六筆土地，建立「李長利記」字號。李濯夫育有七子。三子李樹華曾任清朝台灣區秀才主考官，安平縣兼理鳳山縣儒學正堂，人稱「李老師」，曾獲光緒皇帝賜頒「外翰」清譽，頗具聲望。
一八九五年左右，李樹華七兄弟合資，重修擴建父親李濯夫創建於一八五七年左右的家宅。他們為仿照大陸古厝的建築型態，特別延聘山西籍的知名建築師，專程來台主持設計重修工程，選購泉州石、福州杉等上品建材，自大陸運來。為此，特從李厝左側闢建小運河一條，從宅前的蓮花池直通淡水河口；最終建成為正身三進，帶內、外護龍，呈方整矩形的四合院大宅。這棟人稱「田野美」的李宅，寬五十點六八公尺，深卅四點二八公尺，面積約一千七百平方公尺，共計九廳、六十房、一百二十門，在規模上，與一般官宅毫不遜色。十年後，因為人口眾多，李樹華七兄弟均分家產，散居各地。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李氏古厝正式列入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古蹟，定名為台閩地區第三級古蹟「蘆洲李宅」。
李蒼炯：李蒼降是我大哥。父親李友詩（諱傳興）與李友邦將軍是蘆洲田仔尾李家第四世的堂兄弟。我們是二房。李友邦是四房。
嚴秀峰：李友邦（1906-1952） 自幼就不滿日寇統治台灣， 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一九一八年考進台北師範學校就讀。當時正值第一次歐戰末期，殖民地自主、民族自決的風潮漸起，對於充滿矛盾的殖民地台灣，起著一定的衝擊作用。基於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義憤，他參加了一九二一年公開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同時也與校內同學祕密組織反日結社，策動抗日學運。著名的李家大宅及院落自然成為文化協會在和尚洲舉辦文化講演活動的理想場地，招來無數為殖民地探求出路的人民群眾和抗日社會運動家，也招來監聽監視的日本警探。因此，他和蔣渭水、王敏川、賴和、連溫卿諸先輩結成忘年的友情。一九二二年，他和胞弟李承基夥同激進抗日青年襲擊海山郡派出所。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再夥同林木順、林添進等八位同學，突擊台北新起派出所（今台北市長沙派出所），因事態嚴重，被師範學校勒令退學，並招警逮捕。他於是越牆連夜潛逃至高雄，與林木順等人會合，然後潛離台灣，前往祖國大陸的上海，又轉廈門。同年九月，進入國共第一次合作時代之黃埔軍校二期，繼續為台灣民族革命運動奮鬥。
李蒼炯：蒼降大哥生於友邦叔逃離台灣的那年六月。父親原本在迪化街從事兩岸生意，蒐購台糖布袋，轉售廈門；後來在關渡經營果園。他和母親育有三子七女。除了大哥之外，二哥蒼土，生於一九二六年。我是老三，生於一九三二年。堂叔李友邦及其兩個弟弟先後都參與反帝抗日運動，可謂一門三烈。我父親雖然沒有投入實際的抗日運動，但民族意識也很強。因為這樣的家風與身教影響，我們兄弟三人懂事後，也都具有強烈的抗日精神與祖國意識。
二、台北二中學生反日思漢事件
敘事者：日據時代，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實施「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就國民基本教育而言，設有兩種不同的學校，一種是專供日本子弟及親日而有社會地位的台灣子弟就讀的小學校，另一種則是一般台灣人子弟讀的公學校；兩種學校的設備、教學與待遇都有極大的差別。李蒼降就讀的是台北市日新公學校（第十九屆）。
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新公學校畢業後，李蒼降與同班同學雷燦南同時考進主要是台灣人子弟就讀的州立台北二中（第十六屆）。
這一年，恰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大力開展「皇民化運動」的黑暗年代。四月一日起，《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同時停止漢文版；台灣人經營的唯一漢文日報《台灣新民報》漢文版減縮一半，並限於六月一日全部廢止。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
台灣軍司令部隨即發表強硬聲明，並對台灣民眾發出警告，禁止所謂「非國民之言動」。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與此同時，殖民當局又強迫推行所謂「國語普及運動」，並且粗暴地限制或禁止民間傳統的戲劇與音樂演出、武術傳授與宗教祭祀。
在這樣的時代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皇民化教育的台灣青少年，果真日後被教育成「皇民意識發揚之一代」的話，也不是什麼教人意外之事吧！
然而，儘管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已經從文化協會以來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型態進入到缺乏領導、缺乏組織的沉寂狀態，一些往往是零星分散的、各自作戰的反日鬥爭，依然普遍存在，並且經常自發地出現。台北二中也不例外。
就在李蒼降進入台北二中前一年的二月廿六日，鼓吹皇道精神的日本皇道派軍官策畫了名為「二‧二六事件」的武裝政變。受到這樣的刺激鼓舞，四月廿五日，以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等為主的台北二中第十二屆（一九三三年四月入學）的部分台灣學生，在太平町國昌食堂組織祕密結社列星會，目的是「依革命手段將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統治之下，排除日本於台灣的統治權，變革日本國體。」同時決議「排斥日人為當前的方針，且為訓練鬥志武力，要常與日人打架」；定期在每個月月底集會；對外廣求會員。
三月間，台灣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者的領袖林獻堂隨台灣新民報社董監事華南考察團歷遊華南各地。五月，台灣軍部於總督府所豢養的《台灣日日新報》揭露：林獻堂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致辭時有「林某歸來祖國」之語。該報並連日以頭條新聞撻伐林獻堂為「非國民」（日奸）。六月十七日，日本浪人賣間某因此在台中公園舉行的日本帝國台灣始政紀念日慶祝會上毆辱林獻堂，惹起了所謂「祖國事件」。
同是台北二中第十二屆的台灣學生林水旺非常同情林獻堂的遭遇，並且激起潛藏的「思慕中華民國為祖國，懇望台灣復歸於中國」的抗日情懷，從而與列星會的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等三名主要幹部串連，決意組織「中國急進青年黨」，以「在中華民國援助下，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復歸中華民國」為目的。其後，李沛霖和楊友川與日籍鐵道部見習塗工鬥毆。十月三日，日本特高因為偵查此事件而發覺台北二中一部分台灣學生祕密組織了以「台灣脫離日本，復歸中國」為目的的列星會，並正準備擴大組織為「中國急進青年黨」，於是封鎖新聞，循線檢舉關係人，並將李沛霖等四人以「首謀者」起訴。一九三七年二月
十九日，預審終結。李沛霖、楊友川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傷害，林水旺、顏永賢則依違反治安維持法，各裁定有罪，付予公判。四月三十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宮原裁判長在禁止旁聽的情況下宣判：李沛霖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林水旺、顏永賢、楊友川三人，各處有期徒刑三年；未決拘留的二百四十日算入。
殖民當局唯恐沉寂已久的台灣學潮因此星星之火而再度燎原，遲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才敢對外公開此一令人難以置信，但卻表現出台灣青年思漢情急的反日事件及其內容。
陳炳基：日據下的一九二七年，我出生於台北市的萬華。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霸占台灣長達三十二年之久了。因此，我從公學校開始就被迫必須學日語，接受做好「忠君愛國」的「日本臣民」的奴化教育。一九四○年，我考進台北二中（第十九屆）；是李蒼降的學弟。就我所知，日本殖民當局公布的台北二中學生思漢情急的抗日事件，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台北二中紅毛巾事件」（因為他們在懲罰日本學生時都把繡有「北二中」的紅毛巾掛在腰間），無疑對李蒼降以及我們這些後來進入台北二中的台灣學生，上了反日、愛國的第一課。經此反日事件的教訓，在民族純血的脈動下，我們這些熱血的台灣青年也在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高壓的時代，找到一條抗日救國的路—畢業後渡海回大陸，投入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行列。
許訓亭：我是李蒼降的台北二中同學。當時，台北市一共有四所男生就讀的中學校，其中一中、三中（今師大附中）和四中（光復後與一中合併為建中），主要都收日本人子弟。在台北二中，我們的座位按身高次序排列。李蒼降的身高和我差不多，所以一直到畢業為止，他不是坐我前面，就是旁邊。因為這樣，我和他比較常接觸。當時，他家住關渡，家裡有一片山，種柑橘和花生。我不太清楚這是他父親自己的，還是給人租的。他經常找同學去採橘子，也經常拿花生給同學分享。每逢台灣神社（今圓山飯店）的祭典參拜，清晨四點多，我們就要去學校集合；他都會在港町（今西寧北路）的我家過夜。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我從沒想到，他的內心竟然燃燒著那麼強烈的民族情感與社會關懷的火。
李蒼炯：我聽說，有一次，二中校長批評二中學生，說他們沒有一中學生活潑。蒼降大哥就毫不畏懼地站起來反駁，說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當然沒有一中學生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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