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的公車會「犁田」
台北市有載客巴士，始於一九一三年，如養不良的初生兒，一年即夭折。真正粗具公車系統規模，已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此後十來年，姑且稱為台北公車的幼稚園期，那時的單純，如你我三歲流著鼻涕、四歲拉著媽媽衣角、五歲抱著小狗，想來可愛。
那時候，公車屬私人經營，車小到比現在的小巴還小。以一九二○年所見的公車來說，底盤高，輪胎比現在瘦。乘客坐左右兩邊，面對面，每邊應該擠不進四個人。說是車，又沒有「車廂」；乘客非置身可封閉的空間，車沒有窗戶，頂上罩布棚，彷彿坐敞篷車。
那時候，公車上還有一個現在已消失的職人，稱之「車掌」。戰後，有一段很長時間，公車都有車掌，負責收賣車票，下車信號也由她們吹哨子。我寫「她們」，因為中年以上兩、三代台灣人遇見的車掌，全是小姐。但是，台北公車的「幼稚園小班」時期，車掌都由男性擔任。
男車掌有點自毀前程。一九二○年，曾有讀者投書爆料，指來往大稻埕與艋舺間的公車，女乘客多中學女學生和護士，她們上車要買票，姓王的和姓葉的兩個男車掌故意不賣，色迷迷的，等停車或下車，再手來腳來，「調戲」這些少女。兩年後，車公司也覺得設車掌的弊害太多，就把男車掌廢了。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台北公車才起用六位女車掌，其中四位是台灣小姐。
當初，還有一個專屬舊時代的公車風景。
一九二四年八月，颱風剛掃過，到處水災。公館到新店之間，沿途牛車、拉車，晝夜絡繹不絕，搬運重建需用的材料。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半左右，天色漆暗，車牌號「50」的公車載了十三位乘客從新店往北來，幾乎可說是摸黑前進。駛到景美的番婆厝（今萬隆集應廟一帶），二十二歲的廖姓司機看到牛車時已來不及，還好只是擦撞，車有點損壞，便想到有燈的地方修理。沒想到，往前開開開，到今萬盛街那邊，忽然，才轉一下把手，車就栽進田裡了。災情反而比撞牛車嚴重，報紙說，車體「全部粉碎」，車上的日本警察光田撞到鼻樑，流著血，其他七位台灣籍乘客輕重傷都有。
現在公車都走在大馬路上，穿梭在大樓與樓房之間，八、九十年前大不同，公車一出大稻埕、艋舺和城中區，四處盡是農田，道路又窄，稍有車況，方向盤稍偏，動不動就，「犁田」了。
一九三一年，還發生一種現在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公車之禍。一樣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司機，駕駛台北市營公車，從中崙往台北車站開，來到善導寺（當時為淨土宗別院），那裡有個公車牌，郭姓司機正準備停車。故事說到這裡，必須插入一個說明，日本時代，陸上交通一律靠左行，因此，郭運將準備停車的位置為路的南邊。這時，從今天紹興南街駛出一部市役所（市政府）的「糞屎運搬車」，像溜冰一樣，無遮阻地撞上公車的左後側。公車玻璃窗全破了，一位日本籍乘客割傷頭，一位台灣人乘客割傷臉。更恐怖的是，他們還被潑到穢物，搞得搭個公車好像遇見仇人似的。
不過，報紙編輯可能為了補償他們受創的心靈，標題下得文雅，說是公車撞糞尿車，乘客負傷，「有沐黃金汁者」。
小象闖進高級料亭了
小熊貓「圓仔」連睡個覺都那麼卡哇衣，惹人愛憐，成為台北動物園的新明星。時間往前推，戰後幾十年，圓仔的前輩是大象林旺，再往前推到日本時代，那就屬「麻──將」最紅了。
「麻──將」是一隻母象，大家暱稱牠「マーちゃん」，可以譯成「小瑪」，但念起來的聲音則像中文的「麻將」，叫起來頗順口，姑且就這樣寫。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麻將先搭船到基隆，轉搭貨運列車，抵達台北火車站。民眾已經聞風而來，圍觀等待者有戴斗笠的、有穿台灣衫褲的，明顯是台灣人。報紙如拿刀刻木，要把歷史上不可忘卻的時間牢牢記著，午後兩點十二分，麻將小象從貨物車的小斜坡走下來，終於踏上台灣的土地，同一秒，新聞記者拚命按下快門。
然後，麻將如何從台北火車站到她的新家圓山動物園呢？用走的。動物園的人餵她樹葉和水，誘騙她慢慢往前。從現在忠孝西路靠左側開始走，第一個轉彎，走進今天的中山北路。路口的行政院，以前是台北市役所（市政府），市尹（市長）太田吾一鼻下蓄著髭，和一堆公務員跑出來歡迎。市長出迎的熱鬧沒過幾秒，麻將走一走，明明有鐵鍊圈住脖子，仍然拉不住，突然就衝進旁邊的日式高級酒宴料亭「梅屋敷」，即今天的國父史蹟紀念館。一個小時後，好不容易才入住圓山新家。
之後，麻將就變成圓山動物園的「人氣者」，大人小孩抱著好奇去，看牠用鼻子吃飯，興味盎然。麻將一整天要吃五顆鳳梨、甘蔗葉一百斤、一些普通青草、一斗的水，再加上刺刺的鳳梨葉五十斤，非常驚人。
有一次，中部的原住民小孩到動物園修學旅行，他們在山上看過許多動物，對大象卻很陌生。雖然麻將還是小母象，只有一千公斤左右，他們仍覺得大得可怕。麻將的象腿，在他們眼裡，很像部落的石臼。初看到麻將的象鼻，他們皺眉不解，為什麼象臉上會長出一隻腳來。
日本時代，去動物園已是孩童普遍的活動。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在回憶錄裡說，小學時，老師帶他們到圓山動物園遠足，前一晚他興奮得睡不著覺。隔天搭火車從基隆出發，下了台北火車站，再走路到動物園，花了大半天，雖然只剩半日遊，也很高興滿足。張榮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小學時期到動物園遠足，應該看過人氣印度象「麻將」。
三○年代，麻將是圓山動物園的第一女主角，她塊頭大，存在感十足，能聽命做動作，每年「動物祭」，動物園準備米、地瓜、蜜柑、甘蔗、香蕉和柿子等供品，祭拜死去的動物同伴，感謝牠們的付出，此時，麻將就會身披彩衣登場，代表園內所有動物屈膝祭拜。
同在園內，猩猩「一郎君」也很受歡迎，身高一二八公分、體重六十八公斤，是全日本第一大的猩猩。不過，日本時代，圓山動物園歷經兩次大門改裝，一九三九年底那回的新門，入口正上方還是畫了兩頭大象，那可說是麻將的勳章，證明牠不容動搖的一姐地位。
麻將向來溫馴，還是闖了一次禍，一位叫蔡誘丁的動物園工人，靠近餵食，「被象鼻舐其頰」，蔡桑的臉被這致命一吻，竟然就受傷了，而且還要好幾天才能痊癒。
猛雄藏了十個月的祕密
二○一三年，給貓熊「圓仔」取個好名字的活動，熱烈進行，進入第二階段，有六個名字開放網路投票。
日本時代，不乏動物明星，不乏有響亮的小名暱稱，但是，為明星動物舉辦命名徵選，只有過一次。主角既非孔雀、雲豹，也非猩猩、大象，而是一對老虎夫婦。
一九八六年，台北動物園才由圓山搬到木柵現址，圓山動物園則早在一九一○年代中期就開幕了。開園之初，便有一隻印度虎，身長六尺，年齡五歲，每天跺著步，咆嘯稱霸。
雖說老虎的壽命可以超過二十年，但是，早期圓山動物園的老虎，不敵三、五年，便要歸天。又死了一隻老虎之後，養育主任大江常四郎哀嘆說，園內的老虎因為年幼，胃非常虛弱，養老虎好像跟養老人一樣，雞肉都要先搗碎成細末，再拌入雞血。
抱怨歸抱怨，動物園沒有老虎，還能號稱是動物園嗎？一九二○年春天，大江常四郎奉命前往新加坡買虎去。本來預定出差往返要花七十天，但大江先生一去無返，不幸病逝新加坡。之後幾年，動物園改向日本的動物商人購買老虎。
一九三五年，圓山動物園又從九州門司的商人那邊買了兩隻馬來虎。四月多，鳳山丸駛進基隆港，載來這一對新客，給動物園注入活力。接下來的五月五日為日本的「子供日」（兒童節），園方靈光一閃，決定那天要給兩隻老虎新生辦個盛大的「命名式」。
徵募虎名的辦法，因兩隻老虎雌雄各一，園方就定位為「虎夫婦」，希望市民大家一起來幫忙取個簡潔、好叫、有夫妻感的名字。應徵者要用空白明信片寫上意愛的名字，活動到四月三十日截止，入選者將送老虎寫真照當獎品。
結果，短短幾天，有一百八十五張明信片飛來，跟現在運用網路，動輒萬人參與，無法相提並論，但是，無礙於選出好名字。五月五日那天，進動物園的遊客都可以拿到印刷漂亮的老虎卡片。下午一點半，市長代表人宣布虎君夫婦名字為「猛雄」和「破魔子」，聽起來，虎先生很生猛，虎太太也是不可輕侮之輩。大象接著揮舞長鼻，向新到的虎朋友致恭賀之意。最後，還打煙火，閃閃火花從空中絢爛灑下，整個動物園內更顯得熱鬧滾滾。
猛雄和破魔子的命名秀，可謂盛大收場，十個月後，卻有個烏龍的結局。
猛雄入住圓山不到一年，也難脫厄運，突發怪病暴斃。動物園解剖死體，全部人都嚇了一大跳，猛雄不是男的，牠是一隻母老虎。回想前一年的虎夫婦命名活動，好不尷尬。
這下怎麼辦？動物園只能馬上向遠在門司的動物商人「提出嚴重抗議」，然後，動物園也不能沒有一隻雄糾糾的老虎，於是又跟原廠商簽了一張買賣契約。不過，這回為了避免相同錯誤，交涉時特別強調，我們要買一隻「確實」是男生的老虎。
狗狗的日本時代
日本幕末，一位荷蘭人的家僕帶一隻外國狗狗，從長崎踏上東瀛土地。接著一八六○年代末期，也就是明治初年，日本門戶向西方大開之際，一隻腳很長、尾巴很細、毛短耳垂的pointer獵犬，跟著牠的英國主人，移居橫濱，開始牠的東方見聞錄。
台灣因中國簽訂天津條約而開放港口，從一八六○年底開始有外國領事到台南。茶商紛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洋傳教師、神父接踵而來。據筆者眼力所及，還未讀到相關資料，證明他們帶著狗兒一起東來。
但是，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三年，也就是距今一百零九年前的一八九七年九月初，一個在洋行工作、名叫「保羅」的洋人，在報紙上連登三天一則稀奇罕見的尋狗啟事。說是要找「小洋犬一頭」。大概保羅的狗不怎麼像所謂的西洋狗，廣告說了一個「但是」；「但是，白色狗狗有黑點，尾巴還被剪得很短」。當然，就像現在心急如焚的主人一樣，絕不會虧待幫忙找回愛犬的善心人士，保羅也在廣告之末表明會致贈謝禮。
登載這則尋找愛犬廣告的《臺灣新報》，是日治第一份現代化報紙，一八九六年六月才創刊。即使保羅的白狗不算是台灣第一洋犬，保羅應該還是台灣第一個刊登尋狗啟事的狗主人。
一百多年前，台灣不僅不是沒有小狗蹤影，而且還是滿布市街，很容易讓外國人感受到牠們的存在。把台灣烏龍茶輸出國際的重要英籍茶商陶德（John Dodd）曾幽默說，台灣的狗本來對洋人極不友善，會咆哮追咬洋人，但一八八四到八五年，法國軍隊佔領基隆那段期間，被法軍一寵，幼犬已經會搖尾巴，「跟隨陌生人東晃西晃」了。
其實台灣土狗不僅對洋人懷抱疑懼，日本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六月初從基隆上岸履任，七月有一天，自己單獨在西門外散步，也曾被一群黑色台灣土狗包圍狂吠。樺山一氣，隔天就命令部下大舉掃蕩野狗。這下台灣土狗惹到的可不是手無寸鐵的英國茶商紳士，而是揮著刀的日本軍人，旋即慘遭斬首報復。
接下去幾年，日本基於衛生考慮，防制狂犬等傳染疾病，非常努力撲殺野狗。養狗既要抽稅，營救野狗還要罰錢。臺北廳並公布法令，要求家犬要繫鑑札，否則一律視為流浪野狗，撲殺勿論。
但是，野狗和家犬只以掛在脖子上的「鑑札」（執照、許可證）來區別，誤殺事件頻傳。一九○七年，終於出現一位主人，挺身為愛犬爭取正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指出，酒商葉瑞，住台北大稻埕日新街（今延平北路和涼州街口東南一側），他的狗領有第五百十七號鑑札。家住日新街西市的葉家狗，一朝跑到南市閒逛，捕狗大隊的日本人高野也晃到南市，報紙說，高野「乍見該犬。即從而銃殺之」。報紙沒說葉瑞傷心悲憤，抑或頗有法律概念，反正他就告官了。他跟法院主張，狗以六十錢買入，之後每天花飼料費十五錢，養了十六個月，共花七十二圓，所以請求高野應賠償他七十二圓六十錢。
狗綁著鑑札，仍被撲殺的何只葉家狗一樁，報紙說，但要求賠償的「殆百無一二焉。葉瑞可謂飼犬人中之錚錚者矣。」
從葉瑞的新聞來看，上個世紀初，似乎不少台灣人會花錢買狗養狗，然而既不關在家裡，也不拉鐵鍊散步，似乎還不到現在養寵物的程度。
到一九一○年代，台灣對遛狗還很陌生。那時有份雜誌《台灣愛國婦人》，常登載各類國際趣聞。一九一五年有一段文章，把賣狗店說成「倫敦最奇者」，「紳士淑女偶一散步。無不率犬而行。每以金環箝其首。區區一犬。雖四五百金至千金，亦所不靳。」靳是古文「吝嗇」之意。倫敦人對狗那般大方，教台灣人很是驚奇。
一九一○年代的台灣社會，倒已不乏飼養西洋犬的人。一九一四年，也有個姓「菅沼」的日本人登廣告尋找愛犬，說他的狗有「白黑斑」，屬「フォックステリア種」，即英文的Fox terrier，台灣稱「雪納瑞」的英國犬。
而寵若兒女的飼主也已經大有人在。葉榮鐘（一九○○年生，報人、政治運動家）十四歲那年，在家鄉鹿港當小藥劑生，受僱於日本人片岡醫生。片岡太太高頭大馬、圓臉有酒窩。葉榮鐘猜她大概沒有生育，「所以養一條捲毛的黑狗，一天到晚抱起抱倒」。
「店狗」也現身了，可惜不怎討喜。一九一五年三月底，春花正開，台北大書店新高堂裡，有個年輕男人正在看書。本來畫面很安恬的，老闆的狗兒卻猛然發飆，咬了這位客人的右腳踝。
在西方世界，一九二○年代開始的兩任美國總統哈定和柯立芝，都曾公開抱著愛犬，大展笑容。一九三○年代廣告上，時尚摩登女郎常戴著鐘形帽，和狗兒一起演出。
戰前就有「狗是奢侈的家庭動物」的說法，當時台灣是否有養寵物狗的流行，並不明顯。不過，中山北路宮前町的煤商張聰明家裡，就有一隻外國臉孔的狗，據稱是他的兒子帶回來的莫斯科犬，他們給牠取了一個洋名「Charlie」（查理）。從一九四○年左右拍攝的舊照上看，查理依偎在坐著的小主人腿邊，頷下的鐵鍊隨意橫過小主人的小腿，顯得安逸而愉快，就跟當今萬家愛犬所受的待遇一般。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日本時代擔任高等官員，待遇優渥，他家也養狗，取名「吉姆」。和張家愛犬一樣，都取洋名。
當年，「エス」（唸音同S）似乎頗流行的狗名。在台北靜修女中的刊物裡，有兩篇女學生作文談家裡愛犬，兩隻備受寵愛的狗都叫「エス」。戰後日本還有很長時間，「エス」是日本狗界的「菜市仔名」，漫畫裡常有叫「エス」的狗狗。
從靜修兩位日籍女學生的作文也可以看出，戰前應該沒有專門特製的狗食，一般家犬常吃味噌湯泡飯，非常日本風。當然，也吃生肉、豬肉汁和家裡前晚剩下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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